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做统战工作的好领导
1938年春，我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当时的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同志被调到兰州去任职。一天，有个同志告诉我说：“你知道吗？边区政府要来一位新秘书长啦！”我说：“我听说是原边区党委组织科长曹力如同志。这个同志我过去听说过，但没有接触，不了解他。”
那同志说：“我知道他。他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干部，只会打游击，不懂得统战工作。”
我愣了一下，不相信地追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懂统战？”
那同志说：“双十二事变后，我们同国民党频繁谈判，建立合作抗日的关系，开始有汽车来往于西安与延安之间。那时我当押车副官。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开到洛河川一带的时候，竟遭到当地游击队的袭击。后来我一打听，原来游击队指挥员就是曹力如。那一时期国内战争刚刚停止，我们去西安的汽车曾遭到国民党特务和崂山土匪的袭击，谁想到自己的游击队也会打自己的车，我为此曾向毛主席告了他的状。”
我说：“你这样说未免有点主观片面。曹力如曾当过指挥员，他下面的战士打了我们自己的车，并不一定是他下的命令，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虽然说了这些话，但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如果曹力如真像那位同志说的那样，我们交际处的工作岂不受影响？
交际处是边区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对外联络机构，但它的工作范围远远超出地方政府的局限。延安从中央到边区所有的党政军民学机关的客人，全归交际处接待。在政治上、业务上，我们更多地直接由党中央领导。为了工作需要，我们可以直接同中央机关联系，不需经过边区政府。而我们的行政编制、党员的组织生活、经费开支又都在边区政府，一部分统战业务也归边区政府领导。因此，秘书长的统战政策水平如何，对交际处工作支持不支持，直接影响着我们工作的开展。所以，同志们对曹力如的为人、能力、魄力都十分关注。
后来，曹力如的工作实践，很快改变了一些干部的看法，赢得了群众的拥戴。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很有文化修养，一派知识分子的风度。同志们普遍反映：曹力如不愧为一位统战政策水平很高的好领导，在指导统战工作方面，他气魄大，眼光远，放手而又大胆，同时立场坚定，善于运用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
交际处为了完成接待任务，一般来说，经费开支是比较大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我区实行经济封锁和限制的情况下，边区政府的财政很困难。但是，力如深知争取党外朋友的重要意义，在接待重要来宾时，不可过于寒酸、简慢，钱该花的还是要花，所以，对交际处的经费预算和决算，只要是合理的，总是毫不犹豫地签字批准，从未让交际处在经济上为难过。
他关心交际处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交际处的党组织关系在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力如是边区政府党团（即现在的党组）成员，被指定为党总支的联系人。那时我是党总支的宣传委员，在组织生活中也接受他的指导。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批评我们许多老干部不习惯与外来宾客交往，特别不愿与国民党人士交朋友的倾向，批评这是“左”的思想作怪。他以身作则，推动边区政府各厅局的干部，热情接待会见来宾，并鼓励大家多做国民党各方人士的工作。
那时，延安城里驻有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和军事机关，如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县政府、电报局、邮政局、二战区办事处、八十六师（后为二十二军）办事处、新一军办事处（后来撤销了）等。这些机关里面，也有一些是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反共专家或职业特务。我们交际处有些新来的干部怕同这些人沾边，总是躲躲闪闪，不愿主动接触他们。力如发现这种现象后，批评说：“你们是专门做统战工作的，不去同国民党各派人士交朋友，怎么团结争取他们？你们不要怕有人说闲话，放心大胆地去接近他们，若有谁错误地说风凉话，我给你们担保。”
在力如的批评教育和鼓励下，这部分同志终于解除了思想顾虑，大胆地同长住在延安的国民党各方办事人员打交道。比如，每逢节日，我们请他们吃饭、看戏，有时也去他们的住处交谈。他们也回请我们吃饭、打麻将。八十六师办事处前后两位主任田子亨、师子英，都请力如和我吃过饭。在饭桌上，我们用老朋友聊天的口气，畅谈国内外形势，宣传我党的大政方针、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这种接触，对消除两党两军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增进团结抗战都是有利的。这些国民党人士中，虽有个别人坚持反共顽固立场，干那些派遣特务、收买二流子、伪装难民向中外来宾告状，或者延误搞乱通话通报时间等坏事，但多数是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到底的。其中本人思想进步的，如肤施县长马豫章、新一军办事处主任李愚昂，随着他们的职务被取消，竟自愿长留延安，加入我党，成为革命干部。
力如不但指导和推动我们大胆开展统战工作，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带头去做。
交际处接待的许多重要客人，都是由中央军委、八路军留守司令部直接掌握他们的情况并制定接待方针的。但只要我们请力如代表边区政府出席迎送大会或宴会，他都愉快地接受，从不推托。
