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罗马世界的建立
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
意大利使用铁器的民族中，我们发掘的最早的遗址之一离现代的博洛尼亚不远，我们称之为维拉诺瓦（Villanova）。随后，类似的文化也被考古学家称为维拉诺瓦；公元前8世纪，这类遗址在意大利中心地区很好地得以建立。一些“维拉诺瓦人”已经与腓尼基人以及南部的希腊殖民地的居民进行贸易。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共同拥有了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我们对他们的认识，还有很多方面模糊不清。考古学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他们的文化，而不是历史和纪年。不同的学者认为独特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形成于公元前10至前7世纪的不同时期，对于具体的时间则意见不一。他们甚至无法就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起源于何处达成一致，尽管伊特鲁里亚人显然不是最早的意大利人。不管他们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到意大利，他们都在那儿实现了民族的融合，他们中有土著的后代，也有公元前1000多年的印欧入侵者。
约公元前1000年，维拉诺瓦正在大力开采厄尔巴岛上的铁矿，厄尔巴岛位于托斯卡纳海岸之外，现称之为伊特鲁里亚。它们提供的铁制武器似乎促成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在最鼎盛的时期，其统治可能囊括了从波河直到坎帕尼亚的整个半岛中部地区。伊特鲁里亚的社会组织形式仍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在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城市间的宽松联盟。伊特鲁里亚人有书写能力，他们使用一种起源于希腊的字母，他们可能是从大希腊的城市中获得这种字母的（尽管他们的文字还没有完全被解读），而且他们相对富有。
公元前6世纪，伊特鲁里亚人在台伯河南岸建有一座重要的桥头堡，在众多的拉丁小群落之中，另一个民族长期定居在坎帕尼亚，这就是后来的罗马。它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台伯河的水位足以让它建桥，但也没有达到足以让海船通过的高度。伊特鲁里亚人的遗产通过罗马保存并流入（且最终消失于）欧洲人的传统中。罗马通过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首次接触到希腊文明，在几个世纪中，罗马在海陆两方面都与之保持着联系。希腊影响的滋养可能是罗马最重要的遗产，但它也沿袭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很多制度。其中一方面就是它在“几百年”间都以军事目的组织其民众，最浅显的例子就是罗马的角斗比赛、公民凯旋式以及预兆解读——通过牺牲者的内脏来辨明未来的情况。
约公元前6世纪末，拉丁城市对其统治者发动起义。期间，罗马摆脱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在此之前，城邦一直由塔克文家族（Tarquinius）的伊特鲁里亚国王统治，后来传说塔克文家族的最后一任国王在公元前509年被驱逐。不管确切的是哪一年，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因为与西部希腊人斗争而受到压制，其他拉丁民族成功发起挑战，并从此走向独立。尽管国王的流放明显是决定性的时刻，但后来的罗马人还是喜欢往回追溯到更远，声称他们的城市是由一个叫罗慕路斯（Romulus）的人于公元前753年建立的。我们无须对此过于认真，但母狼哺育罗慕路斯及他的同胞兄弟瑞摩斯（Remus）的传说则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早期罗马对伊特鲁里亚人情感的信息，我们从罗马人的迷信中会发现他们对狼特别崇拜。
马其顿和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5世纪为罗马第一共和国时期，也是希腊最鼎盛的时期。正是从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世界，罗马人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文明，并且成为希腊一些城市的光辉历史和腓尼基商人活动的一部分，不过相对于希腊文化的中心领域——爱琴海地区和小亚细亚而言，罗马还是显得有些边缘化。所以这种状态又维持了两个世纪。尽管罗马很早就开始地区性的政治扩张，但只有当罗马进入东部地区时才开始改变世界历史。出人意料的是，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一个进一步扩大的新的希腊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
