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深切怀念敬爱的郑奠老校长
人生百年，往事如烟。许多人、许多事，早已离我远去，渐渐地淡出我的记忆，唯有我们敬爱的老校长和他的一些小事，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他的形象总是越来越高大、越来越伟岸。
1943年，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年近50岁的郑先生，既没有随着内迁的人流奔赴西南大后方，也没有“苟全性命于乱世”，避难隐居于山林，而是挺身而出，联络赵君方、陈季侃、何燮侯、庐临先、钱之棼、何清无、赵可法等先贤前辈，在魏家坞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办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校——我的母校忠义中学，让我们这些因战乱而失学的孩子得以读书成长。
魏家坞东北以象山为屏障，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穿村而过，环境清净优美，居民纯朴厚道，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可是，它又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这里既是新四军金萧支队的游击根据地，国民政府（诸暨政府）也经常有人员前来，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离象山八九里
的何家山头、阮家埠一带，盘踞着的伪军江南独立师——老百姓都叫“和平佬”。这三股力量，前两者是我们自己的人，不存在任何危险，而这个“和平佬”，打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旗号，到处抢劫掳掠，祸害人民，投靠日军，卖国求荣，大家都万分痛恨。
这个和平军，一个师的编制，师长叫蔡廉，中央军校毕业，是蒋委员长的高足；其所在的国军被日军打败，他当时是一名上尉连长，就趁机带领数十名残部，落草为寇，据地称王。日本人来了，他就投靠了皇军，成为货真价实的大汉奸。
当时该部多次来学校周边村庄骚扰、破坏，严重威胁学校的教学秩序和人身安全，郑校长对此临危不惧，巧与周旋。
据说，有一天蔡廉来校，要求给学生做报告，郑校长并没有严词拒绝，答应了他，却做了巧妙的安排。
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先是请来校指导的县教育科长何清钊做报告。何先生的报告内容，时代久远，早已忘得干干净净，毫无印象。
过不几天，我们全体同学端坐在一块空地上，听蔡廉的所谓“和平奋斗曲线救国”的演讲。说实话，左耳进，右耳出，没什么印象与感受。
接着，郑校长请来了当时金萧支队兼任中共诸暨县委书记的朱学勉大队长做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形势报告，他从西欧、北非战场德、意军队的全面溃败，讲到东线太平洋主导战役的节节胜利，全面深刻、生动有趣，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这三个报告在时间和内容的安排上，先后有序、紧密相连，因为既然有恶棍来放毒，那就得有英雄来清毒呀。当时我们都年少幼稚，根本不理解其中的玄妙，现在人老了，有道是“老有所悟”，才真正认识到郑校长当时是何等艰险，是何等劳身焦思和苦心孤诣！
这三个讲话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或者说是三种势力。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当年拥兵自重、割据山西的阎锡山来了，其时，日本皇军入侵，山西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抗日前线。而卫立煌将军所率的国民革命军早已进驻山西，这样阎锡山的一亩三分地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阎老头虽然惶恐万分，却还是颇为自得地说自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真有趣呀！
我之所以请出这位山西王来说事，既是为了有助于说清楚当时郑老师所处环境的险恶，也是为了使我的这篇所谓文章加上一点说说笑笑的气氛，我是“姑妄言之”，别人读了自然是“姑妄听之”而已！
朱大队长的报告，在最后部分严厉批判蔡廉的反动谬论，驳斥其无耻谰言，使大家认清其卖国求荣的真面目，正确看清其投靠日寇、背叛祖国和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
郑奠老师，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与毅力，抱定教育救国办好学校的宗旨，面对敌人，虚与委蛇，巧与周旋，终于把当年的忠义中学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方名校。
