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供给

在地化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利用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Van Bastelaer（2000年）探讨了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信贷获取（access to credit）的关系，指出了社会资本对穷人取得信贷资金的重要性。Siles、 Hanson and Robison （1994年）发现有些情况下社会资本可以使贷款申请被批准的概率提高50%。Woolcock（1999年）分析了社会资本在贫困经济中风险管理、缓解冲击（shocks）及经济发展的作用。Townsend（1994年）探讨了印度农村风险与保险问题，指出了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平滑消费、平滑收入的重要性。

Hanson and Robison （2001年）把社会资本界定为“意气相投（sympathy）的个人或小组之间的交往会产生超过纯粹市场交易潜在受益、优势和优惠”。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风险环境下投资行为的影响，用电话调查数据检验了社会资本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与风险条件下投资行为关系虽然总体上不明朗，但是，如果投资有正的收入效应、负向损失效应和风险效应，社会资本可能增加投资水平。并指出其分析框架在衡量社会资本对农业部门风险投资决策将很有用。而Carter and Castillo（2002年）采用利他主义（Altruism）、信任、互惠来表征社会资本，并用南非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经济福利（well being）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信任和利他因素对城镇家庭的福利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村家庭则不太明显。他认为可能是由于预期和实现收益的过分分享，降低了激励。

费孝通（1985年）将“差异格局”形象描述为“它实际上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像水波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也就是个人以自己为圆心，根据血缘、亲缘、情缘、地缘以及学缘的亲疏编制出不同的社会关系圈，进而产生不同层次的“圈内人”和“圈外人”。交往频率、待人接物、行为规范随圈的层次不同而改变。在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上，“差异格局”表现为“有界信任”：对圈内人的信任程度高于圈外人；对离圆心较近的圈内人的信任程度高于离圆心较远的圈内人；对普通大众缺乏信任。

以上可见，前辈们已经开始重视社会资本对解决融资问题以及贫困问题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的问题不同，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本书则主要着重于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如何才能被运用到小农户的资金融通中，从而解决小农户融资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