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几个着眼点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思维始终起先导作用。其中，战略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层次，是领导科学的重要内容。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战略思维早已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瑰宝，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着重大的战略指导价值。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要用战略思维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毛泽东是中国的伟大领袖，也是公认的国际战略大家。新形势下，学习和领悟伟人的战略思维，学习它，总结它，运用它，发展它，对于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哲学是人类思维之母，也是毛泽东思想之基。今天，我从哲学角度来谈谈学习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几点体会。
一、坚持联系的观点，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所以，战略思维首先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是以全局利益为最高追求的思维。它要求要着眼全局、胸怀全局、总览全局，运用联系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方面、各要素、各阶段之间的关系，以求全局利益最大化。我体会，这里有两层核心要义：
一是全局高于局部，局部服从全局。全局统领局部，局部隶属全局。要以全局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局部要以全局为要，自觉服从全局，服务全局，照顾全局。毛泽东作为战略大家，把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比喻成棋局，提高到战略层面在党内大力提倡，躬身践行。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要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安置小东西。”“要顾全大局，顾大局，是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有利，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那就该舍当舍，舍小取大。有些从局部来看不利，但从全局来看必须要做，那就着眼长远坚决做起。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以30多万兵力进攻延安，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当时延安的许多军民从感情上不能接受。为什么要放弃延安？用毛主席的话讲：“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中，延安对中国而言，就是小局与大局、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这启示我们，领导干部要增强战略思维，一定要有大格局，大视野，大胸怀，才能胸怀全局，掌控全局。只有具备立足全局看局部的视野，才有局部服从全局的自觉自为，克服本位主义，超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看大局利益，跳出地域看待当代中国，学会睁眼看世界，科学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觉服务全局，关照全局。当前，全党全国全军的大局就是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对这个大局有利的话要说更要做，反之，就不说不做，把大局观融入脑海，落到实处。
二是扭住关键局部，是掌控全局的密码。全局由若干局部构成，每个局部的分量却各有不同，大体分为无关紧要、比较重要，重要、很重要、重要至极的几个类别。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注重全局绝不是五指平摊，平均发力，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通过抓住足以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来掌控全局。比如，辽沈战役这个局部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中就是关键点、是核心、是枢纽，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辽沈战役中同样有影响全局的关键局部，那就是锦州。锦州就像一条扁担，一边挑着东北，一边挑着华北，关联着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所以，攻克锦州，卡住敌人的脖子，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这是“重要至极”的战略问题。所以，在选择关键局部的问题上，即是先攻打长春，还是攻打锦州，毛泽东与林彪多次发生激烈争执。仅1947年10月3日到4日，毛泽东就向林彪发出了两封“战锦”电报，言辞激烈，最终说服了林彪。1947年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在林罗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攻克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为解放全国这个大棋局拉开了帷幕。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还感言：“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这对我们启示有两点：一是抓全局仅仅是目标，抓关键局部才是根本要领，二者是“桥”和“船”的关系，不能把目标和方法混为一谈，否则，讲全局就有可能流于形式口号，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二是重心、枢纽与核心是事关全局的关键局部，处理好了，可以拯救全局；处理不好，可以颠覆全局，在这些关键局部问题上决不能犯历史性、颠覆性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党的高级干部锤炼战略思维，要善于从错综复杂的万物万象中快速掌控重心，掌控枢纽，掌控核心，跳出单纯的事务主义，用最大精力去关注这些最关键的局部，从而牢牢掌控全局。
二、坚持预见性观点，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战略思维是把握和驾驭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思维，是基于现实对未来超前谋划的思维。它决定着战略谋划和战略眼光，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笔者认为，预见性是战略思维中最核心、最具灵魂特质的。所以，没有预见性，就没有战略思维。从预见性角度讲，战略思维要强调两点：从宏观讲，要讲视野宏大，高瞻远瞩，登高望远；从微观讲，要讲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洞察幽微，落细落小，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毛泽东战略思维中最深入人心的是预见性和前瞻性。他总是能在重大的历史关节点上，比党内其他领导和同志早看若干年，多看几步远。这在外界看来，近乎有点神秘性。毛泽东经常引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来形容预见性的重要性。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这是个领导艺术。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有预见，我们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毛泽东用“风”来比喻领导干部的预见性，这是对毛泽东战略思维中预见性的最好注脚。