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
近代史学：跨世纪的历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跨越两个世纪、雄浑壮阔的近代史学的画卷。在这约一百一十年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蕴蓄的深厚和更新力量，由于救亡图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断推动，由于冲破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由于一代代史家呕心沥血、追求真实历史记载、追求更高科学价值的不倦努力，近代史学呈现出波澜起伏、高潮迭现的局面。近代的许多优秀史著是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同争取民主、科学、社会发展的近代化潮流息息相关的，近代史学又离我们最近，许多佳作仍被今天的读者经常阅读，与当今发展新史学和建设民族新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自然格外地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
从跨越两个世纪的发展大势考察，近代史学先后出现过三次意义重大的飞跃，标志着演进过程的三个大的阶段：
1842年，魏源著成《海国图志》，标志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出现质的飞跃，传统学术的格局开始被突破，从此，在史书内容、著史旨趣和哲学思想指导上，都灌注进具有近代意义的新鲜东西。这一阶段可划至19世纪末。
1902年，梁启超撰《新史学》，是近代史学演进的又一次质的飞跃，以激烈地批判旧史，宣告从理论到方法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继其后，夏曾佑撰成的使人“一新耳目”的通史著作，梁启超后期有关历史理论和学术史的著作，王国维的考史成就，“古史辨”派打破旧的权威，抨击了自古相传的古史系统，陈寅恪对中古历史文化的研究，陈垣在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的成就，都是新史学的发展。新史学的倡导和发展构成近代史学的第二个大阶段。陈寅恪、陈垣的一些有名著作虽写于三四十年代，但他们这些成就也可归到这一阶段叙述。
1929年，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近代史学因而出现第三次飞跃。在此之前，李大钊为传播唯物史观作出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郭沫若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他首先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系统地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标志着近代史学发展达到新的阶段。此后范文澜著成新型的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上册），还有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在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撰写了很有价值的著作，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主流。
一、突破传统学术格局的历史性跃进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由长期封建社会转向展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近代社会的转折点，它也是史学长河中由传统史学的范围走出，开始进入近代史学的标志。
反映这一转折时期史学成就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魏源。但是论述近代史学还不能不讲龚自珍，他虽然在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就去世，但是他的社会历史观和学术主张属于近代体系，所以与魏源齐名。诚如梁启超所总结的：“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1]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龚自珍已经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腐朽不堪，指斥封建皇帝是“霸天下之氏”，对众人“震荡摧锄”[2]以建立其淫威，“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约束之，羁縻之”。[3]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危机四伏，所以宣告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乱亦竟不远矣”！[4]他还预言历史将发生巨变，“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5]，更被他死后十年爆发的震撼天地的太平天国革命所证实。他对于腐败透顶、扼杀社会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官场风气、官吏铨选制度、科举考试等，都有深刻的批判，并尖锐地提出必须变革，国家民族才有生路，强调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6]，以此警告统治者，不变革就等于自取灭亡！因而成为近代中国主张社会改革的先驱者。在学术领域方面，他反对当时盛行的考据学末流脱离实际的学风，倡导经世致用。对于史学，更提出史家应该做到“善入”“善出”的著名论点，要求史家应熟悉社会生活多种情状，并把它们表现出来。而他本人对西北边疆史地有精湛的研究，充分显示出着眼于解决社会危机，着眼于安定边疆，来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卓识，成为他倡导“经世”学风的出色实践，对当时及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所以，龚自珍虽然没有写出重要的史学专著，他却是近代史开端时期主张转变学术风气、由“考史”转向关心社会实际问题而“著史”的代表人物之一。
魏源是龚自珍的挚友，在鸦片战争以前，魏源在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主张变革、批判“爪剖
析”烦琐考证的学风、倡导经世致用等问题上，与龚自珍的观点是很一致的。魏源于道光八年（1828）捐资获得“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位后，即广泛阅读了内阁所藏大量档案，了解清朝前期、中期的历史、掌故，为著史作了准备。由于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的刺激，他发愤著述，连续撰成《圣武记》《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三部爱国主义史著，以后又撰有《元史新编》，因而成为近代史开端时期史坛风气转变的出色代表人物。《圣武记》是第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史书。魏源在书中记述了清初开国和康熙朝平定三藩、平定噶尔丹叛乱等役的胜利，总结出当时指挥得当、将士作战勇敢、君臣上下无甚差异等原因，他把总结历史经验跟当前的爱国御侮斗争结合起来，议论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7]以此表达对道光帝在战争中忽战忽和举棋不定的谴责！魏源一针见血地指出乾隆末年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白莲教起义持续九年，蔓延五省，给清朝以“痛深创巨”的打击，而且处处暴露出清朝官军腐败无能，将领贪生怕死、腐化享乐，不顾士卒死活等致命弱点，致使“各路官兵乡勇饷迟不发，至令枵腹无裈，牛皮裹足，跣行山谷”[8]。揭示出这样不堪一击的军队，正是造成鸦片战争在军事上遭受失败的原因。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站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把握了鸦片战争这场复杂事变的来龙去脉，“据实直书”，尖锐地揭露侵略者和投降派的罪行，表彰爱国将领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气概。书中揭露侵略军所到之处“掳掠焚烧惨甚”，三元里事件就是洋兵“时肆侵略”而激起的。清朝统治集团昏聩无能，“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9]。投降派琦善在广州“开门揖盗，自溃藩篱”[10]，奕经在浙江失败后捏奏虚报，掩罪邀功，将大败说成大胜。魏源又以鲜明态度赞扬林则徐等抵抗派人物的功绩，反映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力量。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义兵可用”，并以充沛的感情歌颂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倡义报复，四面设伏”，[11]使侵略军陷入重围，狠狠教训了凶恶的敌人，表现出人民大众爱国御侮的伟大精神，今天读来仍然具有鼓舞人的力量。
《海国图志》一书尤其集中地代表史学突破了传统学术的格局，实现了意义重大的飞跃。以往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对外部世界一向暗昧无知，妄自尊大。鸦片战争这场剧变，骤然向我们的先辈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为了维护民族独立，抗击侵略，必须立即改变闭目塞听的状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先进事物，寻求救国真理。这也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根本方向。魏源著成《海国图志》一书，恰恰符合于这一时代要求，第一次系统、大量地介绍外国史地知识，突破了传统学术“严夷夏之防”，对外国闭塞无知的旧格局。为了向国人介绍急切需要的外国知识，他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材料全部汇辑进去，“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12]。对于外国人的撰述，即所谓“西洋人谭西洋”者尤为重视，修撰成一部当时东方世界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参考书。魏源尖锐地揭露统治集团对外国昏暗无知，是造成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13]相比之下，英国却“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14]！因而他大声疾呼：“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15]书中还对北美民主制度表示向往。[16]魏源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真理的起点。当时他所注目的重点固然在学习“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同时还提出允许私人设厂，发展民用工业，并在书中介绍外国铁路、银行、保险等知识。《海国图志》以其前所未有的新鲜内容、新鲜思想获得了社会人士的欢迎，在国内多次刊刻。它的深远影响直至20世纪前期，梁启超于1924年著书评价说：《海国图志》一书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17]。《海国图志》还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志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魏源同时及稍后的重要史家，还有徐继畬和夏燮。徐继畬在鸦片战争期间都在闽、粤沿海任职，较多接触涉外事务。