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篱笆》中的男性世界：焦虑、冲突与和解——兼论女性在其中的角色作用以及自身启发
美国历史中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希望与失望共存，机遇与风险同在。奥古斯特·威尔逊戏剧作品《篱笆》的宏大背景就是此时期，与威尔逊早期其他家庭戏剧相比，《篱笆》是独一无二的，其主要剧情是对三代父子关系的细致讨论。
《栅栏》是威尔逊内省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对三代父子关系的戏剧书写，威尔逊将萦绕于黑人家庭和种族的代际间创伤从黑人的个体和集体无意识中解放开来，使之成为黑人记忆中血淋淋的事实，让黑人在直面历史的刺痛中治愈创伤。
在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其他戏剧作品中，冲突并没有如此集中地得到呈现。例如，在剧作《钢琴课》中，所有家庭成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似乎都被表现了出来，比如“叔叔婶婶的关系”、“哥哥妹妹的关系”、“兄弟间的关系”，等等，但对这些关系的提及与讨论并没有成为《钢琴课》所表达的焦点问题。然而在《篱笆》中，奥古斯特·威尔逊对代表男性世界主要构成要素的父子关系给予格外关注，从而使得对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的描摹都成为辅助性质的。
在当代美国戏剧中，有大量作品囊括了父子关系这个文学主题。而跻身其中的《篱笆》则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因为它使我们透过父子关系，看到非裔美国人真实的生存情形，同时观察到一个业已建构出的男性世界关系图谱，进而体会出女性人物生存空间被挤兑和压榨的狭隘状态。父子关系在戏剧表现中也从来都是一个复杂而经典的主题，以其作为跳板和线索，切入到对《篱笆》中其他角色样貌和人物关系的发掘与探讨，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而当《篱笆》披着对“非裔美国人父子关系”讨论的外衣时，剧中的重重矛盾则一再升级，问题一再暴露，愈演愈烈的冲突如同暴虐的火焰，持续燃烧着。阿瑟·米勒的剧作《小推销员之死》中的父子关系和《篱笆》中的有些类似，但是《篱笆》的父子关系被表现得更为深入和连续，它贯穿了戏剧始末，是一个完整而分明的主题。此外，《篱笆》中父子冲突的“等级”也更为强烈，这或许是因为其故事情节中充斥着种族问题的缘故，夹杂着“白人世界”与“黑人世界”、“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等多组二元对立关系。
在《篱笆》中，父亲特洛伊不仅疲惫、贫穷，而且内心还持续为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所折磨。在历史特殊时期的美国大都市中，这位美国黑人老父亲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从不懈怠地工作着，却并未因此获得任何社会身份，不是一个具有社会信用度的标准公民，这也决定了他似乎总是不能成为一个传统定义下的强大伟岸的父亲形象，他为此纠结、挣扎、愤怒、妥协……尤当特洛伊回到家中，他成为那种传统父亲形象的心理需求就瞬间被无限扩大化了，此时的特洛伊极度需要被尊敬、被仰慕、被认可。从某种程度而言，当特洛伊在家的时候，他的那种心理欲求便开始左右他的意志，指挥他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拿回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根本不能奢望的东西。当我们读懂了特洛伊的痛苦与不幸后，便能在这具皮囊之下找到一个强大灵魂的终极期望。特洛伊种种自大与自负，其实都是因为他在社会中被压抑得太久，极度渴望被理解所致。特洛伊像一只傲慢的乌龟，在坚硬的外壳下隐藏着脆弱的心理和情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剧中赢得了无数深切同情的人物形象，背后却隐匿着一个反差巨大的生活空间，即他与情人的世界，那个世界既存在于现实中，同时也虚构于精神之中。随着特洛伊与情人的关系浮出水面，整部剧中的家庭冲突与矛盾就开始向婚姻关系蔓延，这种重心的转移，使得萝丝这个女性人物形象被照亮了，对萝丝的曝光和对其所代表的女性力量的凸显，引发出对女性生存世界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关注与想象。由此，对奥古斯特·威尔逊写作的真实意图的猜想和论证，就通过对父子间关系的重重解析和层层阐释而渐渐被读者所碰触和感知到。
奥古斯特·威尔逊在《篱笆》一剧中，刻画了特洛伊与父亲以及儿子之间的关爱、仇恨、反目、对立、理解、认同、继承等复杂关系的矛盾交织，建构了完整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主题，真实反映了美国黑人的家庭生活。在描写父子关系方面，《篱笆》一剧堪称美国黑人文学的奇葩之作。
毫无疑问，父子共居一室时，触发矛盾的导火索俯拾皆是，待彼此分开后，戏剧中所展示出的具象化矛盾似乎烟消云散，这是因为冲突的呈现失去了物质载体，譬如争吵、厮打等形式。然而，更高级别的矛盾却发生了，那是一种抽象的、虚化的、概念化的父子冲突，它成为一个符号，无论何时何地都将永久存在。当儿子离开了父亲所象征的“黑人世界”后，之前的世界便在现实中轰然倒塌，儿子独自闯入“白人世界”，他不过是重蹈了父亲的覆辙。从这时起，他需要面对父亲曾经面对过的所有情形，譬如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以及形上意识形态中的歧视现象，等等。儿子渐渐也生发出各种抱怨、愤怒和失落的心理，但伴随着他对“父亲法则”的认同，父子关系最终还是得到了缓和甚至变得和谐了。
《篱笆》的结局意义丰富，父子间冲突的消极面也同样被威尔逊所展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故事，也同样事关民族和性别问题。父子关系中的和解部分，象征着儿子变成父亲的过程，同时也是奥古斯特·威尔逊给出的最理想的收尾方式，这种认同具有特殊意义，也是合理的。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女性的存在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以萝丝为代表，她在父子冲突的最终和解上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她是扭转剧情发展的重要人物。作者将如此大任安放在一位女性的肩头，可见用意颇深，虽就整部剧作的情节来讲，对女性人物形象本身和女性人物关系的描绘着墨不多，但这种重要角色作用的赋予和寄托使得男性世界中的女性突然被照亮，格外醒目，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有意或者无意的，都引起了读者（观众）对这个性别群体的一次认真注视。
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戏剧主要以黑人男性为主角，但黑人女性也是其戏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黑人女性的命运也是其戏剧关注的一个焦点。奥古斯特·威尔逊塑造的黑人女性中，有黑人家庭主妇、黑人职业女性、新黑人女性、黑人妓女……然而，这些一度丧失自我的黑人女性，逐渐意识到自身在种族歧视的男权社会或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开始一步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与空间，找寻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摆脱自身客体化、边缘化的“她者”地位，成为与白人及男性相互平等而又独立自主的生活主体，重构起黑人女性的自我。
最终，分析父子间冲突产生的原因，还需从内外两方面进行探究。通过对内因的挖掘，我们能够发现父子间的仇恨最终能够化解，是得益于他们之间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而通过对外在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社会的真实面，这也是奥古斯特·威尔逊所要表达的真实内容之一。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意识的形成原因及表现方式，并引发对黑人女性群体的隆重关注。我们能够感知到，奥古斯特·威尔逊作为一位非裔美国剧作家，他已将自己的悲伤与激情都融入到了写作之中。
一、无处躲藏的父与子
在奥古斯特·威尔逊的《篱笆》中，第一阶段父子关系以冲突的形式被呈现出来，并且这种存在形式一直持续到剧尾。
特罗伊维护父权秩序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设法控制家中的儿子，因为儿子将来是会取代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的。
当父子近距离相处时，他们之间的冲突表现得非常直接、尖锐和剧烈，一些日常琐事都可能会演变成为父子冲突的导火索，比如儿子是否听从父亲的命令立即去做家务活儿等事宜。而提到钱或者对于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时，他们之间冲突的等级就会骤然上升，达到白热的程度。这些冲突本身并不会因为父子间出现生离死别而消失，它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发展和不停被演绎的动态过程。儿子似乎需要穷尽一生的力量去对抗自己父亲的形象，对于他们来说，父亲就像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有着巨大的阴影和权威的隐喻。在岁月流逝中，父亲的形象已经变形为“父亲的规则”、“父亲的法律”，或者“父亲的方式”等象征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人的种种要求了。
当儿子在家的时候，父亲掌控着一切，约束着一切。当儿子离家的时候，他的身体拥有了挑衅父亲权威地位的基本能力，而这个时候，父亲的具体形象开始慢慢变得模糊不清，却留下了一个宽泛、清晰的象征，即“父亲的规则”。从此开始，儿子发现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与那种“规则”的要求保持一致，如不那样做，便无法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或者永远活在与自我的纠结当中。于是，儿子习惯抱怨生活，兼而抱怨父亲对自己最初理想的过早干涉和无情阻拦。事实上，每当儿子开始抱怨，都意味着他在对抗和挑战着自己的父亲。
父子间冲突的表现形式不仅是共时性中的多种多样，而且还具有历时性上的延续状态，三代父子间各自的冲突具有很多相似处，但又明显地彼此区分着。譬如，在《篱笆》中，特洛伊和他父亲生活了近14年的光景，他们父子间矛盾的焦点主要指向父亲乖戾的脾性和残虐的家暴倾向，以及父亲对儿子心爱女孩的霸占行为，后者最终导致父子间的矛盾被激化到质变程度，成为特洛伊离家远行的直接原因。从此，特洛伊便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并在很长时间内不由自主地持续对抗着父亲所代表的律法。直到特洛伊也成为别人的父亲，当他的儿子们纷纷长大成人，开始制造出新一轮的“父子问题”时，他顿时就理解了自己父亲的困境，于是主动靠近了那个已经远去又从未走远的父亲。
1．特洛伊和父亲之间：逃跑的母亲、父子共同的欲望对象
通过特洛伊对自己童年时光的回忆式描述，我们能够得知，他父亲对待他的方式极为专断和残暴，更毋宁说获得丝毫父爱。
特洛伊如此回忆：“有时候我甚至不想了解我父亲，他对孩子一点也不关心，孩子对他来说什么也不算。”
特洛伊的母亲也同样无法忍受丈夫的乖戾，最终逃离了他，也同时遗弃了特洛伊，致使他成长过程中缺乏母爱，和孤儿的生存状态几乎无异。这种特殊经历甚至影响了特洛伊的婚恋观，他选择萝丝作为另一半时，首先考虑的是萝丝本就是个正在寻找结婚对象的女人，她是个“不会逃跑的”女人，这一点让特洛伊感到踏实和放心。无论特洛伊最后在与两个女人的情感中如何去进行博弈，他内心始终有底，深知并确定萝丝永远不会像他的母亲离开父亲那样离他而去。如果很难去揣测萝丝在嫁给特洛伊之前是否就已拥有那样一种人格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能够从二人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窥得究竟。特洛伊一直在按照自己内心的标准去塑造萝丝的妻子角色，因为他担心自己重走父亲在情感上的老路，他极为专制地以“爱”的名义将萝丝限定在家庭中，即“篱笆”之内。虽然在剧中一直嚷嚷着要修好篱笆的人正是萝丝，但换个角度重新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种来自丈夫“塑造”和“规训”之下的准则与标尺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妻子自觉的心理刻度，她希望在“篱笆”之内为家人默默奉献，不辞辛劳地画地为牢。