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消亡都是有征兆的，能从微小的征兆中捕捉到事物发展的大走势，做到见一、备二、眼观三，一步十筹，争取主动，是毛泽东战略思维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进入低潮期，毛泽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林彪发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用《论持久战》回应了国内“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预见到了中国抗战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得出结论，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抗日战争吃紧关头，毛泽东却把眼光投向了远方，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擘画新中国的未来；解放战争胜利在即，进城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警告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防止“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周期律的发生。总之，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不断回顾历史，面对现实，预见未来，改造世界的一生。正是因为毛泽东高人一筹的科学预见，他总能在历史转折时期科学回答党内其他人回答不了的战略问题，使历史好像按他预见和设计好的那样往前发展。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正式签订投降书的当天，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题为《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文章。文章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永远都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就像总设计师似的准确。所以，小平讲：“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个人体会，小平讲的其实就是指的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性，毛泽东的审时度势料事如神的艺术和魅力。
学习毛泽东战略思维中关于预见性观点，体悟毛泽东处理当前与长远关系的实践艺术，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来讲，既是一门必修课，又是一部好教材。它启示我们，锤炼战略思维，增强预见性有三个关键环节需要把握：一是着眼大势，关注时空。就一般思维而言，形势比人强。因为人的思维总是落后于形势之变，使二者总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战略思维中的预见性要求人一定要比形势强，人的战略思维要领跑在形势的前面，这就特别需要关注时空和形势的变化，“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从这个角度看，眼里没有大势，没有时空观，就没有预见，也就没有战略思维。二是敏锐眼光，善于捕捉。增强预见性，必须要有敏锐的眼光，思维的触角始终在事物发展变化的部分里感知，才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即将或已经悄然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对事关成败关节点上的重大变化，必须要高度关注，高度敏锐，这是增强预见性的关键环节。正如毛泽东所言：“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常言说，风起于青
之末。我们要有见微知著，有感知“青
之末”的能力。同样一件事，有的人能看出来，有的人却看不出来，这就是眼光和眼界的问题。三是把握先机，迅即行动。看到，想到，做到才能得到，这里面有个“知行合一”的问题。战略思维中对倾向性问题的把握，有个时机问题，错过了时机和事物变化的临界点，可能会满盘皆输，我们经常讲的战略机遇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战略思维要求我们不光要察觉早，见事早，得计早，更要行动快，第一时间把握先机，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果断采取战略行动，主导事物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三、坚持“两点论”的观点，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对事关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谋划思维过程，它包含着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决策和行动等诸多链条。我们不难看出，全局也好、长远也好、根本也好，都包含着一个主次、大小、轻重和缓急的问题，可见，“两点论”是战略思维中重要的哲学基础，这也是战略筹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这就要妥善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作为战略大家，把哲学中的“两点论”和“两分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成为其一贯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不能把过程中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矛盾。”“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解决好主要矛盾的同时，要兼顾其他，做到“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可谓一针见血之论。毛泽东一贯主张，一个时期总要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一个主要矛盾，带动一般矛盾的解决；一旦形势变了，主要精力要随着主要矛盾走，从而始终能够驾驭形势，化解矛盾，保持主动，这叫审时度势之后的战略调整。以维护我国周边安全为例。1949年末中央确定“南重北轻”战略，以“解放台湾”为重；1960年广州会议确定“北顶南放”战略，以应对苏联为重；1969年以后以“三北”为重点，后概括“一条线”。再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为例。毛泽东着眼世界大国的矛盾运动特点、政治力量对比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提出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一穷二白，集中力量抓建设是当时主要矛盾，我们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采取联苏抗美的“一边倒”战略。其标志性的成果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由此带动了新中国156项重大工程建设，国防企业占44项。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国际战略格局又发生了变化。