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与崔颢的竞技

首先来读一下李白（701—762）的《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1]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通常认为是作于李白的晚年，即761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政局依旧动荡。所以最后一联的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只是一个眼前看到的风景，还是一个隐喻，暗含了对时局的忧虑，也表达了故国长安之思。另一个说法是这首诗写于李白744年遭谗言，被赐金还山之后，具体的写作时间大致是747年。^[2]在这个语境里，浮云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难理解，甚至更为恰当，因为它出自汉代陆贾的《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3]看起来还是747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白最早一次游金陵，是725年至726年。747年之后的三年，他基本上就在这一带逗留，也留下了不少诗篇。除了这首之外，还有一首写到了金陵凤凰台，题目是《金陵凤凰台置酒》，作于748年前后。

我这里所关心的，是这座凤凰台与诗歌题写的关系。

从题材来看，这首诗属于“登临”“游览”类。《千载佳句》卷上作《题凤台亭子》。因为是登览名胜，自然包含了“题咏”之意。是否题写在了凤凰台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无法求证。题目上的这座金陵凤凰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书·符瑞志》中篇，讲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三月，有二鸟集于秣陵民王园中李树上，看上去十分奇异，大如孔雀，文采五色，于是被指认为凤凰。我们知道凤凰本无其物，但因为表示祥瑞，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闻之大喜，就上报给了朝廷。结果呢？“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凰里”，^[4]凤凰之名，由此而来。但文中说的是“凤凰里”，并无一字提到凤凰台。

事实上，在李白之前，似乎没有看到题写凤凰台的诗作。或许有过，但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南宋的一位文人林希逸甚至说：“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诗也。”^[5]他强调的是，凤凰台之所以成名，正是因为李白的题诗，而不是相反。这句话当然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借用清人赵翼（1727—1814）评论崔颢《黄鹤楼》的话来说，正是“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6]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这里讨论的题目上，那就是“题写名胜”。至少可以说，名胜因为诗歌题写而成其为名胜。诗歌参与创造了名胜，也包括名胜周围地点和建筑的命名，后面还会读到其他的例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李白也因为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诗，而在这一名胜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以这样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占领了金陵的凤凰台，获得了对它的永久性的拥有权。后来的诗人写到凤凰台，都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李白的这篇诗作，并向他致敬。

回过头来看这首诗，也不难发现它所关注的核心，正在于名与物，或名与实的关系。体现在诗人的视觉观照当中，就变成了见与不见、有与空、今与昔之间的一系列对照。这里有凤凰台，但凤凰早就消失在诗人的视野之外，变成了一段历史传说。所以，名与实不能共存，二者失去了统一性。在这首诗里，浮云蔽日，三山半落；花草掩埋了幽径，从前的衣冠人物早已变成了土丘。遮蔽掩盖，还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导致名实不符——这是诗中重复出现的两个母题。李白在“花草”前面加上了“吴宫”，把自然现象定义为历史现象；它变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专属于那个朝代。但是在这里，历史与自然发生了奇异的对换，名实之间也无法达成一致：正像晋代的衣冠变成了今人眼中的古丘，变成了自然景物的一部分，这里的花草也早已看不出三国时期吴国宫廷的繁华风流，被它掩埋的宫廷花园，甚至连路径都无从辨认了，名存而实亡。

类似的情形，同样见于凤凰台自身。所谓“凤去台空江自流”，“台”固然还在那里，但却“空”有其名。“台空”并不是台上真的空无一物，而是说凤凰台所指称的凤凰早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因此，凤凰台这一称谓就失去了它的所指而被抽空了内容。“凤凰台上凤凰游”，原是一次性的久远事件，无法重复，也不可逆转。称之为凤凰台，就跟“吴宫花草”一样，只是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与人世的代谢。在这里，命名既是对过去事件的一次纪念，也是对当下阙失的一个补偿。

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唯有长江之水，看上去从来如此，时间对它不起作用。但长江之水也在不停地流动，并非亘古不变。李白真正想说的是，长江的流水对周围的世界，无论是朝代的陵替，还是自然界的变迁，都熟视无睹，似不关心。“凤去台空江自流”的这个“自”字，点出了江水的无动于衷或浑然不觉。它向来如此，也终将如此。凤凰来也好，去也罢，都与它无关。

