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力如传
曹力如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他在赴新疆任职途中，因车祸不幸英年早逝。人们至今难以忘怀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
曹力如，乳名寒寒，学名崇本，字立如，后以力如为名。1902年11月28日（清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旦八镇窎坪村（今吊坪村）一个农民家庭。
曹力如的父亲曹儒贤，为人忠厚本分，主张“做事不能亏人，更不能亏天”。他辛勤耕作务农，40岁后开了个小客店，接待过往运脚户，逐渐成为当地开明绅士。他仗义勇为，率领农民反对贪官污吏，被囚囹圄，罚款240两银子。又因他的朋友石子俊在甘肃庆阳占山为王，庆阳县县长诬告他通匪，被押到庆阳县城五六个月，差一点被砍头。1934年，曹儒贤病重去世前留下遗嘱：“家里人要好好下苦（种地），庄稼人的钱万万年，另外来的钱是水上的船。”他特别叮嘱在外奔波的曹力如，要恪守家训。
曹力如的母亲曹袁氏，勤劳贤惠，辛辛苦苦把儿女们抚养成人。曹力如的二叔曹儒琳，一生务农。三叔曹儒元曾当过中医。舅父袁成章，在保安县金鼎山开过复顺成商号，后到陕西靖国军杨虎城部当连长。力如兄弟4人，他为老二，兄崇周，弟崇汉、崇魏，还有两个妹妹，妹夫曹振武，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书、延属教育处长，另一个妹夫王光堂是农民。
力如9岁上私塾。父亲对教书先生说：“我的儿子上学啦，请先生起个名字吧！”私塾先生翻翻字典，和善地说：“大孩子叫崇周，意思是崇拜周礼。二孩子叫崇本，意思以学为本。学而优则仕，就有了超人之本。”父亲欣然接受。在私塾里，力如勤奋好学，背古诗，读四书五经。一年后，因请不到教书先生，力如辍学，在家拦牛放羊，帮工种地5年之久。白天风里来、雨里去，晚上由叔父教读古诗古文，练习写字，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1918年，闭塞的保安县开办了高等小学，不收学费。曹儒贤把17岁的儿子送到县政府所在地永宁山上学。学校仅有20多个学生、两名教师。一个是清末的拔贡，头上还留着长辫子，讲的是八股文。另外一个是陕西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名叫李子才，除了教国文外，还教算术、地理、音乐等。李子才拥护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宣传“民主”和“科学”，给落后闭塞的保安县带来了新的气息，也使力如的思想得到新的启迪。
力如虽然没有上过初小，但由于他年龄大，理解能力强，再加上刻苦勤奋，成绩优异突出。第一学期考了第二名，第二学期为第一名，成为“撂红板”（表示优秀）的优等生。
在高小读书期间，曹力如与刘志丹、王子宜是同校学友。他们一起读书，一起玩耍，一起阅读《东方杂志》等进步书刊，一起攀登永宁山，放眼远眺，一起到县衙门里看县官审问硬肚
。看到老百姓悲惨的生活，尤其是衙役对农民施以酷刑，他们说：“将来我们一定要像李自成那样，组织穷苦农民，奋起反抗斗争。”
1920年，曹力如、刘志丹、王子宜等保安县第一批高小学生毕业，新来的县长还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
毕业后，曹儒贤送曹力如到金鼎山一个退任的省议员家里当门徒，他们把力如当奴仆使唤。力如坚决不肯干下去，父亲见儿子态度坚决，只好默认。
这时，力如的舅父袁成章赴榆林告状归来，路过窎坪。舅父见识广，谈吐新颖，特别讲到榆林中学办得如何好，上榆林中学肯定有出息。力如听得津津有味。舅父听说外甥已经高小毕业，在家闲着，立即表示愿意出钱资助外甥到榆林上中学。经过父亲、舅父当面协商，决定让力如赴榆林考学深造。
力如立即赶到县城，鼓动赵耀先、王子宜等一同报考榆林中学。刘志丹因父亲反对，这次未能结伴同行。
二
1920年，曹力如和赵耀先、王子宜、曹继之4人日行夜宿，经过七八天的长途跋涉，步行500多里，来到榆林城。力如等3人考上榆林中学，王子宜插班在榆林小学读书。刘志丹于第二年也考入榆林中学。
榆林中学前身是创建于明代的“榆阳书院”，后改为殖边学堂，1913年成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是陕北23县唯一的中学。校长杜斌丞是位爱国人士，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为了开拓陕北教育事业，力主改革校政，设法聘请名师，增设新课，开创了榆中历史的新局面。力如进校后分在戊班，与史唯然同桌。史唯然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迹，又配不起眼睛，力如便给史唯然读黑板的字，以使他的学业不受影响。
榆林中学起初免费提供书籍和木炭，学生只交伙食费，因此第一年力如只花费60元。后来学校课本不再免费，加上力如父亲被庆阳县县长关押，家中花费很大。开学时，因交不起学费，在家耽误了半个学期，直到11月才来到学校，经过多次请求，才允许回到原班上课。在榆林中学，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先后任教，李子洲还担任过训育主任。从北京聘请来的进步老师王森然、呼延震东、朱璜秋等，给榆中带来新文化。力如阅读《向导》《新青年》《共进》等进步书刊和《水浒》等古典小说，开阔了眼界，思想起了重大变化。他从只想“做好人、做好事”的梦想中，从埋头读书、考上前三名、找个好职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他聪慧好学，深受魏野畴老师的赏识和关怀，让他帮助抄写翻译书稿《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力如从中获益不浅，学到了革命的真理。力如富有正义感，反对封建思想，撰写了反映封建压迫下妇女们的痛苦和不自由的小说《我的隐痛》和反映老百姓对付当兵催粮情景的小说《支应丘八》，在《醒钟报》附刊《榆中之花》杂志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他还加入了进步团体共进社。
在学生运动中，力如和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及高锡爵、杨恒英等组织进步团体，开办平民小学，发动罢课斗争，矛头直指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力如被这个军阀诬蔑为“八大罪魁”之一。
一次，榆林中学学生罢课，井岳秀派兵镇压学生。呼延震东老师触情疾书“无限伤心泪，只有心上流”条幅后，放声大哭。力如闻讯立即赶去安慰说：“先生不要怕，我们和他干到底！”学生会团结全校师生，坚持斗争，终于取得罢课胜利，争得了部分民主权利。
力如榆林中学毕业后，家里筹措60多元，叫他报考北京法政大学，但他却想报考北京大学或北京师范大学。1925年初，他来到榆林。适逢国民军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给井岳秀发来电报，要求保送10名学无线电通讯的学员。力如闻讯后，立即报名。他认真复习功课，请榆林中学学监崔焕九推荐，参加考试被录取。
1925年3月，力如来到河南省开封市国民二军军部。适遇胡景翼病重，无线电讲习所暂时没有开学。4月，随部队来到北京，无线电讲习所设在北京南新华街国民二军办事处，力如开始学习无线电通讯。是年秋，刘志丹等人从陕北赴广州黄埔军校上学，途经北京时，力如与他们会面，互相鼓励，并保持书信来往。1926年1月，力如从无线电讲习所毕业，又遇到国民二军在豫西兵败，他经太原回到陕北，拟南下西安，到杨虎城部队或樊钟秀部队谋职。
1926年4月，曹力如随舅父袁成章从保安来到三原。当时被吴佩孚封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围攻西安。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将军率兵坚守西安，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力如暂住三原桥头镇，协助舅父做小生意。不久，力如感到做小生意实在无味，找到山西人王善斋，经介绍到驻扎在三原的杨虎城的炮兵营当了中尉文书，与张汉民、吴岱峰等人结识。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率部南下救援西安，经过激战，迫使刘镇华率军败逃，11月28日西安城解围。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成立，于右任出任司令，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
西安城解围的第四天，曹力如、吴岱峰，张汉民、李作良、贾仲愚等一起从三原到了西安，经魏野畴介绍，到西安小南门内南校场驻陕总部政治部办的军事政治队任职。张汉民任军事政治队队长，力如当秘书，吴岱峰任二中队队长。后张汉民任中山学院学生总队队长，曹力如协助张汉民进行学员的军事训练。
在政治队，力如边工作边学习，有时还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的宣传和西安的群众工作。他向魏野畴表示入党愿望，魏野畴语重心长地说：“你切实干好，共产党会找你的。”1926年年底，经政治队薛汗濯、何维桢介绍，曹力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10多天党的知识培训，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革命书籍，提高了革命自觉性，懂得不少革命道理。不久，担任党的小组长，积极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三
1927年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派曹力如回到杨虎城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路军，后改为第十军）三原炮兵营任副官。他奉党的指示，在杨虎城部队积极创建了中共党组织，担任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春，杨虎城率部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河南后，杨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在陇海路东段归德（今商丘）、徐州间，和直鲁联军8个军进行拉锯战。曹力如先后担任宣传大队科长、十军政治处组织科长、代理政治处处长等职。他克服困难，积极宣传北伐，发动群众支援国民革命军，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出色地完成了政治宣传任务。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于7月开始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中原大地。这年秋末，杨虎城部终因伤亡过重及姜明玉部叛变，陷入困境。杨虎城秘密打电报，邀请知心朋友魏野畴来到河南归德马牧集，共商出路。曹力如向魏野畴汇报了敌情和十军党组织情况，经过周密筹划，他们建议杨虎城将部队撤到皖北休整。
