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大学时代

除了对科学的兴趣日渐增长，我也时不时会再去看些哲学书。职业选择的问题越来越迫在眉睫。我热切盼望着中学时代的结束，这样就可以去上大学了——当然，是去学自然科学，这样我就能获得一些真实的知识了。但刚对自己许下这样的承诺，我就开始怀疑了。我的爱好不是更偏向历史和哲学吗？然后，我又一次对埃及和巴比伦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非常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我没钱去巴塞尔之外的地方学习，巴塞尔又没有老师教这个科目，于是这个计划迅速告吹。我举棋不定很久，不断拖延做决定的时间。父亲非常担忧，一次他说：“这孩子对一切能想象的东西都感兴趣，但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得承认他说对了。随着入学考试的临近，我们需要决定报考哪个专业。我唐突地决定报考科学，却让同学摸不到我的底，不知我是真要去学科学，还是要去学人文。

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原因的。几周前，当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为了决定权相互较劲时，我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是在莱茵河畔一片阴暗的树林里。我来到一个小丘前，那是座古坟，我动手挖掘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找到一些史前动物的骨头，惊奇不已。我觉得有趣极了，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应该去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和我们周围的万事万物。

之后做了第二个梦。我仍然在一片树林中，许多小河在其中川流而过。在最黑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池塘，周围有一圈茂密的灌木丛。一只最奇特、最美妙的动物半没在水中：它身体呈圆形，闪烁着乳白色的光芒，由不计其数的小细胞，或说是形状像触须一样的器官组成。这是一只巨大的散线虫类生物，约有三英尺宽。它的美丽如此难以形容，以致我觉得，它就该躺在这隐蔽之处、这清澈的深水中，不受打扰。它在我心中唤起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我醒了过来，心脏突突直跳。这两个梦打消了所有的疑虑，让我一边倒地偏向科学。

我明白，在我所处的时代和地方，一个人要自谋生计，这样就得成为某一种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同学都被这种必要性占据，不想其他任何事情。我觉得自己有点古怪，为什么不能下定决心投入一件明确的事呢？就连D，那个德语老师在我面前把他树为勤勉尽责典范的书呆子，也知道自己要去学神学。我觉得自己应该静下心来，把这件事想清楚。比如，如果我学的是动物学，也许只能当个老师，最多也就是去动物园当个职员。即便一个人想要的不多，这条路也是没有前途的——尽管比起在学校教书，我还更愿意去动物园工作。

在这条死胡同里，我突然有了灵感，觉得可以去学医。很奇怪，之前从未有过这个想法，虽然我的祖父就是个医生。我听说过他很多事情，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这份职业有种抗拒。我的座右铭是：“绝不模仿”。但现在，我告诉自己，学医至少会从学习科学类科目开始，这样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而且，医学领域如此广泛，之后总能有机会选择专攻方向。学习科学确定无疑了，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学？我需要自谋生路。由于囊中羞涩，不能去国外的大学学习，没法获得让我有望能从事科学职业的培训，我最好的出路，也不过是个科学的“票友”。我的个性使我被许多同学和重要人物（比如老师）讨厌，所以也不可能找谁来资助我实现愿望。于是，当我最终决定学医时，有种很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带着这样的妥协开始生活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决心已下，无可更改，这还是让我感到相当宽慰。

随后出现了一个苦恼的问题：钱从哪儿来呢？父亲只能负担其中一部分；他为我申请了巴塞尔大学的助学金，让我丢脸的是，居然获准了。我觉得丢脸，还不全是因为我们的贫穷赤裸裸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是因为我心里相信，所有那些“领导”、那些“要人”都对我心怀恶意，我从没指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这样的善意。显然，我得益于父亲的好名声，他是个善良而简单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和他完全不同。其实，我对自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第一人格看来，我是个中等天赋的年轻人，很不友善、野心勃勃、任性散漫、举止可疑，在天真的热情和孩子气的失望发作之间摆荡，内心深处是个隐士和反启蒙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一项困难而吃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一门必须通过的课程，种种缺陷轮番出现又增加了过关难度：懒惰、泄气、沮丧；对没人重视的想法和事物怀有愚蠢的热情；容易想象友情的存在；见识短浅、有偏见、愚蠢（尤其是数学！）；对他人缺乏理解；在哲学问题上想法混乱；既不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也不是别的什么。第二人格没什么具体的性格，他是个完成了的生命，出生、活着、死去，一切都合而为一，他是生命的全景。虽然他无情地洞悉自己，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密集、阴暗的介质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第二人格觉得，任何关于他自己的可以想象的表达，都像一块扔过世界边缘的石头，无声地掉进那无尽的黑夜。不过，在他身上，光明占主导地位，就像皇宫里的宽敞大厅，许多高高的窗户正对外面阳光普照的开阔风景。这里有意义和历史的传承。第一人格的生活有着支离破碎的偶然性，和他所在的环境并没有真实接触；第二人格则与此形截然不同，他觉得自己和中世纪有种隐秘的一致性，就像《浮士德》所象征的那样，来自过去的遗产显然让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所以，对歌德来说也一样，第二人格是一种真实——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现在，我惊讶地发现，《浮士德》对我的意义胜过我所喜爱的圣约翰（St. John）的《福音书》。《浮士德》里有种东西直接打动了我的情感。约翰笔下的基督对我来说显得陌生，当然其他《福音书》中的救世主更让我觉得陌生。《浮士德》则是我第二人格的活生生的对等物，我确信他就是歌德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回答。这一想法不仅让我感到安慰，也增加了我内心的安全感和对人类社会的归属感。我不再孤立，不再是个怪人，不再是残忍大自然手中的玩物。我的教父、我的权威，就是伟大的歌德本人。