当特洛伊长大成人后，他总与父亲发生争执是很好理解的。儿子怕父亲的现象极为普遍，因为孩子总会在某一阶段或者某些情境之中，对某人、某物、某事产生恐惧情绪。年幼的特洛伊在方方面面都一直处在父亲的阴影里，对其极为恐惧，而这种情绪又必须被持续压抑下来，因为那时的特洛伊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体格上都远不能与父亲相匹敌。直到有一天，特洛伊被命令去照看一头骡子，可是他要同邻居小女孩玩耍，很自然地忘记了看管骡子的任务，于是这就成为父子间力量关系转折的一个契机。当特洛伊的“失职”被发现后，父亲用皮带狠狠抽打了他一顿，这种疯狂而暴虐的体罚行为持续到特洛伊几近昏厥才停止下来。在特洛伊眼里，父亲是个魔鬼，特别是当他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对邻居小女孩充满了变态式的渴望之情时，他对父亲的愤怒终于战胜并消解了对他的恐惧。这一天，特洛伊有生以来头一回用行动抵制并对抗了自己的父亲。他终于获得了这股姗姗来迟的勇气，由此他发觉父亲其实并不是魔鬼，他只是个普通人，并且和自己一样充满男性的情欲，不仅如此，父亲的情欲对象就是自己爱慕的小女孩，这一点使得特洛伊眼里的父亲形象变得更为渺小。
毫无疑问，小女孩形象完全是一个被极端他者化、客体化的存在，她是一个象征性猎物，在父子双双对其的进攻性争夺中，以一个没有任何抵御和反抗能力的无意识形象来单纯负责呈现父子的一系列行为过程。以猎物身份出现的小女孩形象，使得特洛伊父亲的“魔鬼”印象被降级到“人”的层面，或说直接降级到“人”的层面之下，同时也使得儿子特洛伊对自身形象及欲望的评估等级瞬间上升到或逾越了成人水准。然而，从小女孩个体本身来看，她的缄默形象着实体现了女性生存地位的卑贱，以及女性人格遭受践踏的程度之深、地步之惨。由此，再重回到男性世界中。
特洛伊这样坦白自己失掉对父亲的恐惧感的过程：“我很害怕我父亲，当他开始鞭打我……我很自然地躲开……当我发现事实是怎么回事儿时，我对父亲所有的恐惧感都消失了。”
对父亲秘密的发现，使得特洛伊心中父亲的权威性一下被削弱了很多，他顿时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而14岁的特洛伊确实已经具备了在体格上挑战父亲并获得成功的毋庸置疑的可能性。
当他14岁时，他父亲发现他和一个女孩的关系含糊不清，便十分严厉地鞭打了他，以至于他决定离家出走，随后特洛伊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小男孩，而是在争夺同一个女性的这种最为原始的男性冲突形式中，成为那种经典情形下的父亲的对手……这是什么感觉，特洛伊披上了成人装扮，变成了和父亲一样的成年人。
特洛伊毫不留恋地自主离开了父亲的家，从此便没有回头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种不同的人生以及不确定的明天，断然抛弃了父亲。可以看出，特洛伊一心想过上自给自足、自立自强的生活，甚至以永失父亲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父亲又一次对其进行毒打时，特洛伊终于开始反抗，并从家里逃跑。正是从这个事件开始，特洛伊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开始建立自己的身份。
离家出走是特洛伊对抗父亲的最极端方式，他确实在形式上彻底逃脱了父亲的限制和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在精神上与父亲全然断绝联系。当特洛伊走出家门后，他首先便失去了一个可以为他提供食物的父亲，真正成为这个世界中独立的一员，正是这种绝境，促使他为生存而奋力挣扎。特洛伊甚至走向了犯罪之路，偷盗并抢劫，以此求生存。然而，直到他因杀人被关进监狱时，也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一丝后悔，因为他认定自己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一口救命粮，是无奈而自然的举动。
当特洛伊初入社会时，他尚拥有巨大的勇气和野心去迎接各种机遇，挑战各种不公待遇。然而，在现实教训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想法，任由它们化为灰烬。历尽艰辛之后的特洛伊决定去组建自己的家庭，在篱笆之内悉心去经营原本的生活，这个转变其实意味着特洛伊已经开始慢慢无意识地靠近父亲的生活方式和他所代表的准则。
根据雅克·拉康的观点，父亲的隐喻在象征的父亲中被看到，即弗洛伊德的死去的父亲的表现。通过赋予他的孩子一个名字，这个父亲将孩子就此镌刻在语言的象征系统中，并决定了孩子的主体性。
父子之战旷日持久，谁也不愿第一个低头认输。特洛伊出走后，首选要走上与父亲生活方式截然相反的路子，他想做些自己的事。但结局是预料中的，他的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并且由于特洛伊的父亲已经幻化成为一个象征符号，深深刻在特洛伊的脑海里，从而早就暗示出特洛伊种种挑战父亲行为的败局。
缺失的人物不能被展示出，甚至在记忆中也不行。
在《篱笆》中，特洛伊的父亲从未登场，就这个层面而言，特洛伊之父也是缺失的。但父亲的形象一直活在特洛伊的记忆中，每当他极为失落地想要抱怨与调侃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肮脏和卑贱时，他其实都是在与脑海中父亲的影像发生争执与冲突。
缺席的或者在场的父亲总是拥有他自己的位置，他实际中的缺席有可能会引发混乱……但是唯一由此产生的不同，存在于他在场时的关于父权的假说之中。在我们的文化中，他的缺席也正如在场一样。
特洛伊与父亲间的冲突一再重现，这似乎已经内化为他的生活方式。许多年后，当特洛伊与妻子萝丝、儿子科里生活在一起时，他仍然在暗中有着重塑自我形象的热望，以期去改变一成不变的乏味生活。于是，他有了另一个女人艾伯塔，有了私生女雷内尔。当特洛伊的大胆行为得以暴露后，本剧的另一层冲突便集中袭来，使得剧本中众多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因之显现。其实，一切冲突的源头依然是由于特洛伊并未肃清与自己父亲的冲突问题。特洛伊在漫长且稳定的家庭生活中，慢慢发觉自己身上延续了父亲的影子，注意到父亲的形象始终存在于自己左右，挥之不去，父亲默默矗立于自己家中，这种窒息感迫使特洛伊不得不再次试图挑衅并打破沉闷，于是他让自己从支撑家庭的顶梁柱角色中隐退出去，用寻找家庭之外空间的方式来完成对父亲的背叛。
2．特洛伊和莱昂丝之间：逃跑的妻子、工作的女友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特洛伊成为父亲后，他与儿子的关系也充满了各种对抗性。特洛伊自幼生长的环境是冷酷和残暴的，毫无慈爱与道义的容身空间。这一点或许影响了特洛伊作为父亲处理与自己儿子们关系的方式。特洛伊渴望控制儿子们的一切，尤其想要操纵儿子们的命运，这种心理无形之中使得特洛伊自己黑暗的成长史得以再现，唯一不同的是父子的角色发生了互换，那个遭受虐待的儿子成为了施虐的父亲。
莱昂丝认为自己是音乐奇才，但那方面的才华并没有为他带来物质上的独立，他总是一次次向父亲特洛伊借钱，这令他感到十分难堪。但是莱昂丝的心理素质很强大，性格淡定，脾气温顺，这或许与他自幼同母亲生活在一起有关，他不温不火的态度似乎表明自己从不在乎父亲的冷漠无情或者尖酸的讽刺挖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莱昂丝和父亲之间没有冲突，只是他们的冲突方式是压抑型的。
如果我们将这对父子的冲突看成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那么莱昂丝与特洛伊之间的第一个爆发点便关涉钱的问题。莱昂丝已经老大不小，但他依然乐得无业，是个名副其实的为音乐而狂的流浪汉，他借钱的理由暴露出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莱昂丝认定自己有极高的音乐天赋，然而特洛伊却一次次不怀好意地将儿子的自尊与自信亲手毁灭掉，使得莱昂丝在他面前永远只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由钱的问题必然会衍生出其他与工作和职业相关的问题，莱昂丝和特洛伊关于择业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莱昂丝“子承父业”毫无可能，因为他打心眼里认为父亲的工作是低级下等与污秽肮脏的。
莱昂丝对特洛伊说：“现在，爸爸……谢谢。那并非属于我，我不想给任何人扛垃圾，我不想为任何人冲压垃圾，我也不想去给任何人打卡钟。”
莱昂丝想从事高品质的行当，俨然做不了垃圾工，他坚持不降低自己的择业标准。而父亲特洛伊虽然也频频抱怨自己工作环境中所存在的歧视现象，并对白人的工作类别觊觎已久，甚至还狂妄地声称他永远不害怕是否被解雇，但事实截然相反，特洛伊身体力行地显示出自己格外珍惜现有的工作，他深知那工作就是自己养家糊口的唯一饭碗。因此他只有将自己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发泄在私人空间里，也即家内。然而特洛伊秉性现实，在分身乏术，无处可逃的时候，他只能埋头工作于垃圾中。
这对父子冲突的第二个爆发点是关于梦想的问题。莱昂丝认为音乐是自己唯一的人生动力和最终信仰，但是在其父特洛伊眼中，莱昂丝的音乐爱好就是他最大的不幸，作为父亲，特洛伊一刻都不想容忍。莱昂丝身陷尴尬境地中，无法得到父亲的支持和家庭的信任。特洛伊几乎完全否认并轻视莱昂丝的那套理论，他持续说服儿子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因此，特洛伊看起来似乎总是迟钝、麻木，从无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他真实的面孔却恰恰深深隐藏在自己精力充沛、简单粗犷的外表之下。特洛伊曾对妻子萝丝说过：“亲爱的，全部属于我的东西只有你和棒球。”
特洛伊在儿子们面前扮演着正统的说教者形象，但他内心深处却隐匿着一个复杂而又充满问题的人，他的真实形象远非自己所竭力表现出的那么成熟。事实上，特洛伊越想让儿子们放弃他们的梦想，就越强烈地感到自己陷在一个预设的困境里无法自拔。他对于这种进退两难的状态深感无奈，只能在这个恶性循环中继续严厉地打压和限制儿子们，避免让他们重走自己的老路。其实，特洛伊总能沉浸在自己甜蜜的旧时光中，甚至常常主动召唤起年轻时的梦想，并对此感到由衷骄傲。他多次拒绝去看莱昂丝的演出，也许并非是不愿看到儿子在背离父亲的路上渐行渐远，而是担心自己触景生情联想起年轻岁月，进而徒增伤悲与无奈，特洛伊所奋力遮掩、担心流露的东西正是他的真实面目和想法。
莱昂丝和特洛伊之间冲突的第三个爆发点是信任危机和异常的家庭结构。这里不得不提到莱昂丝生母，也即特洛伊的前妻。莱昂丝生母在特洛伊入狱后没有继续等他，而是选择了离开，这个女人与萝丝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萝丝是一个总能让特洛伊走上正轨的女人，能够代表家庭“抓”住他，并在方方面面让丈夫对她感到放心和踏实，因为萝丝是一个永远不会离开家庭的女人。故，在这种不自觉地对两位女性的对比当中，萝丝的整个人格在剧本末尾得到全面升华，而剧中多位女性都为之起到了衬托作用。
特洛伊对莱昂丝毫无信任可言，甚至当莱昂丝还钱给他的时候，这个父亲也依然不能对此感到半点满意，他知道莱昂丝所还的钱全部来自他女友外出工作所得，对此他十分不满。大男子主义的特洛伊认为挣钱养家是男人应尽的义务，而面对莱昂丝的这种行为，特洛伊觉得有损男人颜面，所以他并未高看儿子，只是冷眼相对。这种对男女社会角色定位的不同态度，使得莱昂丝和父亲间的裂痕甚至因为他好心还钱的举动而愈加被扩大。莱昂丝的“没骨气”也正说明，他对于女性外出工作养家的行为是不抱有偏见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一代美国年轻男性的两性观较之老一辈男性已多有变化和改善。另一方面，特洛伊对不是儿子自己挣来的钱，感到受之不安，他觉得莱昂丝依然还会再来借钱，他根本没有自己立足社会的实力。尽管莱昂丝总能对父亲的嗤之以鼻处之泰然，但其实父亲残酷而冷漠的态度或多或少也难免不伤及他的自尊。从原生家庭结构上看，父亲之于莱昂丝本就是长期缺席的，这一点他与弟弟科里的情况判然不同，科里从小就生长在完整的三口之家，虽也没能拥有过自己想要的父爱，但他真实地拥有一位父亲。
Bogumil指出，“科里总是生活在特洛伊的庇护之下，而这对莱昂丝而言却是从未有过的。”
莱昂丝对特洛伊说话时常常使用祈求的语气，他像个大男孩一样执着地寻找父亲和父爱。莱昂丝从未在语言上和行为中对抗过特洛伊，也许是因为在其幼年期和青春期中，莱昂丝没有经历过现实中对抗父亲的环节，因而那种暴力的“潜质”似乎没有被激发出来，他丧失了经历对父亲产生恐惧感的机会，因而更不可能让那种恐惧感演变为愤怒，所以他失去了发现父亲另一面的契机，看不到父亲不为人知的秘密、龌龊或正常人性欲望本身，因而他对父亲的不满和怨恨都被一股脑地掩盖在一种尚未被打破的惧怕情绪之下，长久地被压抑在心中，内化为自己对待父亲的态度和方式，并如是表现出来。
莱昂丝说：“你改变不了我，爸爸。我34岁了，如果你想要改变我，你应当回到我成长的过程里。我来见你……问你要十美元，而你想要和我谈谈我是如何长大的，你根本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如何长大的。”
找不到父亲，莱昂丝内心对父亲的抱怨就无从发生，这是他从年幼时期开始就已形成的一个思维定式。等他长大成人之后，唯一一个可以去当面抱怨父亲的机会就是回家借钱，所以最尖锐的争执也总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父子因借钱见面，莱昂丝会利用这个时机顺带抱怨些关乎自己缺失父爱的事，每每此刻，30多岁的莱昂丝看起来还是个稚童，而他对抗父亲的行为看起来也多少有些不够彻底。
3．特洛伊和科里之间：无处不在的母亲、无处不在的妻职和母职