杨虎城采纳魏野畴等人的建议，军部移驻太和县城，一师冯钦哉部移驻河南鹿邑，二师孙蔚如部移驻安徽旧县。杨虎城任命魏野畴为十军政治处长，曹力如为二师政治处长。面对风云突变的政治危局，中共十军特别委员会成立，曹力如任党的特派员。在危急关头，力如数次接待中共中央交通员马子敬等，传达贯彻中央指示，部署应变措施，保证中共十军特委和党中央联络畅通。他及时派人向中共河南省委、陕西省委传递中央文件和指示，通报皖北斗争情况，在抄写给陕西省委信中写道：“现在的策略是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还把皖北特委武装农民自卫队的事例，及时函告陕西省委的同志。
1927年冬，中共河南省委派南汉宸以慰问杨虎城部队名义，携带鹿钟麟编的《游俄观察记》，到达太和县城，向十军党员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同时，中共皖北特委成立，南汉宸、魏野畴分别担任特委书记、组织部长。在中共皖北特委领导下，十军政治处在太和县城开办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力如不仅负责安排豫东激战后负伤官兵的治疗和补充新兵工作，而且第一个完成选送青年军官入校培训和抽调部分枪支任务。他派军用马车，接送太和县妇联主任谢葆贞带领的宣传队，到旧县的周围集镇演出。他还派人牵着军马，帮助老百姓磨面犁地，受到当地群众赞扬。
曹力如深知，广大的贫苦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和张锡玲、李德彬等党员深入农村，与农民交朋友，帮助创建农民协会，专门抽调一些枪支支援农会，协助创建农民自卫军。1927年年底，曹力如在十二里庙农民协会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力量最大，全中国农民有数万万之多，无论哪个朝代的兵，总离不了农民。咱们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就会产生伟大的力量。”在力如的具体指导下，十二里庙农民选举陈老天为农会主席，积极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差、抗租的“六抗”斗争。
皖北地区革命活动引起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和敌视。1928年1月，蒋介石派韩振声到皖北逼杨虎城“清党”。当杨拒绝时，又胁迫杨虎城同去南京面见蒋介石。1928年2月，杨虎城来到南京，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被迫赴日本考察，孙蔚如主持军务。力如多次与孙蔚如谈心，婉言劝告孙蔚如在发生突变，暂时难以合作之时，“要留有后路”。孙蔚如接受了力如等人的规劝，表面执行蒋介石的“清党”命令，暗中保护共产党人，在形势紧张时，先将南汉宸送出太和，又通知魏野畴等人离开部队。
1928年2月初，力如接到特委通知离开部队，参加特委日常工作。他根据特委要求，在太和县城东大街找到一个庭院，对外宣称是十军军部招待所，积极筹备特委扩大会议。
1928年2月9日夜晚，中共皖北特委扩大会议在太和县城召开，7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特委扩大会议通过了“皖北土地革命暴动”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以魏野畴为书记、胡景陶为副书记的中共皖北临时特委，力如当选特委委员兼秘书长，负责特委日常工作。他回到旧县，将县委工作托交给张锡玲，并召集会议传达了特委的决定。
2月中旬，力如陪同魏野畴由太和到阜阳，顺路整顿了行流集党的组织，介绍40名农民积极分子入党，成立了中共行流集区委。到达阜阳后，特委机关设在县立高等小学，代号万德盛，力如积极协助魏野畴进行革命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2月20日、3月28日、4月5日、4月7日，特委召开一系列会议，传达中央“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指示，听取各地汇报，制订暴动计划，成立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力如担负起草暴动文件，及时联络特委成员和各地同志，接待中央交通等具体任务。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被同志们称之为“特委的中枢”。
在特委领导下，军队内部和地方组织的党团员发展到近千人，掌握了部分军事力量。4月5日。十军代理军委书记宋树勋（树萍）叛变，导致100多名党员暴露并被“礼送出境”。阜阳党组织的名单落在反动县长手中。4月8日，中共皖北临时特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采取紧急措施，决定当晚提前举行暴动。
1928年4月8日晚，大雨倾盆，彻夜不停。4月9日凌晨，皖北暴动枪声打响。因雨幕遮掩，起义人员看不到信号，未能按计划配合攻城。为摆脱敌人追击，昌绍先、杜聿德率350多人，过颍河向行流集、王官集方向挺进，魏野畴率300多人的起义部队向阜阳西南转移。
在皖北暴动中，力如担任赤卫队第五大队大队长。9月上午，昌绍先、杜聿德率领的部分起义队伍到达王官集，同李端甫、李烈飞、曹力如率领的赤卫队会师。当天下午，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李端甫、李烈飞任皖北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曹力如任秘书长，昌绍先、杜聿德任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指挥。曹力如根据大会通过的《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带领农民打土豪，分财物，镇压恶霸，扩充红军，仅几天之内，红军扩充到一个团，赤卫队发展到近万人。
11日凌晨，敌人分几路兵力发动进攻，激战三四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武装装备悬殊太大，地处平原，无回旋固守之地，弹尽粮绝，皖北暴动失败。起义中，魏野畴、昌绍先，杜聿德等先后壮烈牺牲，当地同志疏散隐蔽，外地同志奉命突围。
力如在激战中，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指挥突围。他身穿国民党军官服，敌人以为他是本方长官。碰到敌人，他机智地把手枪拿起一指，敌人便按照他指的方向追击，力如机智脱险。在颖上县等地找党组织，没有联络上。他来到寿县，巧遇李烈飞、王冶秋等同志，他们就起义的经过、失败进行了分析讨论，由李烈飞起草了一个皖北暴动小册子，设法转送到上海党中央及皖豫省委。不久，力如来到开封，因联络地址变动，无法找到河南省委。在洛阳，他听说刘志丹等人在陕西领导了渭华起义，又急忙赶回陕西，此时渭华起义已经失败，人员疏散，他只好先到西安，从朋友家中借得路费，返回陕北。
1928年七八月的一天，曹力如来到甘泉县下寺湾，找到小学同学张二，巧遇从渭华地区脱险后，受省委派遣的刘志丹。两人惊喜万分，畅谈离别后的经历，探讨了皖北暴动和渭华起义的失败教训，决定回家乡保安县，利用他们的老师崔焕九担任县长的有利条件，联络王子宜、赵耀先等同学秘密发展党组织，在陕北重新点燃武装斗争的燎原之火。第二天，曹力如、刘志丹满怀革命豪气，走上了回保安县的路途，开辟新的斗争。
四
保安县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古代为边塞屯兵之地。境内山峁起伏，沟壑纵横，常有土匪骚扰。为了躲避匪患，县政府搬到永宁山。这里三面环水，石崖高数百丈，仅有一条通道，搭个吊桥，易守难攻，就变成了固若金汤的天然城堡。山上树木茂盛，柴粮储备充足，有深井通河道，有房屋，新开的几排窑洞，坐落着店铺、机关、学校。新任的县长崔焕九为人忠厚公道，颇得民众拥戴，但是县民团团总路登高，依仗有钱有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力如和志丹来到永宁山，直奔永宁山学校找同学王子宜。当时中共永宁山党小组刚刚成立，王子宜汇报了保安县的情况，刘志丹谈了渭华起义情况和省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曹力如谈了皖北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全国各地的形势以及今后的打算。三人很快从失败的情绪里解脱出来，越谈越兴奋，决定以合法身份在保安县开展革命活动，酝酿武装斗争。
不久，中共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永宁山党支部正式成立，志丹任书记，力如任组织委员，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他们积极发展党团组织，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志丹、力如到县政府拜见崔焕九县长，师生畅谈离别之后的情况。崔县长设宴款待他们。崔县长见他们两人既有文才又具武略，是保安县的人才，便任命刘志丹为县教育局的督学，任命曹力如为保安县高小校长。有了合法的身份，力如和志丹首先调查研究，把保安县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学校工作，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
1929年春，刘志丹开完中共陕北特委会议之后，回到保安。他已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谢子长、曹力如、王子宜在窎坪秘密开会，传达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如何贯彻“红、白、灰”方针，即创建革命武装红军，在白军中搞兵运工作，改造民团、土匪武装和争取哥老会成员。他们详细讨论保安县的情况，决定不但继续发展党组织，而且要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武装。
谢子长化名李长青，以教书先生的名义在力如家中隐蔽养伤。力如的三叔和大哥曹崇周对谢子长照顾得非常周到。当时粮食奇缺，每天吃野菜充饥。为了照顾子长，力如家中杀了唯一的一只鸡。力如的母亲还常为子长缝补衣服，站岗放哨。子长多次感激地对力如说：“我穿志丹家的，吃你家的。”
曹力如根据党支部分工，到绅士家中做工作，揭露民团团总路登高（路仰之）侵吞公款、贪赃枉法的罪行，鼓动他们出面上书县长，要求改选团总。力如他们还利用饭馆、店铺等公共场所造舆论：“路登高只认识麻将和牌九上的点点画画，既没有读过兵书，又没有打过仗，就会派粮要款。”“刘景桂（刘志丹）、曹力如上过武学堂，当过军官，参加过北伐，真刀真枪打过仗，比路登高强万分。”在发动群众之后，曹力如因势利导，拟订“要求罢免路登高的团总”的条陈，游说四乡父老签名，然后递交崔县长。条陈上写道：“路登高文不识丁，武不服众，惯于鱼肉百姓，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对于本职无所用心，以致民怨沸腾，值此兵荒马乱之年，为免贻误乡梓，请县长改选团总。”
崔县长召见刘志丹、曹力如、路登高，讨论公开竞选团总之事。路登高当面诬告学生扰乱治安，拆民团团总的台。力如驳斥：“路不平有人踩，民众议论团总不称职，怎能和非议县政相提并论呢？怎能与扰乱民心、弄垮民团扯到一起呢？”路登高张口结舌，无言可答。崔县长在民众压力下，答应改选，确定三日后在县高小投票选举团总。志丹、力如、子宜分头到学生、群众中宣传鼓动，争取选民。