边区周围的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如榆林新一军和八十六师的邓宝珊、高双成，西边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伊克昭盟蒙古族上层人物沙王、乌审旗王爷齐国贤等，在抗战时期同我边区都保持了合作抗日的友好关系。为这方面的团结合作，力如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劳。
有一次，我看见力如穿一身新衣裳，显得很体面大方，就开玩笑说：“你怎么突然打扮得如此漂亮了？”他笑笑说：“我去做客啦。我到高桂滋那里去了一趟，才回来。”我这才明白，又问他：“高桂滋近来怎么样？”他回答说：“只要顽固派不逼得太紧，他是不会反共的。”
力如也曾多次亲往榆林，做邓宝珊、左协中的工作。1945年初，高双成病逝，力如代表边区政府，带着朱德总司令和延安军政机关的挽联、挽幛20多幅，到榆林参加葬礼，使二十二军官兵深受感动。1949年5月，二十二军在邓宝珊的影响下接受和谈，力如作为全权代表，再次亲往榆林，与二十二军代表左协中等谈判，达成了协议，把这支地方实力派军队，争取到人民阵线中。
在边区内部，力如为贯彻实行党的“三三制”政策，也尽了很大的努力。1941年5月，党中央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之后，边区各县绅士纷纷组织参观团来延安参观。力如亲自领导我们一起做好接待工作，多次出面与一批又一批参观团的绅士们谈心，宣传解释我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诚意，消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参加各级“三三制”政权，为抗战共同出钱出力。
清凉巍巍，延水流长。我和力如在共同战斗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力如是我的上级领导，同时也是我尊敬和爱戴的兄长和知交。他对我从政治思想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爱护。那时，我还是县团级干部，他已是省军级干部了。他看的文件、听的报告比我多得多。他只要得到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新精神，总是及时向我传达，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
比如1939年6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反投降提纲》的报告。这个报告分析了国民党当局的动向，指出了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力如听了这个报告后，认为对统战工作指导意义很大，将主要精神向我传达了。他对我政治上的关心和信任，是我难以忘怀的！
记得力如出任边府秘书长不久，一天，他看见我穿一身颜色陈旧的普通干部服，就说：“你是代表我们党和边区政府接待外来宾客的，穿得不体面一点咋行？咱可不能叫人家笑话。”过后，他就让边区政府管理科的同志量着我的身体，给我做了一身细布灰色中山装。这种制服，只有厅长一级的干部才能穿。我并不计较衣着的好坏，但在接待工作中，特别是在接待“只认衣着不认人”的某些国民党官员时，这套特制的衣服确实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41年8月，力如调到绥德，任专署副专员。那时王震兼专署专员。绥德地区是陕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阶级状况也很复杂。开明绅士、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统战对象很多。力如熟悉本地情况，懂得统战政策，去做王震副手，当然是很合适的。
1948年3月，我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开完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敌军工作会议，返回陕北。当时，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西北联防司令部、政治部都在义合镇以北六七里的一条大山沟里，我担任联防司令部政治部联络部长和西北局敌工委员会委员。在这里，我和力如又相遇了。这时他是西北局敌工委员会负责人，仍然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都为又一次在一起工作而感到高兴。同月，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直捣胡宗南部队的总兵站基地——宝鸡。我为了传达敌军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到宝鸡去找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临出发前，我和力如又一次彻夜长谈。我们满怀信心，畅谈全国大反攻的大好形势，谈将来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分手时，力如关切地问我：“你要上前线去了，有自卫武器吧？”我回答说：“警卫员有一支二号驳壳枪，我自己没有。”这时，力如从他的挎包里摸出一个红绸布包，说：“咱们朋友一场，这次又要分别，我总想送你一件纪念品。想来想去，送什么好呢？既然是纪念品，就应当珍贵而有纪念意义。最后我下决心把自己最珍爱的一样东西送给你。”说着，他打开了红绸布包，里面是一支老式的勃朗宁手枪。枪筒和鱼鳞纹的木柄都擦得乌亮，足见力如保藏的精心。他接着说：“你不要小看这支旧手枪，这是刘志丹用过的！你听说过刘志丹用3条枪开创陕甘根据地的故事吧？这支枪，就是3条枪里的一条！志丹把它送给了我，我一直小心保藏，看到这支枪，就像看到了志丹。”
我激动地接过刘志丹的手枪，抚摸着枪身，喉咙一时哽咽，不知说什么好。
以后，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火热斗争生活中，每当我拿起刘志丹的手枪，就想起了烈士的遗志、战友的嘱托，仿佛看见力如同志亲切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