提起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崔颢的《黄鹤楼》，并且把它们对照起来读。李白凭着一篇《登金陵凤凰台》占据了凤凰台这一处名胜，或者说，创造了这一处名胜。但是同崔颢题写黄鹤楼相比，李白却是后来者、迟到者。他的《登金陵凤凰台》是对《黄鹤楼》的模仿，以下就是《黄鹤楼》诗后世通行的一个版本：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7]

崔颢（约704—754）的这首诗大致作于开元十一年（723）及第前后，一说作于晚年，但因为收录在截止于天宝三载（744）的《国秀集》中，其早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自是毋庸置辩的。^[8]坐落在今天武昌长江岸边的黄鹤楼，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名的，历来众说纷纭。据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的《州郡志下·郢州》记载：“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9]南朝宋鲍照曾作《登黄鹄矶》，但并没有提到黄鹤。南宋张栻（1133—1180）曾撰《黄鹤楼说》，认为黄鹤楼因黄鹄矶而得名，“鹄”字转音为“鹤”，故此后世称黄鹤楼。^[10]另一说以唐人阎伯瑾于765年所写的《黄鹤楼记》为代表，文中援引《图经》曰：“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11]但崔颢诗中明言“黄鹤一去不复返”，与费祎驾黄鹤返憩此楼的说法，也不尽一致。（图1∶1～4）

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相似，崔颢的这首《黄鹤楼》也正是在名与实、见与不见之间展开的，尤其是开头的两联凸显了当下“此地空余黄鹤楼”和“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空”的状态。一个“空”字重复使用了两次，后一次写昔人乘黄鹤而去，唯见白云留下一片空白，仿佛千载不变，绵延至今；前一次写黄鹤楼一旦失去了黄鹤，便徒有其名。这两个“空”字，都暗示着阙失，目中所见，唯有黄鹤楼被黄鹤遗留在身后，永远见证它的离去和缺席。而眼前的白云跨越时空，绵延今古，也反衬出名与物、当下与过去之间难以克服的距离。

这一模式到《黄鹤楼》的尾联获得了新的演绎，并且被赋予了浓郁的乡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一次阙失的是乡关：乡关已不复可见，自己在烟波浩渺的江上，茫无目的地漫游漂泊，何日才能返回故土呢？返乡归家的遥远向往与欲归而不能的内心迷茫，在这里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与昔人乘鹤的无牵无挂和一去不返，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仙人与黄鹤，飘飘何所似？他们就像白云那样，悠然而去，何等洒脱！他们不知所终，无复依傍，亦无身名之累——无论什么称谓，他们都不在乎，拿他们的名字去命名楼台亭阁，就更与他们无关了。因此，一方面是驾鹤升仙而去，另一方面是滞留徘徊思归，标志着人生的两个相反的去向。而借助日暮烟波中的回望，我们也仿佛可以从前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联中，窥见诗人无所依托的孤独身影了。

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又不难发现，这“日暮乡关”一联实际上正是从“黄鹤一去不复返”一句引出来的。对“昔人”与“黄鹤”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乡关”的概念，因此离去后便不再回返。但就此时此地的诗人而言，离去之后，自然提出了一个何时复返的问题，而复返的归宿正是“乡关”。在这里，诗歌中“见”与“不见”的母题再度出现。只是这一次，乡关替代了黄鹤，在日暮时分的“烟波江上”已不复可见了。

《黄鹤楼》一诗的尾联将当下定格在“烟波江上”的“日暮”瞬间，也大有深意。“日暮”时分正是“鸡栖于埘”“羊牛下来”的“日之夕矣”，《诗经》中的《君子于役》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的思归之叹。^[12]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日暮”与“乡关”是相互关联的意象。而它们同时出现在这首登楼诗的结尾，又恰好上承王粲（177—217）《登楼赋》以来登楼望乡的故土之思的脉络：一方面凭栏远眺，旧乡阻绝，“凭轩槛而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另一方面白日西沉，烟波浩渺，却形单影只，托身无所，“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把这两个方面整合进“登楼”的场景，不仅改变了《黄鹤楼》的趣旨，而且将全诗的主题升华为人生归宿的永恒乡愁。^[13]

从诗中营造的氛围和内在的情感气质来看，《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相比，都有明显的差别。李白没有接着发挥《黄鹤楼》的日暮乡愁和人生归宿的主题，而是把长安变成了向往的所在，以浮云蔽日的象喻改写日暮思乡的联想，从而暗示了对政治与时局的关切和隐忧。这与诗的第二联“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引入人世变迁与朝代陵替的历史维度，也是前后一贯的。

