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关迁都事项的议论

《隋书》中较早的迁都议论，记录在卷三七《李穆传》里。这是《隋书》列传第一篇。自称是陇西成纪人的李穆，从北魏走到隋初，官职不断升迁，开皇元年二月乙亥，隋文帝即位后的第11天，他又从上柱国、并州总管、申国公升为太师，自然是很受信任的人。《李穆传》称：

上素嫌台城制度迮小，又宫内多鬼妖，苏威尝劝迁，上不纳。遇太史奏状，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聪明，已有徵应，太师民望，复抗此请，则可矣。”遂从之。

其中有三层意思，一是隋文帝一直对长安旧城的形制不满意，感觉里面的宫殿建筑狭小，又闹鬼妖，纳言苏威在他身边，曾劝告他择时迁移，却没有结果。二是当时的太史上奏，也谈起“移都之事”，结果是“上以初受命，甚难之”，算是给出了一个具体解释。第三位出场的人就是太师李穆了，他的奏表让隋文帝一览，马上就被接受了。这样抬高李穆的话，出现在其本传中，倒是不奇怪的。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也符合他本人的地位和影响。

此外，还有一处记载，出现在《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里，所记仍然是开皇元年这一年的事情：

……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谓颎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购绢三百段，马两匹，进爵为公。谓季才曰：“朕自今已后，信有天道矣。”

上文说隋文帝“将迁都”，不仅表明其同意迁都，还包含着新都址已经确定的意思。《庾季才传》要表现的是传主神奇的一面，对新都址并没有丝毫透露（其本意似不在这里）。不过里面透露的“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的看法，却是相当重要的，这不仅是当时人的一种看法，而且还有相当的事实作为论说的基础。庾季才大清早上朝说的这些话，显然是有作用的，隋文帝对他另眼看待的同时，他自己又得到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

隋文帝开皇初期权势最大的三个人，分别是高颎（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杨素（上柱国兼御史大夫）和苏威（太子少保兼纳言、吏部尚书），杨素多时带兵在外，而高颎、苏威加之李穆（太师）都参与了隋初的迁都合议，算得上是高层商议了，隋文帝杨坚则是迁都大计的主事人。史载“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然后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称平”。迁都之议仅为其中的要事一桩。

迁都之议后事情进展得非常快，《隋书·高祖纪》记载开皇二年六月丙申（582年7月29日）这一天，杨坚终于对长安旧城这座老城正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下了诏令，向天下说出了自己积聚已久的想法——迁都。史载：

……诏曰：“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仍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

此可谓是隋文帝杨坚的“迁都宣言”，什么都说得很清楚，因为前面同密臣已商议过了。视隋文帝的举动，当然是果断有为了。他坦诚交代，即位以来最不舒服的就是“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的心情了。因此，他大谈迁移属于变革行为，长期固守一地就是因循守旧的道理，为迁都寻找历史依据，寻找可以说服天下的事例。尤其影响人心的是他搬出“谋筮从龟，瞻星揆日”那一套说辞，把新址说得天花乱坠，旧城说得非遗弃不可。最终一声令下，向天下发出了隋朝必须立即迁都的旨令。

对隋文帝的“迁都宣言”进行细致分析，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其一，新址的位置。在前述李穆、高颎、苏威、庾季才诸人的事迹中，均未提到新址的位置在哪里，所议论的都属于思想上的认识，算是为迁都之举张目的各种考虑，似乎是先有迁都的一致意见，之后方才说得上选择新址的事项。元人骆天骧撰著《类编长安志》，将新址所在归纳得甚为得当：

……其地在汉古城之东南，属杜县，周之京兆郡万年县界，南值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灞、浐，北枕龙首原，创筑京城曰大兴城。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

如此看来，这个新址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并没有远离旧城，它还是“北据渭水，东临灞、浐”，向旧城东南选择，成了“北枕龙首原”，同旧城位置相比，与其说是迁移，倒不如说是一次近距离的搬家，就近挪动了一次。

对于汉唐长安城地理位置的表达，古人有“八水绕长安”之说，现今学术界有“西安小平原”“关中核心区”等的表述，从地形地貌上予以归纳，不妨做出一个关于“龙首山基座”的新判断。

龙首山以南土地平坦，土壤肥沃，面积更为宽广，“六坡地形”成为隋唐帝都展开的理想地域。虽然还没有选址过程方面的细节展现，但从新址可以看出，“龙首山基座”再次被考虑，关中中部“西安小平原”这个位置是继续被认可的。

再者，隋都新址的选定，还包括一个基本事实，即自西汉王朝建立以长安为国都的政治地理格局以来，全国的对外防御形势及内地的基本经济格局是比较稳定的，建立隋朝的政治集团对于局势的判断也是切中要害，而且具有掌控能力，因之在放弃长安旧都、另择新址的重要关头，思路清晰，方案可行，做事稳健，目的可达。

其二，新址是如何选定的。龙首山旁的新址是如何选、由谁来选的，史料中并未见明确的线索。“迁都宣言”说“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的意见是直截了当的，毋庸再讨论。《资治通鉴》相应记载处曰“诏高颎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也是都址已经选定后的安排。

新的都址所依靠的龙首山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水经注·渭水》记渭水“又东迳未央宫北，高祖在关东，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长六十里，头临渭水，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五六长，土色赤而坚，云昔有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迹，山即基，阙不假筑，高出长安城”。言下之意是萧何切开龙首山建起了未央宫，从清人杨守敬等所绘《长安城图·渭水篇》内容来看，未央宫东部倚靠在龙首山上，不少城土即取自于此山，龙首山在未央宫、武库之间，从南向北一直延伸到渭河边上。这就是长安旧城同龙首山的关系，及至到了隋初，新的都址又同龙首山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只是“迁都宣言”没有提到长安旧城同龙首山有过的关系。

龙首山也被称为龙首原，《三秦记》有“龙首原”条，曰：“龙首原，起自南山东义谷浐水西岸，至长乐坡西北，屈曲至长安古城，六七十里，皆龙首原。隋、唐宫殿，皆依此原。”《三秦记》成书当在隋唐之前，后两句容或属于撰者骆天骧补充的文字。

从渭河到秦岭山地，依次排布着河滩地—河流阶地—成层黄土台原—山前洪积扇—山地，地貌变化显得颇有规律。从黄土台原的位置及其分布，与秦岭诸多河溪流出的关系上，研究者注意到，“只有灞、浐与潏、沣之间这块平原，既无河流切割，又坦荡宽广，东西宽约17公里，南北长约40公里，以龙首原为分界线，形成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形单元”。近年的研究认为，“宇文恺认为龙首原南部的黄土台原区域地势过高，城市供水难以解决，而北部的黄土梁洼相间地区，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17公里，选择此处建都可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向东西南北四方皆可展开扩建，又距浐、滈、潏、沣诸水较近，可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同时引水，使城市清水源源不断”。汉长安城选择在龙首原北，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与之相比，后靠了一段，实际上是落在了秦汉都城南面的上林苑范围内，走势逶迤的龙首原地形便成为规建都城的地形骨架，任由善于巧施建筑技艺的人员充分使用，甚至还可以在城市治安及军事防守方面发挥必要的地形作用。

开皇三年三月丙辰（583年4月15日），长安的上空降下雨来，隋文帝杨坚身着“常服入新都”，一个好的兆头是“京师醴泉出”，这些均为史官所记录，此后的隋廷大小事务，就都转移到新建都城——大兴城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