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65年3月，毛泽东会见了由艾哈迈德·舒凯里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当客人向毛泽东请教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时，毛泽东说：“你不是说读了我写的文章吗？这些东西用处不大。主要是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又有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帝国主义最怕这种办法。打得赢，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赢，我就走掉，你找也找不着。我们开头时用游击战的办法，进攻的时候用，防御的时候也用。根本办法是打运动战。”
毛泽东的这番话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来，道出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真谛。毛泽东关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如何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初步形成
1927年10月，时任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作为这支部队的实际领导者，毛泽东所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当时红军战士不过千人，不仅枪支、弹药奇缺，而且给养很差，缺医少药。国民党军队则对井冈山进行了重重围困，“进剿”、“会剿”不断。如何在红军力量弱小的时候，既能消灭敌人，又能保存自己，是毛泽东需要细细琢磨的问题。
毛泽东此前没有学过军事，不知道如何打仗，但他是一个善于向实践学习的人，他从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逐渐总结出适合红军实际的战争法则，并用以指导实践。在与国民党军反复的较量中，毛泽东逐渐形成“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对于这一战略思想的初步形成，在井冈山战斗过的谭震林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当时曾对部队说到井冈山以前一个‘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朱聋子曾讲了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他还说：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们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
随着朱德率领红军来到了井冈山，红军的战略战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井冈山的军事斗争中被总结了出来，并经过中央的推广，在各地红军中广泛得到运用。“十六字诀”包含“打”和“走”这两个方面，究其实质，是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略思想的具体深化，它一般地规定了红军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打，是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在当时井冈山红军较为弱小的情况下，这一战术原则适应了当时红军游击战争的实际，对于保全自己，战胜敌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十六字诀”毕竟是在相对简单的游击环境中产生的，其具体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得到坚持与丰富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离开井冈山，前往赣南闽西进行新的根据地开辟工作，并于1933年建立了中央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军面临的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红军力量的增强，由最初的几千人发展为几万人，军事行动已不是“散兵游勇”式的袭扰，而是大兵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其次是敌人对根据地的军事进攻规模越来越大，军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再次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规模空前，红军的“家当”增多，使得红军在进行军事行动时，不得不考虑这些“坛坛罐罐”，顾忌有所增多。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形成一系列新的军事原则，这一战略思想的内涵大大的丰富起来。
1930年6月，毛泽东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全军团共1万多人，有枪7000支，这样就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了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运动战是红一军团面临的新课题，整编后的红一军团所要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攻打敌人重兵固守的南昌，以完成中央要求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在进军过程中，毛泽东了解到南昌城高沟深，城郊池塘较多，回旋余地小，易守难攻。敌军守城兵力雄厚，而且与援军相距不远，如果久攻不下，很可能还会被敌人“包了饺子”。很明显，这是一场难以打赢的军事行动。经过一番过细的思考，毛泽东下令红军撤围南昌，北上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安义、奉新等地发动群众，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毛泽东在随后给中央的信中解释了红四军这样做的理由：“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毛泽东的这封信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此后，毛泽东按照中央的命令，与第三兵团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开始了攻打长沙的战役。长沙守军有31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仅有13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在围攻长沙16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下令撤围长沙，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报告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二）群众条件不具备。”“（三）技术条件不具备。”面对打不赢的仗，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走”。避免在不利情况下与敌人的决战，是毛泽东打与不打的出发点。
红军的迅速扩大，让蒋介石甚为惊恐。1930年10月，蒋介石任命鲁涤平为总指挥，开始了第一次“围剿”。如何打破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在罗坊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把敌人放进来的方法，创造有利条件，选择有利战场消灭敌人。但此时根据地内部分干部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要求进攻再进攻。还有一些地方干部则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明工作。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打”是有条件下的“打”，不是乱打一气，不是逞一时痛快。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誓师大会。毛泽东专门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对联不仅体现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而且所提出的“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军事原则，体现了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正是在这样战略战术思想的指导下，红军以全歼敌人主力张辉瓒部及谭道源部第五十师的战绩，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在打完谭道源师后，仅30里地之遥的洛口，还有许克祥、毛炳文的两个师。在人们都认为下一步该打洛口时，毛泽东却宣布收兵不打。萧克回忆说：“毛主席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打破了敌人‘围剿’的主力，有些同志好像天兵天将，又想打洛口。你们晓得洛口有敌人两个师和谭道源残部，还有十二个团，集中在一起，又有工事，再去打就不会像打张辉瓒、谭道源那么容易了。我们才恍然大悟。会议一散，议论纷纷：‘为啥不打洛口呢？是总政治委员的主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些议论表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红军指战员高度自觉的行动指南。此后红军又凭借这一战略思想，先后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随着“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毛泽东被排除于红军领导层之外。临时中央领导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两个拳头打人”等错误作战方针，使得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极大被动之中。当时在红三军团三师任政治委员的黄克诚曾回忆说：“过去红军作战，前线部队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主动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知道吃亏，就决不蛮干。可现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统统由上边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具体作战命令，部队在执行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机动。”“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又不集中使用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
否认红军的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过去行之有效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战术，强行推行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长征。
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熟
长征教育了党，教育了红军。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即着手总结党和红军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一系列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决议初步探讨了在现时条件下“打”与“走”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决议强调“走”的必要性，指出：“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决议对怎样“打得赢”提出了一些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原则，这就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从决议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略思想的思考又深入了一步。
1936年12月，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讲演。在讲演中，他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就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做了说明。毛泽东的讲演在具体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是什么之前，首先探讨了应该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他强调要深入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反对在实际军事斗争中呆板地移用一般战争规律、俄国战争规律、北伐战争规律，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他强调：“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在讲演中，毛泽东首先鲜明提出的就是，研究战争规律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何在？毛泽东认为有这样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只能是运动战。毛泽东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这两方面的规定，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战略战术的原则。这一战略战术的原则不是什么阵地战，而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的运动战。毛泽东对于运动战的通俗解释是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深知，一些大力倡导所谓“正规战争”的人士难免会对此予以讥笑，他严肃指出：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毛泽东在讲演中还详细论述了“打”与“走”的关系。他说：“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在毛泽东眼中，“走”是手段，“打”是目的，“打得赢”是关键。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以红军指战员的亲身经历，细致入微地讲解了什么情况下要“走”，什么情况下要“打”；如何“走”，如何“打”；战略退却、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时期应该注意的问题、应该遵循的军事原则等等，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思想的内涵，标志着这一战略思想已经成熟。
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充分发挥自己优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打击了敌人，保存并发展了革命力量。实践又一次证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略思想在解放战争中进一步发展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当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达到430万，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约127万人，双方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如何才能打赢这场仗？
在军事工作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两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两点，第一点就是“打不赢就走”，不与敌人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第二点则是教会人民军队如何打得赢，这就是集中兵力，各个歼灭。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我军在战争中发挥“走”的优势，大踏步进退，不以争城夺地为主要目标，甚至对于当时革命圣地延安都可以主动放弃，以充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寻找敌人的弱点；同时又在局部地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以保证打得赢。
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一年半以来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我军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围绕着如何打得赢这个中心展开，所提出的一些军事原则，如：“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略思想在新历史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深化。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带了一点中国农民特有的机智，似乎是一句不登“台面”的话，但它却是对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与失败的深刻总结。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总结战争，在战争中掌握战争，他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军事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上升为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民军队由弱到强，由少变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作者单劲松：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