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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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上海师范大学汪青松教授曾经在2004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本书已经多次再版,可见在学界的影响力。此书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他将二者的关系梳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天”,中国国情是“地”,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之“天”与中国国情之“地”相结合,产生之“子”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个结果。这种解释比较通俗,也说明了二者的主要区别。当然,二者的关系不仅局限于此。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早已出现,比如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提出“马克斯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但是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当时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明确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同一时期,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多次使用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概念,强调:“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同一时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或者国际做法“中国化”的概念,是因为经过残酷革命实践的教育,党的领导人已经完全认清了教条主义,并试图从理论上突破教条主义的禁锢。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出现的稍微晚一些。根据学者的梳理,1942年朱德首次提出并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一词,1943年邓小平又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提法,1944年彭真提出过“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到了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并且在报告中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词,表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水准。张国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比较》, 《探索》2007年第2期。

以上是从历史渊源上说明二者的不同。

就目前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深深扎根在中国土壤且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和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果,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样,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难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高于或者脱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而创立的独立学说,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并赋予中国特色的理论学说,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一脉相承而与时俱进的。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