从1843年起，他即为将可靠的外国知识介绍到国内而殚精竭虑，着手撰《瀛寰志略》，至1848年完成。这部书所介绍的世界史地知识，考订比较精审，论述集中而简洁，故在19世纪后期也是与《海国图志》并称的名著。开卷第一篇为《地球》，介绍南北极、赤道、各大洲、各大洋，概述亚细亚大陆之广袤，欧罗巴洲之诸国林立、犬牙交错，美洲新大陆的晚近发现，南冰海的探险……，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徐氏把记述欧美国家作为重点。在卷四《欧罗巴》总论中，他颇为准确地勾勒出欧洲历史的轮廓，论述了欧洲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近代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活动，各国地理形势、版图、人口、兵力，以及技术、商业、宗教等。更有意义的是，他讲到西方文明在当时居于先进的地位：“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18]徐氏还称赞华盛顿所创北美民主制度，“公器付之公论”[19]，又称赞瑞士不立王侯的制度是“西土桃花源”，但他尚不能完全摆脱“夷夏之辨”的旧意识，故有迂腐之论。稍后，夏燮在咸丰年间撰成《中西纪事》，全书记载鸦片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旨在通过记载眼前事变，唤醒国人认识到侵略者正在步步进逼，民族前途日益危险。当时投降派人物穆彰阿、耆英得势，夏燮著书实冒着巨大风险。全书爱国感情鲜明，材料翔实，显示出具有将史学服务于反抗侵略、救亡图强斗争的自觉意识。夏燮记述的重点是鸦片战争长江之役、台湾抗英将领姚莹遭受诬陷事件和广州人民反英人进城的斗争。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权奸穆彰阿和道光皇帝，指出：造成南京城下屈辱签约的结局，不仅是因为耆英、伊里布“预存一不敢战之心”，“方寸已乱”，而决策者更在朝廷，穆彰阿以“靖难息民，于计为便”作借口，道光帝“亦久厌兵，而几幸外夷之一悔祸也”，[20]所谓“抚夷”也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书中还用确实的史实，揭露姚莹、达洪阿在台湾抗击侵略有功，反遭诬陷，乃是投降派人物秉承侵略者之意有意罗织而成的。尤为可贵的是，夏燮对当权人物最忌恨的广东义民的斗争，却明确地予以肯定和赞扬。书中首尾完整地记述广东人民用“团练”的自发武器组织，进行反对英人进城的斗争，“绅民喋血，丁壮荷戈，誓与英夷为不共（戴天）之仇”[21]。有力地歌颂了广东人民共同的反侵略、反投降的坚强意志。书中还较系统地记载了中英通商关系的由来，鸦片走私贸易的经过及危害，及两次鸦片战争过程中的中外交涉，故在记载近代外交史上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西纪事》的撰成，说明夏燮不愧是近代史上一位有胆量、有见识的爱国史家。
魏源倡导的了解外国、学习外国这一新的著史格局和认识路线，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另一位近代文化名人黄遵宪所发扬。他于1879年至1887年（光绪五年至十三年）撰成了19世纪后期的史学名著《日本国志》。黄遵宪于1877年秋赴日任使馆参赞，亲身体察到日本明治维新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本人还阅读了卢骚、孟德斯鸠民权学说的著作，极受启发，于是决心撰写明治维新的历史作为自己祖国的千秋史鉴。黄遵宪创造性地运用志书的形式，有系统地记述了明治维新的由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施行的新制度、新办法，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书中明白宣告日本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注定要完结，召开国会为期不远了。由于“时会所迫”，“二千五百余岁君主之国，自今以往，或变而为共主，或竟变为民主”，[22]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书中详细记述明治四年以来如何“锐意学习西法”。他赞美说：不数年之间政府连续采取重要的新措施，“布之令甲，称曰维新，美善之政，极纷纶矣”[23]！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反复论证日本的迅速进步直接是由于实行开放政策、大力与外国交往、学习外国的结果，所以使日本“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雄辩地证明“交邻之果有大益”。[24]这些论述，都是为了针砭国内守旧派“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25]的落后意识造成的种种痼疾。黄遵宪所定的另一撰述要求，是要努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故说：“今所撰录，……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26]黄遵宪在日本五年，通过究心日本的“学习西法”，已对西方制度有所了解，又到美国三年余，对西方制度作直接的考察。他把这些熔铸入史，使本书又成为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书中对西方国家产业蓬勃发展的情景和措施作了生动的描述，目的并不在于讴歌西方，而是为了取其法以求中国的富强，这与当时国内民族资本的发展要求是互有联系的。总之，黄遵宪以自己新的观察、新的知识，发扬了魏源史学的爱国思想和突破传统学术格局的创造精神，通过批判封建专制，广泛记载日本、欧美的制度、文化，明确地表达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要求。在编撰上，由于黄遵宪多年担任外交官，亲自了解、观察、访求，而直接获得大量资料，熔铸成篇，因而所著更有系统性。这些都比《海国图志》大大向前发展了。《日本国志》在90年代刊行后，曾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较《日本国志》著成稍前一段时间，有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1828—1897）撰《普法战纪》及《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十卷，记叙1870—1871年普法战争事，系根据当时报纸所载资料及采集其他文献，按时间先后汇编而成。但因它编撰及时，战争结束时书已完成，故在日本影响颇大，陆军文库曾刊行此书。《法国志略》编撰时间与上书同时，后来增订补充内容，成书二十四卷。王韬著此书目的，一是把法国历史介绍给国内（前已有在华外国人译成汉文的英、美史志书），二是用法国的富强和进步激励国人觉醒，打破闭塞陋习，因而表达了他深刻的寓意：“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性尽理，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虽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27]全书内容是把叙述法国历史和记载社会制度、现状结合起来，故其体裁是将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二者相糅合。前十四卷载史事，在国内首次把法国历史盛衰比较系统地介绍过来。后十卷是专题记载，包括职官、国会、礼俗、学校、工艺技术，以及法国疆域、首都巴黎、地方都邑的地理知识；这一部分更明显地体现出王韬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见识。书中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一套办法，如银行、商会、邮政、铁路都有评论，反映出早期维新派对商业流通和商品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志学术》一章，讲法国三百年人才辈出，“于格致历数之理多所发明，详加究测”，有明显的实效。然后历数法国自15世纪以来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航海、工艺、光学、电学等方面的成就，使人耳目一新。[28]尤有价值的是，《志国会》一章，详细记载国会根据公众意见制定法律，选举统领、首辅，“一有不当，通国谢之”，并加以评论，称，“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虽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拿破仑一朝，即可援为殷鉴。夫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众”。[29]强调由于有议会民主制度保障，法律不能随便更改，更不能随便破坏，国家可以避免长时间离开常轨，有效地防止腐败政治局面的发生。这在当时明显地具有批评封建专制的重大进步意义。
在哲学思想上，近代前期史学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前后龚、魏宣扬具有革新意义的公羊三世变易观，到19世纪末先进人士崇奉西方进化论，作为新的观察历史和社会变动的指导思想。公羊三世说的雏形，是《公羊传》作者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30]，其中包含着对历史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这样一种宝贵的观点。至东汉何休，又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据乱——升平——太平。”[31]东汉以后，公羊学消沉一千多年，到嘉道年间，公羊学说重新崛起，“翻腾一度”，并被进步学者龚、魏所力倡，发挥其“微言大义”，耸动人心。龚自珍将它改造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32]魏源也将公羊变易观点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观察之中，提出了“气运说”来解释面临的历史变局。至戊戌维新酝酿时期，赞成维新变法的进步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都喜读《公羊》，康有为更将公羊三世说跟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1895年以后，严复着手翻译《天演论》（1898年出版），向国人传播一套具有严密科学体系和鲜明实证特点的近代进化论学说，因而使夏曾佑、梁启超等进步人士无比倾服。进化论的传播，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33]，它使立志改革的人物有了新的思想武器，也使自《海国图志》撰成以来经过几十年酝酿的近代史学产生新的飞跃，跨入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时期。
二、“新史学”的倡导和发展
20世纪初年的中国，一方面处于清朝腐败统治和列强加紧侵略造成的严重危机之下，另一方面又正是新思想奔涌的时代，爱国留学生们大量翻译日本的新著作，其中有《史学原论》《史学概论》等多种，与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的时代大潮相呼应，掀起了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进化论这一反映时代精神的先进哲学思想，又为学术创辟新境界注入新鲜的活力。梁启超于1902年所写《新史学》一文，即成为激烈批判封建旧史、宣告具有不同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到来的宣言。