选举那天，县高小张灯结彩。“尊重选举”“请选刘志丹”“请选曹力如”的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校园，热闹非凡。崔县长坐在太师椅上，前面放了个大红票箱，刘志丹、路登高分坐在两旁的木椅上。路登高雇了一些绅士和打手来投票。志丹、力如机智对付，叫来几十名学生。路登高极力反对学生投票。刘志丹据理反驳，说得他哑口无言。崔县长宣布“开始投票！”在写选票时，学生们帮助不识字的人出主意，写选票。点票时，志丹、力如自然得票最多。路登高大为不满，也无可奈何。忽然，学校外面，锣鼓齐鸣，原来是曹力如布置的人，带着团丁，全副武装，吹着洋号，打着洋鼓，呼喊着“拥护新团总”的口号，列队来到县高小院子里。面对此情，崔县长的胆子更壮，立即宣布选举结果，刘志丹当选团总，曹力如当选副团总。
志丹、力如上任后，抓紧时间整顿改造民团，开除了不可救药的流氓、痞子，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宣布新的团规，调换了各区民团团总。他们还废除打骂制度，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逐渐把一个反动的民团，改造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1929年秋，刘志丹、谢子长奉命到陕甘交界搞兵运工作，民团团总由力如兼任，在抓紧改造民团工作的同时，曹力如还积极为兵运工作筹措经费和枪支弹药。
陕甘交界地区，北至定边，南到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依仗几杆枪，就可以割据山头，称王称霸，此外还有哥老会、青洪帮也在这里占有地盘。
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随谭世霖部队驻扎在庆阳、吴起镇交界的三道川，他们秘密准备武装起义。曹力如特地从民团抽调几支步枪，借了十几匹马，派人送给志丹。三道川武装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脱险，力如把志丹隐藏起来。当张廷芝派营长蔺士殿带骑兵追到永宁山下，蔺士殿带几个马弁进山寨搜查，力如布置9个岗哨，把蔺营长吓得心虚胆丧。力如当面斥责蔺营长，让他转告张廷芝，将来老百姓总有一天要来和他算账。蔺带人灰溜溜地下山了。当晚，力如、子宜用绳子把刘志丹吊下山寨，他们将刘志丹送到10里外的川口小村，找到熟人，借到骏马，使志丹连夜脱险直奔绥德、米脂，找陕北特委去了。几天后，敌人围山没有结果，只好收兵回去交差。
1930年秋，刘志丹回到保安，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他说：“力如把团总当上，把校长当上是革命的，我钻山沟也是革命的。”他经常和力如早出晚归，把被打散的骨干力量重新聚集在永宁山。他们从民团抽出10多个带枪的骨干团员，从警察局调来20多匹马，把藏起来的国民党军队的军服、军旗找出，化装后由志丹率领，借用“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出其不意地夺取太白镇驻军陇东民团军第二十二营枪支60多支，缴获马匹40多匹。志丹率领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兵力扩展200多人，为创建陕甘边苏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一阶段的革命斗争中，曹力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的组织联络能力受到刘志丹的高度赞扬。
五
1931年春，曹力如、杨琪奉命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送款。中共陕北党组织让他们利用机会，找中共陕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到西安后，因接头人马济川被捕，没能找到中共陕西省委，他俩只得怅然而返。
当时，陕北的土皇帝井岳秀怀疑刘志丹、曹力如和杜斌丞联合秘密进行倒井活动，对刘志丹、曹力如的活动暗中监视。碰巧刘志丹、曹力如派刘兆庆、胡立亭到山西买枪归来，把枪支弹药运到镇川堡时，刘兆庆写信函一封，邮寄给保安县永宁山赵耀先转刘伯达先生收。此信被延安国民党缉私队查获，抄录下来，又将原信发出。信中写道：
伯达掌柜：
你托我办的货已经买到，现已送到吉镇，有几个掌柜，有几个伙计，无法再送了，请你派人来接。
福安！
刘兆庆
在信纸的左上角还写着：“代问力如、耀先、子宜好！”敌人因此对曹力如等人产生怀疑。接着又查出在甘肃苏雨生部做兵运工作的刘约三给曹力如的来信，信中说：
我这里生意很好，听说薛老板在保安总管一带下庄，生意如何？望告知。
这一连串的事件引起井岳秀的警觉，他立即命令驻扎在延安的高双成抓人。8月2日，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刘兆庆、曹继之、高景山等人被捕。第二天，敌人派一个排的兵力，把他们用绳子捆绑，架在毛驴上驮到延安，接着用架窝子把他们押送到榆林城，关押在国民党八十六师看守所。
敌人以共产党嫌疑犯为名，接连审问几次。敌人恶狠狠地问曹力如：“刘伯达是不是刘志丹？”“薛老板是谁？”力如机智应对，假装糊涂，坚不认账。敌人恼羞成怒，把力如的手绑在椅子上，连续打了四五十下，手指骨头被打碎了，前后只有一层皱皮相连，腿也让“老虎凳”压伤。在严刑拷打下，力如坚贞不屈，绝不改口。敌人无可奈何，砸上最重的脚镣，把他扔回牢房。难友们用烧酒、黄纸、热沙为他洗敷伤处。力如苏醒后，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决不屈服。
力如在狱中发现曹继之有自首叛变的迹象时，假装喝醉酒，扑上去和曹继之厮打拼命，吓得曹继之不敢胡说。敌人利用假枪毙的手段威胁曹力如，他也毫不畏惧，还托人从监狱外面买来荞面饸饹、炒菜和烧酒，请难友们吃喝。他谈笑风生地说：“咱们是清白的，虽死他乡也不能做饿死鬼。”在刑场上，敌人威胁说，不招供就枪毙！力如笑着说：“你们把我枪毙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敌人只好把他从刑场上拉回来，再次关押起来。
在榆林中学上学的保安籍学生曹士荣、曹成业等闻讯，花钱打通关系，以同乡的名义看望他们。陕北团特委书记马文瑞专程代表党组织到监狱，秘密看望了曹力如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并指定曹士荣为联络员，与狱中同志秘密联系。力如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通过曹士荣与陕北特委联系，接受党的指示和补助费，积极开展狱中斗争。
力如在监狱中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处处以身作则。他经常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安定县共青团员李宗贵（赤然）因张贴革命标语被捕入狱，押送到榆林，关在黑暗潮湿的牢房。力如趁放风之机，到窗口问候，并送他碗筷、皮褥子和棉被，语重心长地说：“老弟，这里关押的都是嫌疑犯，只要守口如瓶，就不怕。”当敌人审问李宗贵之后，曹力如安慰他说：“老弟，敌人无孔不入，咱们的对策是无隙可乘，他们攻不破嫌疑犯这一关，就没法对你定罪。”在曹力如的关怀下，李宗贵意志坚定，顽强斗争，不久后便出狱参加了红军，后来成为开国少将。
在曹力如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社会上一些正直人士的营救下，军法会审处撤销“危害民国嫌疑犯的罪名”，按“倒卖枪支罪”给曹力如定罪。1934年12月，力如听到榆林国民党军队即将换防的消息，用巴豆涂肿颈部，几天不吃不喝，昏昏迷迷。监狱派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严重，难友们又同声呼吁：“四年坐牢，已成废人，押他何用？”经保释，力如出狱治病。几天后，力如骑上亲戚家的马，迅速离开榆林城，回家乡保安县窎坪村养伤。
力如回到家乡，立即派人到南梁送信，寻找党组织。刘志丹当时指挥红军赴陕北作战，陕甘边特委先后派刘景范、龚逢春、张策到窎坪村看望力如，并和他商量如何瓦解金鼎山民团等事宜，力如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赤安县委。
在养伤期间，力如利用闲暇，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他在村里招收十几个儿童，早晨、晚上教他们识字读书。他还写了10张大字，让孩子们跟着练书法，教他们唱歌。以后窎坪村办起小学，这与力如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金鼎山是一座拔地而起的石山，地势险要，山环水绕。1935年8月15日，红军游击队包围了金鼎山寨。力如闻讯立即赶去，和游击队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确定采取政治攻势与军事强攻相结合，兵分3路，日夜围攻，造成声势。8月17日，金鼎山民团要求游击队派人上山寨谈判。力如身肩重任，勇入虎穴，说服民团接受条件投降，达成了谈判协议。下午4时，寨门打开，民团投降，游击队和平解放山寨，缴获长短枪40多支。老百姓闻讯后奔走相告，胜利消息很快传向四面八方。
不久，力如来到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贺家湾。当时，苏区正进行“肃反”。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张策、蔡子伟等一大批同志被捕，还有一些同志惨遭杀害。力如被停止组织生活，受到排挤，被下派到印刷厂工作。他坚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并不遗余力地帮助遭受迫害的同志及其亲属。
蔡子伟的妻子高敏贞是妇运干部，因受株连被捕入狱，并要被处决。因她怀孕并即将临产，在乡亲们的一再要求下，缓期执行。力如把印刷厂裁下来的纸边收集起来，给高敏贞当手纸用。敏贞担心力如因此受到牵连，力如劝慰说：“共产主义不排斥人道主义，相反地还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不管你有无问题，你在我的眼中首先是个产妇。”穷困见节义，患难知人心。1966年，高敏贞病逝的前几天，还不忘教育子女们像曹伯伯那样为人处事，正直无私。
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甘泉县下寺湾，受到苏区军民热烈欢迎。曹力如积极参加欢迎大会筹备工作，他书写欢迎标语，想方设法筹备物品。11月7日，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刘志丹、习仲勋等被错误关押的同志全部释放。
1935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设组织部、宣传部、白区工作部，机关设在甘泉县下寺湾。曹力如及时向中共陕甘省委副书记李富春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党组织生活。
1935年12月25日，经李富春批准，曹力如正式恢复党组织生活，并先后担任中共陕甘省委文书、秘书和秘书长。1935年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1935年年底，陕甘省委机关迁到富县套洞镇（今道德村）。1936年红军东征后，陕甘省部分地区成为游击区，机关转移到吴起镇刘家渠村。
