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合照
故乡
在说故乡前先说说籍贯这个词，籍贯的籍字在古时候是指名条的意思。一个读了书的人想要进学校作学生，必须先参加“进学”的考试，在考试之前先要到办理考试的机关报名，报名表就叫“籍”，又叫“名籍”，上面写了祖父、父亲与考生三代的名字。后来机关把考生的所有报名表用绳子贯穿起来装订成册，存在政府机关里面，便叫“籍贯”。所以古时候，籍贯是表示一个人在政府机关注册过名字，通常有籍贯的人才有正式的名字，只有进过学的人才有名字与籍贯可言。有正式的名字又有籍贯，在以前的社会代表一种特殊的地位，与一般的平头百姓是有差别的。
到了后来有了户口、有了身份证，人一出生就得报户口，问人籍贯何处，就等于问那人是哪里人。也有问人在何处出生，这跟问他是哪里人是一样的，因为在以前，人大多出生在“老家”，籍贯与出生地绝大多数是相同的。但遇到乱世，人如萍漂蓬飞，正如老杜诗里说的：“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人的出生地与籍贯就很多不同了。譬如我身份证上登记的籍贯是浙江鄞县，我的出生地则是湘西的辰溪，而我一生绝大多数的岁月都在台湾度过，问我是哪里人，我很不容易说得清楚。
我曾在欧洲大学讲过学，外国人看到我一张东方人的脸，在东亚系任教，都会先问我从哪里来？我会直接答以台湾，他们后来也都以Taiwanese在背后叫我，翻成中文，我就是台湾人了。这个名称加在我的头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确实是台湾人，我在台湾住了一生，交游虽然从未限于地理环境，但所交大多数也是本地人。我很赞同周作人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的籍贯与出生地都不是台湾，却把台湾认作是故乡是很自然的事。
但最近十几年，我的“故乡”认同发生了问题。很多人因我的籍贯是浙江，便把我看成大陆人，这一点我不否认，我的籍贯确实不在台湾，又因为我出身大学中文系，看人误会了中华文化，会把我以为正确的意见告诉他，久了后便有一部分人不接受我认同台湾，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而且语气很是不好。这让我愤愤不平，我可以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呀。后来“政府”看到有些人在挑拨族群议题，便把身份证上的籍贯一栏取消，代之以“出生地”。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台湾，都可以摆脱籍贯的困扰，做个名正言顺的台湾人了，但我不成，我只不过从一个外省转成另一个外省罢了，算来算去还是一个“中国人”。在此刻的台湾被称作“中国人”，不见得被敌视，但确实是被“异视”的，尽管我不论到浙江或湖南，手中都还得拿着“台胞证”。
我其实不是那么在乎，我父母都是中国人，我当然也是中国人，我觉得我比一般人了解更多的中国，掌握到某些别人不知道的中华文化精义，我以作中国人为荣。然而我自己作中国人，却从不鄙夷外国人，也从不轻视别人的文化，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可爱之处，不同文化也各有其价值。只是我已习惯了中国文化的节奏与气味，吃惯了中国的食物，习惯了用中国的文字与语言来表达我的爱与思想，这辈子我已别无所图，还是让我安安稳稳地作个中国人好了。
如果把中国做比较广义的解释，没有台湾人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来自中国。除此之外，我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完全是来自台湾，甚至对中国的感情也是来自台湾，除掉台湾，我的中国是不完整的。所以，中国对我而言是不能割舍的，而台湾也是不能割舍的，这不像孟子所说的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在我身上不是矛盾而是统一，不是排斥而是融合，二者是完全可以得兼的，而且除了少数政客，在这岛上，二者也得兼又融合得那么普遍。
我从没“回去”过我身份证上的籍贯地。我到过很多次大陆，去过很多地方，包括最北到了松花江流入黑龙江的一个名叫街津口的地方，那是大陆少数民族赫哲族聚居地，那里比“北大荒”更北。我们乘船在黑龙江上走，船夫得小心以免越过江的中线，一过去就是俄罗斯了。最南面我到过海南岛的三亚湾榆林港，三亚湾最南的沙滩上有几块延伸到海的礁石，上面被古时的迁客骚人刻着“天涯”“海角”的字样，每笔都透露着绝望的心情，那是传统中国人所能到达最南的地方。那里我都去过，而浙江鄞县，那个登记在我身份证上的籍贯，对我只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为什么没去过“故乡”？我一下子想不出明白的答案，也许是情怯，也许是因为自觉慎重所以要等待吧。我当然知道，大陆有些地方已彻底地改头换面，譬如鄞县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鄞县现在只是浙江宁波市的一个区，用大陆现在的标准，我算是宁波人才对。所以我对故乡的了解，全从古书中得来。古时候宁波是一个“府”，明清时府下辖有五县，即鄞、慈溪、奉化、定海、象山，《国语》上说：“勾践之地……东至鄞。”