旧史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相沿二千年，层层堆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近代史学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必须以凌厉的攻势廓清其谬误，使人们猛醒过来，认清封建毒素的危害。梁启超正是执行了这一时代使命。《新史学》对旧史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理论基础是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史学必须增长国民意识和激发爱国精神。而旧史则站在国民的对立面——为封建君主、臣僚而作，更不懂进化为何物。由此造成旧史“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项严重积弊和封建毒素，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或是墓志铭的汇集。这些批判虽欠作具体的分析，态度过激，却打中要害。因此梁启超大力呼吁要实行“史界革命”，对旧史实行彻底改造，运用国民意识和进化论作指导，创造出符合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34]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史学。梁启超还对新史学的发展方向分三个层次加以界定：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层界定，恰恰是以旧史宣扬循环史观、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只记载社会表象而忽视因果关系和进化法则等项弊病为鉴戒而阐发，从此，宣告了在指导思想上、内容上跟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因此，尽管《新史学》所作的设想尚嫌简单，却具有开辟近代史学发展新阶段的意义。在同一时期，梁启超还撰著有《中国史叙论》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前者提出了修撰中国史的初步设想，论述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性、中国史的分期等问题，显示出远比旧史家开阔得多的眼光。后者以简要文字对中国数千年意识形态作出颇有系统的概述，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缺陷，这些特点产生的条件，对后代造成的影响，精见纷出迭现，令人目不暇接。这两篇著作，大大壮大了梁氏倡导新史学的声势。时隔不久，夏曾佑撰成《中国古代史》（1904—1906年，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已完成上古至隋朝部分。此书以进化论和因果律为指导，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作了别开生面的论述。作者破天荒第一次以进化发展观点为指导，提出了一套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自成体系的学说，划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期。夏氏划分历史阶段，所注重的是国势强弱、文化发展及民族关系，并且特别重视“世运”“变局”，考察历史发展的转折，往往能作出独到的分析。书中还激烈地批判专制主义的罪恶，反映了本世纪初进步思想界要求结束专制制度的时代呼声。跟书中新鲜的内容相适应，夏氏在编撰上也采用了新颖的形式。故此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评价为“上下千古，了然在目”，读之“有心开目朗之感”。可以说，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即是从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著作《新史学》开始的。梁启超本人对于新史学的进一步建树，是在1918年他宣布脱离政界、专力从事著述和大学教课以后。在其一生最后十年间，他先后完成《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多种著作，对社会史、学术史、文献学以至文化史等项研究作出贡献。跟严复、康有为、夏曾佑只有前期、没有后期不同，梁启超在前期是维新领袖和新史学倡导者，后期仍对学术文化多所贡献，进一步实践其“新史学”的主张，这同他的爱国思想、国民意识和重视学术上的新旧更换是分不开的。而且因他学识渊博，史学之外，文学、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都做出值得称道的成绩，尽管梁氏治学有“浅尝多变”的弱点，但从总体上，不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
五四前后，为新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并且产生很大影响的有两位学者，一是从事古史研究以运用“二重证据法”著称的王国维，一是创立“古史辨派”的顾颉刚。
王国维（1877—1927）古史研究的成绩是以运用新材料为基础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关于新史料有四项重要发现：殷墟甲骨文；敦煌及古代西域各地的汉晋竹简；敦煌石室唐人写卷；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这些发现，为方兴未艾的新史学提供了运用新史料、新方法的极好机遇。王国维即在运用甲骨文研究古史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他之前，罗振玉对搜集和刊布甲骨文有大的贡献，并且已开始将甲骨文上的商王名号与《史记·殷本纪》相对证，指认出卜辞中商王名号二十二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35]王国维在罗氏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他综合《史记》及其他古代文献与卜辞相对证，对整个商王室世系作总体的研究，出色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了震惊学术界的成就。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这种近代科学方法，使传统的文献资料与出土的考古资料同时为古史研究服务，这就丰富了古史研究中的可信资料，扩大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就文献而论，他又能突破以往研究者仅从史书上找证据的局限，而将以往视为神话、小说，不当作历史材料看待的记载，如《楚辞》《山海经》，也加以重视，与考古材料互相补充印证，得出重要的新见解。作于1917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两文，是王氏考史名作。他把与卜辞相质证的文献范围，由《史记》扩大到《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汉书·古今人表》《吕览》，甚至扩大到金文，广参互证，而使前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他手里迎刃而解。例如王亥，他首先注意到：卜辞中多记王亥事，“乃祭礼中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而《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只记载：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查《史记索隐》所注：“振，《世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据此，王氏先判定：“《史记》之振，当为核或垓字之讹也。”然后，王氏引《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今本竹书纪年》中也有“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的记载。王氏遂作出肯定，以上三种文献中的“王亥”“殷王子亥”“殷侯子亥”乃是一人，又列在上甲微之前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36]至此，王国维又从甲骨文中考证出一位商先公名号，而且以详审的证据纠正了《史记》的一项误记。王氏又进一步指出《世本·作篇》中的“胲”，《楚辞·天问》中的“该”，《吕氏春秋·勿躬篇》中的王氷，记的都同是王亥。用同样的方法，王氏又考证出卜辞中的王恒也是商先公，“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又识出卜辞中的唐就是商朝开国之君成汤。根据卜辞中报乙、报丙、报丁，字皆在匚中，考证出卜辞中的田就是上甲微，并且第一次采用甲骨缀合之法，考证出上甲微以下的世系应按“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排列，改正了《殷本纪》中作“报丁、报丙、报乙”的误记；预言示癸与大丁之间应阙大乙，也为以后学者所证实。[37]
由于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考证新史料，使文献所证几千年前的商先王先公世系获得了实物的确证，而《史记》这部古代杰出史著在总体上史料价值的可靠性也得到证实，且证明后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以科学方法，可以有根据地纠正两千年前史家的误记。对于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和价值，王国维本人曾用简约的文字加以表述：“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8]王国维的成就给学者们很深刻的启发：只要方法对头，广搜证据，缜密考证，就能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郭沫若对王国维有中肯的评价，称他是“新史学的开山”[39]，又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40]杨向奎教授也有精辟的论述：“他用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证实文献上的记载，使久已沉埋的史料又活跃起来。”“如果说‘古史辨’派在扫荡不科学不合实际的古史传说上作出了贡献；那么王国维则在建设可信的古史系统上作出了成绩。他们是一破一立，同时存在，至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乃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41]
从1920年底以后，顾颉刚（1893—1980）即以提倡大胆疑古辨伪著名，吸引了其他学者参加，形成了以他为主将的“古史辨派”。[42]顾颉刚从事古史辨伪工作，首先是受到清代乾嘉时期学者崔述及晚清今文学家康有为的影响。顾颉刚本人吸收了近代学术（包括进化论）的营养，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复古主义进步潮流的熏陶，他先后提出两种很有影响的论点。第一种，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要点有三：（一）对传统中的古史演变过程加以考辨，即可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后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43]这个理论一提出，立即得到钱玄同的“欢喜赞叹”，赞誉这种说法是“精当绝伦”，希望顾氏“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44]第二种观点是进一步的发展，他又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45]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道破了自古相传的非科学的古史系统的由来，确实显示了对过去的成就加以审查考辨的近代眼光。古代儒生“嗜古”“尚古”成癖，越往后竟将上古史事推得越远，附会穿凿，造成许多迷误，必须对这些臆说加以扫荡，才能建设起科学的、可信的古史体系。“古史辨”派打破了历代相传、视为神圣的旧说的权威，对于后来建立真实的古代史作出很有意义的积极的贡献。考辨是否信史的四项标准也有重要价值。因为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统一国家，甚至认为尧、舜时代也已经是统一国家，并且认为唐尧、虞舜是至圣之君，上古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浇薄，国家难治，造成难以改变的复古倒退意识。因此，古史辨派从事打破旧的古史体系，是同五四时代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的，也是推进史学近代化、向建设科学的信史目标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46]郭沫若曾经明确地予以肯定：“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47]但是古史辨派也有明显的局限，这就是“在怀疑和抨击古史方面有时过头，以至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它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48]。这是因为顾颉刚误信了今文学家法。顾氏本来对今文家有批评，曾说：“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49]但是他后来相信了今文学的家法，相信康有为所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传，走到了原先看法的反面。顾氏在提倡民间文学及历史地理领域也作出贡献，解放后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从事《尚书》研究尤有成就。
