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作者的一些朋友嚷了起来：“看哪，先生们，此人是个恶棍；不过那也是天性使然。”而那个时代年轻气盛的批评者们，那些店伙、学徒，诸如此类，却斥之下流，抱怨不已。——菲尔丁[2]
这个故事的大部分章节最初在一份杂志上[3]连载。写完之后，我就按现在的模样在三年前将它发表了。窃以为，那些自视甚高的人会按极高的道德标准对此书嗤之以鼻。果不出所料。
正好，借此机会，我对创作这本书的动机和目的说上几句，以此感谢当时那些同情我、读懂我的人，倘若他们的看法得到了作为作者的佐证，想必也会很高兴。
这本书里的一些人物，出自伦敦城里最罪恶堕落的人群：赛克斯是小偷，费京是销赃犯；男孩是扒手，女孩是妓女。看上去真是一幅相当粗俗、令人震惊的图景。
我承认，我至今并不认为最纯洁的善无法出自最卑鄙的恶。相反，我总以为这是一条已被公认的真理，出自世界上最伟大人物之口，被最优秀睿智的人奉行，也由每个具有思考能力的心灵经由体验与推理所确证。创作这本书时，我看不出为何生命的渣滓，甚至它们泛起的泡沫，不能拥有道德教益，只要其言语听来并不刺耳；而我也毫不怀疑，圣吉尔斯区的溃烂脓毒，就像对圣詹姆斯区的任何溢美之词一样，也是揭示真理的良好材料。[4]
怀着这样的念头，我想要通过小奥利弗表明，在每一个恶劣的环境中，他身上的善之根都没有湮灭，而且最终都取得了胜利；我寻思他会轻而易举落入哪类人之手，可以在他身边安排什么样的伙伴，书里人物就在我脑海中油然产生。对这一主题的构思更为成熟后，我发现，有许多强烈的理由支持我继续这条创作思路。我读到过不少这样的盗贼——风采迷人（大部分时候都亲切友善）、衣着考究、荷包鼓鼓、身跨骏马、举止豪放、善献殷勤、歌声动听、酒量惊人、赌技高超，真是一代豪侠。但是，除了霍加斯[5]的作品，从未有人触及悲惨的现实。对我来说，勾勒出罪行之间真实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描绘出他们的丑陋畸形、肮脏不堪、穷困潦倒，展示他们真实的样子是我的工作。他们一直在生命的最污秽的道路上艰难穿行，庞大阴暗、鬼影幢幢的绞刑架，断了他们的前路，一有可能就让他们打道回府。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件急需做的事情，也对社会有益。因此，我尽我可能这么做了。
在我知道的所有处理这类人物的书里，这样的人身上总是笼罩着某种诱惑迷人的魅力。即便在《乞丐歌剧》[6]中，小偷也总是过着上流生活，令人艳羡。主角迈克基斯拥有万般能耐，让那位最漂亮的姑娘、作品里唯一一位纯洁无瑕的人物对他芳心暗许。他就像伏尔泰提到的指挥千军万马、临危不惧的戎装英雄，受到意志薄弱的观众尊敬，成为他们的榜样。[7]约翰逊曾担心，因为迈克基斯最终获得了缓刑，是不是有人会[效仿]变成小偷[8]，但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此。问题是，会不会因为会被判死刑，因为有皮查姆和洛克特这样的捕手和典狱官的存在，小偷们会迷途知返？考虑到那位强盗叱咤风云的一生，英俊的外表，显赫的成功，以及强大的优势，我很确信，任何不走正途之人，都不会从他身上得到警示。他们在这出戏里，只会看见一条充满雄心抱负、铺满鲜花的宜人之路，看不到这条路最终会通往绞刑架。
事实上，盖伊这出妙趣横生的社会讽刺剧有着更广更高的志向，以至于在这一方面他无暇细顾。爱德华·布尔沃爵士脍炙人口、极具感染力的小说《保罗·克利福德》[9]也是如此，很难说它对这一主题有任何展现，或意图有所展现。