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一股新生力量开始在希腊世界的北疆活跃起来，那就是马其顿（Macedon）王国。马其顿居民说希腊语，他们的代表经常出席泛希腊的节日。马其顿国王声称他们起源于《伊利亚特》中伟大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并声称他们绝对而且非常明确地统治过一个希腊城邦，是希腊人的一部分。但很多希腊人并不同意，他们认为马其顿人是蛮族，几乎未曾开化，更不用说等同于爱琴海地区、爱奥尼亚地区以及大希腊的城邦居民了。毋庸置疑，马其顿是一个比雅典或科林斯更为野蛮、粗暴的地区，马其顿国王必须管理由山区部落首领组成的统治阶级，他们可能未曾对雅典辩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马其顿改变了历史进程，它促使希腊文明经历了一次新的巨大的发展。
公元前359年，一位有能力、有雄心的国王上台，其雄心之一就是让人认可马其顿是希腊的一部分。腓力二世（Philip Ⅱ）最初担任一位幼主的摄政，后来成为国王（通过罢免幼主成为合法的统治者）。周围环境都对他有利：希腊城邦因为长期的斗争已精疲力竭；波斯又受到一连串起义的困扰。马其顿黄金储备丰富，腓力可以储备一支强壮的军队，这支军队以后的效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腓力个人的努力。考虑到他年轻时在底比斯看到的希腊作战方法，他决定设置一种新的队形加以应对，这种方阵由配备长矛的十行步兵组成，这些长矛比普通的矛要长两倍。手执长矛的士兵略微站开，这样后排士兵的长矛就能通过前排士兵之间的空隙向前刺。结果就形成了刺猬状的有尖头的队形，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为了支持方阵，马其顿人拥有装甲骑兵和围攻列队，围攻列队配有诸如石弩之类的重型武器。腓力及其儿子正是凭借这支军队结束了希腊本土城邦的独立，结束了一个历史时期——即公元前335年前的城邦时代。底比斯被夷为平地，其居民因反抗而受到惩罚，沦为奴隶，这将是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充斥着迅速而壮观的变化的时代开始的标志。
亚历山大大帝
腓力的决心之一就是带领希腊人与波斯展开一场新的战争，但公元前336年，在对波斯采取行动之前他就被暗杀了。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就是一直以来被称为“大帝”的历史人物之一。有关他名字的传奇让他几千年来都成为别人崇拜的偶像。然而，除了首先是一名士兵和征服者以外，他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虽然如此，很多关于他生活和人格的真实情况至今仍保持着神秘性。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希腊人，相信阿喀琉斯是他的祖先，并且在战争中随身携带一本珍贵的荷马史诗抄本。他的私人教师是亚里士多德。虽然有时候很鲁莽，但他是一个勇敢的士兵，是一位精明的将领，也是一位伟大的首领。他推翻了统治者，但他对他们的民众表现出同情；他也可能表现得易怒而暴躁，他好像曾经在一次争吵中，在醉酒的状态下杀死了一位朋友。他可能赞成谋杀他的父亲。从公元前334年他带领一支从希腊很多城邦集结来的部队穿越亚洲攻打波斯，到10年后死于巴比伦（可能死于伤寒），年仅33岁，他对历史的决定性影响显而易见。
亚历山大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经历。从公元前333年在小亚细亚的伊苏斯战役中打败波斯以后（希腊人为他送来祝贺），他沿着波斯帝国的路线前进，先是往南穿过叙利亚到达埃及，然后北返，往东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一路追击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后者在逃亡途中就被谋杀了。长期作为近东地区强国的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帝国至此终结。亚历山大继续前进，穿过伊朗、阿富汗，越过奥克苏斯河（Oxus），到达撒马尔罕（Samarhand）。他在查可萨提河畔（Jaxartes，今锡尔河）建立了一座城市，然后再次南下，入侵印度。在离印度河200公里左右，刚好进入旁遮普地区时，他那些疲惫不堪的将领让他返程。一场可怕的远征开始踏上归程，他们沿印度河而下，然后沿着波斯湾北部海岸到达巴比伦，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在此处逝世。