大约在这一时期，我做了一个梦，既吓到了我，也给了我勇气。梦里是黑夜，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我缓慢而痛苦地顶着大风前行，周围到处飘着浓雾。我的双手拢着一盏随时有可能熄灭的小灯，一切都指望我能不能让这盏小灯不熄灭。突然，我感觉有种东西从后面跟上来，我向后看，只见一个巨大的黑色身影跟着我。害怕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不论有多么危险，也要保护这盏小灯，穿越夜晚和强风。醒来后，我立刻意识到这个黑影是“布罗肯山（Brocken）的幽灵”，是在那盏小灯的光线下，我自己的影子投在打旋的浓雾上产生的。我也知道，这盏小灯就是我的意识，我拥有的唯一光源。我的理解力就是我唯一的财富，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虽然和巨大的黑暗相比显得渺小而脆弱，但它仍然是光源，我唯一的光源。

这个梦给我带来巨大启发。现在我知道，第一人格就是那个持灯的人，第二人格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我的任务就是保护灯光，而且不要去看完成了的生命：那显然是另一种光的禁区。我必须顶风前行，这风要把我推进身后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中去：在那里，人除了背景中事物的表面，别的什么也意识不到。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需要前进——去学习、赚钱、承担责任、经历纠缠、体验混乱、犯错误、屈服、失败。朝我吹来的风暴就是时间，它一刻不停地流向过去，过去也一刻不停地贴着我们的脚后跟。它产生一种巨大的吸力，贪婪地把所有生命都吸进它的身体。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逃脱一段时间。过去真实而近得可怕，如果不能用一个满意的回答来保住性命，就会被它抓住。

我的世界观又一次转了九十度。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道路通向外在，进入三维世界的极限和黑暗中无法回头。在我看来，亚当应该就是用这种方式离开天堂的。伊甸园成了他的幽灵，而那光芒就是他要流着汗水努力耕种的、满是石头的土地。

我问自己：“这个梦是从哪儿来的呢？”直到那时，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这些梦都是上帝直接送来的。但是现在，我已经吸收了大量的认识论，开始为怀疑所苦。比如，也许有人会说，我的洞察力经过长时间的缓慢成熟，突然在一个梦里有了突破。事实的确如此。但这种解释只是一个描述，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发生，为什么它会破壳而出进入意识。意识层面，我并没有做什么来推动这样的发展；相反，我支持的是另外一面。所以，有些东西应该是在幕后完成的，那是种智能，至少是比我自己更有智能的东西。在意识光芒的照耀下，内心的光之国度呈现为一个硕大的阴影，这种非凡的观点不是我自己能想出来的。现在，我突然明白了许多年之前无法理解的事——尤其是每当我说起内在国度的任何往事时，人们脸上掠过的那种混着尴尬和隔膜的冰冷阴影。

显然，我应该抛开第二人格，但我绝不能对自己否认他的存在，也不能宣布他无效。那样就是一种自残，而且会让我再也不可能解释这些梦的来源。我心中确信，第二人格和这些梦的产生有关，而且我很容易相信，他具有必要的高级智能。但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认同第一人格，而且这种状态反过来被证实只是那更加广泛的第二人格的一小部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感觉自己再也不能认同第二人格。实际上，他是个幽灵、一个精神体，可以自己对抗黑暗的世界。做这个梦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一点，甚至做了这个梦之后——在我的回忆中，这一点是确定的——我也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在情感上毫不怀疑。

不管怎样，我和第二人格之间出现了分裂，结果“我”被指派给第一人格，并在同等程度上和第二人格分离开，于是第二人格获得了一种自主的人格。我并不把这和任何一种确定个性的想法联系起来，比如把他看作一个归来的亡灵，尽管考虑到我出身农村，这种可能性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乡下人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是否相信这些事：有些相信，有些不相信。这个灵魂唯一的特点，就是他的历史性，他在时间中的延伸，或者说他的无时间性。当然，我当时并没有对自己讲这么多话，也没有对他的空间存在形成任何看法。他是我第一人格的存在背景中的一个因素，从没有被清晰地定义，但却明确地存在。

孩子对大人的话的反应，比对周遭氛围中无法估量的因素的反应要少得多。孩子无意识地让自己适应这些因素，这在他心中产生了种种具有补偿作用的联系。“宗教”相关的各种独特观念，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来到我心中，它们是自发产生的，只能将其理解为对我的家庭环境和时代精神作出的反应。那种后来让我父亲屈服的宗教怀疑，自然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孵化。个人世界中，乃至外部世界中的这样一场革命，把它的影子投向前方，这个影子越长，我父亲在意识层面就越会不顾一切抵挡它的力量。可以理解，父亲心中那不祥的预感给他带来了不安，随后又传递给了我。

我从没觉得这些影响来源于母亲，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她深深扎根在看不见的土地里，虽然我从不觉得这土地是她那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对我来说，这土地和动物、树木、高山、草原和流水有关，所有这一切都和她表面的基督信仰及传统的信仰观念大不相同。这一背景和我自己的态度如此一致，以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安，反而给了我一种安全感，让我确信这里有可以让人立足的坚实土地。我从未想过这一地面是不是“异教徒的”。那时，在我心中的父性传统和无意识受激发产生的奇异的补偿性内容之间开始出现冲突，而母亲的“第二人格”在这场冲突中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

回望过去，我现在发现童年时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预见了未来发生的事，也为适应父亲的宗教崩溃、适应我们今天所见的全世界大范围暴发的启示做了准备。这个启示不是一天一天形成的，而是很久之前就投下了自己的阴影。虽然我们人类有自己的个人生活，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存在了千百年的集体精神的代表、受害者和推动者。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一生都在凭直觉行事，可能从来没有发现，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世界舞台上跑龙套的。有些东西，虽然我们不了解，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当它们处在无意识中。所以，我们存在的至少一部分是活在时间长河里的——这一部分，我自己称之为“第二人格”。西方宗教已经证明，这不是一种个人的好奇，这种宗教明确地把自己运用到这一内在人物上，两千年来一直认真尝试用人格化的关注把它带到我们表层意识的知识中来：“不要外求，真理在内在的人那里。”