而我这本书中所描绘的小偷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它对意志薄弱的年轻人有什么魅力？对愣头愣脑的青少年有什么吸引力？这里没有荒野月光下的纵马慢跑，没有舒适山洞里的狂欢作乐，没有漂亮衣服，没有刺绣，没有蕾丝，没有长筒靴，没有红色的外套与衣褶[10]，没有“此道”自古以来就被赋予的自由驰骋。在午夜时分阴冷、潮湿、无处避身的伦敦街道上，在令人作呕、恶臭难闻的贼窝里，恶行前胸贴后背，没有腾挪的余地；饥饿与疾病徘徊不去，褴褛布条几乎无法连缀成衣：这些事物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难道它们没有教训可以吸取？难道它们没有低声诉说着被我们忽视的道德训诫？
但是天性精致优雅的人们，品味不了这些恐怖。他们不是本能地厌恶罪行，而是符合他们胃口的不法分子，必须跟他们的盘中美食一样，有着精美雅致的卖相。穿着绿丝绒的马萨罗尼[11]是位风流人物，一身粗服的赛克斯就不堪忍受了；马萨罗尼夫人穿着漂亮长裙，是舞台造型画面里引人效仿的淑女，是印刷画册里的模特，而南茜，穿着粗布长袍，戴着廉价披巾，不值一顾。美德对脏兮兮的袜子退避三舍，而邪恶，嫁给了丝绸缎带和艳丽装束，就像已婚妇女那样，从此改姓换名，成了“浪漫”。真是奇特！
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清晰严酷的真相，甚至是这群人的衣着的真相。我不会因为读者的爱好，就避开空空儿[12]外套上的一个破洞，或姑娘乱蓬蓬头上的几片卷发纸。我对无法去正视它们的那种精致不存任何幻想，也没有一点意愿要去改变那些人的看法。对他们的意见，是好是坏，我毫不在意；我不渴求他们的赞赏，也不是为了讨他们欢心而写作。我敢如此冒昧直言，是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国家，任何有点自尊也为后世所敬仰的作家，都不会屈尊去满足这一挑剔阶层的品位。
另一方面，要是在先辈中寻找楷模，那么，我在最一流的英国作家里找到了。菲尔丁、笛福、戈尔德史密斯、斯末莱特、理查森、麦肯齐[13]——这些大师（尤其前两位），都饱含智慧地向我们描绘了贫民窟，描绘了这片遭到抛弃的土地。道德主义者、时代审查官霍加斯也是一样，一直用画笔描画着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几乎没有任何粉饰；他思想的力量与深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今，在国人的心里，这位巨匠地位多高？然而，要是回到他或任何那样的人的鼎盛岁月，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受到过同样的指摘，而那些指摘他们的蝼蚁，当时嗡嗡不停，但终究会死去，并被遗忘。
西班牙的骑士传统被塞万提斯一笑置之，因为他向世人展示了骑士的虚伪与荒谬。而我，在我与之远不能及的卑微领域，也想通过展示毫无魅力、令人反胃的真相，尝试让那些围绕着某些真实之物而闪烁的错误光芒褪去光泽。我在描绘那些最低贱人物的最落魄堕落的一面时，努力不让他们口出污言，这是我自己的品位，也是时代风气使然；而且，与其让小说人物的言谈举止来证明这种生活的败坏邪恶，不如让读者自然得出结论。尤其是那个姑娘，我脑海里时刻不忘这一点。至于效果如何，则交由读者来判断。
有人说，这姑娘竟然倾心于粗鲁的强盗，不太合理；也有人反对赛克斯的塑造，认为肯定夸张了，他竟然毫无悔意，这不自然，就像他的情人心有悔意也一样不自然，我斗胆认为这种看法有些自相矛盾。对于赛克斯，我只想说一句，在这世界上，恐怕是有一些生性麻木、冷酷无情之人，最终也的确变成了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坏料。对此我深信不疑：的确有赛克斯这样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在他们身上，无论是一丝表情还是一个举动，都看不到一点点人性的迹象。是不是每一种人类的温柔情感在这样的心中都已经泯灭，或者能触动的那根心弦生了锈，难以寻见，我不知道；但事实就是如此，我敢肯定。