亚历山大短暂的人生除了单纯的征服以外，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他的“帝国”把希腊影响散播到以前从未触及过的地方。他建立了很多城市（很多以他的名字命名：至今仍有几个亚历山大里亚城，以及其他一些更多的有点冒充他的名字的地方），他还把希腊人和亚洲人混合在他的军队中，这样就组成了一支更加超越民族和地域偏见的军队。他把年轻的波斯贵族编入其中，还曾主持过一场大规模的手下9 000名士兵与东方妇女之间的婚礼。他自己娶了大流士的女儿作为他的第二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巴克特里亚（Bactrian）公主］。波斯国王过去的官员保留原职，继续管理被他征服的地区。亚历山大甚至采用波斯着装（尽管这没有彻底得到他希腊同伴的赞同；当他像波斯国王过去所做的那样，要求到他宫廷中的宾客对他磕头时，他们也不赞同）。
推翻当时最强大的帝国，结束希腊城邦的独立时代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行为，尽管它们的全部影响在当时还没有立刻显示出来。很多最积极的成果都在他死后才出现，当时无论在希腊本土或非希腊地区都一样，这种影响就是让人们感受到得到他传播的广泛而深远的希腊思想和希腊标准，尽管没有影响到西部地中海。这就是为什么“希腊化”（Hellenism）和“希腊化的”（Hellenistic）这些词在他死后的一段时期得以创造并运用，而且还用于以前他的帝国所囊括的很多地区（大致而言，西至亚德里亚海和埃及地区，东至阿富汗山区）。这一世界结合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亚历山大并没有留下继承人来接替他，他的将领很快就在这片通过征服得来的土地上发动了战争。
希腊化世界
战争持续了约40年的时间才平息下来，之前帝国的领土变成许多王国，每个王国都由亚历山大的将领之一或其后代统治。这些人我们有时称之为“继承人”（Successors）或“继承者”（Diadochi）。其中最富有的王国是埃及，马其顿人托勒密获得其统治权。得到亚历山大的遗体以后，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将亚历山大的遗体埋葬于一个华丽的墓室中；这赋予他一种特殊的威望。而且，他作为亚历山大遗体的保护者，具有一种卓越的地位。托勒密建立了古王国时期的最后一个王朝，该王朝统治埃及以及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利比亚的大部分地区，直至公元前30年［此时托勒密家族的最后一人——富有传奇色彩的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逝世］。
然而埃及并不是最大的继承者国家。尽管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印度地区传给了一位印度国王，但他的另一位将领的后代——塞琉古（Seleucus）短时间内统治着从阿富汗到地中海的一片地区。塞琉古王国并没有一直维持那么大的版图。公元前3世纪早期，一个新的希腊化王国——帕加马（Pergamon）在小亚细亚出现，在巴克特利亚，希腊士兵还建立了另一个王国。马其顿本土在遭到蛮族入侵后，传给了一个新的王朝。期间，希腊旧城邦不时松散地组成联盟，继续腐朽不堪（尽管其中一些城邦在亚历山大死后希望恢复独立）。这些盛衰沉浮构成了历史的差异性，形成了政治上的重组，亚历山大远征所促成的成果正是从中体现出来的——希腊文明在这一框架中扎根，这是前所未有的。希腊语成为整个近东地区的官方语言，而且在城市中也作为日常用语得以广泛使用。
这一时期存在着很多城市，尤其是在塞琉古王国的版图上。王国鼓励希腊商人在城市中定居。但是这些城市与爱琴海地区的旧城邦不同。首先，它们的规模更大。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的安条克以及巴比伦附近的新都塞琉西亚，每个城市都发展到近20万居民。他们也不实行自治。塞琉古家族通过从旧波斯帝国接管的行省总督和行省机构统治全国，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将这种统治方式视为野蛮的专制统治。继承者国家的政府机构凭借的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而不是希腊城邦的传统。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都和旧波斯国王一样，被赋予半神的荣誉。埃及的托勒密家族恢复了对法老的古老崇拜，托勒密家族的第一人获得“索特尔”（Soter）的头衔，也就是“救世主”（Saviour）。
但是这些城市仍然显示出希腊特色。它们的建筑都是希腊风格的，城市里有剧院、体育场、竞技和节日的活动中心，这些和过去的城市里的非常相似。希腊传统也体现在艺术风格中。在所有希腊雕像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是在米诺斯岛上发现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雕像，现在在巴黎的卢浮宫［称为“米洛的维纳斯”（the Vénus de Milo）］，它就是一件希腊化时期的作品。随着希腊风格和款式的传播，希腊文化也得到发扬，尽管对一些乡村地区仍然无法触及（在所有继承者国家里，希腊语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母语，尽管很多城市居民都开始说各种版本的希腊语）。一些新作家又很快引进了希腊文学，他们在长期繁荣的环境中找到了受众和资助人。亚历山大的战争产生了一批丰厚的战利品，这些金银和珍贵物品刺激经济的发展，并使之能够供养艺术，以及维持军队和政府机构。