其间，曹力如筹建了陕甘省委工作团，领导陕甘苏区县乡两级完成了苏维埃民主选举、扩大红军和筹备粮食工作。当国民党军队入侵苏区时，力如认真组织，精心指挥，掩护省委机关安全撤退。当他获悉一位女同志掉队时，立即命令寻找，直到她安全归队后才放心下来。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下，曹力如派刘培植赴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刘培植回来后，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力如按指示积极开展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6年5月，为了配合红军西征，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省委，新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同时在下寺湾成立中共陕甘工作委员会，欧阳钦任书记，曹力如任军事部长。其任务是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兼管地方党政工作。根据中央部署，富县独立营和甘泉独立营在照八寺改编为南路军，曹力如担任南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政委欧阳钦，下辖3个独立营和10余支游击队，兵力约1000多人。
在曹力如的指挥下，南路军在贾曲河村，利用民团团总儿子结婚之际，一枪未发，缴获一个班的枪支。接着，南路军转战甘肃省南才桥子，歼敌一个营，俘敌兵120多人。8月初，在甘肃卜家砚子宿营，突遭敌人重兵袭击，在转移突围中，曹力如失足落崖摔伤，他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作战。8月下旬，在力如的指挥下，南路军在和尚塬诱敌深入，打了一个伏击战，共缴获长枪34支、轻机枪1挺、迫击炮1门。
曹力如指挥南路军，在陕甘边历时4个月，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有力地支援了红军西征和巩固陕甘宁苏区。南路军回到桥镇，经过休整，奉命取消部队番号，恢复富县、甘泉两个独立营的番号，这时陕甘游击队有了飞速的发展，甘洛成立了4支游击支队，富县成立了3支游击队。1936年冬，陕甘工委撤销。曹力如任中共陕北省委员会执委。
志丹县原名保安县，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改名为赤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在东征战斗中牺牲的刘志丹烈士，改名志丹县。西安事变后，曹力如担任志丹县委书记。在历史转折关头，他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中央对志丹县的指示，抓住工作的重点，实行群众路线，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力如到任后，首先抓县委机关的思想建设。1937年2月，县委提出争创模范县的口号。力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志丹县8个区，路过家门口时，仅停留一天。
在春耕生产中，为了动员男女老少完成春耕计划，县委提出了“为了充实抗日力量”的口号。4月12日，力如召集县土地科、内务科、妇女部联席会议检查督促。5月10日，又召集各区委的联席会议检查总结。力如总结说：“所有群众无论男女老幼都参加到春耕战线，尤其是妇女群众打破了不能劳动的怕羞的现象，游手好闲分子也参加劳动。”他还撰文表彰群众爱戴的乡主席，批评工作一贯消极的永宁山区某秘书。在春耕生产中，全县开垦荒地2700多垧，每乡组织了义务耕田大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种地，圆满地完成了春耕计划。他还宣传了三台区四乡4个农民合作开垦42垧荒地的事迹，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力如十分重视妇女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全县组织妇女生产学习小组219个，许多妇女参加了劳动竞赛。县上帮助妇女购买织布机，提供棉花，组织妇女义务织布，做军衣、军鞋，给红军送粮送菜，宣传劳军女英雄，使志丹县妇女工作名列苏区前茅。
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土匪头子的胁迫下，志丹县先后有100多个民团成员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力如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劝导他们回乡与亲人团聚，参加生产，加入抗日行列。原旦八寨民团队长周子俊从西峰镇回来探亲时，力如对他耐心说服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周子俊打消了顾虑，交回在逃跑时埋藏的2支步枪和50个弹夹子弹，受到苏区政府表扬和宽大处理。经过力如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大部分民团成员解除疑虑，携带武器上缴，返回家乡。仅两个月，回乡民团人数超过100人。除了积极宣传教育之外，力如在使用人才方面也大胆放手，安排当过民团的知识青年担任学校教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个别顽固反共分子，力如派独立营进行清剿，抓回来召开公审大会从严判刑。经过努力，志丹县土匪大部剿灭，社会秩序好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在抗战宣传工作上，县委组织机关人员和警卫队干部，成立抗战剧社，编演抗战话剧，多次公演，推动志丹县的支前工作。县上还组织化装宣传，把抗战与民主普选结合起来，提高了宣传效果。
力如在担任志丹县委书记期间，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县委书记要一人写一篇文章”的号召，先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19篇短文，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志丹县的工作成就和英模事迹。他撰写的文章内容真实，短小精悍，富有启迪和鼓舞作用，深受读者欢迎。
七
1937年7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撤销，成立陕北东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归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西分区专员公署机关设在蟠龙镇，下辖10个县政府。1937年7月至9月，曹力如调任陕北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马文瑞任中共陕北西分区党委书记。后曹力如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等职。1937年9月6日，经中共中央提议，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曹力如同志有文化，有政治斗争经验，与群众有联系，让他留下来做边区政府工作。
1938年1月3日，曹力如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常委，兼秘书长及审计处处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政府工作繁重，外事活动频繁，加上下乡调查研究、批阅文件、开会，每天工作时间达十二三小时。曹力如认真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指示，从边区的实际出发，抓政府工作，抓经济建设，抓一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很快使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外出谈判或兼任中共常驻西安代表期间，他协助高自立副主席圆满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及时指导分区和县市的工作，为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8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召开第一届边区参议会，成立筹备委员会，由曹力如等11人组成，曹力如为召集人；成立法制起草委员会，高岗为主任，曹力如等9人为委员。曹力如被志丹县选为参议员，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曹力如参加第一届边区参议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2月4日，曹力如当选边区政府委员，2月6日被推举为边区政府常务委员并决定兼任政府秘书长及审计处处长。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做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后，力如闻风而动，立即组织机关干部参加生产运动。他和谭政、刘景范等担任边区总生产委员会延安分区和边区机关生产委员会负责人。他把延安附近的荒地划给中央和边区其他机关，自己带领边区政府机关抽调的干部到马土川创办农场。仅一个半月就开荒120垧，播种71垧，此外还制作了农具，修建了房屋。规定干部劳动每月换班一次。为了种好庄稼，他邀请老农进行指导，聘请延安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上课。他和大家一起总结种庄稼的经验，传授农业技术。力如讲农业技术课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富有哲理。他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比喻选种，以“人的口味不同，庄稼的胃口也不同”比喻追肥，讲松土引用的是“锄地能抵三分雨”，讲轮作引用的是“庄稼也喜欢搬家”。在力如的带领下，边区政府创办的马土川农场越办越好，农民们称赞：“你们比我们还种得好。”
1939年4月8日，力如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写给延安各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文章，论述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不仅为了自给，不仅为了充实边区的力量……这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仅推动了边区的农业生产情绪，特别对边区以外，给了一个极好的影响和推动。”他特别要求“把生产工作与政治问题结合起来，即把党中央和总生产委员会给予我们的动员任务，广泛地深入地完全做到了”。在完成开荒等突击任务后，力如要求“防止锦标主义，肥料早准备，多种谷子，掌握播种时机，讲究耕种方法”。在力如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机关生产运动不断健康深入地发展。