顾颉刚从事古史辨伪还受到胡适的影响，这从《古史辨》第一册两人通信及顾氏所撰《自序》明显反映出来。
胡适（1891—1962）于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即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当哲学教授。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其后，胡氏为《水浒传》作长序，考证《水浒》本事的来历和演变的层次。这些都给顾颉刚以直接的启发。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于1919年出版，对学术界曾有相当大的影响。当时人们感到它新鲜，不仅由于它讲中国哲学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更由于它重视讲历史方法论。在此书《导言》一篇中，他讲研究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二是“求因”，三是“评判”。但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先须做一番“述学”的功夫。所谓“述学”，第一步是“审定史料”，第二步是“整理史料”。审定史料的证据可分五种：一是“史事”，二是“文字”，三是“文体”，四是“思想”，合称为“内证”；五是“旁证”。整理史料的方法约有三端：一是“校勘”，二是“训诂”，三是“贯通”。周予同教授曾评论说：胡氏所讲史学著作应该达到的“目的”，应该采取的“方法”，而他本人的著作，却“不能说完全依着这步骤，达到这目的”[50]。以前梁启超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是有系统的论述，但像胡著这样比较全面阐述治学方法，并且拿出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来，却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具有启发、引导的作用。蔡元培为之作序，称赞他具有“截断众流”的勇气，并且拿此书跟守旧学者讲中国哲学史首先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相比，肯定了胡著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从另一面说，也恰如梁启超所批评的，从《诗经》讲起，将《尚书》《周易》《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有关宗周时代的哲学资料全部丢开，这毕竟“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梁启超称此书是显示出“观察力”“组织力”“创造力”的名著，同时批评书中的肤浅和错误，如书中“把知识论作为论中国古代哲学唯一观察点”，全书主要讲孔子及诸子，但除墨子外，对于各思想家学说多数失之偏颇，讲诸子勃兴的时代背景也未得要领等。[51]总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及围绕它展开的评论，对于推动更有价值的系统著作出现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胡适在五四时期，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而受到李大钊的严厉批评。
近代史学名家陈寅恪、陈垣的一些重要著作系撰写于三四十年代，抗战爆发之后他们都明确表明爱国的立场，不过这些著作尚不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出，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史著有所不同，故可以归到新史学的发展这个标题内来叙述。陈寅恪谙熟古代典籍，继承了乾嘉考证方法，同时他在欧美长时间求学并担任研究工作，采用了西方近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二者相结合。他长期致力的范围是“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采用了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化关系、因果关系等“外来观念”和方法，与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考证功夫结合起来，既善于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又具有比他的先辈开阔得多的眼光，从比较和联系中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意义的大事。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讲“外族盛衰的连环性”，揭示出：《通典·边防典》“突厥”条记隋末中国北部群雄俱向突厥称臣；《旧唐书·李靖传》讲高祖称臣于突厥；《通典·边防典》“突厥”条讲突厥内乱；《旧唐书·回纥传》讲回纥薛延陀部由盛而亡。这些材料似乎互相孤立，经过他的周密考证，实则说明唐初由于突厥强大，唐高祖也得向突厥称臣。十年之后，由于突厥内部天灾及乱政，外部毗邻的回纥兴起的威胁，因而给了唐朝廷以“可乘之隙”，太宗一举擒降其颉利可汗。后来回纥的衰落，则又由于黠戛斯的崛起威胁。据此他概括为“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52]另一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同样能做到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又能作综合分析，探求带规律性的东西。陈寅恪治史具有“通识”，又表现在他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史料。他曾论述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片断性的史料，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综合联贯的研究；相反，若对古人“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53]。并且认为，辨别材料的真伪固然重要，但材料的真伪不过是相对的，伪材料若能考定其作伪的时代及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利用之，则有时也同真材料一样可贵。又认为对于儒家及诸子“经典”，也必须用历史发展眼光有分析地慎重对待。这些见解，都发前人之所未发，扩大了史料范围，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他还采用诗文与历史记载互证的方法，写成《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此书作于新中国成立后）等著作。
陈垣在文献学和宗教史上成绩卓著。他在文献学上做了总结性的工作，发展了传统史学讲类例的方法。他善于将有用的材料按类区分，归纳出若干问题，然后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排比说明，并加议论发挥。他早年成名之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就用这种方法，“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后来他用类例的方法撰成两本名作。《史讳举例》在宋代洪迈，清代顾炎武、钱大昕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历代古书避讳的通则，区分为八十二例，不仅帮助解决阅读史籍的疑难，而且进而利用它来辨别古书的真伪、时代、书中后人窜入等问题。[54]《校勘学释例》一书，则是他在用五种本子同沈刻本《元典章》对勘时，找出沈刻本的谬误一万二千余条，他选择其中十分之一区分为八十二例，从而总结出校勘学的一些通则，可以应用到校勘别的古籍。如他在《序》中所说：“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他诸史，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也。”在宗教史方面，他先后写有多部著作，于1938—1940年撰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旨在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思想，以此激励今天坚持抗日战争的人们，指斥投降变节行为。这部书标志着陈垣的治学旨趣上升到更高层次。此后，又一连写出《清初僧诤记》（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通鉴胡注表微》（1945）等著作。环境越恶劣，压力越大，他却写得越多，越精彩；其原因，就是自觉地把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中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精华，视为“抗战根本措施之一”。《通鉴胡注表微》一书，进一步把考辨与议论结合起来，深刻地评价史实的意义，慷慨地抒发作者的思想主张。白寿彝教授评论说：此书“代表了援庵先生后期著作中的丰满的成就”[55]。著者着意把长期被掩盖的胡三省的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发掘出来，用来鼓舞抗战事业。书中进一步点明生死观：“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生死之宜，固可由修养而得。”[56]深刻地论述坚守民族气节的重要性。在《治术篇》中，则论述学术不能脱离政治，尤当民族生死关头更是如此。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成为主流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标志着史学近代化产生了意义更为重大的飞跃。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人物。郭沫若则成功地做到将这一崭新的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对中国历史作出系统的深入的分析，他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又先后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撰成多部具有科学价值的著作。于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主流。
