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现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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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化失落与攻心自救

——现代文化状态下中国书法意义的思考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哲学反映。当以“物化”为内核的现代文化以其狂飙的态势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并且成为思考当今社会诸多问题的“一个必须参照的现实因素”.戴锦华:《大众文化包围中的文学》,柯文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9页。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传统文化精华而存在的中国书法,在东方本土文化精神与西学价值理念相互激荡与濡化的动理场中,已渐离、淡化,甚至失落消解了其赖以存在的人文精神内核,且正在经历着形式追求替代精神挖掘、矜奇弄巧掩盖审美内涵、技术元素遮蔽心灵自由的问题境地。那么,在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书法的命运如何?有无新的生存空间?文化意义何在?这些已成为当下书坛一个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本文旨在通过对影响书法生存与发展的几个关键性要素的审视与反思,以期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书法未来发展的关切。

一、失落遮蔽:现代文化状态下书法现实存在的问题情境

笔者赞同这样一句话:“艺术的问题永远是人的问题。”同时又承认“所有的历史问题应该是问题情境的历史”(波普尔语)。因为人的观念和审美意识决定着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和外部表征,“艺术家所确定的艺术目标和采用的创作手段,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来自具体的问题情境”,这个“问题情境”既离不开当时社会性话语的综合作用,又包含着“此前艺术创变中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而没有解决的情境”.刘宗超:《中国书法现代史——传统的延续与现代的开拓》,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3页。。于当今书法发展态势而言,正是如此。

(一)现代文化的中心语态及其表征

这里首先声明,笔者不是研究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而对其关注则完全出于书法意义上的思考。

诚然,任何一种文化思潮的形成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特定社会科技、经济、哲学、人文传统和审美意识的集约表现。现代文化是伴随着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以及后工业经济时代转型的过程中渐起的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模式,一种时代的意识和精神。因此它关涉的是某个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 《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第14页。,其本质就是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精神平民化。因此,反经典、反独断、反权威、反本质主义、反精英文化、反优雅、反启蒙心态的平民精神.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书法输出》,《中国书法》2003年第7期,第55页。,以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两极对峙模式的消解”便成为其中心语态和显著表征。

这种语态和表征在文化层面上的突出表现:其一,“精英文化的失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娱乐性、流行性、快餐化,替代了母语文化的思想性、传承性和中和性;其二,艺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得文化状态呈现出多极性、公众性、平民化的倾向;其三,创作主体心灵的“物化”使得艺术失去了非功利的超越性价值追求的本真,而成为追逐名和利的“婢女”和工具;其四,自由成为社会和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模式和形态都是特定人们所做的自由选择。正是这些表征的综合作用,才使得大众文化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形态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也就成为我们思考当今书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二)现代文化给传统书法带来的挑战与失落

不难看出,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现代文化的本质是以“物化”而求得市场的认同,是在创造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这种特质与书法诗性文化品格的不相容性,必然使传统书法陷于“问题的境遇”之中。吴振锋先生将这种境遇概括为“一个存在”和“三个负面”.吴振锋:《叩问心灵——吴振锋论书三题》,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可谓切中时弊,一语中的,且予人启迪颇多。笔者深表赞同,并撰文《书法诗文化的理性探寻》予以评说。在此,我们不妨从现象学角度出发,对其再做一次深刻的剖析与梳理,也许对真正思考现代文化状态下中国书法的意义是大有裨益的。


1.书法本体生存基础的瘦化

如果说20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白话文运动、钢笔的使用、电脑的崛起、印刷技术的革命、大众传媒的普及以及简化汉字法定位置的确立只是书法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趋于弱化的话,那么大众文化的兴起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其文化品格遭遇到了致命的撞击。具体表现在:

(1)实用功能完全消失。在整个数码复制和传递时代,书法已从社会生活日常书写中最大量的书信、札记等实用价值中游离出来。毛笔时代那种优美的形式、纯朴的气息以及经典的独尊性,不仅被电脑时代那种快速、便捷而又规整的“书写”范式所取代,而且极大地阻隔了传统书法与生俱来的实用性、亲和力和受众面。书法生存圈的缩小与弱化使之走向纯艺术化的发展道路而成为文化转型的必然选择。

(2)汉字独特的形质美遭到了破坏。“在先民的节奏审美意识里,方块汉字和音乐、诗歌一样,都是一种人和宇宙真声的和谐”, “体现着一切物的和精神的机制,内在的情感和品质”.秋子:《汉字文化内涵及审美探赜》,《中国书法》2003年第4期,第70页。。而这种独特的美学因素却被无情地简化、变异、修饰和规整,从而大大地消解了汉字与生俱来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质。

