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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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看上层群体:攫取了更大的一块饼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上层、中层和底层群体都显露出来。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底层群体的状况,这里我们近看一下上层群体的情况。

如果说,今天那些挣扎着的贫困家庭得到我们的同情,那么处于上层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引发我们的愤怒。曾几何时,当广泛的社会共识认为上层群体是凭辛苦和智慧赚到了他们的所得时,他们赢得了我们的钦佩。然而在最近这次危机中,虽然银行业损失巨大,但银行高管还是拿到了巨额奖金;公司裁员,声称支付不起工资,却用省下来的钱增加高管的奖金。于是我们对他们的感觉由先前的钦佩变成了现在的愤怒。

公司高管(包括那些造成危机的人)的薪酬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先前描述了CEO与普通工人之间工资的巨大差距——超过了200多倍,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如日本相应的比率是16:1), 参见J.Clenfield:“PWC估计,日本上市公司的高管去年平均收入为58万美元(包括薪酬和其他),这相当于日本工人人均薪酬的16倍。而根据Corporate Library研究,美国最大的3000家上市公司的CEO去年同期收入为350万美元(包括股票期权和奖金)。”参见“In Japan,Underpaid—and Loving It”,Bloomberg Businessweek,2010,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10_28/b4186014341924.htm。甚至大大高于1/4世纪前美国自己的情形。 正如我们所说的,不同来源虽然给出了略微不同的数字,但都呈现了同样的情况。一项研究(http://www.ips-dc.org/reports/executive_excess_2010)报告了美国主要大企业的CEO薪酬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大约263倍。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2009年CEO的薪酬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时的8倍。此前,我们展现的数据来自Mishel,Bernstein和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这显示出大企业中CEO薪酬与普通工人的薪酬相比增加了10倍——从1965年的24:1到了2010年的243:1。尽管1950~1975年CEO薪酬每年只增长0.8%,但是从那以后每年增长率超过了10%。根据Frydman和Saks的调查报告“Ratio of Average Top 3 Compensation to Average Workers”,这一比率在1970~1979年时是33倍,后来逐年递增(本来应该更低些),在20世纪80年代时上升了4.7%,90年代上升了8.9%。进入21世纪后,在2000~2003年时上升了6%,最后就变成了219倍。参见C.Frydman和D.Jenter,“CEO Compensation”,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no.1(2010年12月):75–102.C;Frydman和R.Saks,“HistoricalTrends i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1936–2003”,工作报告,2005年11月,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workshops/AppliedEcon/archive/pdf/FrydmanSecondPaper.pdf(2012年1月27日)。当年30:1的比率现在看来都觉得稀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中,作为一个群体的CEO,与普通工人相比,其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以至于收入高出200多倍就合情合理了。事实上,对于这种观点,现有的关于美国公司成功的数据不能提供支持。 参见Joseph E.Stiglitz,The Roaring Nineties(New York:Norton,2003)。更糟糕的是,我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高管正在效仿他们的美国同行。英国的高薪委员会(High Pay Commission)报告说,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英国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正走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不平等水平(尽管当前这种差距只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的状况)。 参见“Cheques with Balances:Why Tackling High Pay I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总结于UK High Pay Commission报告,第24页,http://highpay-commission.co.uk/wp-content/uploads/2011/11/HPC_final_report_WEB.pdf(2012年3月1日)。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公司内部公平的薪酬机制很重要,它影响着生产率、员工敬业度和员工对我们企业的信任。而且上市公司的薪酬设置了一个先例,如果薪酬公然不和绩效挂钩或者奖励不均,那么它就传递了错误信息,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明显症状。” 同上,第21页。甚至Institute of Directors(英国的公司董事组织)也觉得有些地方做得出格了。参见Institute of Directors press release,“The Answer to High Executive Pay Lies with Shareholders and Boards,Says IoD”,2011年10月28日,http://press.iod.com/2011/10/28/the-answer-to-high-executive-pay-lies-with-shareholders-says-iod/(2012年3月6日)。

[1] 参见J.Clenfield:“PWC估计,日本上市公司的高管去年平均收入为58万美元(包括薪酬和其他),这相当于日本工人人均薪酬的16倍。而根据Corporate Library研究,美国最大的3000家上市公司的CEO去年同期收入为350万美元(包括股票期权和奖金)。”参见“In Japan,Underpaid—and Loving It”,Bloomberg Businessweek,2010,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10_28/b4186014341924.htm。

[2] 正如我们所说的,不同来源虽然给出了略微不同的数字,但都呈现了同样的情况。一项研究(http://www.ips-dc.org/reports/executive_excess_2010)报告了美国主要大企业的CEO薪酬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大约263倍。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2009年CEO的薪酬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时的8倍。此前,我们展现的数据来自Mishel,Bernstein和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这显示出大企业中CEO薪酬与普通工人的薪酬相比增加了10倍——从1965年的24:1到了2010年的243:1。尽管1950~1975年CEO薪酬每年只增长0.8%,但是从那以后每年增长率超过了10%。根据Frydman和Saks的调查报告“Ratio of Average Top 3 Compensation to Average Workers”,这一比率在1970~1979年时是33倍,后来逐年递增(本来应该更低些),在20世纪80年代时上升了4.7%,90年代上升了8.9%。进入21世纪后,在2000~2003年时上升了6%,最后就变成了219倍。参见C.Frydman和D.Jenter,“CEO Compensation”,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no.1(2010年12月):75–102.C;Frydman和R.Saks,“HistoricalTrends i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1936–2003”,工作报告,2005年11月,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workshops/AppliedEcon/archive/pdf/FrydmanSecondPaper.pdf(2012年1月27日)。

[3] 参见Joseph E.Stiglitz,The Roaring Nineties(New York:Norton,2003)。

[4] 参见“Cheques with Balances:Why Tackling High Pay I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总结于UK High Pay Commission报告,第24页,http://highpay-commission.co.uk/wp-content/uploads/2011/11/HPC_final_report_WEB.pdf(2012年3月1日)。

[5] 同上,第21页。甚至Institute of Directors(英国的公司董事组织)也觉得有些地方做得出格了。参见Institute of Directors press release,“The Answer to High Executive Pay Lies with Shareholders and Boards,Says IoD”,2011年10月28日,http://press.iod.com/2011/10/28/the-answer-to-high-executive-pay-lies-with-shareholders-says-iod/(201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