郑奠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更是一位大智大勇的爱国主义者！
作为他的学生，作为忠义（学勉）中学的校友，我们应该永远尊敬他，学习并传承他的爱乡、爱校的崇高品德，并为母校做出我们的应有贡献。
如果说创建母校是一件大事，那么下面要说的爱生如子，就是老校长的小事了。
那学期，我们的国文老师是楼××先生。他学问很好，是一位前清的秀才，讲课也很认真，只是为人十分古板，对人对事总是固执己见，他范读课文，总是摇头晃脑，声情并茂。我们很多同学，尤其是前排的几位小学弟，常常要学楼先生的枫桥腔调和神态，每次国文课下课，课堂里总是一片喧闹，楼先生有一句口头禅叫作“异乎寻常”，意思是不同于平常的，非常的。有一次，他又多次喊出“异乎寻常”，这一下就出事了，一下课，堂上一片“异乎寻常”，好不热闹。因为这句口头禅在我们听来变成了“义乌青糖”。这“义乌青糖”是义乌特产。于是几个调皮的学生，竟在背后称呼楼老师为“义乌青糖”了，真是胆大包天！好在老师没有听到，总算暂时过去了。
几天之后，楼老师来上中山先生的《伦敦蒙难》这篇课文，在读到孙先生在甲板上写文章，发出“簌簌作记”的声音时，老师读的是“sù sù（簌簌）作记”，我们听来，却成了“tōu tōu（偷偷）赶猪”，这是一句枫桥土话，是要肉猪滚开的吆喝声，老师一下课，课堂里响起了一片“偷偷”声，这一回，楼老师听清了，立刻回转身来，把点名板和粉笔匣狠狠地扔在地上，还怒不可遏地连声说道：“师道不尊，师道不尊！”“这样的学生我不教了，不教了。”这一下，惊动了办公室里和其他班级的同学、老师，现场闹哄哄，活像一锅沸腾的粥！
事情已经很僵了，但是祸不单行，我班坐在后排的陈金龙、蒋篆根两位老兄却不甘寂寞，竟奋笔疾书，针对这件事的过程，写出一张大字报，并且将它贴上了布告栏，这真是火上加油！楼老师见此情景，更加怒火中烧，他急奔办公室，坚决要求开除这两位他所认定的肇事魁首，否则就走人。
怎么办？郑校长犯难了，开除这两个学生吗？他们的大字报，内容是鸣冤叫屈，谈不上师道不尊啊？开除了，他们就失学了，怎么办呢？而不开除，楼先生走了，两个班100多个学生的国文，谁来教呀？要知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要请到一个好先生，可是很难啊！
经过深思熟虑，郑校长以学校训导处的名义，贴出开除陈金龙等两人学籍的布告，又给我们其他几个“闹事”孩子以警告的处分。与此同时，他悄悄派人送陈、蒋二人到陈蔡，并插班进入暨阳中学的相应班级就读。这样的安排，真可说是“既保娘娘又保太子”，也可以说是比较完美了。
魏家坞时期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日军侵占大半个中国，东南沿海悉被封锁，物资奇缺，连盐、煤油都买不到，我们每天晚上上夜自修，四个人点一盏清油灯，光线是多么暗淡啊！饭是能吃饱的，菜却天天是萝卜、青菜、黄豆和霉干菜，而且数量极少，餐餐都是8个人一桌，大家轮流分食，那时候肉是极少吃的，常常是“三月不知肉味”！
太廉堂门前的小溪，宽不足四尺，清澈见底，潺潺山水，终年向东奔流，我们就用这溪水洗面、洗衣，因为学校供不起热水啊！
那么老师们的物质待遇是怎样的呢？一言以蔽之，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其时，一位小学老师的月薪是一袋稻谷，也就是270斤。而那时一个具有耕犁耙耖全能的大伙（财主人家的长工头），也是这个数。可以设想，老师们的月薪顶多四五百斤稻谷而已！
郑校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一位慈爱的长者。他多次召集学生代表座谈会，倾听大家的发言，每一次开会，总是教育大家要吃得起苦，不怕苦，要努力读书。有一回，他十分感慨地说，民国25年（1936年），他在北京大学的月薪是400块银圆，响当当的银圆。我们这些幼稚无知的少年，只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根本不理会老校长这句无可奈何的感叹是在现身说法地激励大家要吃得起苦而更加发奋努力呀。
郑奠老师，这位德高望重而又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一身布衣，从来不穿西装，生活非常清苦。有一次何燮侯先生来校，两人举杯对酌，酒是“樽酒家贫只旧醅”，菜呢，只有一铜火熜盖的烘毛豆，他们却谈笑自若，不以为苦，显出一派东方式的名士风度。
岁月易逝，人生易老。郑奠老师，驾鹤西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敬爱他，我们更应该学习他，传承他爱乡、爱校的精神，为他和所有的先贤前辈苦心创办的忠义中学（学勉中学）——我们的母校贡献力量。个人是渺小的，但是众志成城，铅刀犹可一削，聚沙终将成塔啊！
值此母校举办120周年大庆之际，特写此文，以表感恩之情。
文：虞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