李大钊（1889—1927）是史学家，又是革命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不久，李大钊出于他的爱国热忱、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对世界潮流的观察，很快就认清了这一革命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推翻剥削者、成为国家主人的实质，并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18年7月以后，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重要文章，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说明世界历史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是20世纪不可抗拒的潮流。1919年，他力图帮助《新青年》杂志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论文，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实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立即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以公开信的形式，严厉驳斥胡适的谬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而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57]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李大钊是创始人之一。在此几年间，他在北京大学等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系统地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它的产生的必然性，它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其中，尤以1924年著成的《史学要论》一书最为重要。这本书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概论著作。共分六节：（一）什么是历史；（二）什么是历史学；（三）历史学的系统；（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论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他提出区分客观历史和历史记载的不同概念。“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而像《史记》、二十四史等，“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58]这就告诉人们：旧史只是古人以其观点和能力所及留下的一种记载，不等于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过程；这客观的历史，有待于现时代的史家用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搜集各种史料去重新认识它。由于历史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那么了解以往人类的历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未来的方向。“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藉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59]李大钊论述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引起的伟大变革，“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60]“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61]因此，李大钊提出要不断“动手改作”历史。“一时代有一时代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62]最后，李大钊号召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把科学地研究历史与争取劳苦大众解放、创造新生活的斗争联系起来，“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63]显然，李大钊所论述的这些问题，对于新史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近代史家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这部名著酝酿和写作于1928年至1929年。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郭沫若流亡日本，是处于日本特务监视、生活困难、资料匮乏种种恶劣条件下，发愤写成的。郭沫若把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同认清革命的前途直接联系起来，他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他要用历史研究驳倒“国情特殊”论，证明“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以此鼓舞处于困难时刻的国内人民看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同时他要探求中国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本身的特点，谱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64]为此，他把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扎实的文献考订功夫结合起来。他继承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考证成果，继承了罗振玉，尤其是王国维研究甲骨、金文的成绩，出色地对旧史料作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史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周时期的社会生产的生活方式也得以重现。前此，李大钊为传播唯物史观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提出改写历史的任务，现在郭沫若继续了他的工作，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系统的清理，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划时代的著作。此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评论就说：“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65]这一时期，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甲骨文分类研究、金文研究和青铜器断代研究等方面也做出出色的成绩，把古器物学、古文字学推向新的阶段。他由于据日译本翻译了米海里斯《美术考古一世纪》一书，吸收了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这对他的卜辞研究和青铜器铭文的分类研究有直接借鉴作用。这又说明，科学无国界之分，研究者要努力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科学成果，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也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郭沫若于1937年7月回国参加抗战。在抗战时期，写了大量的史剧、史论，对鼓舞民众的抗战意志和帮助革命事业起到很大作用，《甲申三百年祭》（作于1944年）还被中共中央作为整风文件看待。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在三四十年代，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是范文澜在延安所著《中国通史简编》（著于1940—1941年）。抗战以前，范文澜曾先后在天津、北京、开封各大学任教，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书，治学基本上不出考证学范围。抗战爆发，他到了游击区，在火热的革命熔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他的学术思想产生升华，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在撰成《中国通史简编》之前，他在延安撰有关于古史分期的文章，赞成吴玉章所持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66]并在延安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得到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肯定。《中国通史简编》共五十六万字，1941年出版上古到五代部分，次年出版宋辽到清中叶部分，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撰成的中国通史。此书问世之后，受到各解放区干部、群众的欢迎，1947年在上海也终于刊出。这部书，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内容更丰富、水平更高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奠定了基础，而且它本身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范文澜在此书的“绪言”表明，他的研究工作，要全力总结出唯物史观所总结的人类社会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避免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毛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综合，范文澜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夏以前是原始社会，夏、商是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西周至鸦片战争前是封建社会（中间分为三个阶段）。以后长时期关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一派，也就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这部著作还具有以下四项成就：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色，做到主干清晰，而又有血有肉；肯定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同旧史将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人的旧做法划清了界限，广泛地叙述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重视叙述历史上的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重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联贯，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孕育于明清时期多种社会矛盾和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67]，大大推动了史学界对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以往史学界有关近代史著作甚少，有的著作有进步的观点，但篇幅较小，内容单薄，有的则从唯心史观出发，任意曲解史实。范著《中国近代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的系统叙述，恢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来面目，标志着近代史的研究进入科学的阶段。这部著作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的腐败，使中国社会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歌颂了从平英团到义和团等一系列人民斗争的英勇气概，同时有力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如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绊脚石，从而深刻启发中国人民认清近代以来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目标，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意志。此书的出版，使人们尤其是热血青年受到深刻教育，“许多人因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赴延安，……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68]。
