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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西迁要从院系调整说起。

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6年，学校前后经历过大大小小八次调整，其中1951年和1952年两次大规模的调整，使其传统办学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1951年6月1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发文对交大院系进行调整：电信管理系调整到电机系；工业管理工程系调整到机械系；轮机系调整到造船系，设轮机组；纺织系与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合并成立华东纺织工学院；运输管理系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土木系调整到交大土木系。这样，交大管理学院被撤销，将原有的院系设置调整为2个学院10个系和1个专修科，即：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化学3个系；工学院，下设化工、机械、电机、造船、水利、土木、航空7个系；还有1个电信专修科。

1952年，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7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下达《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其中从交通大学调整到其他学校的系科有：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3系的师资、设备，除留下工学院教学所需之外全部调整到复旦大学，部分师资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全部调整到同济大学；航空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水利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水利学院；化工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化工学院。交通大学调整后各类系科的设置为：机械类由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三校的机械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机械科及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动力科合组而成；电机类由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四校的电机系，沪江大学物理系电讯组，交通大学电讯科及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电力科合组而成；造船类由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武汉交通学院三校的造船系及武汉交通学院、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两校的造船科合组而成。同年8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二年制机械专修科调整到交大机械系。

至此，开办多年且历史悠久的交通大学理学院被撤销了，同时在校内取消了学院建制，学校调整为机械、电机、造船三大类，下设机械制造系、动力机械制造系、运输起重机械制造系、电力工程系、电信工程系、电机工程系、造船系7个系，成为多学科的工业大学。

这两次院系调整，恐怕是交大西迁的一个前奏。

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考虑到交大剩下来的学科还要大大发展，于是开始谋划这所名校的下一步怎么办。

交通大学的问题上报给高教部。

高教部上报国务院。

此时，“台海危机”的问题和国家建设大西北的战略问题也都提了出来。

这样，由高教部起草的一份《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等七位中央领导人的案头。中央领导人七天内高效率地批准了这一方案。方案通过后，中央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彭康。

彭康，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和西迁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这位自始至终主持交大西迁的统帅，历史不能忘记，我们不能忘记。彭康是1952年由党中央任命为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1955年4月7日晚上，位于徐家汇交通大学容闳堂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彭康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响了。

电话是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来的。

两人都是共产党内的大知识分子。

彭康曾留学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曾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传播共产主义真理。又曾经是后期创造社成员，并且是协助鲁迅发起左联的核心成员之一，是共产党内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后期创造社是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即普罗文学的主要阵地。杨秀峰毕业于北师大，并公费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作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从1954年至1965年先后担任高教部、教育部部长长达11年之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对于别人来说此时也许还是一个秘密，但对于高教部而言却已经是一个酝酿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事情。之前，杨秀峰曾代表高教部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类专业迁至西北。……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接到杨秀峰电话的次日，彭康相继主持召开了学校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会议。彭康用寥寥数语就说清楚了中央的意图和决定。彭康说——

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第一，国家要加快工业化，但上海形势紧张，要压缩人口，动员疏散，组织学校和工厂内迁，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第二，“一五”建设已经启动，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仅仅一周左右以后，正在徐家汇校区搞棚户区拆迁的基建科长王则茂，突然接到总务长任梦林的电话，要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赶快回来。

等到王则茂大汗淋漓地赶回学校，任梦林告诉他的消息对他来说不啻石破天惊。总务长任梦林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了，交大迁西安，学校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了，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现在，彭校长派他们两人去北京接受任务。

王则茂有好大一会儿嘴都合不拢。

确实，谁都没有想到交通大学这么快就要“改弦易辙”了。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可以说交通大学是有得有失。取消了两个学院，失去了一些专业，但剩下来的学科却变得更加精悍强大，尤其是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最完整的一所机电类工业大学，实力相当雄厚。国家考虑让它发挥更大作用，办成全国重点高校，但却遇到了一个瓶颈——发展空间的问题。当时交大地处上海华山路、淮海路、番禺路、虹桥路四条马路中间，总面积虽有600亩，但交大只占312亩，其余部分被棚户、小工厂、小商贩占着。处在包围之中的交大，如果要就地发展就必须把居民迁走，那是非常困难的。直到1954年末，上海方面还在考虑交大是就地发展还是另选合适的地方发展。当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交大迁出，在郊区发展；二是交大就地发展。迁到郊区，市政公用设施却跟不上，于是决定实施第二个方案，即就地发展。1954年，经过上海市委同意，准备搬迁交大周围的棚户。但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原因就是这些棚户大多是做小生意维持生计，迁到上海郊外后，生活来源就有问题。尽管如此，王则茂还是带领基建科的人按照上海原定方案进行拆迁。可突然间，基建要停了，交大要整体内迁西安了！

任梦林和王则茂进京到高教部见了副部长刘凯风。

刘凯风开口便说：“党中央已经做了决定，交大要内迁到西安去，按12000人的规模建校，并要求在1956年秋，学生要在西安的校址上课。”

任梦林和王则茂一听，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了。

交大在上海当时是近6000人的规模，现在要发展到12000人，规模一下子扩大了一倍。是万人大学，的确是万人大学！对要建一所万人大学他们有思想准备，可这么短时间，任务这么重，又这么急——1955年才刚刚接受任务，1956年秋就要马上上课，而刘凯风副部长的交代又十分严厉，关于中央的意图和安排也交代得很详细，一句话，就是要交大快马加鞭，争取一年后就能搬迁成功并在西安开课。他们顿时感到“压力山大”！

怎么办？

两人连学校都没有回，马上打电话请示彭康校长。

这时，是195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