力如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他常说：“没有水利这一着不行。”他建议光华农场修堤坝蓄水。政府投资边币4000元，农民自筹边币2000元，修建了裴庄水渠。1940年4月，举行裴庄水渠开闸放水仪式，当年可灌溉1500亩地。老乡们都说：“这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1939年7月7日，曹力如主持“延安各界民众纪念抗战二周年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他报告会议程序，组织选出大会主席团，特地邀请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邓小平说：“八路军两年来战斗不下数千次，千万个民族战士，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住敌人9个师团，连伙夫都深明抗战大义……”他表示：“八路军一定要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边，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邓小平激动人心的讲演，使全场群众热血沸腾，曹力如不时地带领大家高呼抗战口号。
曹力如十分重视拥军优属工作，尽力为八路军和军烈属办实事。1939年10月，曹力如率延安各界慰问团乘车到绥德慰问三五九旅和黄河河防前线指战员，在绥德拜会陈奇涵司令员和王震旅长。在欢迎大会上，曹力如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介绍陕甘宁边区的现状和发展规划。他们还专程到宋家川黄河河防前线，慰劳八路军抗日将士。
力如十分重视边区的粮食工作。他主持召开仓库主任联席会议，举办仓库干部训练班，在边区专员、县长会议上，强调以农业为主，抓好各项工作，努力达到粮食自给。1940年3月2日至17日，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高岗做“关于完成扩军2000人，征粮五万石”的报告。曹力如就负责的工作做了报告。1940年9月，力如撰写的《陕甘宁边区三年来粮食工作的检讨》，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他用“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比喻粮食工作的重要性。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加强领导，配备干部，保证粮食质量和合理运输，以支援前线。他实事求是地总结边区粮食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了边区粮食工作的发展。
力如重视党的统战工作。他立场坚定，目光远大，胸怀广阔，善于运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党内外人士称赞。
边区政府交际处是边区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对外联络机构，党的组织关系、经费开支在边区政府，而在政治上、业务上更多地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力如深知争取党外朋友的重要性，对交际处的经费，只要是合理的，总是毫不犹豫地签字批准。他批评不习惯与外来宾客交往，特别不愿与国民党人士交朋友的“左”的倾向。自己以身作则，热情会见来宾，并鼓励边区政府各厅、局领导接待外宾，多做国民党上层人士工作。他还登门拜访延安的名医毕光斗，请他参政。他常与伊克昭盟蒙古族上层人物和那素滴勒盖等进步人士友好往来。当蒙古族王爷向边区政府赠送骏马和酥油时，他代表政府回赠粮食和食盐，密切了汉蒙兄弟民族的情义。他接见边区绅士参观团，参加回民文化促进会筹建工作，接待以张继为团长的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和邓宝珊、高双成、高桂滋等国民党人士，努力做好团结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曹力如赴榆林、固原做统战工作，与邓宝珊、左协中、高凌云等国民党将领建立了联系。1945年初，曹力如奉命化装成商人，来到甘肃固原（现属宁夏）会晤杜斌丞先生，邀请他到陕甘宁边区参政，并与韩一帆联系，和国民党十七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代表副军长高建白会面交谈，重申团结抗日、不互相“磨擦”的协议。1945年1月30日，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高双成病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曹力如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于3月初前往榆林吊唁，朱总司令和边区政府等机关送了挽联和挽幛。曹力如在友军、开明绅士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赴榆林时，忆起坐牢4年的往事，风趣地自喻：“昔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说过：“边区经济建设能取得较显著的成绩，是因为有像曹力如同志那样一批勤恳工作的干部。”
八
1940年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谢觉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改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审计处处长。11月4日，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财经处，曹力如兼任处长；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曹力如、张邦英等7人组成，曹力如为主任。此外，曹力如还是边区财政总预算委员会和发行公债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参加边区财政预算的研究和审核，领导边区救国国债的发行工作。1941年4月23日，曹力如向边区政府委员会议汇报边区各机关、学校生产自给情况，并提出生产自给六项工作，得到会议肯定。他贯彻党的财政工作方针政策，积极开掘财源，提出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为克服边区财政困难做出了贡献。
1941年8月12日至1943年1月，曹力如任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由王震兼任。绥德专署机关设在绥德城内，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县。赶走摩擦专员何绍南之后，绥德的县长仍由国民党政府委任。王震、曹力如就县选问题请示，边区政府指示，不选县长，对国民党委派的县长不必采取逼走的方针，主要考虑是与邓宝珊、高双成的统战关系。1942年5月20日，边区政府决定分别成立米脂、佳县政务委员会，着重下层政治机构的改革，真正建立下层民主。1942年8月20日，为纪念革命烈士李子洲，经边区政府批准，绥德图书馆改为子洲图书馆，毛主席、朱总司令为图书馆题词，在易名典礼上，曹力如讲话指出：“子洲不仅是陕北共产党创始人，而且是陕北文化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到底，所以今天纪念李子洲时，我们应该学习他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的精神。”王震、曹力如就西川划县问题呈报边区政府，边区政府批答由专署负责筹备，民政厅物色干部，开办费批准为5万元。他协助专员王震、地委书记张秀山（后为李景波）抓好各项工作。他参加领导农村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他组织实施“三三制”，与开明绅士李鼎铭、安文钦、霍子乐、刘杰三、霍祝三等人建立了肝胆相照的朋友关系，组织召开县参议会，促进绥德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他认真组织拥军优属活动，协助驻军解决粮食和物资供应，发动绥德人民为三五九旅纺毛线2万斤，密切了军民关系。他关心河防战斗，表彰吴堡县县长王恩惠在河防战斗中带头修复被炸毁工事的事迹，救济难民，促进军民协防，击退日寇多次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1943年1月，中共延属地方委员会成立，张邦英任书记（后王震代理书记，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李景膺为书记），曹力如任委员、常委。曹力如调任新成立的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延安市市长。他和地委书记张邦英、卫戍区司令员王震认真贯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拥军优属活动，使延属地区的各项工作呈现新气象。1943年2月17日，参加延安各界25人组成的劳军团，欧阳钦为团长，赴南泥湾慰问屯垦的三五九旅部队。林伯渠主席、萧劲光司令员同车前往视察，并检阅了三五九旅部队。
他到延安市政府赴任时，一开口就对干部们说：“延安市我很熟又很生，地方熟，人熟。工作呢？一知半解。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要求你们不嫌弃我这个老学生。我很愿意和你们一道工作，一道学习，把延安市的事情办好。”他经常深入到延属7县，检查、督促春耕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安置移民，安排劳动互助，并注意运用延安市经济建设成就和经验推动各县工作。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和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同日召开，曹力如任大会秘书长，他向代表们赠旗。大会结束后，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之后各县应做的工作》文章，提出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5条具体办法，要求延属各县力争提前两年实现“耕三余一”。力如注意改进工作作风，讲究实效。1945年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会上，他两次发言，自我检查工作作风。他说：“下去的公文太多，上来的东西觉得太少，开会也比较多，应该纠正。”在他的带领下，延属各县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观，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43年4月22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由瓦窑堡运抵延安。23日，延安各界在专员公署广场举行公祭刘志丹大会，王震司令员担任大会指挥，曹力如主持大会。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讲话，号召向刘志丹烈士学习。26日，曹力如、刘景范等护送刘志丹灵车到达志丹县城。5月2日，在志丹县公祭刘志丹大会上，力如恭读了西北局、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祭文，号召发扬烈士革命精神，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为刘志丹的题词是：“欲哭已无泪，欲语亦无言。誓愿承遗志，竭力挽狂澜。”其后，他到志丹县四区调查研究，在县区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发言，对志丹县的工作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多想办法，组织变工，努力做到“突破一点，影响全县”；二是要求干部加强自我修养与工作检查。
