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部队起义前后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邓宝珊在榆林想尽各种方法避免参加。1947年10月，二次榆林战役后，他决心不在榆林和解放军相对抗，于是只身离开榆林，住在西安和三原家中。蒋介石、胡宗南和傅作义为了保住榆林这个战略要点，以利于他们的垂死挣扎，再三催促邓宝珊回榆林坐镇，但他始终置之不理。1948年夏，傅作义派冯钦哉到三原劝邓回榆林防地，在此无法推脱的情况下，邓才同冯钦哉乘机飞回榆林。接着辽沈战役胜利，解放军大举入关，进逼平津。傅作义处境危急，乃电邀邓宝珊飞赴北平，共商大计。
由于平津吃紧，傅作义将他在绥远的一些部队东调，和邓宝珊商定，由榆林二十二军抽一个师接守包头防务。当时二十二军即派我以二十二军驻包头部队指挥官名义，带新十一师和八十六师二五八团的阎寿珠营开赴包头。同时，邓宝珊也先我部一日，由北平飞抵包头。我部进驻包头不久，奉命将新十一师改编为二二八师，我任师长。在邓的指示下，对防务进行部署，构筑了防御工事。
1948年11月末，解放军绕过归绥（今呼和浩特）来攻包头，邓宝珊和我带队提前退出包头。邓令我带队暂驻距包头60公里的哈叶胡同，他带一个营往驻西公旗。接着解放军又追击前来，我们即撤往五原、陕坝。1948年12月下旬，包头解放军东调，邓宝珊即带我部返回包头。这时解放军已歼灭了新保安的傅部三十五军，天津被围，这就截断了傅部东从海上南撤和西撤绥远的两条道路。解放北平，迫在眉睫，傅作义急电邀请邓宝珊去北平共商对策。邓到北平后，即参与解放北平和谈工作（任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并一直住在北平。
邓宝珊在榆林所指挥的部队，自二二八师进驻包头以后，二十二军军部和八十六师仍驻榆林。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即决定了和平解放绥远的方式，并对傅作义、邓宝珊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榆林就不打仗了，告诉部队做好内部工作，加强学习，在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经傅、邓分别在内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以后，绥远董其武主席（即绥远省政府主席）积极组织部队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要求部队体会毛主席对绥远、榆林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起义，勿使部队分裂，使人民遭受损失。
由于以上的这些过程，加之榆林部队的实际情况，使在就地起义和移驻绥西与绥远同时起义问题上，形成了复杂、曲折的斗争，其主要情况是：
一、当时榆林驻有邓宝珊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俞方皋主张绥远、榆林一同起义，所以在榆林部队决定就地先起义时，他就带总部大部人员和警卫营前往包头。
二、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是浙江慈溪人，国民党的嫡系，于1936年由当时在陕北的汤恩伯军长介绍给八十六师，先任参谋长，后任副师长、师长，任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他根据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兰州西北长官公署的决定，力主部队开往宁夏。当时马鸿逵曾来电表示欢迎。徐之佳在拉不走部队时，也个人离开榆林，经包头、宁夏、西安去南京。
三、在榆林酝酿起义过程中，邓宝珊派跟随他的八十六师副师长张云衢从北平到榆林，令其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研究决定移往绥西还是就地即行起义，当时张云衢听从少数人的意见，主张部队开往绥西，致使榆林部队内部相当混乱。
四、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即左协中），胸无主见，反复动摇，一度曾决心移往绥西，并将不少弹药和卫生药械送往包头。以后为了应付兰州西北长官公署的调令，又派宗永福连押运一批弹药至宁夏石嘴山设库存放。同时还令我派部队在伊盟沿途设立粮站，以备部队移动之需。
五、当时我师驻包头，归董其武主席指挥并予供给，所以我是决心听傅作义、邓宝珊的意见，根据董其武主席的安排进行部队工作的。因之在和军长左世允的电报来往中，也表示了开往绥西的意见。
六、八十六师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当时年富力强，该团也最有实力，他经过反复考虑部队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力主就地起义，从而成为榆林部队起义的核心力量，并经中共西北局多方争取，先后派罗明、胡景铎、田子亨等到榆林联系，协同地下工作人员周济信等同志进行工作，终于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由左世允军长派出参谋长张之因为首的代表团去延安进行和谈，并协同延安所派以曹力如为首的代表团到榆林谈判，达成协议。于1949年6月1日宣布榆林部队起义，榆林和平解放。榆林部队起义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高凌云任师长，左世允调任为陕西军区副司令员。
榆林在酝酿起义中，对驻在扎萨旗的和协华工兵营、朱宏高保安团和驻在桃力民的段宝珊骑兵团的工作，没有具体进行，在榆林宣布起义后，左世允军长即电令这三支部队全归我指挥，经我派员与之取得联系，并在归绥给办好了供给关系。以后和协华营及朱宏高团开驻包头，段宝珊团仍驻桃力民一带。
1949年4月，国民党国防部任命胡景通为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当胡景通经西安、宁夏到达包头时，榆林部队起义已基本成熟，未久即宣布起义。以后董其武主席为了向国民党政府要经费和便于指挥，就将和协华、朱宏高、段宝珊等部又编为八十六师，任胡景通为师长，并将邓宝珊的总司令部改为二十二军军部，俞方皋为军长，辖我的二二八师和胡景通的八十六师。
1949年8月下旬，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傅作义、邓宝珊回到绥远，促成了绥远的“九·一九”起义。
1950年1月，俞方皋军全部开往甘肃省庆阳一带整训，以后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四师，杨仲璜任师长。调任俞方皋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胡景通为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
榆林、绥远先后起义以来，我们和部队大部分人员，一贯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照顾，尤其是亲眼看到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繁荣昌盛的国家，把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变成为昂首挺胸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人尊敬的民族，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把历史上几千年来存在的内部矛盾，一变而为各族人民和睦团结的大家庭。可以说中国人民为之长期奋斗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生产建设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
（原载榆林市委、政府、政协1989年编印：《纪念榆林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作者系原国民党二二八师师长。1949年，参加绥远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四师师长。1953年转业，后任陕西省参事室副主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顾问、民革中央监察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