某种程度而言，科里和特洛伊格外相像，不仅因为父子俩都喜欢并擅长体育，还因为他们对各自父亲的情感变化过程有几分雷同。科里害怕父亲，直到他最终发现特洛伊在外面有一个情人并一个私生女时，父亲高大的形象倒塌了，对其的畏惧也就瞬间消失，从此科里开始憎恨特洛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里都不能轻易原谅父亲。从心理上来说，父亲形象的轰然坍塌，使科里瞬间便步入成年人的世界，他如同年轻时的特洛伊一样离家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生活。其实，科里对此感到极为难过，他认为自己与父亲之间冲突的爆发首先是因为父亲老了，也即自己在体力上超越了父亲。再反观特洛伊，他非常介意科里是否尊敬他，他希望所有家人都畏惧并崇拜自己，这种欲望表明特洛伊认为是自己在独立倾力支撑这个家，因而作为一种报偿，家人理应尊重、取悦并崇拜他这个大家长，这是很自然的等价交换，特洛伊这种心理逻辑的产生正是源自他内心对自己的过高评价。现实中的特洛伊十分贫穷，且社会地位低下，但不可否认，他是个健壮又努力的人，他渴望得到家人的认同也是人之常情。实际上，特洛伊希望儿子们能够尽最大可能去帮助自己平分家庭重担，可这个基本愿望却总是无法得到满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特洛伊也只能转而去期待着家人精神上的顺从了。
科里和特洛伊之间第一个矛盾爆发点是关于工作以及梦想的问题，这和特洛伊与莱昂丝之间很相似。最初，科里被足球队招募进去，也因此获得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这些本该为特洛伊所欣慰和支持的好事，却激起了他身为父亲对儿子前程强烈的干涉欲和毁坏欲，也或者可以理解为对儿子过度的保护欲和操纵欲。特洛伊曾经也拥有和科里一样的梦想，也同样期盼着这些机遇，他在这条梦想之路中吃过太多苦，对过去的这部分记忆比较抵触，于是当科里执着于追逐足球事业时，特洛伊无法说服自己去允许儿子尽力尝试，他希望科里去A&P工作，而不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但科里总是抱怨说：“我不能在足球赛季期间下课后去工作，爸爸！”
特洛伊竭力帮助儿子在人生十字路口做出关键性选择，科里动摇不了父亲，他只能与父亲不断地发生冲突与争执，特洛伊便在这种冲突与争执中被迫再次体会着自己梦想凋零时的苦楚。如Pereira所说：“特洛伊从未得到过那种机会，至少，不是在国家最棒的圆形运动场里。波诺关于特洛伊跻身最佳球员的赞扬只能使特洛伊痛苦地哭泣。”
科里是剧中一直生活在较为健全的家庭格局当中的唯一男性，这样说是因为，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有自己亲生父母的陪伴。无论从现实空间距离来讲，还是从虚拟心理距离上看，毫无疑问，科里和特洛伊是本剧中“身心”最为靠近的一对父子。特洛伊其实十分不自知地宠爱着这个小儿子，科里也可以被认为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但父亲特洛伊因为过度操劳，对周遭的一切极为敏感、谨慎，他深知自己压根没有钱去支撑儿子的足球梦，所以在这个梦初露端倪时就被特洛伊毁灭了。特洛伊说：“你有没有在晚上看过你头顶上方的那个屋顶？让我来跟你聊聊那个屋顶的事儿。那屋顶距离上一次涂焦油已经过去十年了。现在看看吧……这个冬天大雪来了，然后就那样停留在屋顶上……然后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它将渗漏得满屋都是，然后木头就被水腐烂了，你就需要一个新屋顶。现在，你认为重新给那屋顶涂一下焦油需要多少钱？”
极度乏味的生活和沉重的负担使特洛伊全然无暇顾及其他不切实际的虚无东西。他和科里之间的第二个冲突爆发点是他们关于爱与责任的不同定义与期许程度。特洛伊认为自己作为一家之主，养育儿子科里完全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极为自然、无须解释的一件事，而科里所关心的却是父亲是否真的爱他，他对于“爱”与“喜欢”有自己明确的定义和强烈的期许，这种问题让特洛伊感到无从回答，甚至不可理喻。
特洛伊说：“喜欢你？我每天早上都不在这儿……我努力工作……每天都和那些白人佬相处……因为我喜欢你？你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人。那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责任！……一个男人应该照顾自己的家庭……因为这是我照顾你的义务。我欠你一份责任！让我们直接说……在有任何进一步可能性发生之前……我不准备喜欢你。兰德先生在发薪日给我钱不是因为他喜欢我，他给我钱是因为他欠我。”
特洛伊的回答表明他对“爱”或“喜欢”所做的逻辑思考是一种很现实的方式，他道出了那个时期与社会上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真实情形：人际关系十分冷淡。在社会中摸爬滚打、遍尝冷暖的特洛伊一回到家后就开始教育科里，给他灌输宝贵的经验教训。当特洛伊得知科里的所思所想完全背离了自己的说教后，感到相当震惊、错愕、愤怒和伤心。上文已经提到，特洛伊其实很心疼科里，他不想让儿子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为各种阻力和障碍所伤害。
尽管特洛伊试图去保护他的儿子，他也无法对其表示出一点儿喜欢的意思。萝丝说，所有科里想要的就是来自父亲的赞同，而这个想法却遇上了很粗鲁的一句“萝丝，我没有时间去做赞同他的事儿。”这是个很努力的人，是一所森严学校的产物，特洛伊用尽自己的力量在生存这件事上，没有什么时间考虑父母感情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最大的美德即责任。
特洛伊希望儿子能够快速适应这个现实的社会，他常说社会不会变，唯有你自己去改变以求适应它。而这些说教却伤害了科里，父子间的冲突也陡然升级，这便加速了他们之间矛盾的演进过程。
Pereira曾说过：“科里想要成为一名运动员的每一步路都被特洛伊所斩断，这个男孩的沮丧达到了一个爆发点，然后他打了他的父亲。”
特洛伊深知挣钱之艰辛，所以他认定儿子们最缺的就是钱，遂因此忽略了情感上对他们的付出。
他不关心儿子的感受，更不用说安慰了。通常，父亲视孩子为宝贝并且心甘情愿地付出。然而，特洛伊却把照顾孩子当作工作，更多的是出于责任而不是爱。
科里发自内心地需要父亲情感上对自己的关注，然而对“爱”的不同理解致使父子间的鸿沟愈发不能被消除。科里最终成为海军陆战队士兵，远远逃离父亲所辖的版图，令他鞭长莫及，这是科里最决然也最极端的反抗父亲的方式。然而，象征性层面上的父亲形象却继续跟随着科里，父亲的力量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增强。甚至在特洛伊死后，科里依然能够感觉到父亲就在他的身边静静监视着自己。科里回家后便将这种令他窒息的感觉告诉了萝丝：“我不能去哪儿都拖着爸爸。我该对他说‘不’了。我人生中的一个说‘不’的时间到了……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找到了一种逃脱那个阴影（父亲的阴影）的方式，妈妈。”
科里记恨父亲，但他最终却选择了一种普通的大众生活方式。他并不像莱昂丝那样始终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相反，科里的海军生活与父亲的预期还算接近。科里一直暗中思忖要在恰当的时候于现实中好好还击父亲一把，而父亲却去世了，唯一在现实中反击他的方式就只剩拒绝参加父亲葬礼这一种。
在科里和特洛伊的冲突里，母亲萝丝的形象一直存在，贯穿始末。
内战结束后，黑人家庭已经接受了美国传统家庭的模式，夫妻角色分工，妻子理家丈夫挣钱。奴隶制虽被废除，但种族歧视并未消除。由于黑人男性是家中唯一挣薪水的人，在外与白人打交道的频率更高，所受的压迫自然越大，遭受挫折的他们往往抛弃妻子不再履行家庭的责任，黑人母亲便成为了家庭的主心骨。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部分黑人女性工作地位低下，靠为有钱白人当女仆保姆为生。黑人母亲拿着微薄的工资养育子女，在不断地牺牲和劳作下将儿女抚养成人，所以母爱对于黑人孩子来说就是一切。
萝丝竭尽全力在这对父子中间进行着矛盾的调和，她是特洛伊的贤妻，是科里的慈母，这种已经内化于萝丝观念中的身份界定使她夹在科里和特洛伊当中无法抽身，她离真实的自我越来越遥远，离独立的人格越来越遥远，于是萝丝被牢牢束缚在母职和妻职上，动弹不得。直到剧本末尾，特洛伊去世，科里回到家时，萝丝还是无法摆脱“说合者”的角色定位，她教育儿子要认同父亲，她教育儿子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始终在这段父子关系中贡献着自己几乎全部的力量，从未将已经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我意识认真、大胆地挖掘出来，这对身为女性的萝丝而言，着实令人感到可惜和遗憾，这或许是因为在奥古斯特·威尔逊剧作所凸显的女性观中，女性本身就具有双重使命。
首先，奥古斯特·威尔逊呼吁黑人女性要敢于同种族歧视、压迫做斗争，从而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自我，实现黑人女性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其次，奥古斯特·威尔逊呼唤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希望黑人女性不要依附男人或为了男人丢掉自我，鼓励黑人女性自立自强，把自己从从属的“客体”中解放出来，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争取成为和男性一样平等的生活主体，实现男女平等、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剧作中所折射出的“双重女性观”充分体现了奥古斯特·威尔逊对身受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时也体现出他为黑人女性呐喊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女权主义”倾向。
二、父子矛盾症结分析
父子冲突的表现形式有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固有观念的影响下，容易让人认为这种冲突难以避免，是人自然本能的一种体现。《篱笆》中的父与子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内心情感变化阶段，这些变化正是引发父子冲突的一部分主观原因。拉康认为象征性的父亲形象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它，我们能够理解父权制文化的运作方式。父亲精神上的矛盾在《篱笆》中被描述了两次，在两代父子关系中各出现一次。某种程度而言，父亲亦是儿子，他仍有着重做儿子的隐蔽而强烈的欲望。
而外部客观因素也左右着《篱笆》中父与子的关系。剧中所有人物都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所以父亲和儿子无论情感的变化有多么不同，也还是需要面对一样的社会氛围和时代特性，然而他们的处世态度却截然不同。巨大的代沟令他们看待复杂繁多的社会问题时持有不同心理。透过现实原因，可看出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在呈现问题时，从未责难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引导读者（观众）尽量去反思某一阶段中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上的弊端。
1．恋母、弑父
提到俄狄浦斯情结，很容易会使人联想到阉割情结。弗洛伊德和拉康都认为年幼的孩童对阉割的恐惧是人类正常性心理发育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阶段。在儿童早期的欲望发展中，要面对和接受很多来自成年人的警告和限制，此外，还得面对和接受来自社会法律与规则的要求与框定。因为这些问题的切实存在，孩子会表现出畏惧和担忧，对禁止手淫、乱伦、谋杀等行为感到极为恐慌。家长总是告诉孩子手淫是卑下的可耻行为，如果做了则必须要接受肉体惩罚。这样，长期的恐惧就发展成阉割情结，这种持续紧张的情绪来自一种错觉，即我们的基本（根本）欲望会被什么东西禁止并遭受惩罚。
在《篱笆》一剧中，我们也能够从特洛伊和其父之间的关系中看到如是情结的存在。当特洛伊的第一次性行为被父亲打断，这个记忆便在特洛伊的心里留下巨大伤口，使得事情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此，特洛伊便十分畏惧父亲，因为他发现父亲在方方面面都比自己更高大、更正面、富有力量和权威。这恰是恐惧形成的源头，同时也成为父子冲突的一重原因。
与对父亲的态度相反，特洛伊很能理解自己的母亲，一点不记恨她，他甚至为生母的离开寻找到极为恰当的理由，总之一切不是她的错误。除此，他还总是对母亲充满了歉疚和难过的情感。在特洛伊内心深处，恋母情结正影响着他。弗洛伊德认为恋母情结是小孩的自然愿望，孩子总是想和妈妈一起睡觉，并无意识地希望杀死自己的父亲。故而，在特洛伊眼里，他认为妈妈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
特洛伊回忆道：“我妈妈无法忍受他，她忍受不了那个邪恶的人。在我八岁那年，妈妈走了，有天晚上她在我父亲熟睡后溜走了。她跟我说她会因我而很快回来，但是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他所有的女人都离开他跑掉了，因为他对谁都不好。”
