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改革的环境条件及目标任务

七七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到了“亡种灭国”的危险绝境。那时，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目标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抗日救亡”。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担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站在抗日的最前线，团结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保卫祖国，战胜日寇，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建立民主、统一、自由、平等、富强的新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救亡”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落实到了“一刻也不敢懈怠”的行动上，提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要求，制定全民民主抗战的路线方针，领导边区政府适应全民族抗战的形势，根据抗战实际的需要，实施了许多民主改革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集中体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为民主改革提供了根本依据。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蜕变为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政党，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专制联盟，其传统的政策是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就是“蒋家王朝”政府。第二次十年国内战争时期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多少变化。其欺骗人民的假三民主义戏法，在所谓的“军政”“训政”“宪政”“国防会议”“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等等的换场表演中，一直延续到人民解放军的大炮轰它到台湾孤岛上去。

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放弃过“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是黑暗反动的。国民党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机构是独裁的；国民政府以外，其地方政府和其领导下的其他政权具有多种形式，地方势力的统治普遍比较黑暗，问题更多；国民政府实行的地方自治和新县制及基层农村保甲制，又是把地方政权交给少数的豪绅地主去独裁。其统治的特点是，党包办了政治，政权完全集中，机构与环境不相适应，自治保甲制度层次太多，压迫人民，实行愚民政治，没有民权，极不民主。林伯渠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比喻当时社会很是形象。说西安一次不知开什么会，没有人参加，便绑了一些壮丁去参加，喊口号的时候，上面喊蒋委员长万岁，下面群众不懂，也跟着喊“快快完粮纳税”。

面对这样的一个居于全国统治地位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其自身色厉内荏，其自身风雨飘摇，其自身独裁腐朽，其自身反对革命，其又如何领导抗战？如何施行民主？如何进行改革？团结、联合，斗争、争取国民党特别是其中的革命分子、进步部分的艰难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及广大抗日民众组织的头上。这就是当时的又一个重要的、现实的政治环境和恶劣条件。

至于另如汪精卫之流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成立的伪国民党、伪国民政府、伪国民军等，则完全是中国革命的破坏者，是革命的对象，必须坚决地消灭之。但是，投降主义、悲观主义、腐朽势力、汉奸伪军的破坏影响和腐蚀拉拢，也是一个不利的环境条件。

鉴于抗战要成全民的抗战，抗战要成民主抗战的趋势和要求，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奉行“不抵抗政策”、大好河山沦陷，对内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连年不绝内战；经济落后、国力日渐衰竭，政治独裁、阶级压迫深重；军阀割据、地方一盘散沙，世风日下、人民饱受愚弄；“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局面，中华民族一切爱国的人们和爱国的组织都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这就是中国必须实现民主革命，中国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改革，否则无力抗战、无法救亡、无能图存。同时，国内人民大众抗日高潮迭起，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抗日民主的正义力量在极端压迫中崛起，给民主革命和民主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这是另一个方面有利的、进步的、革命的因素和条件。

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的目标，应该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讲“现在的中国不能有别的目的，只能有这个目的”。动员抗战、坚持抗战、服务抗战、保障抗战，应该是对全中国政府的任务要求。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解放区政府必须百分之百地做到；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也应该做到。诚如蒋介石所讲的：“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在艰难困苦、举步维艰但又不得不行的环境条件下，围绕如此伟大的目标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的民主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在此从以下几个部分做以简要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