讨论这姑娘的行为与个性自不自然、可不可能、是对是错，都没有什么意义。事实就是如此。每一个看见过生活之幽暗阴影的人，都知道是这样。早在我构思这部小说之前很久，受真实生活中常常看见的、听说的所提示，多年来我一直在那些放荡而嘈杂的地方探索，发现情况仍然如此。从那个可怜的穷苦人首次出场，到最后她流血的头颅躺在强盗的怀里，其中没有一个词，可谓夸大或矫情。这真的是上帝给出的真相，因为它是上帝留在如此堕落、如此可悲的世界上的真相，是萦绕不去的希望，是杂草丛生的干涸井底的最后一滴水珠。这里面有着我们共同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在最丑陋的色调里，有些闪烁着最美丽的光芒；这是个矛盾，是反常，是显然的不可能，但却是真相。我很高兴它遭到怀疑，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更加确信：这个故事需要被讲述。
德文郡
1841年4月
[1] 此为《雾都孤儿》第三版作者序，1841年。——译者注；以下若无其他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菲尔丁（1704—1757），英国小说家，此段话出自其小说《汤姆·琼斯》第七卷第一章。菲尔丁本人曾任伦敦治安官，他在小说中为描写恶而辩护，认为这对“宣扬美德的胜利”至关重要。
[3] 即狄更斯负责编辑的《本特利氏杂志》，小说于1837年3月起开始连载，1838年9月出三卷本。
[4] 圣吉尔斯区是伦敦臭名昭著的地区，充斥着贫民窟、罪犯和街头暴行。而伦敦圣詹姆斯区则以优雅富有而著称。
[5] 威廉·霍加斯（1697—1764），英国雕版画家，留下了不少“当代道德主题”的现实主义画作。
[6] 英国剧作家约翰·盖伊（1685—1732）创作的叙事歌剧，于1728年在伦敦首演。故事讲述在18世纪的伦敦，一个小偷捕手皮查姆的女儿波莉爱上了拦路强盗迈克基斯，迈克基斯被扔进洛克特管理的监狱后，叙述者乞丐觉得应该有快乐结局，因此最终迈克基斯被判缓刑，大家都去庆祝了他与波莉的婚礼。
[7] 这里指的是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如此世界》（1748），此书借用神话式的附会来影射现实巴黎。
[8]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一，集文评家、诗人、散文家、传记作家于一身。此观点出自他的《诗人传》（1779—1781）。
[9] 爱德华·布尔沃（1803—1873），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政治家。这部小说的主角保罗·克利福德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既是小偷，又是上流绅士。
[10] 指戎装。
[11] 马萨罗尼是英国剧作家J．R．普朗什（1796—1880）的小说《盗贼传奇》（1829）里的人物，是个意大利的侠盗罗宾汉。
[12] 小说中的扒手Dodger，这是他的诨名，意为“躲闪者”，指他很善于溜脱。本译本将此诨名译为“空空儿”。
[13] 亨利·菲尔丁（1704—1757），英国小说家，著有《汤姆·琼斯》；笛福（1660—1731），著有《鲁滨逊漂流记》；奥利弗·戈尔德史密斯（1728—1774），爱尔兰小说家，著有《威克菲尔德的牧师》；托比亚斯·斯末莱特（1721—1771），著有《蓝登传》；塞缪尔·理查森（1689—1761），著有《帕梅拉》；亨利·麦肯齐（1745—1831），苏格兰律师、作家、小说家，著有《多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