(3)技术价值取向的偏失。流行的、快速的社会节奏使创作主体无暇在技法的锤炼和碑帖的临习上再下一番功夫,从而淡化了“法”的内涵和坚实的艺术功底。以致在对技法这一“使书家勃勃生发的创作欲望变为具体生命感的书法意象的必然津梁”吴振锋:《叩问心灵——吴振锋论书三题》,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的认识和处理上出现了“两极对立的态势”:一方面是“超越技法”,以为在宣纸上任意挥写便是生命意义的自由流淌,信笔为体,满纸涂鸦;另一方面则是渲染制作,形式至上,“炫技取胜”成了书法创作和艺术竞争的唯一手段,“重形式、重表现,轻质感、轻内涵”8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书法创作中“技”与“心”的制约关系被无形地拉近或疏远,而呈现出的“书法”状态只能是被解构了的书法形式的因子。正如有人疾呼“诗的死亡”一样,我们已经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去理解书法的本质了。


2.创作主体心灵的“物化”

“物化”既是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已经渗入人们的精神深处,使人的心灵也物化了”,并且“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深层的文化危机”孙正聿:《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 《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第26页。。那么,作为文化形态而存在的书法艺术自然也就难逃豁免。

(1)书家身份境遇发生扭曲。书法在古人那里是闲适的、宁静的。自然经济给书家提供了一种和谐、静穆的创作心境和“美用合一”的审美理念,他们可以在书斋中以自由的书写来畅神、达情,以创造非功利的、超越本体生命的艺术佳作,从而汇聚成书法传统长链中的颗颗珍珠,以实现其经典的价值与意义。可是,现代文化状态下高速多变的节奏和流行快餐的砝码使书家本应清静的“心斋之功”变得躁动盲目,书法已不再是心灵的自由释放,而成为一种合目的的价值追求。书法家已不再是时代的佼佼者,而转换成市场交换中一位匆匆的赶潮者,时刻在注视、寻觅自己“商品”买主的商人。文化人的天职和责任在一片慌忙中消失殆尽了。

(2)创作价值取向偏失,追求名利成为书家的终极目标。一是片面扩大书法的纯艺术性,在取法标准和创作理念上,以“展厅机制”的认同甚或以对西方艺术理念的青睐为旨归,从而获得“名”的效应,其结果只能是将书法束之于“纯艺术”的高阁中而“起舞弄清影”。二是过分夸大书法的实用价值,在取法标准和创作理念上以市场的认同为坐标,以商家的审美为尺度,以取悦商人、得利于商人为目标。以致“俗书”“奴书”“媚书”泛滥。其结果只能是以书家利欲的满足而换来书法作为精英文化所蕴含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和诗性文化品格的全面流失。

(3)审美标准发生流变,泛美形象全面增值。首先,当下书坛的审美意识和师法对象已由传统文人书法转向民间书法的重镇,简帛、写经、摩崖刻石等成为重要的取法范畴。书家们在吸吮传统经典作品营养的同时,又在极力追寻“先民们自由书写的精神”以及“古典时期的艺术精神——纯正与足以震撼人心的,倾向于阳刚之气的蓬勃生命力的表现”周俊杰:《周俊杰书学要义》,张啸东主编,西泠印社1999年9月版,第348页。。民间书法成为书法创作的重要的文化资源,而传统的文人书法的“天朝地位”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和冲击。其次,书法创作多元化。传统书法、现代书法、流行书法、新文人书法、学院派书法、书法新古典主义等学术主张异彩纷呈、相互依存,使得当下书坛呈现出众芳竞妍、群雄四起的格局。再次,现代传媒和“展厅机制”的双重作用为平民书家特别是青年书家的“青云直上”提供了天然良机。他们无须再像古人那样在书斋长期修炼,以“技”与“道”的双层推进而功成名就。但是,这种“速成”的负面效应又使得当下书家文化底蕴缺失成为另一类现象。“消灭错别字”的底线便是文化缺失症的一个鲜活佐证。

二、攻心自救:现代文化状态下书法意义的构建基点

毋庸讳言,“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页。。现代文化状态下中国书法的困惑与问题是现代人的困惑与问题的反映,是人们愈益感受到精神家园失落的一种潜语,表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处于深度的“意义危机”之中。那么,从这种相互激荡的危机圈中,寻求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从而实现“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则是现代文化状态下精神突围的重要途径,也是书法文化意义建构的立足之本。

当然,现代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裂变、否定和发展起来的,必然带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法式,因而也就自然为当代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

(1)以数码复制为特征的现代科技、印刷技术和现代传媒的普及,使中国书法艺术瑰宝以其崭新的原始风貌与神韵而“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为当下书家学习传统、取法经典提供了天然的通途和资源的同时,又为书家作品的传播、展示开辟了新的辽阔的空间与渠道。

(2)精神生活平民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成分多元化的现实存在,淡化并渐退了社会话语中心权被一方独霸的历史。自主选择和审美标准泛化,为中国一切优秀文化形态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舞台。

(3)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普及,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重视。“汉语热”的兴起必然带来汉字使用范围的扩大,使书法走向世界成为一种必然,今天学习汉字也许是明天学习书法的开端。