可见这地名在孔子之前就有了。然而这些历史上的故实，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宁波出现过一些名人，包括明清时期的屠赤水、全谢山，范氏的“天一阁”与“浙东学术”，民国时代的蒋家，还有包玉刚、董浩云等，也都与我无甚关联，跟我扯上关联的只是鄞县有点莫名其妙地被登记在我的身份证上，成为我的“籍贯”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算浙江鄞县人这件事并不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报户口的时候我父亲已死，家人就以我母亲的籍贯报我们的籍贯，我的姓是从父而来，而籍贯却是从母而来。这“鄞县”两字跟着我一辈子，以前所有的证明文件，包括结业证书、毕业证书、退伍令、结婚证书甚至于学校人事处印的教职员通讯录上面都要登载的。
我知道这件事很晚，是在一份父亲留下的资料中知道的，那是一张抗战时父亲在一个兵工厂的服务证明。证明书左边的折页上写着“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一日发”的字样，这日子距离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一天，还有一个多月，而中国独立抗战，已经四年多了，正是整个中国最困顿的时候。父亲的服务证在年月日的上面又盖了颗长方形的关防，上面小篆的印文写着是：“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工厂关防。大印上的厂名便是父亲服务机关的正式名称，名叫“十一兵工厂”。服务证的右边有一张比现在一英寸登记照还小的照片，已经泛黄，但还看得清楚，照片中人面容干瘦，留着平头，头发也是黑白相参的，穿着一件皱巴巴的中山装，看得出是个邋遢又神经质的男人。照片上方几个框框，从右到左横写着：
部别：印刷所
工别：领首
姓名：周正元
年龄：四十二岁
籍贯：浙江天台
我终于可以推算父亲的年龄了，民国三十年时他四十二岁，表示他是民国前十一年生的。服务证上写父亲在厂里的印刷所是个“领首”，那两字真怪，为什么不叫首领呢，但就是叫首领也很怪，像强盗的头头，那称呼也许当时很普通，现在一定不会这样叫了，会换成所长或主任等吧。其中的籍贯栏是我最重要的发现，原本父亲是浙江天台人，那么我也“该”是天台人了。我发现这资料的时候不但父亲早已去世，母亲也病故许久了，我拿去问我二姐，二姐不明所以，她与我是同母异父，她对她这名叫周正元的继父也所知不多，我周围没有求证的对象。我的父亲后来改名叫周信夫，我身份证上父亲栏的名字便是这个，一次二姐告诉我，我已忘了她什么时候告诉我又为什么告诉我了，但我清楚记得，她说父亲后来一直怪自己命不好，所以就改了名字，但这个好名字没让他使用很久，后来父亲还是在四十六岁那年过世了。
我没到政府机关去更改籍贯，一方面没这必要，一方面没有证据，父亲的服务证可算是证据，但当时的父亲不叫周信夫，不是我身份证上父亲栏的名字，所以不能证明什么，何况隔了一阵，身份证上的籍贯栏已去除，就更无须更正了。后来我知道，以前文件上登记的资料，不见得都是可靠的，譬如我的身份证上母亲的名字是胡仁青，那根本是错的，我母亲原来姓沃，是个很罕见的姓，她的第一任丈夫姓胡，后来报户口，就随着姓胡了，至于她为什么叫胡仁青则没人知道，据说连母亲本人也不明就里。我有次问二姐，这三字是不是她父亲的名字，她与大姐是母亲与第一任丈夫所生，她却说也不记得了。好在这事对我母亲没影响，她不识字，也没人写信给她。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从这一点看，不识字对她并没有什么不好。
父亲籍贯栏上的浙江天台是不是正确无误，我不能断定，只有姑且相信。我后来读了一些古书，也养成一些“神游”的能力，偶尔幻想能到天台，到这个我从未去过也不见得可靠的“故乡”去游历一番。
二十年前我在三民书局帮忙编《大辞典》，得以认识当时在政大任教的谢云飞先生，他是浙江籍的前辈，经他提醒，我才知道天台两字之中的台字是不能写成“臺”的，而且天台的台不能念成阳平“抬”声，要念成阴平的“胎”声。他要我查《广韵》，果然在“台”字下就只注着“胎”这字音，原来在古韵中，“台”字是平声而“臺”字是仄声，两字不能混用的。天台之地名源于境内有山名天台，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说：“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当斗、牛之分，上应台星，故曰天台。”古人喜欢把地上的山川与天上的星宿相配，这叫“星野”，地上的台山是配合着天上的台星而存在的，所以叫作天台。天台所在的地方又叫作台州，旁边的海湾叫作台州湾，这几个“台”都得念作“胎”，这“台”字古时与我们台湾的“台”是两个字，不能弄混了。我后来看牟宗三先生写的《圆善论》，里面写到佛教的天台宗，全印成“天臺宗”了，当然是手民之误，但印了几版也没见改正，可见就算大儒在这地方也会犯错。