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对崔颢《黄鹤楼》所做的这些改变无论多么显而易见，却又都是替换性的，也就是在一个现成的模板中，对其中的一些意象做了延伸性的替代——“白云”变成了“浮云”，“长安”替代了“乡关”，更不用说在“黄鹤”的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凤凰”。同样不难看到的是，李白也在有意回应《黄鹤楼》的母题和句式：他像崔颢那样，在名实、有无，以及见与不见之间，大做文章。而从“黄鹤”到“凤凰”，名称虽然变了，诗歌语言的基本模式却仍在重复，就连《黄鹤楼》的韵脚也保留不变。这是一个更深层的联系，也就是文本上的联系。本来，崔颢选择了“侯”韵，是为了照应标题上的“楼”字，当时的“登楼”诗都往往如此。可李白写的是凤凰台，与任何一座楼都无关，却偏要勉强牵合《黄鹤楼》的韵脚，岂非多此一举？但这恰好是李白的用意所在。

的确，尽管《登金陵凤凰台》用凤凰替换了黄鹤，但却搬用了《黄鹤楼》的韵脚和句式结构——名实之别不只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共同主题，也在《登金陵凤凰台》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一次新的演绎。但李白不仅仅在模仿崔颢，还要与他竞争。所以，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去复制原作的格式，而是对它加以变奏和改写，仿佛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同一个写法，他也能有所改进，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黄鹤楼》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联两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语位置上的“昔人”给取消掉了。凤凰原本逍遥自在，无论来去，皆与人无关。这样便有了“凤凰台上凤凰游”这一句。第二句的“凤去台空江自流”，等于是《黄鹤楼》的头两联四句叠加在一起，压缩改写成一句。但压缩归压缩，却一点儿不妨碍李白在这一联的两句中，连续重复了三遍“凤凰”（包括一次简称为“凤”）。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但听上去却如此轻松，仿佛脱口而出，得来全不费工夫。令人在错愕之余，不由得击掌称快！

关于李白的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还有一些传闻，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见于北宋的记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该闻录》云：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14]

李白明知黄鹤楼上已经署上了崔颢的大名，在此攻城拔寨，已近于徒劳，于是就换了一处战场，到金陵凤凰台上接着上演这场竞争的游戏。《苕溪渔隐丛话》约作于南宋高宗年间（1127—1162），李、崔竞争说，自此大炽，被反复援引转述。而类似的传闻，也可以在普济（1179—1253）的《五灯会元》和王象之（1163—1230）的《舆地纪胜》中读到不同的翻版和衍生叙述。^[15]不过，胡仔并没有忘记交代，此说最早的出处是北宋李畋的《该闻录》。该书已亡佚，据今人王河、真理的《宋代佚著辑考》，大致成书于庆历七年（1047），而从《类说》和《古今事文类聚》等书中辑出的四十余条来看，它的特点是：“杂记唐宋以来朝野轶闻趣事，多有因果报应之事。”^[16]

《该闻录》的上述记载究竟是凭空捏造，还是事出有据，从现存的史料中很难得出明确的判断。就效果而言，这个故事并没有改变我们对诗歌作品的基本理解。而它本身，在我看来，倒很可能是出自对《登金陵凤凰台》的解释。因为归根结底，李白与崔颢的这一场竞争，毕竟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体现在了《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的互文关系之中。但《该闻录》采用了传闻和叙述的形式。它从诗里读出了故事，变成了对李白写作缘起的一个说明。

实际上，有关唐诗写作的“本事”传说，都往往如此，未必实有其事，但又不失为解读诗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传统的传记阅读方式。它们之所以广为流传，正在于体现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因此，至少听上去是合理的，甚至还相当可信。但这些“本事”叙述的兴趣在传记和故事，不在诗歌，或者只是在读诗的名义下读传记、读故事，甚至索性把诗读成了传记故事。若信以为真，或奉为读诗的不二法门，都将远离诗歌的精神趣旨。然而，无论此类“本事”叙述是否可靠，有一点无可否认：对于后世的诗人来说，李白黄鹤楼搁笔的确成了文坛的一段逸事佳话，也变成了他们题写黄鹤楼的起因和动机之一。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将属于逸事传闻的“本事”叙述，视为诗歌写作与批评话语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并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解读和分析，而不是把它当作事实陈述来读，或用它来“复原”历史真相。