(4)传统书法的书写意态与“简静”的气息表现成为社会心理需求的另一种渴望。因为,艺术反映社会常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顺承性的反映,一是反省性的反映。现代文化状态下紧张、烦躁、单调乃至于激烈竞争的社会生活,使得人们更加需要精神意趣的疗救与颐养。而传统书法那种简静的、雅怡的气息,对消除人们过度紧张的精神疾患,以求心灵的慰藉,也许更有意义。

但是,在未来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标志着我们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而独具特色的,无疑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应该成为中国艺术的主导”.沈鹏:《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张燕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2页。。就当下书法而言,笔者以为,唯有从书法本体攻起,在人的具体的心性中掘发艺术的根源,把握自由解放的关键,并在“技”与“道”的双重推进中,既不断强化本体特征的内在品质,又不失时机地提升其现代性的品格和艺术表征,以切入当代社会审美思潮的主流,进而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则是现代文化状态下中国书法意义的根本所在,亦即攻心自救的本真含义。

鉴此,应着力抓好以下三点:

(一)锤炼技法以固化本体特征

所谓艺术,本身就兼有技术的成分和价值。就书法而言,技术则是法度、功力的具体化,它是“开发、积累、提升、传播艺术,使之走向完美化(纵向深入)和社会化(横向拓展)的重要保证”.卢辅圣:《书法生态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65页。,是书法艺术得以生成的手段。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书法的技术性是第一位的、无法替代的。可是,这种技术性的作用却又在汉字结体和书写规律的约束下,给书家以“手”写“心”的表达途径设置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形成了“心手双畅”中的对立与制约。因此,锤炼技法,以娴熟的技法和深厚的功力固化书法艺术的本体特征,便成为消解和缩短这种屏障的便捷之道。然而,就其精神和效用来分,技术本身又有着纯技术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纯技术性追求的是实用意义上的效果,而艺术性强调的则是由技术自身得到的精神享用。书法的艺术性特质决定了书家必须注重艺术性技术的锤炼和提高,在结体变化、线条质感、墨色、章法的运作,以及表现节奏的递进与转换中不断增强由“技”的解放而带来的自由感和充实感。走出对技法“两极对立”的认识误区,强化技术的艺术性效用,在传统碑帖的挖掘与雅化、提升,以及书法表达语言的融合与转换中拓展出以“技”入“道”的自由空间,则是追求未来书法意义的第一法眼。

(二)拓展形式以融合时代气息

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表明:语言后转、视觉凸起是现代文化形态转型的一个特点,它不仅带来了艺术创作中“看”的分量,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思维方式的转变。书法作为文化的直接体现,其视觉的创造作用,即整体形态的图像把握,则是构成书法时代气息的鲜明特征。应当承认,当代书坛在形式追求上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探寻既符合当代人对“看”的本真要求,又符合书法作为艺术存在的自身特性。而问题在于,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探寻和创新似乎淡化和掩饰了书法作为心灵之物的本质,即与当代人文化交流的含义。以笔者愚见,未来书法图式的构成必须基于两个基点:一是从传统的法式与机制中,洞察和发现与现代意识交融的因子,并经过书家心灵的提纯和陶冶,以形成既有传统精神又有创造活力的现代表达机制和目标;二是走出书法传承的自定模式,广泛采用现代媒材,在声、光、电等综合手段的作用下,形成统一的“时代精神”的外部表征。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找到形式与观念的联系点,以形式创造与情感表达的统一去寻绎书法的现代气息,以达到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的契合和转换。

(三)强化书家学识修养以成就人生品格

书法是人生重要的修养手段之一,而书法最高境界的抵达则有待于书家自身人格的不断完善。因之,当务之急是将书法创作主体的心灵从“物化”的要挟与遮蔽中解救出来,使书家的创作欲望不再受书法附带值的奴役和左右。以简静的心灵状态去消解“用”的欲望,使其精神得到充分的自由,从而承担起书法作为文化存在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内在品质。这亦不啻为一釜底抽薪的良策。其次以“静”作为人格修养的基本功夫,发挥其心智的作用,在书家心灵深处倡导一种“心斋”的境界,使书家在当今快速的社会节奏中开辟一方“心灵的净土”,可以自由地游于艺、乐于道,在对知识不断的追求中成就艺术人生的品格,即艺术精神的最高境界。着力强化书家文化修养,尽量使自己在书法诗性文化建构中成为一位学者,努力培植一种崇高的人文品格,其中包括丰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人格情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凡的审美情趣、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科学有为的精神。以书品与人品的合一,构筑起现代文化状态下书法艺术精神的主体,从而直指完美人生的终极关怀。


总之,中国书法发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无不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形态、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相关联。文化支撑了书法的发展,又决定着书法的品格。正是艺术品格与人文品格的双重因素,才奠定了“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熊秉明:《书法与中国文化》, 《书法导报》2003年3月12日。的地位,同时又构成了未来书法文化意义建构的基点。因之,强化书法本体以提升其现代性品格,强化书家主体以成就其人文品质,便成为这种超越性意义实现的门径和双翼。而这种本体追求应该成为现代文化状态下书法意义思考的文化视点。


本文刊发于《书法》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