1892年至1894年间，我和父亲有过一系列十分激烈的讨论。父亲从前在格丁根（Göttingen）学了东方语言，写了一篇关于阿拉伯语版《雅歌》的学位论文。到了毕业考试，他的光荣时代便结束了，从那以后他就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学天赋。作为乡村牧师，他陷入伤感的理想主义和对他黄金学生时代的怀旧中。他继续抽着一支学生用的长烟斗，发现他的婚姻和之前想象的并不一样。他做了许多好事——太多了——因而，他常常容易发火。父母都竭力过着虔诚的生活，结果他们之间常常愤怒相向。这些困难后来让父亲的信仰破灭，也是情理之中。

那时，他的易怒和不满与日俱增，让我很担心。母亲竭力避免激惹他，拒绝卷入争论。虽然我意识到这是上上策，却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他愤怒暴发时，我绝不抵抗，但等他的情绪看起来缓和一些，我有时就会试着和他交谈，希望能听到他内心的想法和他对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显然有很具体的事在折磨他，我怀疑这和他的信仰有关。从他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中，我确信他是因为对宗教产生怀疑而痛苦。在我看来，如果必要的体验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就不免会是这个样子。我尝试和他进行对话，发现有种东西出了差错，因为我所有的问题得到的不是一样陈腐而没有生命力的神学答复，就是一个无奈的耸肩，这在我身上引发了矛盾的心情。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些机会迎难而上，接受自己的处境。我发现自己批评性的问题让他感到悲伤，但我何尝不想建设性地交谈？因为我简直难以想象，难道他不该有对上帝的体验吗？这可是所有体验中最直白的。我所学习的认识论足够让我懂得，这种知识是不能被证明的；但我同样清楚，它就像日落的美丽或黑夜的恐怖一样无须证明。我笨拙地尝试向他表达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希望帮他承受那不可避免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他需要和人争吵，于是他和家人、和他自己争吵。他为什么不和上帝争吵呢？祂才是一切造物的暗中作者，只有祂需要为这个世界的苦难负责。上帝定会给他一个神奇迷人、意义深远的梦作为回答，就像曾经给我的梦那样。这种回答决定了我的命运，而我甚至都没有问过祂。不知为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祂甚至让我瞥了一眼祂自己的存在。这是个伟大的秘密，我不敢、也不能透露给父亲。如果他能理解关于上帝的直接体验，我也许会告诉他。但我和他的交谈从来没有到达那一步，甚至从来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因为我总是用一种相当非心理学、相当理智的方式开始谈话，竭力避免涉及情感层面。每一次，这种方式就像公牛面前的一块红布一样把他激惹起来，让我摸不着头脑。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完全理性的讨论会遇到这样情绪化的阻力。

这些毫无效果的讨论恶化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最终我们都放弃了，陷入各自的自卑情绪中。神学让我和父亲彼此疏远，我感觉又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尽管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我有种模糊的预感，觉得他正在向自己的命运屈服，无计逃避。他很孤独，没有朋友可以说话，至少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我不知道有谁是可以敞开心扉说点心里话的。一次，我听到他在祈祷，他努力挣扎着保存自己的信仰。我立即激愤不已，因为我看到他多么绝望地被困在教会和神学思维中。他们堵上了一切让他有可能直接接近上帝的通路，然后背信弃义地抛弃了他。现在，我理解了早年体验最深刻的含义：上帝自己拒不承认神学和以神学为基础建立的教会。另一方面，上帝宽恕了神学，就像他宽恕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对我来说，认为人要为这些结果负责是很荒唐的。为什么是人呢？“他们生下来就像小狗一样又哑又瞎，”我心想，“像上帝的所有造物一样拥有微乎其微的光芒，从来不足以照亮他们在其中摸索前行的黑暗。”我也很清楚，我所知道的神学家，没有一个曾经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在黑暗中闪耀的光芒”，如果他们看到过，就不会去教“神学宗教”。这种宗教对我来说极其匮乏，因为除了不怀希望地相信它，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这就是我父亲曾英勇尝试却搁浅的事，他甚至不能在精神病学家那愚蠢的唯物主义面前保护自己。这种唯物主义，也是人们得去相信的东西，就像神学一样，只不过是在一个相反的意义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确信，这两种东西都既缺乏认识论批判，又缺乏体验。

父亲显然觉得，精神病学家发现了大脑里的某种东西能够证明，在心智应该存在的地方只有物质，没有任何“精神的”东西。他对我的告诫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如果我去学医，应该对上天起誓，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在我看来，这个警告的意思是，我应该什么也别信，因为我知道，唯物主义者相信自己的定义，就像神学家相信自己的定义一样；而我可怜的父亲才出龙潭又入虎穴。我意识到，他这个声名远播的信仰给他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不仅是他，还有大部分我认识的有教养而认真的人。对我而言，信仰的首要罪过就是它垄断了体验。神学家怎么知道上帝有意安排了一些事，又“允许”了另一些事呢？精神病学家又怎么知道物质被赋予了人类心智的特性呢？我如果屈服于唯物主义，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我父亲就会有。显然，有人悄悄和他谈到了“联想”，因为我发现他在读伯恩海姆（Bernheim）一本讨论联想的书，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翻译的。[21]这是全新而重要的启程，因为我从未见过父亲阅读小说和临时旅游书籍之外的东西，所有“聪明”而有趣的书都是禁忌。但读精神病学的书也没有让他更快乐，他的抑郁情绪越来越频繁而强烈地出现，疑病症也是。许多年间，他抱怨过各种各样的腹部症状，尽管医生没能给他任何确诊。现在，他抱怨说感觉“肚子里有石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严肃对待这件事，但最后医生也怀疑起来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夏末。

那年春天，我开始在巴塞尔大学读书。我人生中唯一一段感到无聊的时光——读大学预科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通向知识的总和与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朝我敞开。现在，我将听到关于自然界，至少是它最本质的方面的真理。我将了解关于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一切，还将学到各种疾病的知识。此外，我还将加入父亲之前加入过的佩戴彩色徽记的大学生联谊会。大一那年的早些时候，他来参加了一次联谊会的远足，去的是位于马克伽芬（Markgrafen）的一个葡萄酒种植村。他在那儿做了一次异想天开的演讲。那时，我高兴地发现，他学生时代那种欢快大胆的精神重新出现了。有一瞬间，我觉得他的人生在毕业那一刻就停滞了，一首校园歌曲中的一段歌词在我耳边回响：

