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社会救助思想
一、早期社会救助思想
社会救助的思想由来已久，自从人类社会产生贫困问题就随之而来，怎样认识贫困，如何解决贫困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永久性话题，在人们长期与贫困做斗争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救助思想和理论。
（一）慈善和恩赐思想
西方最初的社会救助是从同情和怜悯的心态出发对贫困者进行施舍型救济。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各宗教的教义中。
宗教中有关帮困济贫的思想成为社会救助思想的重要源泉，尤其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中的救济思想对社会救助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如佛教中的“慈悲为怀”，强调以深度的爱护之心予众生以快乐幸福，以深度的同情怜悯之心拔除众生的痛苦，倡导布施、福田、利行等行善方法；基督教则强调“爱人如己”，将行善作为《圣经》规定的基本内容来约束教徒。几乎所有宗教机构都在宗教慈善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各种形式的慈善救济活动，如施医助药、救灾、济贫等。
（二）人权思想
人权思想促使人们从人的生存权保护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救济，认为实施社会救助是保护贫困者生存权利的必然选择，或者说是最为有效的社会措施。从而大大促进了社会救助的思想的发展，或者说是促进社会救助思想发生质的飞跃。
人权思想可以追溯至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诸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的天赋人权思想；其中生存权作为一种权利形态由德国法哲学家费希特（1762—1814）提出，他认为：人能够活，生存才有保障，这是国民应有的权利，不能生存时，他对国家有提出要求生活保障的生存权。而生存权作为法律权利，最早由奥地利空想社会主义法学家门格尔（1841—1906）在其1886年出版的《全部劳动史论》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劳动权、劳动受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群——经济基本权的基础，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的客观标准，社会成员根据这一客观标准具有向国家提出比其他具有超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物和劳动的要求的权利。
随着人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社会救助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慈善或恩赐的思想转变为人权保障的思想。具有人权内涵的社会救助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成为当代社会救助理论的基石与社会救助的基本理念。
二、马尔萨斯的社会救助思想
（一）马尔萨斯的贫困观
马尔萨斯（1766—1834）首先认为，人口增长模式与生活资料增长模式是不同的，人口是以1、2、4、8这样的几何模式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是以1、2、3、4这样的代数模式增长。由于存在这种差异，三百年后，人口和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096∶16。
他进一步认为，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所能允许的范围时，就必然会导致贫困，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他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幸福并非绝对取决于财富多寡，而是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长与该年人口增长相接近的程度。
从上面的判断，他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必然会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当生活资料增长时，人口也随之增长，但较强的人口生育能力被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上，人口同生活资料最终保持平衡。
根据上述理论，他认为，贫困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有必要的。在人口增减的作用下，缺吃少穿者将永远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使得每一个人吃饱穿暖。富人对穷人的给予，不仅将导致富人的权利感，而且还将导致穷人的依赖感，这两种情况对人们的心理都是不利的。他进一步指出，生活困难将有助于人们去学习技能，男人必须为了养活全家而付出辛勤劳动。
马尔萨斯认为，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贫富差距，但是，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中产阶级人数，我们应该采用这种政治制度。可是，大大缩小贫富差距必然会削弱中产阶级的活力。
（二）马尔萨斯对社会救助制度的批评
根据上述思想，马尔萨斯反对当时英国的济贫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以家庭人口数量为基础的。他认为当时的济贫制度存在以下缺点：
第一，救济制度一般会导致人口增长，而食物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救济制度将导致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减少，包括那些不需要救济的人，最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申请救济。
第二，在济贫院生活的贫困人员往往都是一些相对没有价值的人，但他们消费掉的食物将必然会减少其他那些有价值社会成员所应该享受的食物，从而使得更多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提高济贫院内贫困人员的生活水平，必然会使得济贫院外贫困人员生活质量的下降。
第三，救济制度侵害了国民的自由。他认为，为了实行救济制度，英国全体普通国民不得不受到救济制度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不良影响，给那些不依赖救济的自谋生计者带来很多麻烦。这违背了自由思想。
第四，救济制度阻碍了人们自立精神的发挥。他认为，救济制度正在消除人们的自立意识，应该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入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这种风气对个人来说是显得残酷了一些，但对全人类的幸福是绝对必要的。