美苏时斗时合，中美矛盾不减，中苏渐生裂痕，如何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成为当时外交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委内瑞拉代表团时，第一次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列在一起斥为“三个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势力形成均势，因苏联入侵捷克，珍宝岛事件、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等问题，中苏矛盾取代中美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使落后的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闯出“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形势发展，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打出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抵制第一世界扼制封锁的旗帜，使中国成为整个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总之，毛泽东战略思维中关于“两点论”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利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战略思维中关于“两点论”的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在“弹钢琴”这个问题上，孤立和静态情况下的一时一事往往比较容易做到，难就难在，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在事物发展的动态和调整中，在矛盾的运动变化中能始终抓住重点问题，优先解决好主要矛盾，不断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这是衡量战略思维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两点论”思想，提倡以问题为导向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学会“弹钢琴”的艺术，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解决矛盾的本领，推动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四、坚持底线观点，处理好底线和顶线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战略思维是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积极进取，谋求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所以，战略思维具有积极性和进取性特征，这就要坚持底线思维，树立底线观点。首先，要清晰界定利益边界。要明白什么是底线，底线在哪里？底线是不可突破的红线，不可逾越的警戒线，是引发质变的关节点，一旦突破底线，会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什么是顶线，顶线又在哪里？顶线就是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其中，底线必要时可示外示人，但顶线绝不可以示外示人。要立足底线，追求顶线，就是中间地带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筹划和战略行动来实现等，这就是所谓的底线思维。其次，科学认识底线思维。底线思维不是消极、被动、防范的思维，不是守住底线无所作为的思维，而是在牢牢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思维。这就要求，凡事要做最坏的准备，往最好的方向努力。这不是为了把事情搞砸，而是为了把事情搞得更好，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战略思维中包含着决不能忽视的底线思维。
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他一贯善于把底线放到总体战略格局中去思考筹划，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他能充分估计到困难，把困难当作研究政策和策略的基点，做到“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提前排除各种困难或准备排除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在形势坏的时候，他能看到好的一面，凝心聚力，鼓励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比如，1945年5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做的“结论”中，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大家要喝庆功酒的时候，毛泽东却给大家泼冷水，要大家准备吃大亏。他一口气列举了党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要大家有对付非常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可能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等，并据此提出应对之策。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他又讲了“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八个“光明面”，在把“困难”和“光明”都想透讲透的基础上，党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哲学基础，所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战略制胜，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胜利。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重要法宝。他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大问题上，毛泽东用底线思维阐述得非常经典。他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正是因此，毛泽东做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经典论断，敢于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作战，成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守护神”。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对外几场战争的决策，无不体现着毛泽东战略思维中的底线思维。在1962年中印自卫还击作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结果，中国赢得了这场被西方称为“潇洒至极的战争”，这场军事政治仗为中国在这个方向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领导干部要树立底线意识，锤炼底线思维。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底线思维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强化底线思维必须要有些“虎气”和“猴气”，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一是要有虎气，坚持原则。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严防死守，坚定不移，敢于坚持原则，绝不后退半步，这就是守住底线。二是要有猴气，灵活机动。在守住底线的同时，要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直面挑战，果敢行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最好的结果。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维是其战略思维的基石，上述四对哲学关系，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彼此贯通，相互交融的，需要我们在书中学，思中得，干中悟，做到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此外，领导干部战略思维的锤炼和养成，绝不是一蹴而就，信手拈来的，除了下大力气提高哲学素养外，还要在战略思维的外围做长久的修炼，比如胸怀、格局、学识、担当、气魄、作风等做保证。
（作者李殿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