当父亲的秘密被特洛伊发现之后，他觉得父亲非常虚伪和失败，此时父子间的力量发生了急速互换，而最重要的矛盾冲突也随之到来。父亲的龌龊行为，使得特洛伊心中积压的来自成人的种种“告诫”和“警告”瞬间消逝，他同时发现了真实的父亲和真实的世界，也即他发现了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性欲望。
拉康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孩子）能通过镜子获得自我确认，并且他在这一阶段是看不到父亲的，他仅能看到自己的形象以及周围独特的环境，由此他便知道自己是谁。然而，拉康认为这种集中而统一的对于孩子形象的感觉的生成是编造的，这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镜像阶段呈现了孩子的形象与环境这组二元对立关系。父亲的闯入使得这种二元对立模式被一种三角关系结构所取代。由此，那种集中而统一的感觉被打破，生成一种分裂的局面。
在由此产生的新象征阶段里，孩子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建立在他与其他共同存在于镜中的主体的区别上的。譬如，父亲的出现使得孩子明白自己不是妈妈的情人。继而，他得知自己的身份仅是他们的儿子。
Rosefeldt说：“换言之，死去的父亲变成缺席的父亲，站在文化和法律之后，一个父亲不仅提供了身份证明而且还在自己与子孙后代之间建立了一种矛盾关系。”
于儿子而言，尽管父亲的形象常令他感到畏惧，甚或苦涩，但这并不妨碍他内心会产生一种日后自己必将认同父亲的强烈预感。回到《篱笆》的文本中来，特洛伊离开家和父亲后，自己也成为人父，使得“父亲身份”得到延续，这象征着文化情结的代代相传。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推理，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仅仅是现实中的人该去遵循的方式和选择的路径，这样做，可以帮助建立起一个人的自我身份。只有当儿子表达出他强烈的对于权威的挑战态度时，他方能建立起自己作为男人的社会空间位置和身份。而当他明显发觉自己能够脱离于其他任何人的支持而自立于世时，他的自我意识也同时第一次显露了出来。
科里在离家之前，便发现了父亲出轨的秘密，他由此开始认为父亲特洛伊是个不值得尊敬的人，尤其当儿子联想起父亲的性爱对象不再是自己的母亲时，对父亲的厌弃程度便格外强烈。科里想替母亲萝丝惩罚特洛伊，他说道：“……妈妈她，也……尝试了……但她怕你……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忍受你的……在你那样对待她之后。”
科里的表述说明他潜意识里具有恋母情结，他和母亲萝丝的感情十分亲近，而他与父亲对立关系的形成再次强化了这种与母亲的和谐关系。科里和父亲间越是对立，则越表明两人是近距离的相处模式。反观莱昂丝和特洛伊，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都比较遥远，莱昂丝也似乎从不过分抱怨父亲特洛伊的过失，但其实他的实际行为已经暴露出那种不温不火的态度仅是表象。莱昂丝每月都要在特洛伊发工资那天出现在他的家中，抛开现实意义，从心理层面上说，莱昂丝其实是以借钱为由去从父亲那得到一些补偿，不仅是物质补偿，更是心理补偿，莱昂丝其实对父亲对待自己的态度极为敏感，他很渴望来自父亲的精神慰藉。
特洛伊感到愧疚，因为当莱昂丝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正在监狱里。一度，莱昂丝在父亲缺席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后，甚至为了试图改变那时的父亲而责骂他，因此，这更进一步加重了他父亲的愧疚感。
莱昂丝的这种内心需求，从侧面反映出他其实非常记恨父亲，只是他表达这种“仇恨”和“耿耿于怀”的方式不同于科里。莱昂丝用平静而内敛的方式默默记恨特洛伊，似乎这种行为和情绪的发生、发展与终结都只是他自己一人的事，莱昂丝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在处理这一切。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莱昂丝想试着重回童年，去找寻来自父亲的强悍庇护，像儿童那样依靠父亲的供给而活着。
至于莱昂丝和生母的关系，从本剧中似乎并无从知晓，我们不能推测出他与其母亲的关系究竟如何，但至少我们并没有听到莱昂丝因为母亲的事而对父亲发出过谴责或表达过不满，这一点和科里截然不同。也可以认为，莱昂丝的“恋母”、“弑父”情结都远不如科里表现得那样明显与激烈。莱昂丝说过这样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如何长大的。”我们从中便能体会出莱昂丝处理自己积怨的方式。Boguimil曾就此这样评论：“然而，那种距离也让莱昂丝陷入到一个圈套中，特洛伊对此全都十分清楚，即满足某人自己的欲望，以另一人付出责任为代价。”
2．逃离篱笆：以精神痛苦的名义背叛家庭
隐匿在特洛伊疲惫勤劳老父形象之下的，是个十分纠结的“老魂灵”，特洛伊其实非常想将现实和想象的世界混为一体。这种怪异心理的产生，是因为特洛伊在苦涩和压抑的现实生活中发现没有一条路能帮助自己摆脱窒息感，越努力越惶惑不安，越富有责任感，则越身心俱疲，重负愈来愈沉，直到要将他压死。身体上的疲惫单是一方面，精神折磨对特洛伊来说才是最大的疾苦。
特洛伊苟延残喘着：“（缓慢地，有条不紊地）女人……我尽力了。我每周五到这儿来，背着一麻袋土豆和一桶猪油……我没有眼泪，我耗尽了它们……那是我的全部，萝丝，那是我所能给的一切，除此，我什么都没有了。”
正如许多批评家常将《篱笆》和阿瑟·米勒的《小推销员之死》一起进行比较，这两部剧作着实有一些相似的情节和人物形象，比如主人公威利和特洛伊的人生就很相像。威利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中无关紧要的人，而特洛伊在“白人世界”里低人一等，二者都是以都市中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的形象出现的。
威利感觉到自己被困在了“砖块和窗户”中。街道是“充满车的线条”，“在附近没有一口新鲜空气”。草不再生长。用一个术语描述这位西部英雄的危险，即威利注意到城市建设者们已经“屠杀了周遭”。威利迷失了，他的世界全成了垃圾。
特洛伊很想从那种雷同的重负中跳出来，他因自己的状况感到焦虑不安，这说明他其实还想继续找寻真实的自我，因为他的自我意识从未死去。然而，特洛伊被自己对父权的定义或信仰而紧紧缠住，无法在短时期内放弃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生活方式和标榜的人格品质。换言，特洛伊不能放弃做家中的权威之父，同时他也不能放弃外界用于营生的卑微工作，所以他只好于夹缝中求生存，活在水深火热的煎熬里。在家中，正是这种竖立大家长威望的心理期待使特洛伊极力想成为儿子们的榜样。可是，这个想法很快便遭到他自己实际行动的揶揄，特洛伊反差极大地转而去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极乐世界”，在那里他无须担负任何责任，也没有什么真实身份，一切都如同虚构，特洛伊和情人艾伯塔身在其中，他既不是父亲，也不是丈夫，更无须按时向谁上缴工资。
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在家庭中又必须担负起照顾家人的责任，这种双重空间的挤压让特洛伊开始寻找解脱的方式——出轨。泰勒家（Taylors）的酒吧成了特洛伊为自己构建的另一个自由空间，在这里他找到了让自己释放压力的情人艾伯塔（Alberta）。在与艾伯塔相处时，特洛伊感觉到久违的自由与快乐，就像回到认识罗斯之前一样。感到自己从原来压抑的生活空间中解脱出来，摆脱了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特洛伊对萝丝坦言，说自己因之获得了想要二次犯罪去偷窃的冲动，这种冲动的产生表明他那极度压抑之下的“老魂灵”渐渐复苏和不安起来，特洛伊身心获得解放后突然拥有了极端畸态的青春活力和快感。对此，特洛伊这样描述：“她给了我一种新的想法……带给我一种对我个人的不同理解方式。我能够走出这间房子，能够逃脱压力与问题……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不用去思考我要怎么去还账或者如何把房顶给修好。我能够做二分之一的真实自己，这是我很久都不敢奢望的……现在，我把自己锁在一个总是试图去照顾你们所有人的模式中，这使我忘了我自己……我也许能够第二次去偷窃了。你能理解在我18岁后我第二次想要去偷窃时的感觉吗？”
如果我们不去考虑和道德有关的问题，特洛伊这个人物则会博得更多无条件的同情，他的背叛行为正说明他在现实中所受的苦难之深重。但无法被忽视的一点则是，特洛伊忘记了他的妻子萝丝从始至终都和他一样在苦难中作战。特洛伊的身心皆出逃了，他没能和萝丝一起并肩到最后。其实，特洛伊游走于两个世界中的生活方式具有多重意义和隐喻，当他逾越了家庭的“篱笆”后，家便失去了大家长，特洛伊成为“缺席的父亲”，他将自己的心力与时间彻底地一分为二。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很多黑人家庭的父亲都曾离家行走，四处漫游，正如特洛伊对他朋友所说的那样：“他们许多人这样做过。回到你们谈到的那些时光中……他们走出了自己的大门，找一条路或另一条，一直走下去。”
在《篱笆》中，特洛伊最终还是回到了妻子萝丝身边，他亲手重筑篱笆，以此象征了自己回归家庭的决心与举动。本剧结尾部分对特洛伊这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处理方式十分简化和随意，基本是通过其他人物间的对话和行为，间接描绘出特洛伊生前和死后的种种情形，而真实的特洛伊本人就此退场。
取而代之，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的人物变成萝丝，她似乎成为这个看起来松散破碎的家庭的黏合剂与强心剂，萝丝以女性身份上位成为一家之长，取代了特洛伊的位置，代表丈夫重新使得全部家庭成员汇聚一堂，救赎他们的精神，凝聚他们的力量，统领他们走向一种真正互相理解的身心融合境界。这说明，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让女性力量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所有人都经由女性身体来到人世，而对生命本质的垂问、对人生意义的考证，以及对未来格局的塑造和道路的选择，等等，有的时候，都需要重回源头，即通过象征界中重返母体。尤当遇到各种问题，走入各样险境后，甚至无路可走亦无路可退时，都需要再次经由“母体”获得力量，去弄明白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等诸如此类的基本而深刻的哲学命题。
Pereira这样描述特洛伊的想法：“突然，他发现自己被困于两端——一边是死去的情人，一边是被抛弃的妻子，而自己在中间……特洛伊决定去修好篱笆（即回归家庭）。”
在《篱笆》里，奥古斯特·威尔逊给出这样的结尾，他让特洛伊的情人艾伯塔死去，以此免除了特洛伊自己做了断时的犹豫和纠结，让他直接获得一个结束自己分裂状态的机会。从象征层面来说，特洛伊的情人艾伯塔是以牺牲的姿态让渡了自身的全部利益后，促成了最终的大团圆结局，不仅让特洛伊顺利返家，而且还让萝丝所表现出的女性力量和权威性获得了普遍意义层面上的绝对肯定。
情人艾伯塔（Alberta）是特罗伊逃避现实生活的梦，她的出现使这一沟毫无生命的死水顿时荡漾起了波澜。特罗伊把与艾伯塔的关系比喻为棒球比赛中的让人称道、值得赞美之举。同样，身为女性的艾伯塔也是被客体化和边缘化的对象。微观上是享受片刻的惬意，生活在远离责任、充满成就感的幻想中；宏观上是幻想逃离美国黑人所受的种族压迫及苦难历史，自由和成就感给了他重新构建自己身份的幻觉。
从这个层面看，男性总是不断做着选择，而女性却是不断地被选择、被决定、被施舍和被牺牲……
3．世态与社会文化意识的局限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特别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其生存状况更能凸显出时代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探索这段历史，并以此背景作为影响黑人家庭男性人物关系的客观原因进行研究，对了解剧中的主人公心理和行为都大有裨益。奥古斯特·威尔逊在剧本开篇即为我们客观描述了其时宏观历史背景的真实模样。
临近世纪之交，欧洲的赤贫者们带着顽强的爪子与忠诚又坚实的梦想跳上了城市的土壤……随之出现了数以千计的肉店和面包师的烤箱，以及数以千计的教堂、医院、殡仪馆和银行。城市在发展……对于欧洲移民们而言，他们大胆追梦并美梦成真。非洲奴隶的后代们却没有受到这样的欢迎或者得到参与机会……城市排斥他们，他们就离开城市，并沿着河岸在浅桥下定居下来……他们收集破布和木材，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与肌肉。他们为别人打扫家务、洗衣服……以这种方式逐梦并生存着……变化之风使得60年代成为动荡的、充满种族问题、危险而富含挑衅的十年，而这股热风至今还未消散。
时代思潮更迭迅速，文明高度发展，特洛伊和儿子间的代沟与精神隔阂不断地扩大，从对整体社会价值的认知到对具体个人行为、信仰的态度，他们都有着天然的和无法避免的数不清的分歧。特洛伊曾对萝丝说：“我告诉莱昂丝他得到的是多么好，他根本无从知晓我所做的事儿。”
这些因素都是导致父子冲突的客观原因，特洛伊偏执地沉浸于自己过时的观点和死板的认知里，无法发现和接受身边已然出现的各种动态化的新变。