第五，救济制度导致一些人的浪费现象，不利于勤俭节约风尚的发扬。他认为，救济制度大大削弱了贫困人员的勤俭节约精神，削弱了普通国民的储蓄意识。
最后，马尔萨斯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他认为，英国各地可以为极端贫困人员建立济贫院，收容本地的贫困人员，并由全国统一征收济贫税来解决资金问题。但济贫院中的生活应该是相当艰苦的，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被强迫劳动，不应把济贫院看作为困难时期过舒适生活的避难所，而应当视为暂时缓和艰苦困难的地方。他进一步指出，首先要废除现行的社会救济制度。
三、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救助思想
（一）旧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救助思想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出版，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诞生。庇古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确立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
庇古认为，实际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一个人的收入越高其边际效用越小。因而，高收入者每增加最后一单位的收入的边际效用，要小于低收入者增加同样最后一单位收入的边际效用，即同样一英镑边际收入，富人与穷人的评价各不相同，穷人一英镑的边际效用比富人一英镑的边际效用要大。所以当一英镑从富人转移给穷人时，社会福利就增加了，这是因为穷人的得利大于富人的损失。庇古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得出了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结论。
庇古进一步认为，每个人获得的效用总计就构成了全社会效用的总和，而效用总和也就是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因此，根据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要增进社会福利，就必须实现人均等化，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把富人的一部分货币转移给穷人，将会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又因为以这种转移方式实现收入均等化市场机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国家应通过征收累进税的方法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用来举办社会救助事业，让低收入者享用，以缩小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福利。当所有人的收入均等从而使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时，社会福利就会达到最大化。
庇古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达到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思想，就成为各国推行社会救助制度的思想基础之一。
（二）新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救助思想
20世纪30年代末，卡尔多等人提出并论证了“假想的补偿原理”。补偿原理的实质是，如果一些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改善不会同时造成其他社会成员状况的恶化，或者一些社会成员的改善补偿了其他社会成员状况的恶化，社会福利就增加。根据这一原理，政府的某些措施或立法会使一些人得益而使另一些人受损，如果得利总额超过损失总额，那么政府使用适当政策向得利人征收特定税收，以补偿受损者，这样对任何人都没有不利而对一些人有利，因而增进了社会福利。
新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救助思想，比旧福利经济学更进一步，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中，导致贫困问题的因素很多，有个人主观方面的也有个人客观方面的，但主要是社会方面的原因。这种社会原因主要体现在国家所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上，因为任何一项政策对一些人是有利的，但对另一些人是不利的。而导致一些人不利的结果，很可能使得这些人处于困境，甚至陷入贫困。这就需要国家来实行社会救助，帮助这些人摆脱贫困，而社会救助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从得利人那里征收的各种税收。
四、凯恩斯的社会救助思想
（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凯恩斯认为，在影响消费的各种因素中，收入是消费唯一的决定因素，收入的变化决定消费的变化。他认为，存在一条基本心理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的增加多。他把收入和消费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消费倾向，并把消费倾向区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在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在增加的一个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部分所占的比例。他认为，随着就业和收入的增加，个人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即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低，这样在有效需求和总供给之间就有一个逐渐增大的缺口不能弥补。要弥补这一缺口，必须增加个人或家庭收入以刺激社会总消费。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各阶层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富裕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贫困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将直接关系到社会总消费的数量，国民收入分配越不均等，社会消费需求就会越小，反之则越大。也就是说，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前提下，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政策修正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使富裕阶层的财富向贫困阶层转移，就可能促进社会消费上升，从而刺激总需求。
（二）政策主张
凯恩斯刺激消费的政策主张有：