那么，李白为什么非要跟崔颢捉对厮杀，一较高下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他是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那样一位强力诗人或强势诗人（strong poet），绝不甘居人下。^[17]若是换成别人，就未必如此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头再说。

其次，李白也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去跟崔颢竞争。他与崔颢年龄相仿，诗风又颇有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崔颢不仅早在723年就进士及第，而且在诗坛上也年少成名，久享盛誉。《河岳英灵集》可以为证。它的编者殷璠务求将本朝才俊的杰作汇成一编，所收作品大致作于714年至753年。其中选录了崔颢的十一首诗，包括《黄鹤楼》。殷璠在评语中，说崔颢的一些作品“可与鲍照、江淹并驱”。这句话被《唐诗纪事》所征引，但变成了“鲍照、江淹须有惭色”，下语不可谓之不重。^[18]今天的读者或许不觉得这一评价有什么了不起，在当今学者写的文学史中，鲍照（约414—466）虽然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还算出色，可哪能跟李白相比，至于江淹（444—505），岂不更是等而下之了吗？但这并不是盛唐人的看法。杜甫赞美李白，就把他比作庾信（513—581）和鲍照：“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19]可我们知道，他当时对李白可以说是顶礼膜拜了，所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20]李白的自我期许又如何呢？实际上，他经常提到的也正是谢朓（464—499）这样的南朝诗人：“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21]杜甫更是坦言自己“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对谢灵运（385—433）和谢朓都烂熟于心，在阴铿与何逊（？—约518）的作品上也下过一番功夫。^[22]从这样的陈述中，我们读不出丝毫自谦或自贬的意思来。

那么，殷璠又是怎样评价李白的呢？他选了李白的十三首诗作，比崔颢还多两首，如果数量是一个衡量的指标，应该说评价不低。当然，入选篇目并非唯一的标准，殷璠也只选录了陶翰的十一首诗，但评价之高，几乎无以复加。他评李白的作品是“率皆纵逸”，与他“志不拘检”和特立独行相一致。又说他的《蜀道难》等篇“可谓之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23]一个“奇”字，可褒可贬，这里听上去自然还是褒义的，但接下来一个“然”字，语气一转，做了补充或限定。李白不拘成规的诗风，在他眼里，似乎仍不免有些另类。但殷璠对崔颢的态度就不同了，把他这样一位过世不久的当代诗人，与诗歌史上的人物等量齐观，也就是对他做了一个历史的评价。

的确，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文学史的问题。在整部《河岳英灵集》中，得到与崔颢类似评价的盛唐诗人，不过寥寥几位，如常建（708—765）、王湾（693—751）和陶翰。王维（701—761）更是当下诗坛的盟主，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无可撼动。稍后不久，独孤及（725—777）就开始把崔颢与王维相提并论了。在他看来，俨然正是他们二人，在初唐的沈佺期（约656—714）和宋之问（约656—712）之后，共同支撑起了一个盛唐诗坛，而曾任左补阙的皇甫冉（？—约769）不过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佼佼者之一，得以厕身其列而略无愧色：

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24]

可见从盛唐到中唐，崔颢的地位不仅居高不下，还似乎有了持续上升的势头。此后刘禹锡（772—842）写道：

［按：卢象］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25]

刘禹锡为卢象集题记，对他的诗歌地位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表彰的方式，正是让他加入王维、崔颢的行列。

殷璠、独孤及和刘禹锡心目中的盛唐诗坛的格局，与我们今天站在所谓历史“高度”对其所做的描述判断，真可谓大相径庭。卢象就姑且不论了，王维、崔颢这一对组合也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更离谱的，恐怕还要算芮挺章编纂的《国秀集》了。其中选诗最多的盛唐诗人竟然是一位名叫卢僎的吏部员外郎——一共收了他十三首，而他现存的诗作加在一起不过十四篇。要不是因为《国秀集》，这位吏部员外郎恐怕早就被人遗忘了，也几乎不会有什么诗作传世。