力如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非常尊重，对他们的健康非常关心。机关从农村收购来生的蜂蜜，他亲自熬好，亲自装瓶，并在瓶口加盖印章，派专人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他经常去看望患病治疗的关向应同志。当王震患病时，他特地从志丹县找来荞麦面送给王震、关向应等同志补养身体。
力如热心妇女和儿童工作，帮助办了不少实事，被中央妇联授予模范妇孺工作者称号。他关心警卫战士，战士家中有困难，他总是写信请地方政府帮助解决。冬天宁可自己受冷，也要把火盆端给战士。对自己、对子女，他要求严格，不让子女到机关小灶吃饭，不让他们有特权思想。粮食部门为了照顾领导干部生活，规定每月供应8斤大米，他一直不让警卫员领。一次，警卫员背着他，领回3斤大米，煮成稀饭送给他喝，他严厉批评，并规定：“今后你不要考虑我的生活，食堂做什么，我就吃什么。”他带头种菜、整地、浇水、除草、施肥，农活样样精通。他种的西红柿、南瓜长得又大又鲜艳，摘下后全部都送到食堂改善大家的生活。他响应大生产号召，加班加点纺毛线，在边区纺线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他的身上充满着革命激情，他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他的艰苦奋斗作风感染着每个同志。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曹力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6月17日，参加在中央党校举行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回到延属专员公署，他传达、贯彻七大精神，结合农业生产，把七大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1945年11月，曹力如赴榆林，与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三次交谈，了解榆林驻军情况，为统战工作打下基础。
九
194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曹力如代表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向毛泽东敬献“人民救星”牌匾，表达边区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2月19日，他专程赶到瓦窑堡，参加了子长陵落成典礼和公祭谢子长烈士大会。曹力如代表延属分区讲话。4月任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1946年4月2日至27日，曹力如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被选为常驻议员。
1946年4月，曹力如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他参加西北局统战工作会议，贯彻毛主席指示，参与部署陕甘宁边区北线统战工作。会后，曹力如、刘文蔚奉西北局指示，到榆林会见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胡景通和晋陕绥总司令部参议胡希仲，了解国民党榆林上层人士情况，摸清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要求起义的态度，为西北局统战工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纠集25万兵力，猖狂进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和毛泽东英明决策：暂时放弃延安，运用蘑菇战术把敌军拖在陕北，消灭在陕北。
在此关键时刻，西北局常委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奉命到前线工作（8月，马文瑞回到后方机关）。马明方副书记及副秘书长曹力如留在机关，曹力如任机关党委书记。曹力如在延安新市场后沟的窑洞里，召开边区政府紧急会议，迅速传达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工作。他向谢怀德介绍陇东的敌情，派他协助张仲良搞好陇东工作。曹力如临战沉着地安排工作，有条不紊地指挥边区机关撤退，给大家以鼓励和榜样。边区重新组织后方委员会，由林伯渠、王子宜、惠中权、周兴、曹力如、马锡五等7人组成。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领导自卫，整顿群众纪律，改善军民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据中央部署，为了保卫党中央，牵制敌军兵力，林伯渠、马明方、曹力如、王维舟率领西北局、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机关、群众团体和家属队于3月18日晨撤离延安，从另一条路线向北转移，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起到保卫中共中央的作用。这支转战队伍代号“第五团”，又称第二纵队。后来，林伯渠奉命过黄河到山西去了，从国统区回到陕北的西北民盟负责人杨明轩随第二纵队行动。
当时天上有敌人飞机轰炸，地上有敌军追击，情况紧急，条件艰苦。曹力如通过电台及时和党中央、西北野战军联络，汇报情况，接受命令。为了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力如组织了机关游击队，派杨静仁担任队长。行军时，派李万春、张振邦率兵担负后卫任务。他总是身先士卒，行军走在前面，及时派人侦察，掌握敌情。遇到敌人追击时，又及时赶到队伍后面，果断决策，掩护转移。在子长县城宿营时，遭到敌机空袭，轮番轰炸。力如当机立断，命令全部转移到对面的万佛洞。洞外飞机盘旋，炸弹四处爆炸，洞内安然无恙。当敌军袭击靖边县青阳岔时，力如指挥警卫班用机枪这边扫射一阵，那边扫射一阵，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敌人，掩护队伍安全撤退。
1947年5月14日下午，陕甘宁边区5万军民在安塞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曹力如和范明负责筹备工作。会后，周恩来副主席专程看望第二纵队，和曹力如、王维舟商谈转战和支前工作。周副主席给机关干部做了形势报告，使大家深受鼓舞。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曹力如、杨静仁起草了一份有关统战和城市工作政策的文件，曹力如送到前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签发后，发到边区各地，推动了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
当蟠龙攻坚战、青化砭、羊马河伏击战三战三捷，消灭敌军2万多人的消息传来，力如指示电报员给榆林国民党守军发去明码电报，播发范长江写的歌谣：“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七个半旅成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力如以此歌谣歌颂解放军的胜利，动摇敌人的军心。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曹力如非常关心中央领导的生活和安全。当中央纵队在青阳岔宿营时，他派行政处干部方锁柱给中央送去一些干菜。得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来到米脂县杨家沟的消息，力如派机关运输队的史经理，赶了几头骡子，将一批粮食和蔬菜送给中央纵队。为了做好支前工作，他组织边区各县成立支前大队，运送粮食和弹药，转运伤病员，全力以赴支援了西北解放战场。
为避敌锋芒，西北局机关暂渡黄河，驻扎在山西临县南克渠。当时，枣子红了，秋收开始了，力如及时宣传群众纪律：“不准吃老百姓枣子，不许动老百姓的庄稼，买啥东西给啥钱。”两个月后，西北局机关又迁回绥德义合薛家渠，力如参与筹备西北局义合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土改会议精神，做出了关于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工作的决定。会后，组织机关干部下乡搞土改试点。
在转战陕北途中，力如始终与干部战士患难与共。行军时有马不骑，让给同志们驮行李。他和同志们一样，经常吃黑豆，吃多了拉肚子，又没有药品治疗。他派人到国统区想方设法买回粮食、布匹和药品，力争改善生活。他工作辛苦，白天行军或开会，夜晚在煤油灯下批阅文件，起草报告，鼻孔常常被熏得乌黑。
力如对党的机要工作非常重视，保密观念极强。他提出“精通业务，严守机密”8个字，严格要求机关人员做到。他对重要电报、重要文件都要逐字逐句审阅，发现错误及时纠正，以保证西北局机关与党中央、西北野战军总部的联络畅通，准确无误。他得知西北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单不知放在哪个牲口驮子里，马上派人一一查找，直到找到，妥善保管才放下心来。
力如在转战陕北途中，总是想着别人，忘记自己。他指示总务科：“你们要想办法照顾好马明方、杨明轩同志，想办法给他们弄点好吃的。”赵寿山将军来到边区，力如专门抽人接待，使他感到陕甘宁边区的温暖。周芝轩因肺病去世，一位马夫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力如亲自选择埋葬地点，妥善安排后事，把党的关怀传递到革命队伍里，使革命队伍更加团结。
十
1947年8月6日至20日，为配合陈赓、谢富治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陕鄂边，西北野战军发动第一次榆林战役。10月22日至11月16日，发动第二次榆林战役。利用围点打援，歼灭敌军，扭转陕北战局，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反攻。
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复，回到人民手中。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开始在王家坪办公。力如组织机关干部和警卫员清理地雷，整理门窗，迅速恢复办公，并组织生产、支前和各项恢复工作。
力如工作认真、细致，对边区情况了如指掌。对各分区的粮食生产、支前情况、灾情匪情、土改和锄奸保卫工作等，他都有详细摘要笔记。一些重要会议，有时他亲自记录，同时还注意积累解放战争时期的政策和规定，收集和分析其他解放区的经验和做法，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为解放大西北提供决策依据和借鉴经验。
