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长 同志 良师
从我记事起，就听我大伯和父亲说，表兄曹力如从1920年起，翻山越岭到离保安500多里路的榆林中学读书。放假时，他和保安县的同学，大都跟随到我家来住，有时住好几天。我的家乡油房坬则和李姓所住的羊圈坬则（现李家坬）相距不到一里，均在去榆林的大道上。由于亲戚关系，力如经常被我李姓各家叫去吃饭，他把我们兄弟姐妹的奶名都能叫出来。
1931年夏，因给红军买枪的秘密信件泄露，曹力如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押送榆林坐牢。他的父亲曹儒贤、胞兄曹崇周为营救他，倾家荡产，卖光了圈里的羊，他舅舅袁成章和我大伯李根深、我父亲李根旺等竭力筹资在榆林为他活动，打通关节。在他“戴铁镣”坐牢3年中，我哥哥丰荣、丰秀、丰国都给他送过多次饭。听我大伯、父亲和3位兄长说，在监狱里，力如意志坚强，不屈服，不失望，不改口供，积极展开斗争。敌人曾用假枪毙手段，把他押赴刑场，枪毙了两人来威吓他，他毫不畏惧。几年监禁中，在匪徒的残酷折磨下，他被打碎了手指骨，身体上留下了斑斑伤痕，但他从来不向送饭的亲人和前来看望的朋友和同志谈自己的伤痛，总是咬着牙关，坚贞不屈，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他对我大伯、父亲和3位兄长说：“你们不要掉眼泪伤心，我的身份万一暴露了，也没什么。共产党是杀不尽的，革命早晚一定要成功，红军和老百姓会替我报仇的……”
1934年冬，由于敌人始终查不出来确实证据，加上党组织和亲友的多方营救，并请榆林开明人士白伯英、贺明堂等人保释，力如兄出狱。3天后，他就离开榆林来到我家。他一进门不见我母亲，就问：“我二妗子哪里去了？”我告诉他，因我父亲抗粮款被团总在腊月三十押在县城，母亲蒙受打击，加之要饭时遭财主们毒打，已经病故了。他掉着眼泪，来到我母亲坟上进行奠祭，并对我说：“这笔账很快会清算的！”
1940年春，我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卫生处当护士。不久，我父亲也病故了。这年秋天，我拿着胞兄丰国给力如表兄的信，到边区政府找到了他。他看完信，叫着我的奶名沉痛地说：“没想到二舅（即我父）去世几个月了！你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老人家的遗愿，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党跟毛主席闹革命！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想办法给你解决。”他那时虽然是边区政府的秘书长，但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很朴素，对我很关心，使我感到很温暖。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已搬到新市场后沟的土窑洞住。他领着我一进门就对田星嫂说：“我给你引来个弟弟，做点好吃的。”以后，我每去一趟，嫂嫂总是用铁皮茶缸在木炭火上煮饺子给我吃。力如表兄还把嫂嫂从前方带回的一件日军大衣送我过冬。我每次去总要抱抱他的女儿毛英（东林），并抽空给毛英打毛衣、毛袜子穿。后来，我胞兄丰国赶脚来到延安，我请了几天假，和力如一块照相留念。
1941年春，我考上定边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力如来信说：“知弟考入三师，我很高兴。望努力学习，矢志奋上，争取当个好学生……”这年8月，他调到绥德分区当副专员。1942年夏给我来信说：“来信知弟年终考试优良，得模范学生奖励，我感到更高兴，望勿早婚，不要放过青春好机会……”1943年，延安民族学院迁到定边，和第三师范合并成“三边公学”。1945年，我毕业后升到研究班语文系深造，那时力如在延安当专员。1945年9月他来信鼓励我学好知识，为干革命奠定良好基础。1946年夏，我到新解放区安边县当了文化馆馆长。他年底给我来信，说他在《边区群众报》上看到我写的文章，很高兴。要我再写文章时，注意揭露蒋介石要打内战，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提高警惕，积极做好坚壁清野和支前等内容，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6月，力如任榆林军管会主任时，我三哥到榆林还见过他一面，没料到几个月后，便传来他赴任途中，在西安因车祸遇难牺牲的噩耗！
曹力如同志是我的好兄长和良师益友。他引导我从小走上了革命道路，跟着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艰苦岁月的磨炼。他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