希腊化世界比旧希腊世界要大得多，也为希腊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舞台。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拥有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两个图书馆，雅典的学院也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希腊化科学是过去已经消逝的东西得以继续的另一个标志。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在这方面功绩尤为卓越。欧几里得（Euclid）就住在那儿，他让几何学系统化并使之形成规模，这种结构一直持续到19世纪。阿基米德（Archimedes）发明了螺旋式抽水机，因在西西里修建战争机器时英年早逝而成名，他的成名也是因为他发现了物理学原理，以及在浴缸里发现其中一个原理的传说，他很可能是欧几里得的学生。在其他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中有测量地球大小的第一人，并最早利用蒸汽来传导能量。来自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得出以下观点，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而不是反过来太阳围绕地球运转；他的观点遭到同时代人的反对，因为它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观点不符，但这确实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由于希腊人更注重数学而不是实用科学，希腊化科学既没有对一些原理进行实验性测试的意向，也没有这样的仪器，但它还是使人类工具得到了明显的改进。当时的技术现状可能也让一些设想很难付诸实践（尽管这一观点已受到争论：有人认为只要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家产生构想，他们就有办法造出蒸汽发动机，阿基米德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能认为希腊化科学的巨大成就能弥补一些传统的丧失，这些传统包括政治上的自治，以及对生命目的和为人方式的缜密探询。然而希腊化世界还是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新道德哲学——禁欲主义。它大致提倡不管结果如何，品德高尚是每个人的责任。禁欲主义者宣称要实现禁欲，最重要的在于遵循统治宇宙和所有人类（不只是希腊人）的自然法则。这是为整个人类提供一套道德哲学的首次尝试。禁欲主义还首次谴责奴隶制，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精神飞跃，希腊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从未达到这一高度。禁欲主义将对罗马贵族阶层产生数百年的影响。
罗马势力的兴起
后来所谓的希腊化文明是希腊成就的精粹之一。罗马的文明也是如此，它最终也成为一个希腊化继承者国家。尽管在此之前，它已经拥有很长的历史。罗马公民数百年来都坚持他们古老的共和国传统，即使当他们生活在一种更像君主专制的制度下时他们仍然这样认为。这对后来的欧洲不无重要性：公民原则观念以及某些共和主义神话将在未来得到培养，后来的欧洲人认为他们从罗马共和国继承的正是这些内容。
罗马共和国实际上存在了450多年，即使在那以后，共和制度名义上也仍然存在。罗马人总是喜欢反复强调他们对良好的古老习俗的延续和忠诚（或强调他人的不忠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关于这类主张有很多实例，诸如英国主张继续实行议会制政府，或如明智的美国建国者那样，同意建立一部至今仍在成功运作的宪法。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变化也开始出现。罗马人逐步破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如何对此作出解释。然而，因为所有这些变化（或可能因为这些变化），这种破坏并没有阻止罗马地中海世界，以及超越地中海范围的罗马帝国的建立。如果曾被阻止，那么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对我们而言可能不比科林斯或底比斯的历史重要。
罗马帝国的灭亡还是提供了一些最明显的标志，欧洲人把这些标志归功于罗马；未来的欧洲人在文学和艺术上都活在罗马人的影响中。不只是地中海周围的非欧洲或欧洲沿岸，还有西欧大片宽广的土地上，以及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这类遗迹也仍然可见。在一些地区（尤其是罗马本土），这些遗迹非常丰富。它们大概经历了将近1 000年的历史才出现在那儿，在那之后，人们又用1 000年时间关注并惊叹于这些遗迹。如果我们不像我们的祖先常做的那样回忆罗马的成就，无法对此加以体会，那么我们至今仍会迷惑甚至惊讶于为何人类可以创造那么多的成果。
