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方/西方”之中心话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萨义德充当了一个当代“皇帝新装”的指出者。尽管他的“东方”概念有这样和那样的偏狭，尽管他的“东方学”地理概念局限于中东的伊斯兰教社会，尽管他的知识系统中还包含着大量的“西方背景”，但都不妨碍他的“后殖民主义”的挑战价值。他的《东方学》对“东方”有了一个人人清楚却不愿意挑明的评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现在，它正在一天一天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东方不仅与欧洲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那么，建立“我者/他者”的关系实质是什么？是权力关系，也就是福柯所定义的“话语系统”。在任何非集权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的权力，即所谓“文化霸权”。“霸权”首先指喻一种特殊的既成关系，没有建立“我者/他者”的关系，霸权便无从实现。这也就是西方文化内部所形成的对东方的权威——一种策略性成规。“权威既不神秘也非自然形成。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它有工具性，有说服力；它有地位，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它实际上与它奉为真理的某些观念，与它所形成、传递和再生的传统、感知和判断无法区分。”所以“东方学”便超越了简单的工具性概念：首先是一个通用的术语，指西方向东方一步一步入侵和浸透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学科，专指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术和实践对东方的逼迫；它当然更是一套“话语系统”，是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治和学术策略的组合。萨义德在《东方学》里将概念、目标、策略、计划、实践等都讲述得非常清楚。我们无意沉湎于对这一概念或学科的更多讨论，不过，在今天的社会价值之下，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认识这一关键问题有赖于一个必要前提——“我是谁？”和“我在干什么？”如果一开始你便明白自己属于“他者”范畴，那么，依据权力话语基本的“区分原则”，任何“族群/地域/文化”价值事先就已经被规定和评价了。

对于“东方”文化知识的“帝国主义”策略和殖民历史，“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汹涌浪潮并不缺乏批判的力度。有人甚至冠以“文化帝国主义”名目，主要的理由是：“帝国主义”与“支配”二词所包含的负面含义相当明显，它们均涉及了权力、统治权或控制，“文化帝国主义”也就是在文化上实施控制的权力。这样，“文化帝国主义便成了‘民族——国家’的话语”。因为，“民族——国家”成为事实上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表述单位。在讨论“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命题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与之相关：第一，“学科”的原则。字如其义，指用于强化秩序与控制的东西。英文“学科”既可解为“领域性知识”，也可作“纪律”“规约”解。第二，“作者”的原则。西语中的“作者”与“权威”同源，实指具有限制性话语的功能。于是，“谁在说话”便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西方“我者”的文化帝国主义有着一套符合自我的话语表述。最有代表性者便是“鲁滨孙”形象。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与欧洲早期殖民经验平行对应的作品，其中记录了通过阐释来进行复制这样一种做法。鲁滨孙是海难的唯一幸存者，经过他的劳动，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小领地——按照新教传统建设这个领地——筑墙来保卫它。同时，与“星期五”建立了“我者/他者——主人/仆人”的人际关系。将西方人所认知的关系象征符号恢复在一个荒芜的海岛。鲁滨孙既符合西方原始资本积累的“英雄主义”形象，同时也是西方列强殖民的原始面貌。欧洲人在阐释域外世界时，总是把当地的文化说成原始的和野蛮的。但这一切都不影响他们对东方文本的掠夺、盗窃、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而且西方人会在东方作品隐喻符号的解释中“再生”新质。“作为载体，隐喻又将殖民文学的谱系传递下去。”与其说西方的话语传统不断地传承着他们的殖民文学谱系，还不如说传承着殖民的谱系：权力的、知识的、隐喻的话语。