明清台州立府，下辖有六县，即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太平，民国废州存县，我父亲服务证上的浙江天台应该是指天台县了。天台县最有名的是天台山，这座名山不但是佛门圣地，也是道教里的名山，山西面的玉京洞，被道教视为天下的第六洞天。天台山的主峰又叫赤城山，土皆赤色，状似云霞，俨如雉堞，东晋孙绰在他的《游天台山赋》中所说“赤城霞起而建标”，指的就是此处。这些零零碎碎的知识全是从古书得来，我对父亲的事所知甚少，不知道他是否出生在自己的家乡，对他故乡的风物又了解多少。也许他很早就离开了，对历史地理所知有限，他跟上一代一般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以漂泊“为业”的，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父母都去世得早，使我跟我籍贯上的故乡没有联系的管道，不论父亲还是母亲，他们在故乡应该都有“根”可寻的，但他们没有为我留下任何线索。所以所谓籍贯，都是由父母留下的一点文字上的符号，对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可言。不论鄞县，还是天台，这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一方面也许真有点近乡情怯的因素，但有另一个理由，便是自己无论如何找也找不出什么理由要“回去”。我是必须回到我自己出生的溪流，在那儿生殖并且死亡的鲑鱼吗？何况我并不是出生在那里，我即使在脑盘的深处藏有归乡的磁力，那磁力也无法带我回去。
我现在想谈谈我真正出生的地方辰溪，对这个地方，我其实同样印象模糊。抗战的时候，政府把重要的兵工设备搬到偏僻的山区，辰溪是湘西的一个山城。只记得小时候母亲哄我，常说不乖的话要把我丢给老虎吃掉，那是一个山岳溪谷纵横的地方，是不是还有老虎不得而知，晚上常听到凄厉的叫声，也许是野猫或是其他猛兽吧，野猫也会偷袭婴孩的。大学的时候，我看过沈从文一些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几篇写的都是辰溪，那些故事我觉得都写得很好，由于是写我出生的地方，我便特别注意。有一篇名叫《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的短篇小说，写的就是辰溪发生的故事，沈从文写辰溪的时候都会把“溪”字写成“谿”，这两字是可以通用的，他写道：
辰谿县的位置，恰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小小石头城临水倚山，建立在河口滩脚崖壁上。河水深到三丈尚清可见底。河面长年来往着湘黔边境各种形体美丽的船只。山头为石灰岩，无论晴雨，皆可见到烧石灰人窑上飘扬的青烟与白烟。房屋多黑瓦白墙，接瓦连椽紧密如精巧图案。对河与小山城成犄角，上游是一个三角形小阜，阜上有修船造船的干坞与宽坪。位在下游一点，则为一个三角形黑色山嘴，濒河拔峰，山脚一面接受了沅水急流的冲刷，一面被麻阳河长流的淘洗，岩石玲珑透空。半山有个壮丽辉煌的庙宇，庙宇外岩石间且有成千大小不一的浮雕石佛。太平无事的日子，每逢佳节良辰，当地驻防长官、县知事、小乡绅及商会主席、税局头目，便乘小船过渡到那个庙宇里饮酒赋诗或玩牌下棋。在那个悬岩半空的庙里，可以眺望上行船的白帆，听下行船摇橹人唱歌。街市尽头下游便是一个长潭，名“斤丝潭”，历来传说，水深到放一斤丝线才能到底。两岸皆五色石壁，矗立如屏障一般。长潭中日夜必有成百只打鱼船，载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浮在河面取鱼。小船浥流而渡，艰难处与美丽处实在可以平分。
这是极好的描写文字，而文中所描写的正是我出生的地方。照沈从文的写法，辰溪该是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不料那儿好像没出什么人物，却是土匪强盗的集散地。他的这篇小说《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就是描写一个煤矿工人造反成了土匪头子的故事。小说里面一个煤矿工人杀了一个兵，又抢了他的枪，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就成了土匪头子。至于他为什么要杀那个兵又为什么要落草，文章没交代，好像在那儿做个强盗，要杀人不眨眼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后来这个强盗被埋伏的官军捉到了，也就心甘情愿地乖乖就擒，虽然到死都还耍了些手段，却也死得痛快。这强盗做任何事，好像都气定神闲又安时处顺的，即使是死了，也让任何一方都不觉遗憾。我喜欢沈从文对人物的描写，也喜欢他描写的那个洪荒单纯的草莽世界。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辰溪这个盗贼出没的地方作故乡，也不想选择浙江作我的故乡。浙江比起湘西来，文明荟萃得多了，聪明又会打扮自己，我喜欢简单，我认为洪荒也许不够精细，但比文明要多一种粗犷的美，也比文明简单又有力，而且有力得多。不料我在辰溪只待了三年多，在辰溪的时候我根本还不懂事，父亲在我不到四岁的时候死了，那时抗战刚胜利，父亲的兵工厂要“复员”到汉阳，我们一家必须随父亲的厂迁居。我约略记得，父亲的丧事办得很潦草，似乎找了隔山的一块地就匆匆埋了，墓碑是木制的，只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当然那种碑与坟，隔不久就会消失不见的。辰溪是我父亲的埋骨之处，我一度想回去祭扫，但浅浅的坟与木制的碑，还能祭扫得到吗？我再也没回过辰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