他们双目低垂，

朝着市侩庸人的土地前进，

天哪，天哪，天哪！

沧海桑田！[22]

这些句子重重地落在我心上。很久以前，他也曾是一个满怀热情的大一新生，就像现在的我一样；世界向他敞开大门，就像现在对我敞开一样；知识的无尽宝藏摆在他面前，就像现在摆在我面前一样。这一切，怎么就在他面前干枯凋零，变成了心酸和苦涩？我找不到答案，要么是找到了太多答案。那个夏夜，他发表的关于酒的演讲，是他最后一次活出自己记忆中应有的样子。不久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1895年深秋，他开始卧床不起；1896年初，他去世了。

上完课，我回到家中，问他情况怎样了。“哎，还是老样子，非常虚弱。”母亲答道。父亲对她耳语了几句，她又把话重复给我听，同时朝我使眼色，告诉我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他想知道你有没有通过国家考试。”我明白自己得撒谎了：“是的，考得非常好。”他长舒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我又走进去看他。他很孤单，母亲在隔壁房间里做事。他喉咙里发出嘎嘎的声响，看得出他正在经历临终的痛苦。我站在他床边，看得入了迷。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死亡。突然，他停止了呼吸。我等了又等，等着下一次呼吸出现，但它没有出现。然后，我想到了母亲，于是来到隔壁房间。她正坐在窗边织毛线。“他快死了。”我说。她和我一起来到床边，看到父亲已经死了。她看似惊奇地说道：“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之后的几天阴沉而痛苦，很少留在我的记忆中。一次，母亲用她的“第二个”声音对我或是对周围的空气说道：“他为你而死，死得正是时候。”意思好像是：“你们不了解对方，他有可能已经妨碍你了。”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正好符合母亲的第二人格。

“为你”这个词给了我相当沉重的一击。我觉得过去日子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走到尽头，无可挽回了。但同时，一些男子气概和自由在我心中觉醒。父亲死后，我搬进他的房间，也接替了他在家中的位置。比如，我每周都要把日常家用的钱拿给母亲，因为她不会节约开支，不懂理财。

父亲去世六周后，出现在我的梦里。他突然站在我眼前，说刚刚度假回来，还说自己恢复得很好，现在回家了。我以为他会因为我搬进了他的房间而生气，但他居然一点儿也没有！不过，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曾以为他已经死了。两天后，这个梦又重复了一遍。父亲身体康复回到家中，而我又为自己认为他已经死去而自责。后来，我一直自问：“父亲在梦里回来，感觉如此真实，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体验让我无法忘怀，第一次逼迫我去思考死后的生活。

父亲去世后，我怎样继续学业这个难题也出现了。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应该去商行里谋个职位，尽快挣到钱。母亲最小的弟弟愿意资助她，因为她自己的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父亲这边的一位叔叔帮了我，到完成学业时我欠了他三千法郎。我靠做初级助理，帮一位上了年纪的姨妈处理她收藏的一小批古董挣到了余下的部分。我把这些古董一件一件卖掉，卖了好价钱，得到一笔可观的提成。

我不该错过这段贫穷的时光，人会在其中学会珍惜简单的事物。我仍记得收到一盒雪茄作为礼物的时刻，这礼物对我来说慷慨之至。这盒雪茄抽了整整一年，我只允许自己每个星期天抽一根。

大学时代对我来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每样东西都有智识上的生命力，而且这也是个交朋友的时期。在大学生联谊会的聚会上，我做了几次神学和心理学主题的演讲。我们有过许多生动愉快的讨论，而且不局限于医学问题。我们就叔本华和康德展开辩论，我们知道西塞罗的文体中所有微妙之处，也对神学和哲学感兴趣。

大学期间，我在宗教问题上得到了许多启发。在家里，我有了一个好机会，可以和一位神学家谈话，他曾是我父亲的牧师。他很有名气，不仅因为他胃口惊人让我相形见绌，也因为他学识渊博非凡。我从他那儿知道了许多关于教父和教义历史的事，他也把新教神学的许多新内容介绍给我。那时正风行里敕尔（Ritschl）的神学，其中的历史相对论激怒了我，尤其是和火车的对比。[23]在大学生联谊会里和我讨论的神学学生，似乎都很满意基督一生产生的历史影响这样的理论。对我来说，这样的看法不仅愚蠢，而且死气沉沉。我也不赞同把基督放到突出位置上，让他成为人和上帝的戏剧里唯一的决定性人物。对我来说，这完全辜负了基督自己的观点，即他的圣父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凡人中的位置。

对我来说，圣灵是那难以描述的上帝的显现。圣灵的作用不仅庄严崇高，也分享了耶和华的作为中那种特有的、奇怪甚至可疑的品质。我天真地把耶和华等同为上帝的基督教意象，这正是我在坚信礼的指导中学到的。（这一时期，我也并没有意识到，魔鬼，确切地说是和基督教一起诞生的。）对我来说，主耶稣毫无疑问是一个人，所以也会犯错，或者说，他只是圣灵的一个代言人。这个观点相当异端，和神学观念大相径庭，自然会让人完全无法理解。对此的失望逐渐让我进入一种顺从、默然的状态，也更让我确信，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有价值。

大学的第一年里，我发现科学的大门里虽然有不计其数的知识，却很少有真正的洞见，而洞见属于一种专门的类型。我从哲学书里读到，是心灵的存在造成了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心灵，知识和洞见都不会存在。但是关于心灵，前人却什么也没说。每当遇到这个问题，人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有人提到它——比如C·G·卡鲁斯（C. G. Carus）——也没有提供真正的知识，只有些很容易混淆不清的哲学思考。这些奇怪的看法让我摸不着头脑。