（1）不同的社会环境期望值
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同时站在父亲和儿子的角度去观察整个社会的问题，以便更为全知全能地体会出父亲与儿子各自眼中的世界图景和维度，这种双重视角的选择使得具体内容的呈现显得更为深入、全面和清晰。对于儿子们而言，社会的变化是巨大和惊人的，种种涌动的“暗流”给了他们勇气去重估自我价值以及其他一切价值。以莱昂丝为例，他就认为时代风向已然转换，他追逐自己梦想的魄力正来自那一股新时代的“疾风”。
在50年代，黑人不再是被放逐于城镇边缘的奴隶种族，尽管美国白人仍希望他们继续待在边缘地带里。美国黑人在慢慢靠近美国主流社会，他们的音乐中反映出，由美国黑人身份所体现出的行动上的复杂变化。以各种不同的模式和风格表达出来的爵士乐在过去30年当中占据着美国的音乐现场。同时，一个新的举动正在进行中，即摇滚乐、大型爵士乐队以及布鲁斯艺术家们的出现，像Louis Armstrong（路易斯·阿姆斯特朗）、Duke Ellington（艾灵顿公爵）、Count Basie（贝西伯爵）、Eubie Black（尤比·布莱克）都持续获得了巨大的人气。
莱昂丝深受其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想组建自己的乐队。如上所述，美国历史上的20世纪50-60年代，充满了各种矛盾、制约和机遇。不可否认，于美国黑人而言，整个社会传达出一种鲜明的意识，或说新的思考方式，让这个种族群体开始明白自己有权利去反抗、接收和斗争，这种意识的传导在当时美国黑人年轻人群体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同及声援。而那种意识本身也对这个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和种族意识的觉醒，起到了犹如狂风暴雨般的激荡作用。所以，对社会环境改变与否的观察就不可或缺地成为分析本剧家庭人物关系的重要一环。
举个例子，在其时的教育领域发生了一桩有名的“棕色案件”，这个案件为许多有色人种所支持，最终美国最高法院组织就此进行裁决，决定推翻1896年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不管怎样，“棕色案件”的发生意味着法定教育系统内的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了，而且，它也使得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运动向前推动。非裔美国人和有远见的开明白人一起，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开展了充满活力的民权运动，他们为黑人的平等权利而持续战斗。
1955年，Rose Parks（罗莎·帕克斯，一位美国黑人民权行动主义者，美国国会后来称她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引发了民权运动，同时，激发了年轻的马丁·路德·金，使之成为这个运动中的领袖；从1957年到1961年，在一系列的司法战争中，美国司法巩固了1954年的历史性决策。
废奴运动使得美国黑人拥有了和白人一样的享用公共设施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选举权。越来越多的黑人开始上升到社会的更高阶层中，令美国黑人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字眼——希望。然而，废奴运动的发生也并不意味着黑人能够就此获得全部现实生活中与白人公民完全一致的种族平等，因为意识形态上、文化层面中，以及习俗习惯里都有许多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东西，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全然更换。但无论如何，这股强风劲雨还是冲击了时代中的年轻人，使之大为震动，科里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在50年代，体育运动开始继音乐之后，为黑人提供了第二条康庄大道，让他们以一些方式胜出，由此获得白人社会的关注和钦佩。颇为讽刺的是，尽管特洛伊通过运动建立了自尊感和骄傲感，但他还是阻拦了儿子去获得与此类似的机会。
特洛伊对科里选择上的干涉程度比对莱昂丝的要更为直接和彻底，一是因为科里年幼，相对来说好塑造，莱昂丝已老大不小，很难改变；二是因为科里生活在特洛伊的眼皮底下，而莱昂丝则时而出现，时而消失，非常自由和随性，他和特洛伊的距离忽远忽近，何时来，何时去，由他自己定夺。正因此，科里对父亲的失望比莱昂丝表现得更显著。特洛伊的干涉行为，主要源自他主观上对时代风貌的个人成见：“这出戏中的一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展现特洛伊·马克森拒绝接受黑人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一事实。这一点就制造出了很多的戏剧冲突，导致了特洛伊与他家庭之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在他与儿子科里之间。”
不公正的待遇和现象仍持续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因此，那个“希望”的字眼或许更多的是代表了黑人自己的内心梦想。特洛伊社会经验丰富，为人成熟，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平等概念的认定标准，他的要求极高，因此那个标准也就非常纯粹化和理想化。特洛伊认为真正的平等就是在任何时期的任何环境下，人的肤色都应当被忽略。就其个人而言，特洛伊不能放弃自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信仰，更不能转而去崇拜那个包含着一些变化，更包含着“不公待遇”的新“希望”。
对许多事情存在的方式感到不满，特洛伊追逐了一段个人乐章（小桥段，指出轨事件），它将一个缓慢发展的社会的冷漠节奏脉冲得遥遥领先。
特洛伊的感觉便是对于那个历史转折期状态最好的诠释，社会的转变程度远没有大到可以令特洛伊主动放弃自己的那些固有思维和种种积习。“特洛伊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黑人，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才刚刚开始。特洛伊和他的家人生活在民权运动的种子被埋进土壤，要在60年代中才生根发芽的时期，而此期间有色人种的机会正在缓慢增加。”
特洛伊经历了太多个人磨难，致使他无法轻易原谅这个社会。Pereira认为是现实境遇迫使特洛伊去相信命运：“特洛伊相信在美国社会中，天赋和技能都不是特别重要的，在美国，一个人的肤色成为他在工作场合、比赛领域，甚至大街上的位置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美国黑人确实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问题上获得了巨大进步，他们甚至取得更改法律的机会并取得了成功，他们用这种方式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的施行。但尽管如此，非裔美国人的其他现实问题仍会长时期存在着。
法律上，黑人已经解放了94年，但在实际中，他们很少或者不能获得一般普通公民所理应得到的利益……因此，1957年代表了一个存在众多抗议、希望和伟大质疑的时期。
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形是两个不同概念，历史中的美国黑人总是被各种各样的限制所束缚，如非裔美国人被大规模地排除在政府仲裁机制之外。在《篱笆》中，从经济层面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特洛伊和他的家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平均贫困线以下的人群。
对此，Nadel给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描述：“他脑袋中缺少了那个部分，他便在白人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中一无是处，这一点已经通过他多次被拘留，以及他的制度化生活经历得到了证明。”
对于特洛伊的弟弟加布里尔来说，当战争开始时，他便被当作标准公民一样对待，因为他此刻正被需要着，他的肤色很自然地因此而被忽视掉。可是，当战争结束，加布里尔作为战斗英雄的形象就又很自然地被隐匿在他的肤色之后了。特洛伊也一样遇到了相似的情形，他拼尽全力工作着，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的所得竟还没有弟弟在战争中获得的补偿金多。
特洛伊为照顾受伤后的加布里尔，以及为其提供住处感到骄傲，而同时，他又需要依靠加布里尔的不幸（补偿金）去付清他这许多年通过本分踏实的劳动也根本不能付完的分期款额。
特洛伊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失望中，缓慢的社会变化，与特洛伊内心的急切需求形成一组对照关系，让特洛伊总觉无法满意。他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了事态变迁，深信美国黑人的困境绝非朝夕能改。
特殊历史时期中，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白人公民的2-3倍。在教育领域内，情形也很相似。而在文化系统内，非裔美国人更属于一个隐形群体，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之中，他们总是默默无闻。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提及他的创作材料时曾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你可以永远去写北部城市与南部田园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在黑人来到城市时开始出现的，也可以去写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如何的改变，以及那种改变是如何影响了几代人的到来。”
由于很少有人会特别关注美国黑人的生活，所以许多人甚至去担心关于写作黑人故事的材料来源是否足够这样的荒诞问题。
（2）父权制下的男性至上主义
我们不能在这里避而不论父权制的问题，父亲往往通过他权威家庭地位的确立来构建起自己的统治力，在个人家庭领域之内，男人以丈夫或父亲的身份直接压迫和剥削女人。而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男人也总能抓住经济权、政治权、军事事务和智力领域内的操控机遇。相比较而言，女性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往往没有什么地位，缺少或者失去了竞争力。对此，我们可关注前资本主义时代中的情况，在那一时期，家庭本身就起着重要的经济作用，所以女性的劳动力和技艺也是极为社会所需要的，因而女性价值能够得到普遍肯定。
分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是探寻家庭之内父亲真实形象的一个好方法，首先，特洛伊认为自己是绝对的一家之主，他说：“我不介意其他什么人说了什么，我是一家之主……你懂吗？我是这儿的老板，这儿只有我说了算。”
特洛伊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都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去决定其他家庭成员的命运，这首先是因为他们自认是家庭经济来源的唯一创造者。除此之外，社会中的普遍态度和观点也左右着这些父亲们的想法。Johnson这样分析某些有关男性的定义：“上帝创造男人来成为我们家人之中、家庭之中、社区之中——乃至整个世界的领导者。然而，他也同时得因此而给予我们责任。”
本剧中的美国黑人，已经不是第一代非裔移民，所以我们是能够运用西方价值概念去分析那些父亲们的观点态度、行动实践以及权力主义的个人运作方式，等等。父亲们在家庭之外的空间里是以弱势者身份存在的，所以他们无法忍受自己在家中再次失去权威地位的情况发生。特洛伊的男性虚荣心需要被满足，而这种心理恰和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息息相关。
现实与理想相悖，罗斯浓烈的爱在特洛伊眼里则像篱笆一样成为对其私人空间的束缚。当他从公司劳累一天回来时，却又要为家庭的衣食住行而烦扰，在家里虽然有体贴的妻子照顾，但他却把这种关心当成一种责任的压力。
三、和解与和解之后
经历过各种冲突和挑衅，干涉和阻拦，反抗和决裂之后，父子之间的关系，最终在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强烈意愿的观照下，定位在一种通往融合、认可、理解与包容的情感倾向中。《篱笆》的结尾部分可看作是儿子对父亲的一切进行无条件默认的过程。那种默认或者和解并不是瞬时就得以完成的，而是历经了种种曲折之后，得益于血浓于水的“亲情感召”下的“幡然醒悟”。首先，融合体现为儿子对父亲脾性、个性的遗传和继承，这是天生的，而非后天习得，是儿子对父亲的秉性、行为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无意识模仿。