“权力”在话语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对于“东方”来说，“西方中心”的价值缘起无疑为“欧洲中心”。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话语中的权力指示显然已经播衍到了欧美，而欧洲内部也随着历史的步履，原先起到相对重要的国家和区域逐渐地不及以前。相对静止的“东方”与相对变迁的“西方”在话语变迁中都会根据现代国家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权力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地移动“单位的边界”。即使在“欧洲中心”的传统价值结构中也会产生出新的边界移动，并逐渐地由地理上的概念指称趋向于成为一个权力指示的概念。“欧洲这一个观念，它本来是直指地理上的意义，而现在却由于某些神秘的吸力而转化成为一种形上范畴。在今日，谁能够说欧洲到底是指什么？我所知道的是，它仅仅是一项暗喻（Shibboleth，用以识破或辨别国籍、阶级而编的测验词句——译者）。当我着手检定我们国家当中的欧化人物所称谓的‘欧洲’时，我往往发现：它的大部分外围的国家——当然是指西班牙，还包括英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俄罗斯——仍然被摒弃在它的范围之外，因此，它所指的只是属于中央地带的法、德两国，以及她们的属地和附庸。”甚至像西班牙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在“欧洲中心”中随着权力疏远而视自己为“堂吉诃德”，属于近代欧洲话语游戏中的“悲喜剧”。我们看到，连属于“中心”系统的边缘部分都会因受到权力核心的挤压而发出埋怨，那么，作为“我者”的对立面“他者——东方”所承受的长时间历史压迫的程度便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所谓的“话语”其实包含着对历史过程中权力“评估——重新评估”原则的恪守。它的指喻范畴处于策略性变动之中。

因此，如果不对被偏见化的“东方”进行颠覆，还其基本的面貌，那么，任何学科和学术工作都可能为“我者”的谋略做“资本的投入”。不管他是谁，甚至是东方人自己。其实，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概念和接受的价值多数属于“东方学”范畴，有些连起码的地理常识都变了味。维柯认为西方知识和文明赖以为据、为由、为源的价值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地理上的简单错误：一方面，希腊以东的那个大半岛被称为小亚细亚，而小亚细亚再推广到世界的东方大部分，至今仍称亚细亚，不加任何形容词；另一方面，希腊本土因为在亚细亚的西方，叫作欧罗巴，就是天帝约夫乔装成一条公牛去诱拐的那位欧罗巴公主。

希腊历史，按狭义来说，是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的，可是它的起源却比这个年代要早2 000多年。各种文化相继出现，都留下了历史遗物。就我们对希腊最早的居民的现有知识来说，他们是处于前金属器文化阶段。这个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彼时东方已经开始使用金属，先是黄铜，后是青铜。这些技术不断地向西传播，传到小亚细亚沿岸。公元前3000年初期，又从小亚细亚海岸由一次可能发生的民族大迁移传入了希腊。克里特岛所反映出来的米诺斯文化便是与埃及和东方交往的结果。人们甚至还可以从一些宫殿遗墟中看到代表单词的象形文字。所谓的“乙种线型文字”只限于克诺索斯以及大陆上的皮洛斯和迈锡尼。比它更古老的“甲种线型文字”只有克里特岛才有。所谓的“希腊文化”正是数千年来文化交流、民族迁徙、商贸殖民的果实。古希腊神话与亚细亚历史性传承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希腊著名的俊美男子阿都尼斯，据说他与叙利亚的塔穆斯一年一度的生死有关，甚至连阿都尼斯之名都取自叙利亚的一条河流“阿都尼斯”。就此而言，刻意强调和强化希腊文化的“西方性”，若不是阴谋，至少也表现为对历史的“盲视”。

相对而言，中国有自己的“天下体系”，中华文明的政治地理学也秉承“中心”（包括“中国”）理念，这便是“一点四方”的形制。这在“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中，就形成了“四达自中”肇始，而这样的格局在《山海经》中就已经定调了。这是完整的“天下——一点”的道理。依据学者的分析，“天下”这一核心概念包括三层意思：

世界整个大地。在存在论语境中大致为中华文明之立基结构“天、地、人”中的“地”。地为天下之“大家”所共有，是最大的公物和财产。

世界上的全体人民。在政治社会语境中相当于“民”。更准确地说，是指人心所向，即民心。故得民心者得天下。

一种世界制度。在世界治理的方式方面，天下制度就是天下的存在形式，“家、国、天下”贯穿着家庭性原则而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