1948年4月，习仲勋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曹力如兼任副部长。1948年5月，西北局统战部改为城市工作部，习仲勋兼城工部部长，力如兼城工部副部长，并任敌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认真领会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努力搜集敌情和社会情况，总结城市工作经验和教训。在1948年8月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他代表西北局提出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团结与发动一切反蒋胡力量，使之能有力地和野战军行动密切配合，以解放西北广大地区”。他要求：“各工委、各地委应根据这一形势，在自己工作范围内选择一些我军在今后首先占领和围困的城市，要用很大的力量进行工作。”会后，西北局接连发出《关于收复区和新区敌伪人员处理方针的指示》《关于敌区城市秘密工作的决定》等文件，推动西北地区城市工作的开展，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地区的解放。
1949年5月曹力如任中共陕北区委员会委员、常委。1949年5月5日，陕北区行政主任公署在延安王家坪成立，曹力如任主任，同时成立陕北区行署党组，曹力如任书记。他要求行署机关“努力提高干部水平，改进思想作风，贯彻群众路线，以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了健全工作制度，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制定了《陕北行署办事暂行简则》，详细规定行文、会议、报告制度、档案、政报、统计、办公制度等程序和规定，努力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完成生产和支前任务，推动解放战争胜利进展。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至此，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4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第一野战军迫近西安。龟缩在榆林城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部和八十六师，孤立无援，徘徊踌躇。西北局、西北军区审时度势，提出“争取和平解放榆林，以影响西北其他大城市”的方针，并派人联络。国民党二十二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派出参谋长张之因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达延安谈判。
5月4日，榆林和谈代表团到达延安，被安排住在边区政府交际处。第二天，受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接见。习仲勋对二十二军屡失良机，表示惋惜，希望此次谈判能解决问题。5月10日，以张经武、曹力如为正副团长，李启明、朱侠夫、罗明为成员的西北军区代表团与榆林二十二军谈判代表团正式开始谈判。曹力如代表西北军区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不欺压人，你们来谈我们欢迎，咱们坐下来好好商议。”在谈判时，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榆林实际兵力只有一个师，对方却要编一个军，我方理所当然回绝；二是对方要求部队整编后，解放军少派师、团、营干部，我方坚持要多派。谈判中榆林方面反复无常，军长左协中急电停止谈判，要率部北去绥远。团长高凌云急电：“余坚决不走。”正当张之因左右为难之时，左协中来电：“谈判仍继续进行。”但张之因要求把谈判地点改在榆林城。
1949年5月20日，曹力如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兼中共榆林前线临时工委书记。他和朱侠夫、罗明、张汉武，工作人员田子亨、石达康、董英及二十二军谈判代表团一起坐车北上榆林，继续进行和平谈判。5月22日，抵达镇川堡，在榆林军分区司令部，力如传达了西北局、西北军区有关和平解放榆林指示。力如说：“你们在外面围困，狠狠打击潜逃者，让他们插翅难飞，我们在里面就有力量了。我们争取和平解放，但不放弃战斗解放的准备。”力如还宣读西北局关于警二旅西渡黄河，赴榆参战的电报，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他还组织大家研究和平解放榆林的许多具体问题，并要求拟订实施方案。
当时，榆林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狂，反动势力气焰嚣张，大街上出现了反动标语。有人劝说：“城里危险，暂不进城。”力如分析说：“若不进城，增加谈判难度；进城后我们可以更多地做分化争取工作。”当夜9时，曹力如率西北军区谈判团毅然进入榆林城，住进二十二军招待所。第二天清晨，发现了谩骂代表团的黑条子。所谓“陕北各界人民代表”还登门抗议解放榆林，提出所谓“扫地出门”“烤吊地主”等边区土改中“左”的问题，干扰我军解放榆林。曹力如严正驳斥对方的诬蔑，正大光明指出：“解放榆林是人民的大事，不能由少数人的意志而决定。”
5月24日夜晚，左协中军长陪同代表团到莲花池中山堂看秦腔演出，返回途中，步行到二十二军军部门前，突然遭到暴徒袭击。暴徒向曹力如扔石头。力如说：“我们别管他，敌人是逃不脱人民法网的。”回来后，他照样研究工作到深夜。他提出：“放手工作，大胆行动，该做什么还要照样做，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要让敌人干扰我们，但要提高警惕。”代表团成员不仅在公开场面露面，而且走大街，串小巷，广泛接触各界群众，造成声势，促进了谈判进程。
5月25日，张达志率围攻太原归来的警二旅回到陕北。我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5月27日，双方谈判争论焦点是，二十二军改编后，谁担任师长、团长。双方拟订了《榆林局部和谈协议》。当天，力如通过地下情报站送出由曹力如署名的信：“罗斌、岱峰、长亮：榆林及二十二军问题，本日已按我们原定意图取得协议，明日上午即正式签字，详情待面谈。”
5月28日，中共榆林前线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榆林城外三岔湾召开扩大会议。曹力如主持会议并报告了《榆林局部和谈协议》内容。他强调：“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严密的防备，要以战斗姿态入城，防止不测事件发生。”他要求：“严守三大纪律和入城守则，绝不允许违反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严禁个人接受馈赠。”会议决定6月1日举行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确定了部队的顺序、步骑兵和轻重武器的配置，同时要求利用二十二军中的进步力量控制北门、钟楼等制高点。
5月29日上午，双方谈判正式达成协议。曹力如和左协中分别在《榆林局部和谈协议》上签字，力如立即将《协议》内容电告贺龙、习仲勋，并转中共中央西北局。
6月1日是端阳节，塞北古城风和日丽。10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榆林前线步兵、骑兵、炮兵部队，高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全副武装，在曹力如、张达志、吴岱峰、朱侠夫率领下，以三路纵队出发入南门。原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部、师部官兵，在参谋长张之因率领下出城到五里墩迎接。解放军一出现，12响礼炮齐鸣，欢迎群众派出23名代表向人民解放军和榆林军分区的负责同志献礼。沿途受到3万市民的夹道欢迎。五里长街，口号声、军乐声、歌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1800名小学生跳着、蹦着、欢呼着、歌唱着。城内挂红结彩，4支市民鼓乐队吹奏着欢迎曲，设立了9处开水站和两处救护组。欢呼、歌唱、游行直到下午2时结束。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榆林城和平解放。
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曹力如任主任，吴岱峰、朱侠夫、张博学任副主任，军管会先后发布“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一号布告；“概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本位币”，“停止流通使用伪金圆卷”的第二号布告；宣布解散伪高等法院等，成立榆林分区高等分庭和榆林市人民法院的第三号布告。同时，军管会还颁布第一号命令，宣布一切机关部队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八项要求。力如带头贯彻军管会的布告和命令，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莲花池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他发现一名警卫员摘了池塘的一片莲叶，立即下令禁闭3天，并通报各部队和各机关，受到老百姓赞誉。力如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榆林报》创办后，他每期都认真阅读，指导报纸宣传重点，及时纠正差错。有一天早饭后，他派通讯员把阅读过的报纸送到报社。四个版面写满了批语和符号，还注明错别字、颠倒字。这种认真、负责、细致、扎实的作风，使报社同志深为感动，决心齐心协力办好报纸。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治安问题，土匪猖獗，特务破坏，接连发生几起枪击和盗窃案件。6月3日，曹力如主持召开临时工委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剿匪肃特，并派秘书长张汉武负责。张汉武向力如汇报行动方案时，力如指示部队出动一个连协助搜捕行动。6月4日，部队奇袭匪巢，抓捕土匪、特务20多人。6月15日再次出击，逮捕土匪、特务8人。两次行动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社会秩序迅速好转，生产和商业恢复正常。在全市开展反对“一贯害人道”的运动。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粮食和金融问题。当时榆林城有几万人，粮食供不应求。从老区牛驮驴送，远水解不了近渴。从宁夏运来的几十骆驼粮食，军管会没钱买。力如为此接连几天没有休息好。他签署的催粮电报都加上“火速”二字。当听到有些单位有钱不往外拿时，力如对张汉武说：“我给你撑腰当后台，只要对革命有利，不要怕骂娘！”经过军管会和各级政府的努力，开发地方财源，开展地方贸易，终于解决了粮食问题。力如听到一次买到4万斤粮食，真像战场上打胜仗一样，乐得一下子变成了“老青年”。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城外流窜的土匪经常骚扰。6月11日，独一师和榆林军分区抽调部队，奔赴内蒙古伊克昭盟，剿灭土匪武装2000多人，摧毁了土匪联络点，平息了匪患，为二十二军的改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四个问题是二十二军八十六师的整编问题。