当然，历史学家们对那些伟大的遗产研究得越仔细，对阐释罗马理想和罗马实际的证据筛选得越谨慎，我们就越会发现罗马人毕竟不是能力超凡的人。罗马的宏伟壮观有时候更像是华而不实，罗马演说家宣称的美德听起来更像是现今很多政治演说里的伪善言辞。但它毕竟还是留下了惊人而稳固的创造力的精髓。最终，罗马用一种自觉获取的精神重置了希腊文明的环境。当希腊文明开始瓦解罗马人的时候，那些回忆这些文明的罗马人仍然感觉他们自己是像罗马建城者一样的罗马人：所以，他们实际上有些排斥自己信仰希腊文明的意识，尽管只是在当时，但这是罗马人最为重要的意识。尽管它在物质方面令人瞩目，而且偶尔表现粗俗，但能解释罗马成就的核心还是罗马人的思想。罗马自身的思想，是它表现出的并付诸实践的价值观，这种观念将来有一天人们称之为“罗马精神”。
早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实力的扩张就已经让整个地中海世界形成一个统治系统，罗马帝国为很多统治提供了框架和雏形，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早期共和国一开始注重城邦政治，后来又注重与邻邦的关系。罗马前两百年的历史充斥着剧烈的内部斗争，这些斗争的兴起有时候是因为比较贫困的公民要求拥有和比较富裕的家族（即“统治阶级”）一样的权利。随着时间的延续，财富变得更加重要，而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尽管有两位祖先曾担任过执政官的贵族家庭，其成员才有资格当选执政官或其他高级官员。统治阶级家族长期控制着元老院，从很多保留在纪念碑上的铭文中可以看出元老院是主要的行政机构，在罗马军队的基座上写着：SPRQ——希腊语“罗马元老院和公民”（Roman Senate and People）的首字母缩写。
不知为何，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却没有因此造成致命的伤害，尽管随着对民众势力的妥协，其政治制度慢慢发生了变化。然而，尽管罗马的下层公民赢得了多次胜利，在权利分配中享有更多的份额，但罗马从未实现民主制，罗马贵族始终长期控制着罗马政体。长期以来，典型的罗马公民就是农民，他们受益于那里的气候和沃土，当受到良好的统治时，或者有时候也没有受到良好的统治，这些气候和土壤因素总是让意大利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并展示出之后的意大利人在开发这些有利条件时也经常表现出来的勤劳和技术。早期罗马正是依赖于农民的劳作；在此我们不能考虑之后几百年的主要大城市，这些城市以进口谷物为生，因大量的移民而膨胀，这在罗马前几个世纪非常典型。长期以来，典型的罗马人都是独立的小农。只有到公元前2世纪，城市居民拥有大庄园并依靠奴隶劳动种植谷物或橄榄（为了榨油）等商品作物，这一现象才开始普遍出现。最后，罗马人将伤感地追忆那段朴素的时期，当时罗马的共和政体和品德是靠自由的小农公民支持的。
这种有限的农业基础让我们很难解释罗马扩张的第一阶段。我们不能说罗马人总是充满侵略性并渴望征服。罗马统治（和之后的帝国统治一样）其扩张更多的是因为恐慌，而不是因为贪婪。而且扩张都很缓慢。尽管公元前5世纪，罗马的版图是它邻邦的两倍，而且罗马势力随后取代了伊特鲁里亚人在意大利中部的霸权，但这不是罗马连续进行成功扩张的历史的开端。公元前390年，来自北方的蛮族，即我们所谓的高卢人，洗劫了罗马城（根据传说记载，罗马人撤退到主神殿，最终是靠鹅发现了高卢人对主神殿发动的突然袭击，鹅发出啼叫声提醒罗马人敌人来袭，才使神殿幸免于难）。然而150年后，罗马人控制了阿尔诺河（Arno）以南的意大利地区；所有这些地区不是被罗马共和国统治就是被其同盟者所统治，这些同盟者为罗马军队提供兵力，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同盟国公民来到罗马时享有罗马公民权。
早期罗马有很多战略上的优势，城市的地理位置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有利条件就是当凯尔特人部落从北部向伊特鲁里亚人施加压力时，后者因为与希腊和其他拉丁城市的斗争而分散了精力。罗马也拥有一套军事系统保证其能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力：如有需要，每位拥有财产的男性公民都必须在军队服役。在共和国早期每位步兵都必须服役16年（尽管不是整年都服役，因为战役都从春天开始，到秋天结束）。这为罗马提供了一套军事组织，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变成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事组织，它由5 000人的罗马军团组成，其首先操作的就是坚固的密集方阵，这一方阵配有梭鱼状的长矛。由于罗马的同盟者具有向罗马派送分遣队的义务，罗马军队能获得的新兵资源也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
公元前3世纪早期，一些大希腊的城邦请来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拉斯（Pyrrhus）帮助他们反抗罗马。他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发动战争，以为自己可能会像亚历山大一样在西部建立一个帝国。他赢得了战争，但损失也非常严重，以至于我们今天都用“皮拉斯的胜利”一词来表示某种胜利，即其损失大于胜利本身的价值。