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也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吕振羽（1900—1980）撰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专著甚早，在30年代已完成了三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北平人文出版社）；《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上海不二书店）；《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上海黎明书店）。在40年代，又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于1941年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第二分册于1948年完成，旋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中国民族简史》（1948年大连光华书店）。以上这五部著作都曾几次重印或增订再版，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撰著是同社会史大论战直接相联系的。1933年，这场有关对中国历史性质和革命道路基本看法的论战再掀高潮，引起了吕振羽极大关注。他很不满意于一些“理论家”们既缺乏正确的理论，又不清楚中国的历史，致使治丝益棼，徒增混乱，因而批评说：“（我）深深的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们——大多不是如实的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69]又一方面，他对2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疑古过头的风气也甚为不满，认为其结果使古代传说中一些宝贵的史料也被抛弃掉，史前时期无人问津，也无法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故指责他们“不只把中国历史说成支离破碎和漆黑一团，并把它截去一长节，硬说中国的历史只是从甲骨文字等文献可考的商代开始，而且一开始就是有阶级制度和国家权力的时代；说商以前的历史，全系儒家伪托，等等。许多人随声附和，竟形成一股‘疑古’风和‘疑古’派”[70]。因此他决心加以纠正，填补这一研究的空白。他阐明他研究的目的是：“第一只在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引起大家来研究；第二只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71]本书的研究说明，吕振羽做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文献与考古材料并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的知识，第一次对我国原始社会史作了初步有系统的清理。他论述了远古居民经历了原始人群居生活、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然后由此进入奴隶社会。这同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是一致的。他还考证出神话传说所反映出的远古居民活动区域与有关文物出土区域大体相一致，关于神农氏和尧、舜、禹神话所指明的时代和仰韶文物所指明的时代大体相一致，这样就为神话传说中反映了原始社会的史影提供了有力证据。故翦伯赞曾评论说：吕振羽的大胆尝试，“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中国无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72]。《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在下述两个方面作出贡献。第一，他根据当时中国地下出土文物史实，认定殷代确已进入奴隶社会，并从财产形态、阶级构成、国家形成过程等项作了全面考察，创立了殷商奴隶制学说。并且，根据考古学界对殷墟出土器物和遗迹的考察，从当时铜器冶炼技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工艺所达到的水平，得出殷商非新石器或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器时代”的结论。又从文献上关于殷人酗酒成风的记载，以及酒器的大量出土，推论出殷商时期已达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才提供了多余的粮食，而殷商已达到相当高度水平的文化，也只有在较高的剩余劳动之上才能创造出来，这一切与阶级对立（奴隶主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国家形成的社会发展水平正相适应。故殷商不是氏族社会，而是奴隶制社会。第二，他提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认为：周灭商以后，奴隶已被解放，原来殷代国家的土地被宣布为“王有”，封赐给贵族和各级臣僚，他们成为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形成了由天子、诸侯、大夫、士组成的封建领主阶级与被称为“庶人”或“小人”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立。并论证西周封建制的形成过程大致到宣王中兴时完成。故吕振羽是“西周封建说”的首倡者。关于此书所阐述的上述两项观点的价值，吴泽教授曾评价说：“吕著的可贵之处在于创立了殷商奴隶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这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建树的意义。”[73]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吕振羽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进程提出了更深入、更有系统的看法。对商代，他系统论述了“成汤革命”“伊尹放太甲”“盘庚迁殷”“殷纣亡国”等重要历史事件，对当时的战争、家庭婚姻制度、宗教等等都有更深刻的阐述。又进一步论证商周之际是一次革命性变革，而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并且论述周人如何在殷的奴隶制废墟上建立起封建制度来。此后在修订本中，他补充论述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西周中央地区在周宣王时完成确立了封建制，东方齐、鲁等国到春秋时才完成，而吴、越、楚等甚至到战国时才完成这一过渡；而且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明不能仅就发展不平衡中的某一面或部分，便全面地肯定为封建制或奴隶制。书中论述了自春秋开始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到战国时便盛行了，并完全取代了领主制，二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即由此树立。对于封建社会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作了较深入的阐述。《简明中国通史》完成后，新中国成立初柴德赓评论说：“直到今天，象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实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功于历史教学的。”[74]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独到的论证被视为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如：“该书对‘西周封建论’的加强，使它的影响更加扩大，更加广泛而深远。”“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和他后来的论证，给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75]《中国民族简史》写作于战争岁月，内容虽然简略，却也具有特色。一是，吕振羽研究民族问题，同加强全国各民族团结、迎接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建设，自觉地联系起来。二是，重视“活材料”。作者一向重视了解民族状况，30年代曾访问过广州水上疍民，在延安和到东北解放区后，也常访问和调查少数民族状况，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中，侯外庐（1903—1987）以对思想史有精湛的研究著称，而实际上，他对社会史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4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四部重要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3），《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3），《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1944—1945），《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与杜国庠、赵纪彬合著）。侯外庐在治史以前，曾长期研究、翻译《资本论》，故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治史以王国维、郭沫若的继承者自任，一是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另一方面重视文献资料的解读、使用，继承前人优良方法，进行正确的训释，为古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根据。他的研究工作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一是，通过深入钻研经典作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提出中国古代文明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经由不同路径，前者是“早熟”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的著名理论。二是，他始终把研究社会史与思想史二者密切结合，做到一方面找到代表各个时期思想家的思想的著作所由产生的时代土壤，另一方面特定的时代也由其所产生的特定思想体系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三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学派，集众人之长，壮大研究队伍，发展学术成果。