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张达志为主任，高凌云为副主任的整编委员会。曹力如、张达志、朱侠夫经过调查研究，反复协商，先后于6月16日、24日、27日三次向西北局、西北军区发电报汇报官兵思想情绪和有关干部配备等改编问题。他们根据党的政策，妥善安排原国民党官兵。左协中拟调任陕西军区副司令员，八十六师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二师，高凌云任师长，黄罗斌任政委。军事干部留任，政治工作干部由西北军区选派20多名解放军干部担任。改编后，独二师归十九兵团六十四军领导，经过短期整训后，奉命开赴三边作战，后转战进军宁夏。师长高凌云担心完不成任务，力如耐心做工作，鼓励说：“独一师是参加过解放太原的老部队，与独一师一起行军、宿营、作战，有利于巩固独二师。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这是独二师立功的一次绝好机会。”临行前，曹力如将自己的马鞍赠送给高凌云。高凌云受到启发和鼓舞，带病率部西进。原国民党地方团队由榆林军分区改编。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五个问题是如何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6月4日，曹力如召集地下党员和工、农、商、学、妇代表，共同商议恢复生产、保证供应等紧迫问题。一周内，商店开门营业，学校相继复课，城乡贸易开始恢复，榆林贸易公司以平价供应粮食、布匹、食油和日用品，市民们交口称赞。当榆溪河洪水泛滥，冲垮河堤，淹没农田时，力如冒雨查看水情，派人堵塞决口，减少损失。并立即组织生产自救活动，度过灾荒。接着由政府拨款，修建长50米、宽1米的榆溪大渡槽，修通小西门排水洞，消除水灾隐患。当年，保证了650亩地灌溉用水，白菜长势喜人，满足了城市蔬菜供应。讨论、制订榆溪河坝修建工程规划，1949年10月开始动工。
力如根据榆林手工业生产特点和传统，提出创办毛纺织厂、制革厂和地毯厂。他说：“原料就地取材，能增加收入，能安排人员就业。”他的建议后来逐步得到落实。40多年后，榆林毛纺厂等工厂的产品现已成了陕北的拳头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力如还倡议恢复了榆林骡马交易大会，蒙古族的“边客”赶来了上千匹骡、马、牛，换回他们需要的刀、剪、木器、五金、百货和地毯，促进了蒙汉民族贸易交流，促进榆林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6月14日，原国民党二十二军左协中军长及军、师、团军官，联名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电报，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之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的地区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永为人民服务。”
7月1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左协中将军及国民党二十二军全体官兵：“接诵通电，贵将军等率部接受和平解决方案，使贵军及榆林一带人民咸庆解放，极为欣慰。当望努力团结部队，加强整训，改善官兵、军民关系，为参加西北解放战争的伟大任务而奋斗！”毛泽东、朱德的复电极大地鼓舞塞北重镇军民，使他们加快了整编和经济恢复工作。
6月18日，在榆林大操场召开了“热烈庆祝榆林市和平解放胜利大会”。曹力如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榆林的解放，不仅是榆林人民的喜事，也是陕北人民的喜事。”他还详细论述了军管期间八项重要工作，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新榆林”。大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致敬电。
7月5日，在召开的15个行业、800名工人大会上，曹力如宣传了党对工商业的政策，宣传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主人翁作用，推动了榆林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9月9日，在榆林地区党员干部大会上，他要求不能骄傲、麻痹，不能有“高枕无忧”“天下太平”的思想，而要提高警惕，完成各项任务，巩固新区。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曹力如理繁治巨，迅速、妥善地完成和平谈判、接管改编、恢复发展生产等任务。塞北名城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军民同感，巷祝街唱。
十一
1949年9月中旬，曹力如奉命回到延安。当时陕北区的中心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力量支援前线。陕北行署领导陕北人民增种冬麦，采摘山货，开荒翻地，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结合评定产量，颁发了土地证，完成了乡一级各界代表会议的改选。还组织老区3万民工支援前线，组织担架队，给前方运送大批粮食和物资，完成了征集新兵任务，有力地支援解放大西北。
当时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南迁西安，需要抽调大批干部支援解放大西北和接管政权，陕北行署干部思想波动较大。行署机关及时组织干部学习《论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等文章，耐心做思想工作，使走者愉快，留者安心。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日，延安各界人民召开庆祝大会，大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去致敬电。10月26日，毛主席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曹力如立即组织陕北行署机关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复电，派干部下乡宣传，同时进行调查研究，拟订了“陕北建设大纲”，提出恢复发展生产规划，并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讨论修改定稿。在曹力如的带领下，陕北行署抓紧川、沟、台地的粮食生产，封闭有树苗的山沟，建立兽医学习班，提高羊羔成活率，鼓励养猪喂牛，重点修建各县至延安的公路，学校恢复上课，开展了大规模的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生产运动。
1949年12月初，曹力如奉命离任，赴新疆担任新疆省政府第一副主席。西北局派专车到延安接曹力如到西安，再转乘飞机到新疆。曹力如迅速交接了工作，在欢送晚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全体干部学习经济建设工作，提高文化理论水平，更进一步建设好陕北。”
12月1日，曹力如给陕北区党委、陕北行署领导写信，表示：“决心在新疆把工作做好，希望你们来信批评。陕北与延安过去有光荣的历史，今后应当把工作搞好……”
12月3日，曹力如给陕北区党委去函：“我的答案（指政治理论学习）大体写出……请准许我带到西安面交西北局宣传部。”
12月4日，曹力如乘车离开延安赴西安。12月5日，曹力如途经洛川，他寄给陕北行署的信中提出：“无政府无纪律乱开支者，要严格批评，不能采取自由主义，也不要怕得罪人。”
曹力如还给榆林的崔焕九、贺明堂先生写信，鼓励他们“多看革命书籍，勿离群众立场”。他给志丹县的崔义写信，鼓励他“为志丹县教育努力”。这一封封信凝结着曹力如同志对革命工作的极端负责精神，这一句句鼓励的话语表达了肝胆相照的真诚友情。
谁能料到，仅在3天之后，12月8日，曹力如在赴任途中，因在西安东郊十里铺遇车祸受重伤，抢救无效于8日下午5时在西安广仁医院与世长辞，终年48岁。
12月16日，延安2000人，17日，榆林1万人，分别举行了追悼曹力如大会。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和西安市党政军机关2000人在西安隆重举行追悼曹力如大会。中共中央、政务院、西北局、边区政府、第一野战军及西北各省市机关送了花圈。林伯渠、谢觉哉、彭德怀、高岗、高自立、贺龙、李卓然、王震、徐立清等发来唁电或送挽联，寄托对这位老战友的哀思。
在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对曹力如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习仲勋说：“力如同志不幸遇难，党失掉了一位优秀党员，西北人民失掉了一位忠实的勤务员，我们失掉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力如同志英勇奋斗二十年如一日，他从不向党讲价钱，从不向困难低头，接到党给予的任务，便奋不顾身地坚决去完成，并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工作，这就是他优良的巩固的党性。他敢于对自己和同志进行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有可贵的学习精神。”王震同志在挽联中写道：“亲爱的力如同志，你为人民服务勇敢无限忠心与模范榜样，尽供同志们学习，我们誓继你未竟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追悼大会后，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曹力如的遗体安葬在西安市南郊小雁塔福利农场，后移葬西安烈士陵园。
（执笔：宋新勇）
本文参考资料：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榆林市档案馆保存档案和报刊资料，参考本书中习仲勋、王震、马文瑞等同志的文章和曹崇周、曹崇义、徐超山、吴岱峰、马锡五、王子宜、刘景范、孙作宾、杨和亭、刘培植、申力生、张汉武、李万春、张振邦、张之因、高凌云、董英、梁芳春、张守国等老同志回忆录起草，并征求部分老同志意见。《曹力如》增订本补充修改时，主要依据在陕西省档案馆、榆林市档案馆新发现的一批档案资料和范明、马松林、白伟章、胡希仲、胡景通等同志的回忆录，并参考以下书目：1.《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2.《陕甘宁边区史纲》;3.《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4.《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卷；5.《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6.《陕西解放》上卷；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8.《中共榆林历史》;9.《中国共产党榆阳历史》;10.《陕西省志·军事志》;11.《榆林市榆阳区军事志》;12.《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