布匿战争
托勒密家族似乎一度想跟罗马结盟，但罗马共和国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当务之急就是进入非洲，因为罗马的位置比埃及更靠西。迦太基位于今天的突尼斯沿岸，他们起源于腓尼基人，但是比曾经的提尔（Tyre）和西顿（Sidon）都要富裕。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和撒丁岛都有居民点，具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势力。他们与西西里的希腊人有时结盟有时作战，对意大利西部及其港口贸易而言，迦太基对其构成了长期的威胁。三次布匿（Punic，该词源于“腓尼基”一词的拉丁语词源）战争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经过20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以后，第一次布匿战争于公元前241年结束，这次战争使罗马形成一支海军，而迦太基人不得不放弃西西里，在西西里岛（Sicily）西部还出现了首个罗马“行省”。从此以后，整个意大利本土地区不是作为罗马共和国的一部分进行直接管辖，就是正式与罗马共和国结盟。而且，罗马控制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这些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首次对外征服。
在历史记载中，战争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值得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用战争作为编年分期的标志。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始于公元前218年），迦太基人已经在西班牙定居，他们居住在“新迦太基”［现在的卡塔赫纳（Cartagena）］。当迦太基人的势力进入埃布罗河（Ebro）时，罗马开始产生警惕。在迦太基最伟大的将领——汉尼拔（Hannibal）的带领下，配备有大象部队的迦太基军队向意大利进军，并随后进攻西班牙沿岸仅存的一个独立城邦。罗马人随后面临的是战争和一段困难时期。很多同盟者背弃罗马，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并恢复了控制权。腓尼基人在意大利作战12年以后已疲惫不堪，并被赶出意大利。罗马元老院允许他们成功的将领——西庇阿（Scipio）进军非洲，公元前202年，他在札马（Zama）击败了汉尼拔，为罗马解决了最大的麻烦，即罗马在西部唯一的重要敌人。这也决定了地中海西部的命运。迦太基人不得不订立损失极其惨重的和约，但很多罗马人仍然非常担心。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的时间不长（结束于公元前149年），但它以迦太基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迦太基人的城市被摧毁，传说所有的耕地都被原地碾为平地，所有的田地都被撒上了盐。这些细节可能不大真实，但这次战争确实标志着腓尼基势力在西部的终结。
帝国
从此以后，罗马虽然名义上还不是帝国，但实质上已经是帝国了。波河地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被罗马占领，因此整个意大利已经归于罗马。推翻迦太基也意味着锡拉库萨的垮台，后者是西西里最后一个保持独立的希腊城邦，因为它曾经与迦太基联盟得更为紧密；现在整个西西里都成了罗马的属地。西班牙南部也被征服。从西西里、撒丁岛和西班牙获得的奴隶和黄金很快让一些罗马人意识到征服也许可以赢利。在更趋东部的地区，罗马人已经开始涉猎希腊政治，因为马其顿曾一度与迦太基结盟。公元前200年，雅典人和帕加马王国直接请求罗马帮忙反抗马其顿和塞琉古王国。当时罗马人已经做好了在东部参与更多事物的心理准备，因此他们作出了回应。
在东部地区，公元前2世纪至关重要。马其顿被推翻，希腊城邦降为从属地区，帕加马最后一位国王于公元前133年将其领土遗赠给罗马。同年，一个名为亚洲的罗马行省建立，包括安纳托利亚西部边界。此时西班牙北部已被征服，法国南部［高利亚（Gallia）或高卢（Gaul）］也很快被占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法国北部陷落，然后罗马就在东部进行更远的征服。罗马共和国已经成为帝国。