另一方面则是有意识的和解过程，即当儿子也走过与父亲相似的人生阶段后，他又回归到与自己父亲发生冲突的原点上来，命运将会把他带回自己父亲的身边。此刻，他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因为他经历了与父亲相似的坎坷、挫折和苦难的洗礼，与父亲再次发生冲突似乎不再那么容易。这种有意识的认同也能够分成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其一是儿子的主动认可，比如莱昂丝主动默认了父亲的规则，就属于这一类别。另一方面是儿子的被动认可，这种认可心理不直接生发在当事人心中，而是经过其他许多人的说服才能得以促成，比如科里最终对于特洛伊的认可就属这一类别。于特洛伊而言，他也仅能通过对父亲形象的回忆来理解父亲当时的所作所为，并于曲曲折折中完成了最终的融合。
从性别角度看，本剧里的夫妻关系也在最后走向融合。特洛伊和萝丝之间经历了“合—分—合”的阶段，其融合显得自然而然。萝丝从接受了丈夫特洛伊出轨的事实后到丈夫去世前，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对这段夫妻关系的态度都极为冷淡，在特洛伊死后，萝丝内心中对丈夫的温存方才显示出来。事实上，她从未怪罪特洛伊，完全默默站在丈夫一边，也即萝丝和特洛伊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和，所以他们融合的过程更多的还是存在于象征层面，于现实中的意义并不大。夫妻二人的关系对《篱笆》中的父子关系起着重要影响作用，萝丝和特洛伊的“和解”以及“和解”之后的状态促成了更多的“和解”，使得本剧的大团圆结局在逻辑上顺其自然，合情合理。
然而，我们还应当反思的是，在种种和解之后，每一个人的自我和解有没有发生的可能呢？
1．无意识的认可与继承
特洛伊传承了父亲的冷血和事不关己的处世态度，他还想要将之再传给自己的儿子。
在该剧中，威尔逊突出了父亲对儿子性格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儿子在反叛、超越父亲的同时，又潜移默化地继承了父亲身上的某些特征。
在《篱笆》中，特洛伊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出现在剧中的虚拟人物，但感觉上，特洛伊之父似乎无时无刻不存在于舞台之上。这是因为，特洛伊身上印着父亲的影子，并深受其父影响。当特洛伊成年后，他自己变成父亲的模样，所以也可以从象征层面上认为特洛伊根本就从未失去过父亲，因为他和父亲一直相伴相生，并且已经建立了代表自己人生理念基石的“精神之父”。每当他靠近那个“精神之父”时，他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成熟与独立，其原因就是父亲的法则在发挥作用。
撇开精神层面的探讨，特洛伊现实中“抛弃”父亲的情况使他没办法完成与自己的和解，所以，“我是一个大家长，所有人都要对我唯命是从”这样的话语模式就迫使他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之父”，这也是一种自我慰藉的途径与方式。
特洛伊的父亲对儿子的玩伴有非分之念，特洛伊便因此离家。但最终，他似乎又和父亲殊途同归，背着妻子萝丝出轨，并有了私生女。这种重蹈覆辙的人生轨迹显示出特洛伊对父亲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继承在持续发挥作用。
再来看科里，他一直试图摆脱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父亲的影子，但父亲的形象却无时无刻不追随着他，压迫着他。最终，那个巨大的影子还是一寸寸地渗透到科里的身体中，致使科里最终也分不清哪个是父亲，哪个是自己（儿子）。从宏观上看，科里和特洛伊个性迥异，两人似乎属于不同世界的人，但从微观层面上观察后，我们会发觉科里和特洛伊心理变化的历程如出一辙，科里最终也和年轻时的特洛伊一样，选择离家出走，以此身体力行地表达对父权制的公然对抗。他们还有共同的运动天赋，这更加说明父子俩有着相像的生理遗传基因，正如中国的俗语：有其父，必有其子。
莱昂丝和科里都想从特洛伊那里获得认可，这说明他们潜意识中都想成为像父亲那样有用的男人，只是自己不承认或者还未意识到。兄弟俩很清楚，父亲特洛伊是家中唯一挣钱的人，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指望。冲突无法避免，但儿子们都明白并同意这个家如果少了特洛伊的存在，从形式上说一定会不复存在。莱昂丝在无知无觉中其实是想要继承父亲的精神，因而他在音乐事业中格外认真和努力，科里也一样，再归家时，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些都说明在本质上，两个儿子不仅不是懒散懈怠的人格，且与特洛伊一样是工作上的拼命三郎。
2．有意识的认同
尽管特洛伊对自己的父亲充满怨愤之情，但这并不影响他也同时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当特洛伊向莱昂丝提到父亲时，他总是说自己的父亲之所以不像其他黑人一样离开家庭，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孩子存有一份责任感。
但是我要替他说两句……他对我们保有一份责任感也许他并没有用我觉得应该的方式对待我们……但若没有那份责任感，他就能离开我们独自走掉……用自己的方式过活。
特洛伊试图去认可父亲的思想和行事风格，而且由于对父亲的重新接纳、重新定义和重新阐释，特洛伊也对自己的家人抱有深深的责任感，他自己建立起的“精神之父”在时刻起着暗示作用。
特洛伊赞同父亲留在南部的选择，所以最终在其他人面前说起父亲时，他总是自觉地站在父亲一边。特洛伊回忆着父亲的鞭子，也回忆着父亲的歌，这是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所要表达的儿子对父亲，一个种族对自己祖先的特殊而复杂，痛苦又温柔的情感寄托以及精神礼赞，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化结局。
特洛伊无法忘记父亲歌中的那条“蓝狗”，它也是自己记忆的一部分，“蓝狗”使他想到自己苦涩的童年和暴虐的父。
特洛伊曾说：“当我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小溪边儿，和蓝狗……我们的这条老狗。”
特洛伊总是唱着那首歌去回忆并不美好的旧时光，很显然，他主动选择站到了父亲身边，原本父亲的形象已经模糊，但特洛伊的“二次发现”为自己助力，让他在行使父亲身份所带来的权威时，显得过分自信、自大和狂妄。
科里对于自己深受父亲影响这个问题有明确的意识，因为特洛伊亲手撕毁了他为自己定制的发展蓝图。特洛伊的去世，也是科里向父亲说“不”的最佳和最后时机，此时特洛伊再也不会回应了，不回应则代表了沉默，沉默就预示着默许，默许就是对儿子选择的尊重甚至是认可。通过母亲萝丝的说教与劝解，科里最终同父亲完成和解：“你除了你自己谁也不是，科里。那个阴影（父亲的）什么都不算，你慢慢地长成了你自己。你爸爸想让你成为他不能成为的样子……而同时他又想要把你变成他的样子……但是我确实知道，他是想做一些对你更好的事儿，而不是伤害你的事儿。”
奥古斯特·威尔逊想告诉所有美国黑人同胞，要永远记住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不要抛弃祖先们给予的珍贵遗产。他想让所有非裔美国人同胞都与父亲的价值体系完成和解，因为那是他们去寻找自己身份的唯一道路。他们从哪里来？谁又是自己的父？如果美国黑人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首先与自己所属的文化体系完成和解，作者最终通过萝丝这位女性的嘴巴道出了关于父子关系的定义：“不尊敬你的父亲将使你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科里。你应该去找一种能让你成为男人的自己的方式。不去参加你爸爸的葬礼将使你无法成为一个男人。”最终，科里与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雷内尔共同唱起了黑人传统的布鲁斯之歌，这意味着科里已然认同了父亲特洛伊的处世原则，他们唱着：“听那响声！听那响声！我有一条名叫蓝色的狗。你知道蓝色是个强壮的家伙。你知道蓝色是条好老狗。蓝色在一个空心的木头里追上了一只负鼠，你从这儿就会知道它真是条好老狗。听那响声！听那响声！”
在《篱笆》中，歌曲《蓝狗》出现了很多次，这证明特洛伊是愿意走近父亲的，因为他总是时不时地唱起这首歌，使得这首歌本身就成为一个象征。在科里眼中，父亲的形象又慢慢变成（变回）一个英雄，使他最终原谅了特洛伊，瞬间认同了父亲的作用和力量。剧尾内容透露出科里有了结婚对象，这暗示着他将走上特洛伊的老路，走上父亲之路，走入篱笆之内，走入家庭之中。而将剧情进行翻转的，竟是女性的力量，也即萝丝所起的作用，所以无论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承认与否，他对两性平等意识的观照确实暗含在了剧本末尾，成为全剧的升华部分。
再看莱昂丝，他一直依靠女性生活，并最终和女友分手，他的婚姻观似乎没有得到特洛伊的“真传”，与科里也不是一个类型。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个男人，那就是特洛伊的老友波诺。也许我们能将波诺和莱昂丝放在一个类型里去进行比较，因为他们二人的脾性尚好，都不温不火。似乎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在剧中安插这两个人物的意图是在于衬托出剧中其他人物的性情，以及其他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和矛盾。非常巧合的是波诺在剧中与大家交谈时也回忆到自己的父亲：“我从来没有机会，我爸爸走过来……但是我从不了解他，也从未懂过他。”
从剧情中，我们得知莱昂丝和波诺似乎都没有孩子，所以他们都不是父亲，他们都没有建构一个“篱笆”去圈住什么人的渴望，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具有本质的相似性。
莱昂丝不想让父亲为自己找工作，但他曾对弟弟科里说过，让爸爸介绍一个工作也许会更好。很显然，他只是不想从自己的人生轨迹上显示出和父亲发生认同、和解的迹象，但其实他早已默认了父亲所代表的规则。莱昂丝深知自己应该去反抗的不是父亲，而是社会种族歧视现象和文化偏见，是宏观意识形态，他用自己的方式说服弟弟去听从父亲的话，这也许是他作为兄长的肺腑之言，可从中洞见兄弟情谊的存在。“听着，我要走了。去和爸爸谈谈吧……他认识些人，能帮你找个工作。和他谈谈……看看他怎么说。”
莱昂丝对科里说的话是很严肃和诚恳的，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出莱昂丝已化身父亲的角色，站在了父亲的位置上，口吻几乎和特洛伊不相上下。比之科里，莱昂丝认同父亲的方式则比较自然。很有趣的是当莱昂丝在许多年后与科里重逢时，他开始流露出对弟弟前途或命运的羡慕之情。
莱昂丝说：“我知道你一直想做自己的事儿，你的头脑总能用在对的方向上……”
也许莱昂丝后悔当初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一方面，他抵制家人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又颇为不满。莱昂丝的身心再次被自己当时的决定和信仰束缚住了，于是，他最终还是在象征的层面上更改了最初的志向，即开始认为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比整天漂泊不定地浪荡要好得多。
3．达成和解的原因
为了适应社会，父亲和儿子都要遵守它的规则和秩序。作为父亲，尽管特洛伊对儿子的态度在某些特殊时期和某种特殊形势下是漠不关心的，但他仍然希望儿子能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少走弯路，不制造麻烦，简单说来，要成为一个和年轻时代的自己不同的人。父亲希望儿子尽全力去减轻家里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每当争执来袭时，父亲总是尽量教育儿子，传达出这层意思。特洛伊想要复制出一个新的自己，所以他无意识地在教育方式上也费了不少心思。试图在《篱笆》中揣摩出父亲的想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父子关系的和解趋势。
奥古斯特·威尔逊在《篱笆》中想要传达的主要观点是美国黑人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十分珍视并继承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遗产。通过父子间和解的最终达成，奥古斯特·威尔逊想要召唤起人们对非洲传统文化遗产应有重视的意图昭然若揭，这是美国黑人重建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前提。奥古斯特·威尔逊在剧中完整地表达了此种观点，他倾力要让同胞们懂得如何去保护本民族文化。威尔逊希望他们能够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拯救并保护好自己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这也是唯一可以获得他人尊重的方式，是实现自己真正独立的基础。如果父子冲突无法避免，那么他们之间的和解也一样无法避免。
（1）女性力量促进父子关系融合
