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与“一带一路”发展之略

齐国赋税政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翻开赋税历史的典籍，追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踪迹，齐国以及管仲似乎是一个不能逾越的话题，忽视齐国的农工商并重政策以及以赋税政策刺激工商业发展的作为，加强对外贸易的开拓性和积极性，似乎是对古代先贤极大的漠视和不尊重。

齐桓公曾有著名一问：“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于天下，可乎？”这个提问当然得到了管仲肯定性的答复。作为齐桓公姜小白任命的至尊大臣，管仲实施盐铁专卖，实施官山海、官天财、垄断国家山林川泽，垄断国家粮食和工商业，限制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运用国家手段开展对外贸易，以齐国的鱼、盐、丝绸、漆等众多物品换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内百姓的农业税及其他赋税负担，对外贸易实施“零”税率，“关市讥而不征”, “取鱼盐者不征税，所以利诸侯，致远物也”，只检查，只盘问，只要货物安全性符合齐国要求，一律不征税。所有来齐国做生意的商贩，到达齐国后通过关卡进入市场，可以任意在齐国进行买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齐国、齐桓公以及管仲的免税作为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齐国开展贸易。

不仅如此，齐国对外地客商来齐经商提供各种服务也堪称历史之绝。《管子·轻重乙》如此说：“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当寂，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来齐国贸易的商人不仅能够得到馆舍、免费餐饮、免费照看车马的照顾，就连他的随从也能够得到免费的服务，这种大气量服务一方面说明了齐国开展贸易的诚意，另一方面说明了齐国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经济实力。

齐国运用食盐专卖政策与毗邻诸侯国之间的贸易也似乎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管仲请求齐桓公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百姓烧柴煮盐，国家统一收购并屯储，农忙时间将屯储之盐高价抛出，坐地收利，同时要求其他国家朝聘、会盟时必须贡献金，使金价上涨百倍以上也似乎不用求证，但问题是：齐国的对外贸易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以至于成就了齐桓公“春秋五霸”的绝对地位并且使齐国经济长期处于各诸侯国前列成为后人关注的话题。

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发展首先崛起，灌溉业的发展使管仲“衰地而差征”、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地征收不同赋税的级差式赋税制度得以实施。管仲在鄙野中建立地方行政制度，加强对农业生产地区的管理，提出“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管理原则，士、农、工、商“四民者，不许杂处”，便于沟通交流和互相学习。在这一政策实施下，农副业、手工业得到有效发展，使齐国这个本来在齐太公姜尚手中便“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的国家迅速发展壮大，加上齐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齐国迅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纺织业中心和对外贸易中心，“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汉书·地理志》如此记载这道风景：“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秀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以至于出现了“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盛大局面。

齐国商贾云集的盛大局面似乎在两千多年以后得到了印证。日本考古学家在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弥生文化墓葬中发现了最早的丝织品，这个丝织品是一片一寸见方的残布片，专家测定其经线为40—50根，纬线为30根，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丝织品大体相同。由于日本当时尚处在新石器时代，还远远不能生产出自己的纺织品。因此，北京大学教授陈炎先生曾指出：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件，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这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

韩国出土的文物再次证明了齐国对外贸易的广泛性和拓展性，也证明了陈炎教授所说的真实性。韩国全罗南道的完州上林里遗址出土了3件直刃青铜剑。经专家比较分析，这种带宽浅血槽的铜剑来自齐国，属于战国时期的齐式剑。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市下岱遗址第23号墓曾出土了一件铜鼎，经专家考证是战国中期从齐国辗转流入当地，并在当地长期使用并保存下来的。韩国庆尚南道的金海市良洞里遗址第322号墓出土的一串包括两颗水晶珠在内的项链，被专家认定为当时齐国的产品，因为“这两颗水晶珠形制大小相同，均为算珠形，中间有圆孔以利穿系。用水晶做成的物品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还相当罕见，但在齐国却是大宗的产品”。

齐国对于韩国的对外贸易似乎不用奇怪，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韩国属于燕国的附属国。《史记·朝鲜列传》如此记载：“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郭塞。”燕国在鼎盛之时，便拥有朝鲜半岛的真番、朝鲜等国的国土，并向这些地方委派了官吏。齐国与燕国有贸易往来，与韩国有贸易往来便不足为奇。齐桓公和管仲的对话也可领略一二。齐桓公问：“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筴，可得闻乎？”管仲答：“发、朝鲜之文皮，一筴也，”言及东夷的部落“发”和“朝鲜”有花纹的虎皮、豹皮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君臣的这一问一答，成就了中国与朝鲜半岛贸易往来的最早记录。

从现代文物出土结果来看，朝鲜半岛北部出土的文物与春秋战国时期燕国、赵国文物相似，而半岛南部出土的文物与齐国物品相似，说明了齐国与韩国及日本对外贸易水路的可能性较大。

首先，经济的发展为造船业提供了可能性。《国语·齐语》载说：“管子（管仲）治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司马迁说，春秋战国时期，不论是煮酒业、制酱业、屠宰业还是造船业、伐木业、冶炼铸造业、畜牧业都可“富比千乘之家”。

其次，造船技术已经相当娴熟。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有用资源的开发，私营手工业的大量涌现，特别是有利于商货流通的车船的制造和水、路交通的修通，都使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史记·张仪列传》如此记载：“舫船载卒，可以载五十人与三个月的食物，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

第三，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远航水平。《战国策》曾这样记载：战国时期，齐国已经可以派遣大批船只成规模的越过渤海了，“秦攻燕……齐涉渤海，救燕国”。说明战国时期大规模的船只和人员“涉渤海”，在航海安全问题上已经有了相当保障。这也为秦代徐福带领大批船只和人员远涉海外具备航海经验和航海能力提供了说服力。

第四，史书可以为齐国作证。晋代张华撰写的《博物志》曾提到齐国“越海而东，通于九夷”；孔子曾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道不行，乘俘浮于海。”司马相如著名的篇章《子虚赋》中也曾说齐国：“秋田乎青邱，仿徨乎海外。”而青邱，便是“主东方三韩之国”。成书于乾隆时期的《皇朝文献通考》记载说：“在平壤府东嘉山岭，在嘉山郡西瑜岭，在朔州西北，朝鲜谓之西北雄关，相传有山名青邱者，不知其处，汉司马相如《子虚赋》秋猎于青邱是也。”同时，如陈炎教授所说，日本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海运的可能性：“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件，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

《史记·货殖列传》如此记载齐桓公及管仲：“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齐国、齐桓公、管仲以“内守国财，外因天下”的对外贸易政策，以放宽赋税政策，鼓励工商业贸易，吸引外国财物输入为宗旨，开拓了“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的贸易航线，书写了一段赋税成就贸易的佳话，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