不过，第二学期结束时我有了另一个发现，这个发现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在一个同学父亲的藏书室里，我偶然发现一本关于降神术现象的小书，出版于七十年代，讲的是灵学的起源，作者是一位神学家。我最初的怀疑很快就消散了，不禁发现书中描绘的现象和我早年在乡下一遍又一遍听到的故事大致相同。毫无疑问，材料是真实可信的，但这些事在物理上是否真实，对这个重大的问题该书却没有提供让我满意的答案。不过可以确定，在每一个时代，在世界各地，同样的故事都被一遍一遍地讲述。这背后应该是有原因的，而且不太会是出于同一种宗教观念在各地的主导，因为事情显然不是这样。这应该是和人类心灵的客观活动有关。但是，关于这最重要的问题——心灵的客观本性——除了哲学家的话，我几乎找不到任何说法。

灵学家的观察在我看来奇怪而可疑，却是我最先见到的对客观心灵现象的描述。佐尔纳（Zoellner）和克鲁克斯（Crookes）这样的名字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读了当时这方面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文献。自然，我也和朋友们聊起这些事，但他们不是报以嘲笑和怀疑，就是焦虑地防御起来，让我很惊讶。他们声称，像鬼魂和转动桌子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所以只是骗局。我惊叹他们居然那么有底气，也惊叹他们的防御是那么明显地带着焦虑。我也并不确定这些报告是不是全然可信，但说到底，鬼魂为什么不能存在呢？我们怎么知道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那种焦虑意味着什么？对我自己来说，这类可能性相当有趣迷人，给我的生活增加了另一个维度，也让这个世界获得了深度和背景。比如，梦有可能和鬼魂有关吗？康德的《精神先知的梦》一文出现得正当其时，没多久我还发现卡尔·杜普莱尔（Karl Duprel）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评价过这些想法。我钻研了埃申迈尔（Eschenmayer）、帕萨旺（Passavant）、尤斯蒂努斯·克纳（Justinus Kerner）和格雷斯（Görres），还读了斯维登堡（Swedenborg）的七卷本。

母亲的第二人格全心全意支持我的热情，但我认识的其他所有人都明确反对。此前，我只在传统观念上碰壁；但现在，我遇到了人们铁板一块的偏见，发现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承认非常规的可能性。我甚至在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发现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比我对神学的成见糟糕多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边缘，让我兴致勃勃的事对其他人来说等于零，甚至会引起恐慌。

怕什么呢？我想不出原因。毕竟，认为有些事超越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律的有限范畴，这样的看法既不荒谬也不惊世骇俗。动物就能提前预感到暴风雨和地震，有些梦会预见某些人的死，钟会在死亡的那一刻停下来，玻璃会在关键时候碎裂。在我童年所处的世界里，这些事都被认为理所当然。而现在，我显然成了唯一听说过这些事的人。我语重心长地自问，我究竟走入了怎样一个世界。显然，都市世界一点儿也不了解乡村世界，那是一个有着群山、树林、河流、动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晶体）的真实世界。我发现这样的解释让我宽慰，不论如何，它支撑了我的自尊，因为我意识到都市世界尽管是个知识的宝库，在精神方面却相当有限。这样的洞见后来证明是危险的，它给我带来优越感、错位的批判、攻击性，这理所当然让我不讨人喜欢；其结果又带来了以前所有那些怀疑、自卑和抑郁——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我再也不想站在世界外面享受一个怪胎的暧昧名声。

第一次预备课程后，我成了解剖学的初级助理。后面一学期，示范老师让我负责组织学的课程——自然，我十分满意。我主要对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感兴趣，也逐渐熟悉了新活力论的原理。最吸引我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形态学观点。最不喜欢的则是生理学，由于要进行活体解剖，且仅仅出于示范的目的，我对这门课相当抵触。恒温动物和我们相似，并不仅仅是大脑控制的机器，这种感觉我一直难以释怀。所以，一有可能，我就逃掉解剖示范课。我意识到，人需要拿动物来做实验，但展示这样的实验对我来说太可怕、太野蛮，而且毫无必要。我的想象力足以仅借助关于展示过程的文字描述，就形成相关的画面。我对动物的恻隐之心并不是来自叔本华哲学中的佛教装饰，而是建立在对心灵的原始态度这种更深的基础上——是一种对动物的无意识认同。当然，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的心理学事实。我对生理学的抵触如此强烈，所以这门课的考试结果也很糟糕。不过，我还是勉强过关了。

随后几学期的临床课让我十分忙碌，几乎没有时间涉足其他领域。我只在星期天还能读一读康德。我也孜孜不倦地阅读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想读尼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在犹豫要不要开始，因为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彼时，那些据说很有才华的哲学系学生经常讨论他，大部分是非议，我能从其中推断出尼采在高阶层中引起的敌意。最高权威，非雅各布·布尔克哈特莫属，他对尼采的许多批评被人津津乐道。而且，大学里有些人和尼采本人有些来往，传播着关于他的各种不入耳的闲话。这些人大多没有读过尼采的作品，于是对他的各种小癖好大做文章：比如，说他装出一副绅士姿态，他弹钢琴的架子，他那夸张的文体——这些嗜好都触碰到当年巴塞尔的好人家的神经。这当然不是我推迟阅读尼采的原因，恰恰相反，是最强的诱惑。但一种隐秘的害怕让我退缩，我怕我也许会变得和他一样，至少在那让他和周围环境隔离开的“秘密”上。谁知道呢？也许他有过内在的体验和领悟，可惜他试图和别人谈论，结果发现谁也不理解他。显然他是，或至少被认为是一个怪人，是大自然手中的玩物，而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怕我不得不意识到自己也是这样的怪人。当然，他是个教授，写过长篇巨著，由此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他和我一样，是个牧师的儿子。不过，他出生在德国，那片伟大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海边；而我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生在边境小村一个安分守己的牧师家庭。他讲一口优雅的高地德语，懂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能还会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而我唯一熟练运用的语言，只有韦吉斯-巴塞尔（Waggis-Basel）方言。他占尽这些优势，有资格成为一个怪人，但我不应该让人发现自己可能有多像他。