通过母亲萝丝的感召，来促成并完成这个最终和解的仪式性总过程，也明显反映出作者所具有的自知或不自知的性别视角与意识，他给予女性发声的机会，并将女性意识沉睡的死寂状态、没有出路的社会现实以及自我放弃的主观意愿上的弊端都一一地原本地呈现出来，虽着墨不多，但每当萝丝被逼至极限时，总会声情并茂地发表一通有深刻见地并富含哲理的肺腑之言，这都反映出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对女性力量无意识的发现和运用。
70年代初，威尔逊将自己名字中的父姓正式改为母姓，以表明自己的根以及对母亲黑人文化的认同。
但是，萝丝最终的发声，虽然并不能展现现实中的实际女性利益，但在象征层面上，已经让人感到被赋权后的女性的力量之雄厚。这种对女性力量不自觉的发现和无意识借用的过程，是针对戏剧家奥古斯特·威尔逊本人的创作思路的，他对女性力量的认识也许是不能从性别角度去评估的，因为他更多的是站在民族性的角度上对女性力量的表达实现了一种策略上的运用，这种观点从以下奥古斯特·威尔逊接受采访时的三问三答中便可以见得。
问：您从未将整部剧用来描写黑人男子和黑人女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答：首先，这很难。你得写女人那部分。我觉得《七把吉他》比较接近。我在写那个剧本时，试图探讨那方面的问题。弗洛埃得和维拉之间的几场戏从未被写入定稿中，由其他情节发展取而代之了。不过在我正在写的剧本里，我正在探讨那种关系。
这组问答可以从侧面看出奥古斯特·威尔逊实际上在创作《篱笆》的过程中，对夫妻关系、两性关系的描述，都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创作。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运用会在写作中凸显出巨大差别，而性别视角首先应该是一种基于女性视角的视角。
问：那么说来对于一名男性戏剧家来说，创造男性人物要比女性人物来得容易些？答：对我而言当然要容易些。那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可能害怕写肥皂剧。男女关系当然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我认为需要将它置于其他更广阔的事物之中。在我正在写的那个剧本里，我既强调男女关系，也强调母子关系，并以女性作为场景人物，这样深入的探讨在我是第一次。
从上述访谈内容里，可看出男性往往对文学中混杂的女性经验有一种基于性别的无形“偏见”，但是，这种“偏见”不仅没有在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具体作品中显现出来，反其然，他的写作使得夫妻关系、两性关系总被放在很明显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并接受评论。这种阅读体验是基于理论的、视角的选取所造就的不同效果，也是种不自觉的源自创作者的对于女性力量的挖掘与认可。无论你是否关注，女性力量都会以它自有的方式显现出来。
您能否就“场景人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再多谈一点？这类人物对其他人物来说是一种场景吗？答：不，他们完全溶入其他人物的生活之中，但是他们对观众而言是一种场景。我想那是我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场景的阐释。
从这段话中可以更进一步感悟出奥古斯特·威尔逊对文学女性形象的态度，也许并不如我们所解读的那样热衷和刻意。他言下的“溶入别人生活”的女性形象，是没有自我的，因此她不能作为一个拥有完整来龙去脉和独立故事情节的真实主体而存在。所以，在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剧作中，无论是女性人物还是男女关系，似乎都不会成为其创作中的一个焦点。
通过更多、更深层次的表现，威尔逊想要塑造的是一个敢于与种族歧视作斗争的黑人“勇士”，而不是勇于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这也自然意味着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并不是该剧的核心结构，纠缠于舞台上黑人内部矛盾的解读无疑陷入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误区。
（2）儿子使用父亲的形象去重新审视世界
阉割恐惧使儿童终止了与自己母亲发生乱伦的欲望，孩子跟随一种需要向父亲的位置屈从，从而获得现实准则，他也许非常希望或者极度幻想有一天自己能成为和父亲一样的男人。由于与父亲和解的状态注定会发生，儿子往往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全部的家庭问题并由此成功进入象征秩序，即走入与家庭空间相对应的社会空间中去。拉康认为父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还是整个象征界秩序中主要准则的代表者和构建者。于拉康而言，弗洛伊德愤怒的父亲形象转换成了父亲的名号或者父亲的律法。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当你在语言（父亲的律法）本身的秩序中生存，方能进入象征界的秩序，而为了成为一个言说主体，你就要屈服于它们。拉康认为父亲的法律或者父亲的名号控制着整个象征界结构和其结构模式，此外，它还决定着所有元素的运动，以及如何建立系统内部的关联。
在《篱笆》中，特洛伊试图让儿子们去继承他的生存法则与接人待物的方式，并希望儿子们至少能够默认或遵循那些准则。特洛伊想让科里将自己理想化的和不现实的想法抛掷得越远越好，所以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对科里进行灌输和说教。特洛伊希望儿子能够戴上面具，以隔断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换上强悍冷漠的外表示人，以此避免对自己的伤害，而他说教中常常灌输给儿子的“法则”就是其出门在外的“防身武器”。
与之相比，于男性关系中代代相传的“法则”，在女性之间却缺少那样的“传统”，或者说那种“传统”尚未被连缀成型，尚处于散佚状态。她们的存在是零散的、点状的，彼此独立的形象也都是客体化的，因而总是男性进行参照的对象，除继续留在镜像阶段之中，似乎无法走入象征秩序，这意味着她们也需要寻找到能够在外界空间中独当一面的某种“武器”。与剧中凸显的黑人对种族文化的认同相似，女性应该注重对自己特有的女性经验的保存、发挥和利用，这是获得两性平等的一个基本前提。
四、结论：作者号召美国黑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以及重塑被扭曲的黑人文学形象之于女性自我经验运用方面的
一些启发
弗洛伊德用父子关系去描述“传统与反传统”以及“权威与反权威”的关系。除此之外，弗氏甚至将这个理论转换至社会、历史、文化各个领域之内去运用。他指出原始部落建立之初即被原始的父亲所控制，这个父亲为了部落的生存订立了许多规则，他庄重地安排着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儿子们对他感到非常气愤。最终，儿子们联合将父亲杀死。与之同时，“失去父亲”后的儿子们也发现了群体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非但没有废除或打破父亲所建立的那些合理秩序，而且还将种种秩序作为遗产继续传承下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改进并完善了它们。直至最后，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规约和律法都成功地被再次塑造出来，美其名为“父亲的法律”。“父亲”这个字眼并不仅仅意味着家庭内部的一个位置或一个身份，它还意味着一种共用的权力和力量，意味着法律、秩序、权威，等等。上面的故事说明这一切所作所为都属于他们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过程，对其的建构正是由他们自己一步步完成的。
那么，我们不得不反思，女人呢？
在《篱笆》中，通过特洛伊，我们得知了布鲁斯的存在。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想用自己的十部系列剧展现出美国黑人在整个20世纪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威尔逊在戏剧里描摹出不同种类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所有人物都远离自己特殊的历史背景，失去了与非洲文化身份的直接联系。因此，美国黑人常常表现出对原始文化的困惑，于是他们开始非常关注本民族精神资源，以及本民族文化传统和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种种关联。于美国黑人而言，历史对他们的梦想和思想的形成都有着强烈的冲击力与影响力。非裔美国人的个体经历象征着美国黑人为了生存而做出斗争的历史。威尔逊利用过去与当下的对比和联系，试图用布鲁斯音乐来修正美国黑人正在发生的历史。
美国历史上，黑人有两次大规模集中逃离自己家乡的经历。第一次是他们被当作奴隶强迫贩卖，然而很长时间之后，他们甚至在被贩卖为奴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就是逃离南方种植园而前往北方城市。威尔逊认为他们所做的这个第二次离开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宏观上，他们的文化体系再次被连根拔起，微观上，这第二次离乡背井的经历使得众多美国黑人家庭由此支离破碎，他们在美国北方的工业城市中精神荒芜，物质匮乏。
特洛伊发现离开家仅仅是艰苦生存之途的开始，这条路上再无保护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斗争变得越发激烈。对于许多黑人移民者来说，被贫困所奴役的状态取代了被白人主人奴役的状态；温饱状态为饥饿状态所替换；住在种植园小屋的状态被露宿河岸、人行道以及桥梁下的状态所取代；棉花田让位于小胡同；监工变为警察；南部火热的太阳让位于北部冰冷的风；最终，通往自由之路被监狱扼杀。
奥古斯特·威尔逊非常关心美国黑人同胞在抵达美国北部城市之后的命运。举个例子，在戏剧《钢琴课》中，威尔逊首次表达出希望美国黑人重返南方家园的愿望。主人公博伊·威利（Boy Willie）想说服自己的妹妹伯妮斯（Berniece）卖掉父亲的遗产——一架特殊的钢琴，这架钢琴不仅象征着他们完整的家族史，也同样预示着在南方买到自己私有土地的可能。博伊·威利希望通过拥有农场来迅速改变自身身份和整个家族的历史。他的叔叔威尼·博伊（Winning Boy）是一个流浪音乐人，在美国南北之间流浪徘徊了25载。最终，威尼·博伊也意识到自己的家始终还是在南方的土地上，因为他全部的情感都埋葬在那里，最终他决定离开北方城市重为自己找回真正的身份。事实上，博伊·威利和威尼·博伊所寻找的都是精神上的一种复原、再现和重生状态，他想用属于自己的资产去确立和加强自己的种族身份，不想再作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第三公民浪迹北方。在奥古斯特·威尔逊的《篱笆》中，特洛伊也有类似的进退维艰的困境感，譬如他并非特别情愿在北方白人的权力体制下拥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观点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所做选择的正确性，并找寻自己不自觉走向“父亲”的具体而深刻的原因。
他新身份形成的两个阶段都是完整的，又都在通往自由之路中彼此分离——一个是来自他的父亲的，一个则是来自农场的。下一步就更为困难：被授权为美国社会中的一个自由人，现在如何处理在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中对过去和现实生活所存的心理羁绊，也即现在他如何在为白人所掌控的社会群落里找寻到自己真实的位置。
很显然，奥古斯特·威尔逊更期望美国黑人生活在南方，希望他们留在那里保存住自己文化的根脉。
特洛伊的名字象征性地表明他是一个生活于两种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人，一种是特洛伊在南部的历史，另一种是现在的北方生活；一半充满希望，一半充满失望。这种思想也影响着特洛伊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感觉黑人没有享受和白人同等的权利和机遇，如Grant所言，白人被认为比黑人更聪明，所以他们更有资格去追求梦想，黑人被认为是无知愚昧的，就不能充分去挖掘潜力，施展才能，由于特洛伊在打棒球时没能享有这种机遇，他成为一个愤世嫉俗之人。
众所周知，奴隶制带给黑人的是无尽的苦难，但威尔逊的剧作让我们看到寓于这种深切苦难当中的布鲁斯却绽放出巨大的光彩和力量。布鲁斯的产生令美国黑人心存感激，因为他们都深深明白自己不可能一直过着了无根基的生活，至少需要明白自己来自哪里，而当他们唱起布鲁斯的时候，答案也便昭然于胸。
游荡在北方城市的美国黑人都想要去改变或提高自己的生活标准，同时，他们往往会否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或者是真的对此疏忽、淡漠或遗忘了，他们尽全力接受欧洲价值体系的规训，向其妥协和致敬，甚或顶礼膜拜，以至最终他们无法发觉不同文化之间明显存在的差异。黑人希望自己能够作为真正的公民为美国文化所接受，在奥古斯特·威尔逊眼中，美国黑人应该拥有一套与来自欧洲的主流价值体系处理问题方式不同的东西，应该有另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威尔逊相信美国黑人来到美国纯属偶然，其实他们永远都只是非洲人，他认为美国黑人能够从布鲁斯音乐的力量中感知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布鲁斯音乐是传统的非裔文化符号，在众多的非裔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布鲁斯堪称威尔逊作品的灵魂。
