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目标在于构建、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领导权问题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就此问题明确指出：“‘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转变点。在‘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五四’以后，则一般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了。后者与前者的性质，虽同为民主主义的，但后者为彻底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之后，同年1月9日，毛泽东对此又做了更为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领导权“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由此可知，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领导权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且在内容上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首先是其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其次是其主张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批判不加鉴别地吸收西方文化，反对对西方文化“生吞活剥”。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因此，包括西方古代的文化，只要是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吸收。但是，要区别对待，要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与此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也必须是批判地吸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第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毛泽东认为：“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既是中国共产党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缺乏科学的因素，又是对“五四”以来一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发扬与继承。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张闻天也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要有丰富而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党员干部应该首先学习历史、地理，以及必要的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绝不赞同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一系列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解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张闻天也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昧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为此，中共特别强调文化艺术要和普通大众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二者如何结合？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文艺工作者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有这样才会有无产阶级的党性，才会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的党结合。毛泽东还号召：“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并且，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际要统一，这样想就要这样做，为工农想事、为工农做事。正是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眼睛向下”，纷纷走向民间、走向大众，搜集、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民众现实生活文艺作品，如何其芳、张松如等搜集整理了《陕北民歌选》, “鲁艺”创作了引起强烈反响的大型舞台剧《白毛女》，等等。

总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既批驳与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又树立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民族危难之际各种文化思潮激荡、碰撞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却出现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有的不分是非、浑水摸鱼，有的甚至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扰乱视听。中共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对当时存在的上述错误文化思潮给予了有力回击、批驳与纠正，而且明确提出了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并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进一步发展中华文化，建立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文化方向，增强了民众底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明确提出文化教育要为抗战服务，发展抗日文化运动，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而这一切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激发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中共认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将在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亲密合作下完成其任务”。中共还进一步号召，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中心任务，就是能使新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为此，强调普及文化到农村中去、到工厂中去、到军队中去、到大众中去，把文化食粮输送到军队、乡村、工厂中去，建立各种印刷、出版、发行机关，出版各种地方的报纸、杂志与书籍等，大力宣传党的文化政策，发掘中华固有道德，提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众战胜敌人的底气、骨气，从而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文化方向。

第三，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强调文化建设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文化概念做了界定。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他强调：“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所以，必须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这样的宣传和学习，是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的。文化建设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最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相互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强调文化建设为政治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它不仅在当时有利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树立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有利于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

第四，初步确立与形成了共产党人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雏形。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由此可知，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与战略思想。延安时期中共将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来具体实践，历史证明，这些做法毫无疑问在客观上为新中国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为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人提出的，且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的文化自信，奠定了理论基石和雏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