第一，力主消费支出。他认为，高消费可以和高投资并存，节俭虽然符合道德规范但对社会不利。他指出，政府举债支出虽然使财政出现赤字，但可以使社会走向富裕，并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因此，他主张鼓励政府消费，进而认为政府的一切支出都是生产性的。一方面，政府可以增加其购买水平，扩大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举办公共工程；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提高其转移支付水平，以及社会救助金等社会保障费用。
第二，实行高额累进税政策，以进行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费倾向。他认为，财富分配不合理是现实社会的根本缺陷之一，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这样必然会减少有效需求，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
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成为各国实行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任何一个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社会消费，但贫富差距过大会严重影响该国社会消费的提高，只有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贫困问题，才能拉动社会消费，扩大消费需求总量。要达到这个目时，政府就必须制定和实施社会救助政策。
五、《贝弗里奇报告》的社会救助思想
1941年英国政府任命威廉姆·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on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委员长。1942年该委员会提出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简称为《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中关于英国战后恢复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执政后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贯彻落实，因而英国于1948年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这份报告不仅对英国福利制度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世界社会保障发展和改革也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其中有关社会救助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至今仍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贝弗里奇报告》的社会救助思想
《贝弗里奇报告》主张，在实施社会保障计划时应该遵循一些原则，其中有：第一，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国家应该消除国民的五大毒瘤，即贫困、疾病、无知（教育）、陋隘（住房和环境）和失业。国家至少应当承担起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义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则是国民的权利，并且，实行社会保障是国家的一种责任。第二，作为解决贫困对策的社会保障是一种缴费型的社会保险方式，覆盖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风险，最终由社会救济来补充。
根据这些原则，报告概要描绘了社会保障计划的内容：“计划由三个不同部分组成：社会保险满足基本需要；国民救助解决特殊情况的需要；自愿保险用于满足超出基本需要的额外需要……尽管社会保险能够，而且应当是收入保障的主要手段，但并不能单靠这一手段。它还需要国民救助和自愿保险作为补充。”同时这份报告指出：“尽管与社会保险明显不同，但国民救助在管理上和操作上要与社会保险相结合。国民救助是社会保障部在重要程度上仅次于社会保险的一项工作。”
《贝弗里奇报告》中的社会保障计划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自愿保险，而后两者对社会保险起补充作用。实际上，《贝弗里奇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社会救助为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同时，这份报告明确了社会救助仅仅是解决一部分的特殊需要，如当某些人或者家庭由于没有资格而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并陷入贫困时，社会救助就可以发挥作用。
（二）《贝弗里奇报告》的社会救助计划
“国民救助在享受时只要经证明确实需要，就可得到现金给付，不需要事先缴费，并且待遇随个人情况而调整、变动，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提供……社会保险和国民救助由国家组织并提供服务，用于确保基本生活。”该报告同时指出：“国民救助用于满足未被社会保险覆盖的所有保障需要。国民救助必须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但标准必须比社会保险待遇低，否则参保人就不会向社会保险缴费了。发放救助时须经过经济状况调查，且要有需要救助的证据，并且只能在救助对象希望尽快恢复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进行。”
关于社会救助的资格，该报告认为，必须通过经济状况调查证明该人或者家庭确实需要社会救助。目前，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救助时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方法。同时，社会救助标准必须恰当，首先要能够满足贫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其次社会救助支付标准要低于社会保险待遇。只有这样，才能理顺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之间的关系，让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分别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
关于社会救助资金来源问题，《贝弗里奇报告》认为，社会救助资金来源只能来自于国家财政，别无他途。从当前世界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救助资金主要甚至全部来自于国家财政。这是因为人们把解决贫困人员的最低生活问题普遍看作国家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既然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那么社会救助的实施主体理所当然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