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修史风波
东汉永平五年(62)的一天,熙熙攘攘的长安街头突然传出令人吃惊的消息:前司徒掾(丞相府属官)班彪之子班固,因为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被逮进了京兆监狱问罪,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带走了!他家中老母及大小慌成一团。弟弟班超为了救班固出狱,已单骑从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老家,急驰到京城洛阳,向汉明帝上书申诉。班氏兄弟命运如何,引起了人们种种猜测议论。
“私修国史”的罪名,在当时严重得足以把人吓死。长安官宦人家都记得:西汉元帝时,元帝之弟东平王刘宇来朝见,曾郑重其事地上书求元帝赐给《太史公书》,元帝认为此事关系极大,找来大将军王凤商议。王凤不禁正色禀告皇帝说:“一国之史,岂是诸侯王之所能据有?!东平王来觐见,应该懂得君臣之义,非礼勿言。《太史公书》之中,记载有夺取天下的兵略谋策,记载有天下形势险要,若让他掌握,难保没有后患。陛下可委婉地劝释他多读《五经》,那些才是圣人的制作,其余旁门小道的书,看多了对保住诸侯王之位没有好处。”待东平王见面时,汉元帝果然按照大将军这番话,把他拒绝了。现在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最低的郎官也不是,父亲班彪死后,在京城洛阳都呆不住,回到咸阳老家,却有如此大胆,私修国史,这不是干犯了大禁吗?人们还猜测:当今皇上汉明帝以严厉督责下属,刑罚峻急著名,不久之前,扶风郡还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叫苏朗的被人告发伪造图谶,逮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前前后后的事情联系到一起,难怪班固被人告发、逮问入狱的消息传出后,一时风声很紧。
班固本人则忧愤交加,心痛欲裂。他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多年来夜以继日,发愤写作,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西汉一代二百一十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乱政,其中盛衰治乱,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来,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也将近四十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环顾海内,非吾莫属,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班固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弟弟班超身上,班固的心,也随着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到达洛阳宫阙。对这位同胞手足的胆识才华,班固素来十分了解和赞赏。班超志向远大,文章和口才都很出众,尤其可贵的是,他富有谋略,在危难面前无所畏惧。班固多么希望弟弟这次勇敢地驰赴京城向皇帝申诉,能使自己得到昭雪!
没过多少日子,长安城再一次引起轰动:朝廷明白宣告,班固撰史不仅无罪,而且得到皇帝的嘉许。原来,班超赶到洛阳上疏,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慷慨陈言,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志向和辛勤的情形一一禀告,无所隐匿。正好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收的书稿送至京都。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能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确是一部奇作,敕令立即释放,加以劝慰。并且召班固到京都皇家校书部,授他“兰台令史”之职,(据《汉官仪》载:东汉共设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提供了完成著史志愿的保障。当时,东汉朝廷正组织一批史官,其中有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编撰汉光武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奉命参加,加速了这项工作的进行。朝廷嘉奖班固,提升他为“郎”官,成为一名正式官员(郎官是两汉时入仕的重要途径,分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秩三百石以上)。汉明帝敕令班固利用“兰台”“东观”藏书之便,继续完成他的著史事业。班固从受诬入狱到授职修史,堪称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出值得回味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