比如，顺着博伊·威利和妹妹伯妮斯在《钢琴课》中不断扩大的争执，我们看到奴隶主的影子总是时常光顾他们的家。因此，伯妮斯向她身为著名牧师的男友求助，牧师让她用钢琴演奏一曲基督教赞美诗，因为他相信基督教赞美诗能够应对其时存在的白人政治霸权主义。最终，伯妮斯坐下来一边弹奏钢琴，一边召唤自己祖先的“魂灵”（精神），最后唱起了自己本民族的歌曲，从这种亲自完成的仪式当中，伯妮斯终于知晓如何去面对源于自己故土的文化遗产。布鲁斯就诞生于黑人备受压迫的屈辱历史长河中，它在黑人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随着那种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渐渐变得流行起来。布鲁斯音乐是减轻黑人痛苦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也可以理解为黑人在美国生存下去的一个妥协、折中的方式。
特洛伊憎恨自己的父亲，甚至憎恨自己民族所承受的屈辱历史，他曾用离家出走的方式试图逃离他父亲的空间，割裂与父亲以及族人历史的联系。然而，当自己孤立无援或内心苦闷压抑时，特洛伊却本能地从父亲编造的歌谣中寻求庇护。这首被他哼唱着的布鲁斯音乐不再是简单的音符，而是成为连接古老的族人文化并能给予族人力量的特殊空间。
奥古斯特·威尔逊认为音乐是美国黑人民俗文化的主要艺术结晶，尤其对于一个被剥夺了读写权利的民族来说，音乐毫无疑问地成为他们表达自己的有效手段。威尔逊告诉我们美国黑人应该好好继承自己的种族传统，并且不能止步于此，要勇于创造自己独有的文化，这样才能在美国社会中生活得更有尊严。
现在，让我们从相反的角度来思辨一下关于继承的观点，假如历史能作为一个相关对象供我们去反观，那么，我们就能从中发现，在普通家庭内部，儿子有足够的理由去复制父亲的性格。西方文学中尤其将“寻父”主题认作是一般人生存方式的文学演绎。毫无疑问，奥古斯特·威尔逊认同这个观点。
然而根据威尔逊的理论，远离父亲、隔断历史的黑人是无法构建自我的。相反，只有意识到父亲和黑人历史是自身不可分割的部分，直面历史创伤，化反抗为认同，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同时超越本民族的局限，才能成功地在新时代的白人社会找到自己的定位。
剧本末尾，在作者奥古斯特·威尔逊急转直下的情节处理中，剧中所有激烈的仇恨都得到了化解。作者想要通过展现美国黑人家庭中的矛盾和问题来达到控诉社会的目的。威尔逊内心敏感，尤其在洞悉父子之间的冲突时很能体会他们各自的疾苦，他也有能力和勇气在所有人面前一览无遗地暴露出这诸种冲突的细枝末节。并且，威尔逊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去解决和终止这些纷争，将其变成大团圆的理想化结局。他能够使父子互相理解，让儿子最终认同父亲的思想和行为。从重建民族文化的层面上说，父亲是不能被抛弃和杀死的，因为他象征着控制和治理家庭的秩序与方式。儿子试图跟上父亲的脚步，变成身为父亲应有的样子。于他来说，杀死父亲就形同自杀，这不仅是种不幸，而且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奥古斯特·威尔逊的《篱笆》展现出一张父子关系变化的流程图。顺着它，我们能够发现父亲和儿子在不同阶段中想法的演变情形。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父子关系这个主题，从而父子冲突就显得不可或缺。例如《小推销员之死》在这方面就很典型，剧中，父子冲突的模式和《篱笆》有几分相像，区别是在其中看不到父子融合的征兆，儿子自始至终没有认可自己的父亲，他也没有从父亲那里获得任何基因上的遗传特征。又如在《长夜漫漫路迢迢》中，父子的冲突也十分激烈，但和《篱笆》相异的是，对这种冲突的消解在整部剧作里也未能达成。《小推销员之死》和《长夜漫漫路迢迢》这两部剧作都是在父子双方相互的仇恨中收场的。
任何伤害的施加都是十分轻易的，而伤口的愈合却是困难和缓慢的，在本剧中，奥古斯特·威尔逊亲手处理了那些伤口。《篱笆》的特点就在于它既展示出冲突，又展示出冲突的背面，即融合，不仅冲突被表现与渲染得格外彻底和深刻，且最终的融合也被描写得合情合理。
在《篱笆》中，我们透过三代父子关系中堆砌的儿子的影像能够发现父亲的身影暗含其中。从一开始，读者便可感觉出父子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近乎一人，很容易看出他们冲突终会消失的预兆信号。这是因为尽管父子间有各种各样的争执时而发生，但他们始终属于一个种族、一个大家庭。略去父子间巨大的代沟，他们的血肉亲缘从未生疏和中断过。所以在《篱笆》中，似乎只存在一种类型的人格，这种独一人格不断给自己制造问题，后又躬亲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人格本身在剧中不断重复，同时对自己产生质疑，最终流露出一种超越型新人格形成的可能。父亲去世，儿子再无机会反驳、对抗父亲，父亲的死亡是父子冲突彻底被铲除的标志，父子冲突的画面在儿子脑海中渐渐散去，留下的完全是对父亲高大形象的强烈印记。
奥古斯特·威尔逊认为父亲死后，他的形象便会抽象化为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孙后代。威尔逊还坚定地认为父子冲突的问题终会被满意地解决，为将这一结尾完美呈现，他尽力将其制造得毫无漏洞，可认为是剧作家本人蓄意安排了特洛伊的死亡和他情人艾伯塔的死亡。艾伯塔如果继续存在，父亲的精神世界就永远处在分裂状态，父子间就永远横亘着一条天堑，不仅父亲不知道接下来将要走向何处，儿子也永远不会与父亲进行融合。对特洛伊来说，如果他放弃艾伯塔和私生女，他就会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丈夫。奥古斯特·威尔逊在剧本中倾力将特洛伊塑造成十分有责任感的男人，一旦将他与艾伯塔的关系突然割舍断，则那种辛苦建构出的人物形象风格就会荡然无存，毕竟忠诚和有责任感是两个不同概念。所以百般无奈之下，特洛伊和艾伯塔必须双双死去。当科里归家，他发现家庭内部所有尖锐的矛盾以及制造各种不和谐的隐患因素都不复存在了，战火的硝烟已不再弥漫，仇恨飘到九霄云外，一切宁静如初。但这种与昔日反差巨大的当下，使得科里内心的愤恨与不满不可能也瞬间消失，在那种情感惯性的驱使下，科里迟迟不肯认同已经死去的父亲特洛伊。基于母亲的悉心劝导和耐心说教，科里对父亲的态度才开始发生改变，当科里与同父异母的妹妹雷内尔温情愉悦地合唱起来，奥古斯特·威尔逊蓄意营造的愿景方得以显现，他想要通过父子冲突的展现表达出更为深刻、厚重的内容，即对民族自尊感的构建过程。作者试图告诉读者（观众）的是，一些争执、争吵、争论是没有必要发生的，因为当事人双方的怒火和怨恨的矛头指向从一开始就是有偏差或错误的，他们忽略了制造他们之间隔阂、问题、矛盾等各种事端的根本性原因的所在，也即对造成那种对峙、僵化甚至撕裂局面的第三方究竟为何物以及在何处这个问题的反思。最终，我们跟着作者的思路，发觉那“根本性的存在”就是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偏见与歧视。剧中人物彼此之间生发出难能可贵的怜惜之情，体现出他们解决问题的策略性态度和清晰的意识觉醒。血缘关系便是那态度与意识达成融合的首要条件，它的作用的显现不仅是得益于外界因素的敦促和鼓舞，更是源自一种内在需求的体现和反映。在这方面，奥古斯特·威尔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斗争者，他奋力保卫的即是自己本民族的情感与尊严。
奥古斯特·威尔逊——一位“通过戏剧来唤起民族精神觉悟的文化斗士”，在戏剧创作中运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展现美国黑人为寻求平等而不断进行的挣扎与努力，以及他们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的生活困境。他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能让美国黑人意识到自己的种族历史，在“同化”的环境中保持这份独有的财富。
同时，作者还力图重塑美国文学作品中被妖魔化和扭曲的黑人文学形象，还原其本来面目，用自己的“民族经验”进行写作，从而达到打破某种文学“白人”特征的可能。
威尔逊在剧中重塑历史上曾经被妖魔化的传统黑人形象，为人们提供了真实的画面和全新的视角去认识和观察黑人的生活与感受。他在采访中曾多次提到，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推动社会的变革，而是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一个读懂黑人的全新视角，以正面形象出现的黑人，颠覆了被扭曲、丑化和妖魔化的传统黑人形象。
在这部从开始即被规划得合乎情理的戏剧《篱笆》中，我们很容易便能感知出奥古斯特·威尔逊给予了自己的黑人同胞们无法估量的能量和潜力。萝丝就是作者的化身，她替代作者一遍遍劝诫儿子们认同自己的父亲。作者希望他的同胞们首先学会做忠于自己内心的人，并对自己身份的获得途径保持清晰和清醒的认识，同时能够拥有足够的自信去进行自我肯定，这样方才能够得到被当作真正公民对待的可能与机会。
面临来自多重空间的挤压，非裔美国人不断逃离压抑的心理空间，最终感悟出唯有与自己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保持传承与联系，方能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之旅。
如果人们否认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或者介意自己与生俱来的肤色的话，毫无疑问则更会为其他人所弃置，从而成为他人观念之下永恒的囚徒，再无自由可言。
他曾多次强调黑人自踏上美洲大陆以来，一直进行的斗争就是争取对黑人自身价值的肯定，为融入白人主流社会而放弃自我的做法不是黑人种族的出路。
思考至此，那么，女性呢？
如果权利的赋予和对于平等地位的争夺从来不该刻意强调“争夺主体”的差异的话，女性权利的赋予和其对于平等两性关系的追逐当然应被给予同等的关注和重视。只有民族的才可能成为世界的，对本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自重影响着外部世界对自己的态度和方式，同时这种影响也是双向的，它会促进“民族性”生存的大环境朝着更为生态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对解构二元制话语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威尔逊戏剧中黑人形象的重塑，可以增强黑人族群的自信和自尊，且剧中绝大多数黑人对重塑自我身份的追求，对待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所采取的非暴力的方式，也有助于缓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紧张态势，进一步推动美国民主社会的进程。
同样，女性经验在女性性别群体中的发挥，也是在外部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改善自身境遇的策略，同时它也应该成为重塑两性关系的良好方式，具有极大的颠覆作用和效应。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相信，这种基于性别的对自身经验的自重和重塑过程，会对另一性别群体产生一个相应的反作用力，促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反思并谋求改变，从两方面使得性别观更加生态多样，也更加平和客观，展现出一种张力性的存在状态。
上述经验包括女性的身体经验以及在文化中潜移默化而成的经验，甚至是一些刻意或者无意被僵化、失真、变形、扭曲的经验。就如同要打破文学的父性传统一样，必须“杀死”被僵化和类型化的女性自己，这意味着她们首先要完成对自己的“杀戮”，才能进入艺术之中。这也就是说，女性经验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策略去进行运用，无论是那些需要去珍视的，或者是需要去“毁灭”的经验，都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对集体女性身份的观照也应当建立在对个体经验的充分发掘上，而前者也应成为后者的一个目的。
威尔逊的系列作品虽然从表面上看，再现的是美国黑人个体的挣扎、追求，与每个时代的政治大事毫无关联，但实际上他的戏剧由个体之痛传达出集体之痛，通过不断地言说美国黑人个体的创伤，汇聚、再现了黑人族裔受奴役、受歧视的文化创伤。他的作品如同一部编年史，散播着塑造文化创伤的功能，使非裔美国黑人在共同的历史中积极构建起集体身份。
以上或许是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剧作《篱笆》带给女性的关于建构其自身文学、文化传统的重要启发。如果文学中“杀死父亲”，对儿子来说等于自杀的话，那么女性在文学中“杀死自己”，则意味着获取了进入象征秩序的通行证，反成为一次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