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和皇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总是利用诸如封建等级制、宗法制、世袭制等专制思想来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长期处于一种被动压迫的地位，既毫无权利可言，也毫无自由可言，更毫无民主可言。而且，“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也“不是很容易肃清”，对绝大多数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百姓来说，民主还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可以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尽管“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到了近代社会，帝国主义以发动鸦片战争入侵中国，并打开了中国几千年闭关锁国的门户，但西方列强却很快地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一起剥削和欺诈百姓，且在加剧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的同时，也加剧了广大民众的生存危机，从而使他们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主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流血斗争，但斗争的结果最终还是失败。历史的血的教训表明：不唤醒民众民主自由的意识，只靠单纯的农民起义、封建阶级的改良运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尽管接连的战争使得本已痛苦不堪的民众更是雪上加霜，但人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倡导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求破除封建教条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崇尚民主，进而使得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继续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而在此时，遭受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迫切要求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来唤醒民众民主自由意识，来领导他们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孕育而生，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民主新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如何才能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唯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主政治，推动全面抗战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实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演讲中指出：“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形成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的“民主抗日”的民主思想。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把“争取民主”看作“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把“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看作“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并指出：“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9年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1940年2月，毛泽东还认为：“把独立与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说：“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194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中说：“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中说：“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为尽快促成国共合作，迅速完成抗战准备，就已正式宣布将原来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对民主选举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但是，“民主政治是人民出来议事管事，不能每个人都来议来管，要选举出人来管，于是选举就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一环。”为了切实搞好普选，中国共产党还制定颁布了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的选举条例、施行细则、组织法等各项具体法规，对选举资格、选举方法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在选举资格上规定：除卖国者、罪犯和神经病人外，“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16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方式上规定，“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投票选举制”。“普遍，是选举人的资格，没有任何限制，……直接，是选民直接选出被选人，……平等，是任何选民投的票，其效力都是一样。无记名，就是选民在选票上只写被选出人的姓名。”在选举办法上，创造了许多适合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切实可行、操作简便的方法。如“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投纸团法”“烙票法”“背箱法”等。特别是在1937年7月至12月边区各地各级开展的第一次普选运动中，“连一些极少走出窑洞门的小脚‘婆姨’，也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地参加了投票”。这次民主选举的胜利结束，表明边区人民享有主人公地位，边区社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边区人民。由于实行了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政热情，选举成为人民的自觉行动。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不仅明确提出普遍的民主要求，即“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给能力”，而且还强调要“特别着重乡级民主制的深入”，把“乡市民主工作提到民主政治的第一位”，因为它是“真正民主的基础”。在边区，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则下，都有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儿童，以及宗教团体、自由职业者，都有这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