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梦”

只有那些自身文明曾经繁荣兴盛过的民族，才可能也才有条件提出复兴的目标。进而，只有自觉把握并勇于承担复兴重任的民族，才会提出如此强烈的民族复兴目标。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正是因为固守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康乾时期创造了盛世辉煌的同时，也在迅速地背离人类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当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世界格局大变动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通过一口通商、贸易特许制、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与数量、限制船舶的大小等严格的对外政策，将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使自己远远脱离了世界进步发展的步伐而不自知。极端的闭关锁国，大大拉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致使中国社会在100多年的盛世之后骤然下跌，自秦汉至康乾盛世之后作为“天朝上国”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然而，故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的辉煌所造就的梦想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等来的却是亡国灭顶之灾。

（一）“天朝上国”梦断西方坚船利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随着另一场迷梦的破碎而形成的。19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积极向世界各地寻找和开拓殖民地，亚洲是他们早已垂涎三尺的一块肥肉，而中国又是其中最有诱惑力的部位，已经称霸全世界的大英帝国触角自然也会伸向中国。当英国试图通过正常的贸易打开中国大门时，在中国顽强的自然经济面前却碰了壁，转而采用罪恶的鸦片贸易方式，又遭到清政府中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强有力的抵制，最终蛮横地发动了战争。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碎了“天朝之梦”。英国的坚船利炮，使清王朝由先前的傲慢自大逆转成畏惧，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接踵而至，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屈辱与苦难。打败仗、割地、赔款成为记录清朝末年那段历史的高频词。

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成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漫漫征程由此开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梦想，使中国走上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无数仁人志士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晚清政府的自救，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农民阶级奋起抗争，再到资产阶级共和方案的出炉，社会各阶级以不同方式在回答着“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之问。尽管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又一次次失败，但逐梦路上始终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谱写着中国人民尤其是先进分子救亡图存、追求民族振兴的抗争和奋斗的历史篇章。

（二）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农民阶级的天国梦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阶级对“中国向何处去”以及美好社会梦想问题做出的回答。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最终失败了，但它们“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也展现出了中国人民追求自身美好生活的愿望。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它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1853年冬，太平天国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它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后期，它还提出了《资政新篇》这一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方案，主张向西方学习，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但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太平天国所鼓吹的“同教一家”，使其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列强的实质，遭到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联手镇压，最终，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还是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说为期不过三个月，但它把救亡图存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集中打击外国教会侵略势力。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促进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觉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三）从西学东渐到洋务运动：晚晴的自强求富梦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正处于上升期，而中国社会则是踯躅而行，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冲击加剧，中西方联系扩大，以林则徐、魏源为先导，“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发展成一股社会思潮，从此，为抵御外侮，谋求民族与国家独立自强而探究学习西方，逐渐成为中国近代的思想主流。从1840年代开始，林鍼、容闳、郭嵩焘、曾纪泽、钱单士厘……他们率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足迹遍及欧美与日本，他们的记述与思考为迷失方向的中国重建了一个可以参照的目标。特别是以一部《西学东渐记》留名青史的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使“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了祖国。他首倡、策划、促成和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的派遣，积极从事社会改革活动，向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多次建言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主张，竭力倡导发展民族经济、教育事业和实业，提出了发展中国近代铁路、水运、矿业、商业、建立国家银行的美好蓝图，后来又投身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晚年又支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尽管以容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分子毕其一生，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不懈奋斗，但在国弱民贫的大背景下，他们的付出依然难以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命运。

面对清朝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严峻形势，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提出了旨在维护和巩固清朝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所谓救亡图存方案，即洋务运动。这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达到打败西方侵略者和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他们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办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等，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洋务运动持续了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从维新到革命：资产阶级的改良梦、共和梦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甲午战争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回答。当时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曾经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为依据，抨击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传统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最先提出“人的解放”口号；又曾以儒家的“三世说”的根据，谓“升平世”为“小康”, “太平世”为“大同”，并由此演绎出一套大同社会的社会空想体系。在《人类公理》（《大同书》）一书中，康有为列举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身受的种种苦难，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和解脱这种苦难，他描绘出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画面：“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毛泽东同志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梁启超在1902年撰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构想了半个世纪后中国的景象：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勠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

维新派还提出一整套变法维新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即希望效法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相近的国家的成功道路，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建立国会，制定宪法。为此，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体作为根据，提出“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制度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支机构。维新变法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使国家富强，最终实现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梦想，但由于遭到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变法失败的历史证明，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救亡图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维新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也就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了前台。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起点。孙中山说过：“文，爱国若命。”爱国主义，是贯穿辛亥革命的一条主线。孙中山在1894年11月《兴中会章程》中，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意识的觉醒。

孙中山先生不但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树立起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进行革命的里程碑。他在创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方案时，已经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思考一些问题。例如，他在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时，注意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同社会革命的关系，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端，提出“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又例如，他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体基础上，提出创设“五权分立”，即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增加考选权和督察权，自诩为“破天荒的政体”，认为“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还例如，他从中国“民智未开”的国情出发，提出民主共和要循序渐进的原则，并提出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的设想。

当然，这些民主共和国方案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彻底完成以前，在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袁世凯死后，取而代之的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之间连年混战，贻害国家，为害人民。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西方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闷与彷徨之后，最终做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选择。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

事实一再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要实现中国人民富强文明的梦想，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