即便有这些顾虑，我还是很好奇，最终下决心读了他的作品。来到我手边的第一本，是《不合时宜的考察》，其中的热情让我很兴奋。不久以后，又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对我来说是一次惊人的体验。查拉图斯特拉就是尼采的浮士德，是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也相当于是查拉图斯特拉——虽然这更像是把鼹鼠丘和勃朗峰相提并论。查拉图斯特拉无疑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让我充满恐惧。很长时间，我都对这恐惧拒不承认，但这种想法一次次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突然浮现，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于是我最终不得不反思自己。尼采到晚些时候才发现他的第二人格，那时他已过中年；而我从童年起就认识了我的第二人格。尼采天真而鲁莽地谈论他的阿尔希顿（arrheton），那个难以名状的东西，仿佛它稀松平常。但我及时发现，这只会带来麻烦。他如此聪颖，可以年纪轻轻就来巴塞尔当个教授，不去想前面可能发生什么。凭他这样的聪颖，应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情出了差错。我想，这就是他的病态误解：他无畏而懵懂，把他的第二人格放出来在这世上乱跑，而这个世界还既不知道也不理解这种东西。他被一种孩子气的希望打动，想找到一些人，能和他们分享这种狂喜，能明白他所谓的“重估一切价值”。但他找到的，只是受过教育的市侩庸人，而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这可真是个悲喜剧。当他最先一头撞进那难以言说的神秘中，想对迟钝而凄凉的大众唱出对它的赞颂时，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并不理解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语言夸夸其谈，他的比喻堆积如山，他的欢乐心情像赞美诗一样——这一切都只是徒劳地想抓住世界的耳朵，而这个世界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换来一大堆相互没有关联的事实。他说，自己是个走钢丝的人，而他所掉落的深度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世上的存在方式，像个附体的人一样；而这种人，只能用最小心的方式来对待。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知道两个人公开宣称支持尼采：两个都是同性恋，一个最终自杀，另一个就像被误解的天才那样衰弱下去。我的其他朋友并没有对查拉图斯特拉现象如此震撼，他们对这种吸引力免疫了。

正如浮士德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查拉图斯特拉则把一扇门“砰”地关上了。这扇门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关着。我就像一个老农夫，发现他的两头奶牛都着了魔，把它们的脑袋塞进同一个笼头。“怎么会这样？”他的小儿子问。“孩子，人们不谈这种事。”父亲回答说。

我意识到，一个人如果不和别人谈论他们知道的事情，就哪儿也去不了。天真的人不明白，和他的朋友们谈论一件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是怎样一种侮辱。只有当对方是作家、记者或诗人时，他们才会原谅这种冷酷的行为。我发现，一个新的观念，甚或只是老观念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只有借助事实，才能传达给别人。事实放在那里，不能置之不理，早晚会有人碰到，并明白自己发现了什么。我意识到，我和别人谈论，只是因为缺乏一些更好的东西，应该提供事实，而这正是我所缺乏的，我手头没有实在的东西。我发现，一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力量推着我走向经验主义。我开始责怪哲学家们在缺乏体验的时候就开始喋喋不休，又在需要用事实来回答问题时缄口不言。在这方面，他们都像是掺水的神学家。我感觉自己时不时穿过钻石山谷，却无法让任何人相信我带回来的样品不是破砖碎石——当我仔细审视时，自己也没法相信。

这是在1898年，我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职业。我很快得出结论，需要有所专攻。从医的选择看来是在外科和内科之间，我倾向于前者，因为我在解剖学上受过专业训练，比较喜欢病理学，也很有可能把外科作为我的职业，如果我能有必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学业而负债一直让我非常痛苦。我知道，最后的考试一结束，就要尽快开始挣钱养活自己。我想象过在一个市区医院当助手的工作，那里比诊所更有希望得到一个带薪的职位。而诊所中的职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的支持或个人兴趣。由于我不怎么受欢迎，落落寡合——我经常感受到这些——我不敢想象遇到这样的好运气，于是想到能在本地医院里谋到一个职位就心满意足了。剩下的，就要靠努力工作、发挥能力了。

不过，暑假里发生了一些事，注定对我产生深刻影响。一天，我坐在自己屋里学习功课，隔壁房间门半开着，母亲坐在里面织毛线。那是我家的餐厅，里面有一张圆形的胡桃木餐桌，是我奶奶的嫁妆，那时已经有七十年历史了。母亲坐在窗边，离桌子大概有一码远。我妹妹在上学，女仆在厨房里。突然，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像是手枪射击的声音。我跳起来，冲了进去。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她的扶手椅里，毛线从手里掉了下来。她结结巴巴地说：“出，出，出什么事了？它就在我旁边！”她盯着那张桌子。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见到桌面从边缘到中心裂开一条缝，而且不是沿着任何接缝裂开的，裂缝直穿坚硬的木材。我如遭雷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风干了七十年的坚硬胡桃木桌怎么会在夏天裂开？我们这里的气候夏天湿度相对还挺高的，如果是干冷的冬天放在烧热的火炉旁也许可以想象。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状况？“总有些奇怪的意外发生。”我心想。母亲脸色阴沉地点点头。“是啊，是啊，”她用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有某种含义。”我不情愿地被打动了，而且因为找不出什么话可说，对自己感到生气。

大概两周后，一天晚上我六点回到家，发现全家人——母亲、十四岁的妹妹、女仆——都相当激动。大约一小时前，又出现了一次震耳欲聋的响声。这次不是那张已经坏了的桌子，而是从餐具柜那里传来的：这件家具很重，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早期。她们已经里里外外看了个遍，什么裂痕也没发现。我立即又检查了一遍柜子和周围区域，还是什么也没发现。然后，我开始检查内部。在放面包篮的食橱里，我发现一块面包，旁边还有一把面包刀，刀片已经折断成好几块，刀柄在长方形篮子的一角，其他每个角落里都有一块刀片碎块。这把刀在四点钟喝茶的时候刚用过，用完就收了起来，之后再没有人去过餐具柜。

第二天，我带着那把断掉的刀去找镇上最好的刀匠。他用放大镜检查完碎块，摇了摇头。“这把刀相当坚固，”他说，“钢没有问题，应该是被人故意一段一段弄坏的。比如，有可能是把刀刃插到抽屉缝里，每次弄断一片；或者从一个很高的地方扔到石头上。但好钢是不会炸裂的，应该是有人在捉弄你。”至今，我都小心保存着这把刀的碎块。

