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与六国一统

鲁国的“初税亩”成就了鲁国，也成就了沿海仿效鲁国的诸多国家。当历史的车轮滚过春秋进入战国时，齐、楚、燕、赵、魏、韩等国家已经甩开膀子发展起来，将身处内地的秦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秦国的土地私有制产生和以“初租禾”为代表的赋税改革发生在前408年，比鲁国的“初税亩”晚了整整186年。但是，这一时期，秦国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了极大发展，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量大大增加。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过程中，引发了秦国内部社会秩序的极大变动，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根本不满足其政治权利的极不对称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实施改革，实现与其经济实力匹配的政治福祉。

与秦国同处内地的其他国家均有相似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君主都纷纷任用贤能实行改革。魏国的魏文侯任用李悝实施的改革主要意义有三个方面：其一，废除官爵世袭。按照劳、禄、功三个方面选择人才，确定俸禄等级；其二，“尽地力之教”。鼓励百姓充分利用土地，努力生产粮食，增加国家收入；其三，实行平籴法。国家平抑粮价，丰年低价收购，歉年平价出售。

楚国的楚悼王任用吴起实施变法，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强兵固农：其一，将已出五服的贵族一律迁徙到偏远的贫瘠地区参加农业生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增加赋税来源；其二，整顿国家机构，精简官员，将精简下来的经费一律用于养兵和奖励军功。

面对其他各国的改革浪潮和不断强大之势，秦国当然不能坐以待毙。特别是对秦孝公渠梁这种图谋改革、图谋发展和图谋强秦的君主来说，改革是他必然的选择。他相中了一个人，他就是卫国人（今河南安阳市黄梁庄镇一带）——商鞅。

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活着的时候是绝对不能称商鞅的，而应该称卫鞅——因为他是卫国人，或者被称作公孙鞅——因为他是卫国公族之后。被称作商鞅是他死后的事情——因为他因功被封于商（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河南西峡一带），因此后人称他为商鞅。

今天的我们当然也称他为商鞅了，而且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他是在秦孝公下达求贤令之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见到了秦孝公，并以其满腹经纶、超越世俗的才华和卓有见地的治国理念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从左庶长直任大良造——成为秦国最高的军政长官。

手握大权且有秦孝公的强大支持，为商鞅的变法增添了胜算的把握。为了取得百姓对变法的信任，商鞅上演了一出“徙木立信”的活剧。有一天，他派人在栎阳（战国时秦国的都城，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南门口立了一个三丈高的木杆，并在旁边出了告示，说如果有人将此杆移到北门口，就赏他十金。百姓面面相觑，觉得如此简单的事情怎可能给予这样高的酬劳？谁也不敢去挪。商鞅见百姓不信，立即改变了奖励政策，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一位大胆的壮汉走上前去，抱起木杆将其移至北门口，立即得到了五十金的赏赐。在赏赐壮汉金子的同时，商鞅告知秦国的百姓，我们要实施的变法和此次徙木的赏赐一样，说一不二！此举大大坚定了百姓对改革的信心。

前359年，商鞅开始实施他的第一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涉及五大主要方面：

其一，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禁私斗。规定：凡是立有军功的，按照军功的大小赏赐，没有军功的，“虽富亦不能尊荣”。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都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同时，禁止乡邑之间为土地争纷而发生争斗，否则，按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其二，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进行户籍登记。同时，将魏国李悝的《法经》在秦国颁布实行，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连坐法”，将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这一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家家户户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如若不告发，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的实行腰斩，告发“奸人”的与在战场上杀死敌人的功臣一样给予奖赏，隐匿罪犯的按照战场上投敌叛国的罪名同样处罚。

其三，奖励耕织。以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不可本末倒置。凡是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所生产的粮食和布匹超过规定的数量，可以免除本人的徭役和赋税。凡是不安心农业生产，从事工商业或者游手好闲的，罚做官家的官奴。不仅如此，商鞅还打开国门，号召其他诸侯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到秦国来开垦荒地，种植粮食，缴纳赋税。

其四，鼓励分家立户。一家凡是两个儿子以上的，到成家的年龄必须分家，自立门户，耕地出赋税。否则，罚出双倍的赋税。

其五，焚诗书，重法令。商鞅抨击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使法家的高压思想贯穿于秦国改革的自始至终。

商鞅的第一次改革实施8年之后，由于用极其严格的刑罚作保护，改革大为成功并初步显示出非凡的效果。农业产量增加、丰衣足食，为战争提供了强大而可靠的财力，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局面，提高了秦国的政治地位。同时，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上，前351年，商鞅的第二次改革开始了。

第二次改革涉及四大主要方面：

其一，废除井田制。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之为“废井田、开阡陌”，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平均负担。

其二，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这一措施有力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其三，统一度量衡。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的“商鞅量”，就是由秦孝公亲自监造的。商鞅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这一举措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其四，禁民父子同室。继续加大第一次改革力度，要求百姓父子、兄弟必须分家，独门立户，独立承担纳税义务。

任何一次改革都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割。商鞅的改革也不例外，而且第二次改革是在第一次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不断加深。这次改革，深深地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以国家法令形式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从根本上瓦解了奴隶制度本身，使中国的奴隶制彻底土崩瓦解。

商鞅以其宏大的手笔在秦地上书写了一笔鸿篇巨制，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由于改革树敌太多，法令过严，措施失当，导致秦孝公死后，商鞅被以秦惠文王嬴驷为代表的贵族势力五马分尸。

然而，就像任何战争和改革都会有牺牲一样，商鞅虽死，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这样评价：“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