一

盛晚唐时期，词作为一种新鲜曼妙的流行音乐——燕乐，开始诞生并日渐昌盛起来。词作的内容多流连光景，表现男欢女爱，艳丽多姿，通俗易懂。由于它承担了士大夫们娱情的需要，契合了诗文正统地位压抑下的人性需求，因此表现出自由活泼、婉约精美、流丽通脱之气，使后人在翻阅唐宋作品之时有眼前一亮的惊喜。

词的这种打破诗教的娱情特质适应了社会发展新阶段人们情感多样化，发现了更多自我需要的趋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文人乃至文化日益发展的市民的需要与喜爱，更多的文人也参与了进来，如白居易、刘禹锡诸人都开始尝试创作新词，李清照论曰：“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李清照《词论》）以至于到了唐末五代，还形成了西蜀词人群与南唐词人群两个创作群体。至此时，“郑声淫，远郑声”的传统观念已经远远被抛到了人的脑后，甚至成为社会消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郑卫之音”合法性地位的确立正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如果考量唐五代词的词体学意义，那么，词体在这个时期，它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写作承载教化作用的诗文之余，士大夫对表达个人性情的需求。词人们用一种朦胧的手法来传达人类对两情相悦式爱情的向往，对美好人生的憧憬，对现实中家长制下不考虑感情的传统婚姻的反对。情到深处可以是废寝忘食、魂牵梦绕，可以为之生、为之死，这样理想的精神状态严肃而不乏亲切，深刻而又让人感动。这样，词就把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融合得浑化无痕，从而使词在满足个人性情抒发的同时，富有了深厚的社会属性与人文意义。这种心态创作出的作品，使词人们在词的世界里摆脱了现实的无奈与困惑，达到了一种熨帖、自在、超功利的自由精神状态。如果说唐五代词在摆脱诗文承载教化方面在文学上贡献比较突出的话，那宋词则更加突出“士大夫文化”，多了一些“温柔敦厚”的色彩，弥合了诗的社会功能与词的个人性情之间的鸿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轼。正如杨海明先生所论：“词则好比一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球，从里到外都剔除了外来物的残痕而显得通体透明、浑圆光亮。”“比较诗文作品，词就更像天真烂漫的孩子那样，其啼笑哀乐更是显得真情勃露和毫不作假，而不像诗文那样时常会讲一些‘官话’或摆一番架子。”（杨海明《唐宋词美学》）而词与诗文分别承担了人的社会性与个人性的两面，共同搭建了人的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