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寻租与不平等社会的产生

美国的不平等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人为制造的，虽然市场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经济规律普遍存在，但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尤其是1%上层群体攫取的大量财富和收入）却是一项特有的美国“成就”。严重的不平等并非命中注定，尽管这种说法给人以希望，但在现实中不平等很有可能变得更糟。造成这些结果的各种力量是不断自我强化的。

通过了解不平等的起源，我们才能更好地寻找减少不平等的成本和收益的方法。本章论点可以简单归纳为：尽管市场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平等，但塑造那些市场力量的是政府政策。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政府有权把钱从社会上层转移到中底层，反之亦然。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美国当前不平等的程度超乎寻常。与其他国家甚至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当前不平等的程度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过去人们还常说，观察不平等的变化就像观察草的生长：在短时间内是难以看出变化的。但现在不是那么回事了。

甚至在这次经济衰退中发生的情况也超乎寻常。通常来说，当经济变弱时，工资和就业都调整缓慢，因此随着销售下降，利润以超比例的速度下降。然而在这次衰退中，工资部分的确下降了，但许多公司却盈利颇丰。

解决不平等必定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必须要遏制上层群体、巩固中层群体、帮助底层群体。每一个目标都需要各自的计划。但是为了制定这些计划，我们必须要更好地了解造成这种异常不平等的各个方面的背后原因。

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这种不平等很独特，但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件新鲜事。在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更为极端。当时，宗教既为不平等合理性提供理由，又捍卫既成的不平等：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之所以在那儿，是因为神授的权力。对此质疑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怀疑，甚至是对上帝旨意的怀疑。

然而，对于古希腊人以及现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而言，这种不平等并非预先注定的社会秩序。权力（经常是军权）是这些不平等的根源。军国主义与经济学有关：征服者有权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取所需，并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在古代，自然哲学一般不认为把别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有什么错。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那句著名论断：“一般来说，只有在势均力敌时，权利才会被考虑；否则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委曲求全。”

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来巩固或者最起码维持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他们还试图影响人们的看法，使得那些原本会令人憎恶的收入差距变得可以接受。

当神权的观念在早期独立的主权国家遭到拒绝时，那些有权人便寻找其他基础来维护他们的地位。随着强调个人尊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及造就了庞大城市社会底层的“工业革命”，找到新的理由来捍卫不平等已成为当务之急。

从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至今仍盛行的主流理论“边际生产率理论”，说的是那些有更高生产率的人得到了能够反映他们对社会更大贡献的更高收入。通过供求定律，存在竞争的市场决定了每个人贡献的价值。如果某人具备稀缺并且有价值的技能，市场就会因为他对于产出的更大贡献而充分奖励他；如果他没有技能，他的收入就会低。当然，技术决定了不同技能的生产率：在原始农业经济中，身体的力量和耐力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智力的作用就更大。

通过供求定律，技术和稀缺性在塑造今天的不平等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还有其他东西也在起作用，那就是政府。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强有力地造成了不平等。在现代经济中，政府设定并强化游戏规则——什么是公平竞争、什么行为被认为是反竞争和违法的、当债务人无力支付欠债而破产时谁得到什么、什么是欺诈行为、什么是被禁止的。政府也分配资源（既以公开的方式也以不那么透明的方式），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支出，政府还调整了收入分配，这种收入来自受技术和政治影响的市场。

最后，政府还改变了财富的动态，比如通过对遗产征税和提供免费公共教育。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相对无技能的工人，市场支付给有技能的工人多少钱，还取决于一个人所学到的技能水平。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许多穷人家的孩子连基本的医疗和营养都负担不起，就更别说接受教育以获得高生产率和高工资所必需的技能了。政府可以影响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继承的遗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财富水平。有经济学家甚至说不平等取决于金钱和人力资本等禀赋的分布。

美国政府履行这些职能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的程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有利于某一群体而不利于其他群体的微妙决策；每个单一决策的效应也许不大，但大量旨在利于上层群体的决策积累起来的效应就非常显著了。

相互竞争的力量可以限制超额利润，但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市场是竞争的，那么就可能产生大量的垄断利润。相互竞争的力量本该可以限制高管人员的超高薪酬，然而在现代公司中，CEO大权在握——有权决定自己的薪酬，当然还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在很多公司中，CEO甚至有相当大的权力来任命董事会，于是事先被安排好的董事会就没有什么监督力度了；股东的发言权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国家制定了较好的公司治理法律来限制CEO的权力，比如，通过要求董事会必须要设立独立董事或者股东在薪酬制定方面必须要有发言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制定能有效执行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那么CEO就会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

累进税制度和公共支出政策（也就是对富人多征税并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限制不平等的程度；相反，那些把国家资源给了富人和关系网络强的人的政府政策就会增加不平等。

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正越来越增加结果的不平等并减少机会的平等。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的政治体制给了上层群体过度的权力，后者通过运用权力不但限制了再分配的程度，而且还制定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从公众那里攫取了大量的利益。经济学家给这类活动起了个名字：寻租（rent seeking），即获得收入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回报，而是因攫取了大量即便没有他们的努力也会被创造出来的财富（本章稍后将对寻租的概念给出一个更全面的定义）。那些上层人士已经学会怎样以局外人意识不到的方式从社会大众那里“吸金”——那才是他们的真正创新。

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顾问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曾讲过：“征税的艺术在于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句话也适用于寻租的艺术。

说得直白些，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前者为社会增添财富，后者通常会减少社会财富，因为在掠夺财富过程中，财富遭到了破坏。对其产品索价过高的垄断者不但从购买者那里获得暴利，而且同时破坏了价值；为了获得垄断价格，他必须限制产量。

令人遗憾的是，就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经常不满足于他们创新或创业所带来的财富，有些人最后采取了不当行为，比如垄断定价或者以其他形式的抽租（rent extraction）行为获取更多的财富。仅以一事为例，19世纪的铁路业大亨通过修建铁路为社会提供了一项重要服务，他们的大量财富来自政治影响——他们获得了铁路两侧大量的政府赠地。时至今日，在铁路大亨曾主导经济的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上层的大部分财富及下层的一些苦难——仍然源于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

当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并非都是因为寻租或者政府向上层群体倾斜的游戏规则，市场和社会力量（像歧视）也都起了作用。本章主要讨论在美国社会中寻租所采取的多种形式，下一章将讨论其他决定不平等的因素。

[1] 这就是为什么良好的股市表现不再是一种健康经济的一个良好指标。股票表现好，可以是因为薪酬低并且美联储出于对经济的担心而使利率几乎保持在零。

[2] 参见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Richard Crawley（New York：Modern Library，1951）：331（book 5.89）。

[3]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当权者主动放弃一些权力的例子显得特别有趣。其中有些例子是因为当权者意识到自己的长期利益及属于他们服务对象的人的长期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比如不丹国王在2007年坚持要把他的国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他必须说服他的臣民那是对他们而言的正确道路。19世纪那些把教育惠及普通国民的国家的统治精英一定知道那么做的风险——长远而言将弱化他们的政治专营权，然而需要一支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队伍的短期经济利益似乎优先于长期的政治后果。参见François Bourguignon and Sébastien Dessus，“Equit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ations”，pt.1 of“No Growth without Equity?”ed.Santiago Levy and Michael Walt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从理论上解释了民主化是统治精英致力于未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从而避免了在社会动荡时出现暴力革命的极端情况。如果民众反抗的力量不是太大的话，那么采取镇压或临时改革（或转移支付）也许就足够了。参见Acemoglu和Robinson，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4] 参见Karl Polyan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Rinehart，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