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和平谈判前夕
1948年冬，绥德地委和专署命镇川工委派罗明和我作为和谈代表到榆林谈判。
我们从镇川堡起程到刘官寨，正遇到游击队和二十二军外围部队打起来，我们只好退到米家园则。第一次和谈就这样不了了之。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西北局决定争取榆林和平解放，于是镇川工委和中共西北局北线工作组写信给榆林二十二军左协中军长，敦劝起义，左表示愿谈并同意我方派代表进榆商谈。
我和罗明二次被派陪延安来的胡景铎、李含芳两代表于1949年4月8日二次进榆。此次进榆虽说是左同意的，但从一些言传中我感到心中无数。
我们从李家沟出发，先到了三岔湾，捎信给左，等候回音。第二天，左派谍报课长张旨晟来迎接我们进城。一路上，戒备森严。傍晚，我们从南门进了城。城内岗哨林立，从南到北各楼都有队伍驻守，见此情景，我们手里真是捏了一把汗。次日，我们去司令部（现军分区家属院）见左，路上听到老百姓对解放军进城议论纷纷，多有惊奇之态。
我们见了左，他当面表示热情欢迎并同意和谈解决，且吩咐好好地款待我们，但实际上左以为两次榆林战役的胜利自己还是有些实力的，再加上包头的董其武要他去，所以，他很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去，对我们只是应付，以探察我方的态度。
有一天晚上，他和我们说好了要起义，当时我们都很高兴，以为和谈已成定局，可第二天早晨，他即变卦——要走。他把部队集合到大操场训话，任命副师长张云衢为总指挥，准备把队伍拉到包头去。于是城内军民大乱，司令部里在慌慌忙忙收拾行装，乱成一团，一幅败逃的惨象。
当时，我们很是吃惊，我和胡景铎商量，以他的名义写信给宿营在牛家梁的游击队，让他们向镇北台方向打了两炮，这时，左才感到有些不安，忙派人找我们商量。那时，我们正住在黄镇威团长家中商议对策，黄团长回来告诉我左军长正在找我们。因我与左关系较好，也为大家的安全，决定由我到司令部去见左。
司令部内渐渐平静，左已回家，我又到左家中（现天神庙巷1号）。一进门，没等左开口，我就愤愤地对左讲：“军长，你算搞什么鬼把戏！你昨天说好了要起义，怎么今天就变卦了？”左说：“包头的董其武、宁夏的马鸿逵、西安的董钊都要我去……”我说：“人家要的是你的实力，你现在仅有三个团的人马，到那么远的地方，吃什么？住哪里？怎么走？现在你还没出榆林，若出去了，你的队伍还能到包头吗？那时，人家要你一个光杆军长干什么呢？再说，出去了还不知有你没你。”左急问我：“解放军抽回多少人马？”我说：“六个团。”左又问：“谁带？”我说：“张达志。”其实，我当时也不知，只不过是吓唬他而已。左考虑了一下说：“不走罢……”当即打电话命令各团：“停止待命！”我说：“为什么要‘停止待命’呢？干脆说‘不走’算了。”左讲：“这是军队术语。”其实，他还想留一点见机行事的余地。对此情况，我只好建议他找各团长商议，左告诉我，他们都在高团长家中，让我去。
我立即去高家，三个团长正在打麻将，我很生气，当即训斥：“外面乱七八糟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思玩牌……是起义，还是走，还不快拿个主意。”我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打算。黄镇威团长始终赞成共产党，表示坚决不走；高凌云团长（高双成之子）在征求了各营长的意见后（因各营长都是黄埔生）表示平安地让他们走，就走，让他们打着出去，就不走；董正谊团长（左的外甥）表示听左的意见。而后，我们一起去见左商议，他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决定由各团长联名向延安表态：愿和谈起义。至此，榆林和谈之行，历尽周折，总算有了圆满的结局。
5月6日，国民党二十二军代表团到延安正式开始谈判。5月22日曹力如同志率代表团到榆林，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于5月27日举行正式会谈，5月29日达成协议，决定在1949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为正式起义日。
榆林终于和平解放了！
（原载榆林市委、政府、政协1989年编印：《纪念榆林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作者系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任榆林电信局局长，个别文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