翦伯赞（1898—1968）在三四十年代著有《历史哲学教程》及《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历史哲学教程》撰成于1938年，主要分历史科学的任务、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等几个方面论述。作为一部较早的阐述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科学基本理论的著作，作者在不少地方是做得好的，坚持并发挥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关于历史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问题，作者正确地论述了：历史科学研究两项最主要的任务，一是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见那支配人类历史的合法则性”，二是又要运用这一合法则性为指导，“把历史的具体性复现”。“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的统一探究中，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之具体的内容。……不仅在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76]又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有“反作用性”，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唯一的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基础与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之在历史上之统一的发展”[77]。并且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予以驳斥。
翦伯赞还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着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封建势力与布尔乔亚在其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又同一地有其隶属性，所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们不能因为在政治上保有形式上的独立性，而遂忽视作为这一政治的基础的经济之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存性与隶属性。何况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形式，也并不完整。如关税不能自主，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以及内地的外国驻军权等之存在，这一切，都从经济上的隶属反映为政治上的隶属。并且也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如许多买办阶级的代言人，到处在歌颂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78]。这些见解，在当时讲都是正确而深刻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撰成于1943—1944年），对于远古、殷、西周至秦、汉历史的叙述更有系统了。第一卷为“史前史、殷周史”，在“西周——初期封建社会的形成”的总题目下，分别论述西周封建国家的创立、西周社会的经济构造、西周社会的社会关系等项，对于西周分封制度、农奴制的剥削关系、劳役地租的实行，征引了大量文献及考古材料作论据，故能言之成理。第二卷为“秦汉史”，注重叙述不同时期经济状况、土地制度、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分别在“土地所有制的关系之变化与农业”“土地再分配·农民复员与农村关系的恢复”“土地兼并与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土地分配与农业生产的向上”“土地兼并·赋税·徭役与农民的赤贫化”等题目中，论述秦、西汉、东汉不同时期的土地关系、农民经济地位及社会状况的变化。这一卷的又一特色，是“努力于考古学资料的应用”。作者形象地说：有关秦汉的“考古学的诸发现，他们不知吹送了多少新生命到纪传体的秦汉史之中。由于这些新的史料之发现，从前在文献史料中仅能想象、或不能想象、乃至完全不知道的史实，现在已有若干被具体地显现出来了”[79]。书中用考古遗址发现等资料说明汉代中西交通的发展，汉皇朝对西域的经营，用汉简的材料证明河西至盐泽的烽燧设施和守备制度，都是很突出的。这两卷还配有大量插图、地图，甚便读者。
经过郭沫若、范文澜这些学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披荆斩棘、艰苦努力，到40年代末为止，多种新型的通史、断代史、专史、文物文献和史学理论著作先后撰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崭新的理论风格、著述的气魄、科学态度和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赢得了大众和学术界同行的尊敬。他们所具有的观察力、创造力，以及在文献资料上的深厚功力，都获得了同行们由衷的钦佩。至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它具有强大的学术优势和影响力，并且为行将到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近代史学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以上是对近代史学的发展趋势的鸟瞰。综观近代史学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开辟新境的历程，我们至今仍可真切地感受到其中活跃的生命。近代史学是当今史学的昨天，与今天的史学以至整个文化走向关系极为密切，近代史家所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格外宝贵。现举出以下明显的几项：
（1）近代史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紧密，对推动近代社会的前进贡献巨大。《海国图志》《日本国志》《新史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通史简编》等名著的产生，无不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进步史学家当日生活在转折的时代，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或问题，以论述、反思历史的形式把它们提到人们面前，寻找解决的办法。时代精神的集注才使这些名著闪现出光彩，具有久远的生命力。近代进步的思想潮流是了解外国、向西方寻找真理，这一方向首先正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所以这部著作才被梁启超评价为“其论实支配百余年来之人心”。《日本国志》在戊戌维新时期也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中国如何变弱为强的问题，故当时即有官员称：“此书早流布，省币二万万两。”《新史学》鼓起过20世纪初青年批判封建专制的热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在革命低潮时期，向陷入苦闷中的青年指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逃脱一般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预示了未来的方向，因此，“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象打了针强心剂”[80]。我国古代优秀史家司马迁等人开创的史学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的好传统，在近代史家手里大大发扬了。近代史学的演进告诉我们，记载了本民族艰难奋斗历程、总结了前人经验和智慧的优秀史著，是具有多方面社会功能的，它们能够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激发爱国的热情，使大家更加认清前进的方向，并且可以帮助确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的对策。历史学不是无用，而是大有用处，这门学问有理由要求人们给以更多的关注。
（2）近代史家向我们昭示了不断追求真理、开阔视野、把握机遇的成功道路。陈寅恪曾经形象地将能否把握机遇，跟上学术潮流称为“预流”或“不入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81]他是针对敦煌学而言的，但所讲道理，却适用于各时期出现的学术潮流。19世纪末开始的进化论传播，20世纪初批判专制和宣传革命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在此前后在学术研究上应用新材料和新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举诸项对于学术界来说，都是提供了开拓新局面的机遇，形成新的潮流。近代史上卓有成就的史学家，无不紧紧地把握机遇，迎流而上。他们注重学习新的理论，应用新的方法，才相继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使一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提高到全新的水平上。今天的学者也应不断开阔视野，改进研究方法，为学术工作开创出新的局面。
（3）近代史学对于推进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自从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此后即开始了东西方文化撞击的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文化，输入了进化论、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以后是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一再代表了中国近代进步文化的方向。但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我们的民族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在近代落伍了，如何在学习西方文化进步东西的同时，发扬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使二者结合起来，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的课题。近代史家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他们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中优良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之发扬光大。总结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推进80年代以来的“文化反思”和确定当前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4）史学研究成果的最后形式是历史著作。史家的观点正确与否，他对于历史问题如何理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得当，最终都在史书中得到体现。近代以来，在流行“章节体”的同时，还有史家在探求“新综合体”的编撰形式。近年，这种“新综合体”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上创造。寻源溯流，总结前代史家探求史书体例的经验，对于改进今天的历史编撰也将有所裨益。
后面二项，还需要作专题讨论。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