巨响传来时，母亲和妹妹待在房间里，被吓了一大跳。母亲的第二人格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困惑至极，给不出什么解释，更讨厌的是，我得承认我被深深地触动了。桌子裂开，刀子断掉，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说都是巧合，未免过分。对我来说，如果说莱茵河会出于偶然——这样其他可能的解释都被自动排除——而倒流，那未免太不靠谱。到底怎么回事呢？

几周后，我听说一些亲戚曾经参加过移动桌子的降神会，还有个灵媒，是个十五岁半的年轻姑娘。他们一直在考虑让我去见见这个灵媒，她能触发梦游状态，还会降神术。听到这话，我立即想到家里发生的奇怪现象，猜测这些事可能和这位灵媒有关。于是，我开始参加他们每周六晚的固定聚会。我们在沟通形式上有了成果，从墙面和桌子里听到了敲击声。桌子的移动是否不受灵媒的操控，这是可疑的。我很快发现，限定实验条件一般会妨碍结果。于是，我接受了敲击声是自主发出的，然后把注意力转到交流内容上。我在博士论文里详尽叙述了这些观察结果。经过大约两年的实验，我们都很厌倦这种方式了。我发现这位灵媒试图耍花招来制造异象，于是退出了实验——这让我很后悔，因为从这件事中我发现了第二人格是怎样产生的，它怎样进入一个孩子的意识，最终把孩子的意识整合进自身当中。这位灵媒是那种性格早熟的人，二十六岁时死于肺结核。在她二十四岁时，我又见过她一次，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她那独立而成熟的人格。她死后，我从她家人那里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的性格一点点瓦解，最终退回到两岁孩子的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中进入长眠。

总之，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经历，它彻底摧毁了我早年的所有哲学思想，让我有可能获得一种心理学视角。我已经发现一些关于人类心灵的客观事实。然而，这种体验的本质又是一些我难以言说的东西。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把这整个故事告诉他。我又一次不得不把没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边，直到两年后我的学位论文问世时。[24]

在内科门诊部，弗里德里希·冯·穆勒（Friedrich von Müller）取代了老伊默曼（Immermann）的位置。穆勒有种吸引我的内在品质，我看到一个敏锐的理智怎样捕捉到症结并用问题阐释出来，而这些问题本身已经提供了一半的解答。他似乎也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因为学习快结束时，他提议我做他的助手，和他一起去慕尼黑，他在那儿得到了一个职位。这个邀请几乎说服我献身内科医学。我差点就去了，不过同时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打消了我对未来职业的所有疑虑。虽然我参加过精神病学的课程和临床实习，但那时的精神病学老师平淡无奇；而且当我回忆起父亲在精神病院的经历带给他的影响时，也并不会事先对精神病学产生好感。所以，在准备国家考试时，我最后才去攻克精神病学教科书。我没有期待从中得到什么，还记得翻开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25]的书时，我心里想道：“好吧，现在来瞧瞧一位精神病学家会为自己说点什么。”不论是讲课还是临床示范，都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印象。我记不起见过的任何一个临床案例，只记得自己的无聊和反感。

我从序言开始，想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怎样介绍自己的学科，或者说，他是怎样为自己学科的存在寻找理由的。我要为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做点辩解：在当时的医学界，精神病学普遍被瞧不起。没有人真正懂这门学科，也没有把人当作一个整体并将其病理异常纳入全景考虑的心理学。医务工作者和他的病人被关在同一所机构里。这些机构地处郊区，与世隔绝，就像古代麻风病人的传染病院。没有人喜欢朝这个方向望去。医生懂的几乎和外行一样少，于是也有和外行一样的感受。精神疾病是种毫无希望的致命病症，它的阴影也笼罩了精神病学。那时的精神病医生被看作怪人，不久之后，我就对这一点有了切身体会。

在序言里，我读到：“很可能是由于这门科目的独特之处，和它不完备的发展现状，所以精神病学的教科书多少有一种主观性的烙印。”几行之后，作者把精神病称为“人格的疾病”。我的心脏突然狂跳起来，不得不站起来，做了一次深呼吸。我非常兴奋，因为得到了一闪而过的启发，清楚地意识到，对我来说，唯一可能的目标就是精神病学。只有在这里，我的两股兴趣才能汇成一条河流，冲出它们自己的河床。这是一片经验主义的土地，为生物学和精神事实所共有，正是我四处寻觅而不得的地方。在这里，自然和灵性的碰撞总算可以成为现实了。

当克拉夫特-埃宾说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性”时，我出现了剧烈的反应。于是我想，这本教科书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主观供认。他带着自己特有的偏见，带着自己的整个存在，站在自己经验的客观性后面，用自己的整个人格来回应“人格的疾病”。在医院里，我从未听老师说起这样的事。克拉夫特-埃宾的教科书和其他此类教科书并没有本质差别，但在此之外，这寥寥的几个提示给精神病学打上了一道美化的灯光，让我不顾一切臣服于它的魅力。

决意已定。当我把自己的意愿告诉内科医学老师时，从他脸上看到了惊奇和失望。我的旧伤口，那种自己是个局外人、和别人疏远的感觉，又开始作痛。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谁也没想到我会对这种无名小路感兴趣，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朋友们目瞪口呆、怒气冲冲，觉得我是个傻瓜，放弃了从事内科医学职业这样的明智决定，错过了这个在眼前晃来晃去让人羡慕的好机会，却选了精神病学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我又一次看到自己走进一条侧巷，谁也不能且谁也不会跟随我。但我知道，这个决定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命运，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让我偏离自己的目标。这就仿佛两条河汇成一条宽阔的急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带着我朝遥远的目标前进。我是“双重个性的统一”，这种自信的感觉像有魔力的波浪一样载着我，带我通过考试、名列前茅。奇特的是，奇迹之路上埋伏的绊脚石，最后恰恰在我真正擅长的科目上绊倒了我——病理解剖学。在一张除了各式各样的碎屑似乎只有上皮细胞的片子上，由于一个愚蠢的错误，我忽略了藏在角落里的霉菌。其他科目上，我甚至能猜出自己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凭着这一点出色地清除了好几处危险的暗礁。作为报复，之后我在最自信的地方受到了最荒诞的愚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本应在考试中得到最高分。