作为批评家，我们完全可以对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行使分析和评判的权力，而无须顾及当时的术语和标准。但文学史家则不然，因为文学史的使命，并不在于根据当今的“后见之明”，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评判，甚至于盖棺而论定；更不能采取粗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历史拜物教的立场，迷信所谓“历史淘汰”的绝对公正性与客观性，以致认为失传的作品注定就不值得流传后世。文学史家首先应该尽量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对他们的评价标准、批评话语与写作实践，获得一种“同情理解”，也就是尽可能设身处地去了解当时人的某些看法及其成因，了解盛唐的“当代文学”视野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究竟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包括了解现存作品的来历、流传、变异和编选情况，及其在当时的阅读与理解。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深知自己的局限所在。这首先是因为所谓盛唐的当代视野是处在发展和变动当中的，并不稳定，也缺乏确定性，而且因人而异，未必能达成共识（这一点，只要参照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学经验，就不难体会）。其次是因为关于盛唐诗歌的历史知识早已经过了历代的过滤、筛选与重新组合，并曾服务于不同的历史叙述和其他目的。无论如何，那些传世的篇目不过是全部作品的一部分而已，它们的“代表性”，无论从作者自身来说，还是就整个时代而言，都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免打上了各种不同选集、类书和文学话语的烙印。可是，我们今天舍此则别无他途，只能透过这些经过了世世代代的选择和重组的材料，去勾勒当时诗坛的一个侧影而已。

尽管对盛唐的“当代文学”视野，我们仍缺乏足够的了解，有些现象还一时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至少可以说，李白与崔颢去竞争，绝不是什么无可理喻的奇思异想，更不是屈尊俯就，降格以求。恰恰相反，他在挑战当时诗坛上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而《黄鹤楼》又正是崔颢为人公认的代表作——它被收进了唐、五代的四种唐诗选本，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为崔颢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堪称诗歌史上的一个奇迹。李白的《蜀道难》在当时也颇受欢迎，但还是没法儿跟《黄鹤楼》比。他的《登金陵凤凰台》更是不见于任何一种现存的唐人当代诗选。

其三，李白显然久闻崔颢盛名，甚至可能跟崔颢也有过交往。我们知道，收诗截止于天宝三载（744）的《国秀集》署崔颢官衔为太仆寺丞。新旧《唐书》又载他于天宝中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可知崔颢入京为官的时间当在开元末年或天宝初年，绝不迟于744年。^[26]而李白于742年应召进京，两年后还山。这两年期间，他很可能与崔颢同在长安，不乏相见和结识的机会，至少他早就知道崔颢其人其诗。从交游的圈子来看，崔颢与高适、王昌龄和孟浩然都分别有过交往，而这三位诗人跟李白也先后有过诗歌赠答与唱和，往还之际，难免会提到崔颢和他的作品。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作于747年，距离他告别长安不过三年左右。不难想见，崔颢的盛名，当时仍如雷贯耳。不过，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时间并没有化解李白的心结。在他此后的作品中，还不时可以听到《黄鹤楼》的变奏与回响。围绕着这首诗所发生的故事，也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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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卷18，页2618。

[2] 关于这首诗的系年，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卷18，页2619。

[3] ［汉］陆贾：《新语·慎微》，收于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初编》第32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页14。

[4] ［梁］沈约：《宋书·符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28，页795。

[5] ［宋］林希逸：《秋日凤凰台即事》，收于［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收于［清］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7，页627。

[6] ［清］赵翼：《题黄鹤楼十六韵》，收于［清］赵翼：《瓯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417。

[7] ［清］金圣叹选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收于［清］金圣叹著，陈德芳校点：《金圣叹评唐诗全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61—63。

[8] 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203。

[9]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州郡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15，页276。

[10] ［宋］张栻：《黄鹤楼说》，收于［宋］张栻：《南轩集》，收于［清］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卷18，页573。

[11] ［唐］阎伯瑾：《黄鹤楼记》，收于［明］何镗辑：《古今游名山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卷9，页59。

[12]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收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331。

[13] ［汉］王粲：《登楼赋》，收于［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11，页162—163。

[14]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前集卷5，页30。

[15]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118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66，页11。

[16] 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辑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80。

[17]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8] 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61。

[19] ［唐］杜甫：《春日忆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收于［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1，页52、45。

[20] ［唐］杜甫：《春日忆李白》，同前，页52。

[21] ［唐］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收于［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3册，卷6，页892；第5册，卷15，页2212。

[22] ［唐］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收于［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7，页1511。

[23] 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页120—121。

[24] ［唐］独孤及：《毗陵集·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收于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初编》第661册，卷13，页6。

[25] ［唐］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卷19，页233—234。

[26] 关于崔颢的生平，详见傅璇琮：《崔颢考》，收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6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