[2]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
[3]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第35页。
[4]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7页。
[5]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8页。
[6]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319页。
[7]魏源：《康熙戡定三藩记》，《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页。
[8]魏源：《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圣武记》，第399页。
[9]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证》，《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7页。
[10]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证》，《魏源集》，第181页。
[11]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第184页。
[12]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第207页。
[13]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页。
[14]魏源《暹罗东南属国今为英吉利新嘉坡沿革三》，《海国图志》，第449页。
[15]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第26页。
[16]见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州总叙》，《海国图志》，第1611页。
[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323页。
[18]徐继畬：《欧罗巴》，《瀛寰志略》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19]徐继畬：《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瀛寰志略》卷九，第291页。
[20]夏燮：《中西纪事》卷八《江上议款》，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慎记书庄石印本。
[21]夏燮：《中西纪事》卷十三《粤民义师》。
[22]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一《国统志一》，光绪二十四年（1889）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刻印。
[23]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明治维新诗记事”。
[24]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邻交志上一》。
[25]黄遵宪：《日本国志叙》。
[26]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27]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清光绪十六年（1890）长州王氏淞隐庐铅印本。
[28]见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七《志学术》。
[29]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志国会》。
[30]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传文。
[31]见《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何休注。
[32]见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页。
[33]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1906年1月第2号。
[34]以上《新史学》引文，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32页。
[35]见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106页。
[36]引文均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9—422页。
[37]以后，董作宾又以缀合的第三片甲骨证实王氏此说，见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部分。
[38]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见《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39]郭沫若：《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7页。
[4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41]杨向奎：《略论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
[42]1926年由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在北京出版，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其中第四册、第六册的编者是罗根泽，第七册编者是童书业，余皆为顾颉刚所编。
[43]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44]见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67页。
[45]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96—102页。
[46]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47]《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九“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305页。
[48]杨向奎：《论“古史辨派”》，《中华学术论文集》，第28页。
[49]《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50]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3页。
[51]见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50—68页。
[5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5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书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54]见陈垣《史讳举例·序》，《励耘书屋丛刻》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7—1259页。
[55]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人民日报》1980年12月30日。
[5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生死篇》，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66、376页。
[57]《再论问题与主义》，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页。
[58]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198页。
[59]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45页。
[60]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9页。
[61]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1页。
[62]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2年。
[63]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选集》，第247页。
[64]均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65]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李霖编《郭沫若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219页。
[66]详见《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67]此书按原计划为《中国通史简编》（下册），1945年范文澜离延安前已写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部分，题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此后习惯上视为单独著作。
[68]朱瑞熙等：《范文澜》，《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4页。
[69]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页。
[70]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61年新版序》，第2页。
[71]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第6页。
[7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73]吴泽：《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吕振羽》，见刘茂林、叶桂生著《吕振羽评传》一书代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74]柴德赓：《对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50年9月3日“星期增刊”。
[75]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164页。
[7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二“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第60、62页。
[77]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五“历史的适应性”，第152页。
[78]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六“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第232—233页。
[79]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序”，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页。
[80]尹达：《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页。
[8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