另一位候选人和我的分数一样高。他是一只孤狼，性格让我捉摸不透，看上去显得平庸，我和他除了“专业”之外没什么可谈的。他对所有事物的反应都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让我想起埃伊纳岛的希腊雕塑。他有种优越感，但优越感下面的他显得局促不安，在什么场合都很难融入。这或者是种愚蠢吗？我一直没能理解他。唯一确定的是，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种几近偏执狂式的野心，这种野心使他对绝对事实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几年后，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我把这件事作为平行对应事件的一个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学，其中，我性格的倾向性，或说“个人观察容许误差”，呼应了这种“人格的疾病”。我坚持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精神病学是一场在病人的心灵和医生的心灵之间展开的对话，后者被假定为是“正常的”。它是病人的人格和治疗师的人格达成共识的过程，原则上，二者一样主观。我想表明，妄想和幻觉不仅是心理疾病的具体症状，也有人类层面上的意义。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我去了剧院作为对自己的犒劳（平生第一次），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奢侈享受。直到那时，我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我这样挥霍。但我还有些卖古董剩下的钱，这些钱不仅够我去听一次歌剧，还够去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游览一趟。

比才的音乐让我欣喜若狂，它淹没了我，带着我在一片无尽的大海上随波摇摆。第二天，火车载着我穿越边境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时，《卡门》的旋律还陪伴着我。在慕尼黑，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古典艺术。它和比才的音乐一起，给我带来一种既像春天又像婚礼的心情。这种心情的深度和意义，我只能模模糊糊领会到。不过，在外部世界里，1900年12月1日到9日期间，正是天气阴沉的一周。

在斯图加特，我去拜访姨妈赖默尔·荣格夫人（Frau Reimer-Jung），向她问候。她丈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她是我祖父和弗吉尼亚·德·拉索尔克斯（Virginia de Lassaulx）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她是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性情活泼。在我看来，她似乎沉浸在一个无形的幻想和不愿意消退的回忆世界里——那不复存在、无可挽回的过去的最后一口气。这次见面成了我和自己童年乡愁的诀别。

1900年12月10日，我接受了苏黎世布尔格尔兹利精神病院的助手职位。我很高兴能去苏黎世，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巴塞尔于我已经变得过于沉闷。对巴塞尔来说，世上只有他们这一个市镇：只有巴塞尔是“文明的”，比尔河（Birs）以北，就是野蛮人居住之地。朋友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走，认为我很快就会回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巴塞尔，我一直被认为是保罗牧师荣格的儿子、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我是个知识分子，属于一个既定的社会群体。我对此感到抗拒，因为我不能也不愿意让自己被归类。对我来说，巴塞尔知识界的氛围有种令人羡慕的世界性，但传统带给我的压力太大。当我来到苏黎世，立刻感觉不一样。苏黎世不是通过知识而是通过贸易和这个世界产生联系。这里的空气是自由的，对此我一直很看重。在这儿，虽然没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但你不会被历史的棕色雾气所压倒。对巴塞尔，我至今有种乡愁，尽管我知道它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我还记得巴霍芬（Bachofen）和布尔克哈特在街上散步的日子，还记得大教堂后面古老的牧师会礼堂，以及横跨莱茵河、一半用木头做成的古桥。

我要离开巴塞尔这件事对母亲来说很不容易。但我知道自己无法替她排解这种痛苦，而且她勇敢地承受住了。她和妹妹住在一起，妹妹体弱多病，在每一方面都和我截然不同。她仿佛生来就注定要过老姑娘的生活，也的确终身未嫁。但她发展出一种卓越的人格，她的态度让我敬佩。她不得不做一次据说没什么危险的手术，却为此送了性命。她事先把自己所有的事都安排好，滴水不漏。我发现这一点时甚为触动。说到底，我一直不了解她，但我非常尊重她。我很情绪化，而她总是沉着冷静，尽管她内心深处很敏感。我能想象她在妇女敬老院里度日的情形，就像我祖父唯一的妹妹那样。

我在布尔格尔兹利工作时，生活呈现为一种不可分割的现实——都是意图、意识、义务、责任。我就此进入这个世界的“修道院”，要服从誓言，只相信可能的、平均的、寻常的、缺乏意义的事，抛弃所有奇怪而重要的事，并把一切非同寻常的东西变得平庸无奇。从此之后，表面以下空空如也，开始之后没有延续，事件之间没有关联，知识的范围越缩越小，失败被说成是问题，视野狭窄压抑，例行公事像沙漠一样没有尽头。整整六个月时间，我把自己锁在修道院的围墙里，想要适应精神病院的生活和风气，为了熟悉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还把五十卷本的《普通精神病学杂志》从头读了一遍。我想知道人类心灵是怎样对自己的破坏性景象作出反应的，因为对我来说，精神病学清楚地表达了当精神疾病出现时那支配所谓健康头脑的生物反应是怎样的。在我看来，我的同事和病人一样有趣。之后的几年间，我秘密收集了瑞士同事们的遗传背景数据，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这样做既是为了理解精神病人的心理，也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

不用说，这种专心致志和自我强加的约束自然让我和同僚们疏远。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精神病学对我来说有多么陌生，我多么想参透其中玄机。那时，我对治疗的兴趣还没有觉醒，但所谓常态的病理变异让我着迷，因为这给我提供了渴望已久的机会，对一般意义上的心灵获得更深刻的洞见。

我的精神病学职业生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这种主观实验产生我的客观生活。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站在自身之外，用一种真正客观的方式来观察自己的命运。我也许犯了人所熟知的自传作品的错误，不是编织一种事情本应如何的幻想，就是写一部自我人生的辩护。最终，人是一个事件，无法评价它自身。或好或坏，留给他人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