这一惊人的成功的历史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版图上的变化。其中一种虽然难以评定，但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罗马文化的进一步希腊化以及希腊化文明向西部的传播。当然，罗马很早就已经开始吸收很多希腊文化了，甚至是通过伊特鲁里亚人的遗产加以吸收。随着帝国的建立，并且开始直接参与东部的统治和政治，希腊化影响也变得多种多样，并且更具说服力。罗马人和其他野蛮的征服者（马其顿人）一样，在文化上被希腊人俘虏，被希腊人视为另一批蛮族：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阿基米德在沙地上思考几何问题时，被一个罗马士兵撞倒，他不知道阿基米德是谁。然而，罗马人现在却疯狂地热衷于希腊化风俗。奢华的浴室后来成为罗马文明的典范，而这正是源于东方。首部罗马文学作品就是从希腊剧本翻译过来的：第一部拉丁语喜剧就是效仿了希腊模本。希腊化的艺术作品向西流入罗马人的收藏品中，并在那里找到了仿效者。从此，罗马上层少年的教育通常包括对希腊经典著作的学习，现在他们受到的教育是要把希腊文化的这种文学表达当作罗马人自己的根基一样尊崇。罗马公民也更多地开始迁徙：在这一全新的罗马希腊化时期，他们可以更加轻易地从地中海的一端迁徙至另一端。
有些人并非自愿迁徙：公元前2世纪中期，1 000多名人质从希腊城邦被送往罗马。其中一人就是波利比乌斯（Ploybius），他在公元前220至前146年继承修昔底德的衣钵写了一部罗马史。其主题是罗马成功推翻迦太基并征服希腊化世界；他把这看作对亚历山大事业的补充，即让统一体达到更广阔的区域；他还意识到罗马统治对其臣民是有利的。罗马权势给地中海及近东这样更广阔的地区带来了更长远的和平（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这在以前从未实现过。虽然罗马国内的政治滋生出腐败和暴力，罗马行省的一些统治者也可能腐败不堪，共和国政府还是给很多民众施加了法令。它提出了一套习惯法。很多像波里庇乌斯这样的非罗马人从中受益，至少罗马人欣赏那些在他们看来传播公正、无私思想体系的人，也欣赏这些人的文化成果。罗马人也为这种成就感到骄傲；这是他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在面对整个希腊化文明的重要性时不得不寻求自我认同。这一实际成果对世界历史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罗马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创立了一种政治和军事模式，这种模式如果说在中国确实出现过的话，那么至少在中国以西的所有地区都不曾出现过。很多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帝国内并存，为这一世界性的整体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他们自身又都在各种程度上受到这个整体的影响。
欧洲凯尔特人
罗马疆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超出地中海地区，即使在意大利往北也只到达波河地区。罗马人在波河地区遇到了“高卢人”，高卢人的祖先曾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劫掠过罗马。这些蛮族是分布在北欧和西欧的所有同语系种族中的一支，其中较远的种族到达多瑙河地区。其中一个种族的历史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在罗马人入侵以前，高卢人所达到的文化水平是地中海世界以外的所有欧洲人中最高的。这个种族就是凯尔特人，他们的语言在西欧一些边缘地区被保存下来，也零星地从其他语言中得以保存。
凯尔特人是熟练的铁器制造者，他们达到了精湛的技术水平，生产的艺术成果为史前古器物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考古资料显示有两处早期的居民集中点，建于公元前7至前5世纪之间，一处位于阿尔卑斯山西麓，另一处位于多瑙河上游稍微偏南的地区。凯尔特民族从这些中心区域往北到达莱茵河和威悉（Weser）河河口，他们似乎也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张，扩张过程中当然会征服已在当地居住的民族，但凯尔特人并没有消灭这些民族。公元前600至前400年间，他们在西班牙、不列颠群岛定居，而且实际上已经在整个现在的法国地区定居［也就是“高卢”，该词来源于罗马人的“高利亚”（Gallia）一词，意即高利亚人的土地］，然后又在波河地区以及利吉里亚地区（Liguria）定居。他们往东沿多瑙河而下。希腊人称他们为“凯尔特人”（Keltoi），公元前300年后不久，马其顿人就遭到凯尔特人的劫掠，德尔斐也未能幸免。公元前3世纪，一些凯尔特人远达小亚细亚（在一位当地国王的邀请下），后来我们所知的加拉提亚（Galatia）就是他们在小亚细亚定居的地方。
尽管凯尔特人内部也时常发生战乱（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凯尔特人很可怕，都是好战的斗士）。在罗马人的记载中，凯尔特人各部落的名称也很容易区分：比利其人（Belgae）、赫尔维西人（Helvetii）、阿讷西人（Allobroges）以及很多其他部落，但凯尔特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身体特征［著名的不列颠博阿迪西亚（Boadicea），或者称布迪卡（Boudicca）女王就被描写成是一头红发的女人］。凯尔特人也有种族同一性，这可能促进了部落层面上的一些集体认同感的形成。他们拥有很多风格上和艺术上的共同特征，他们的带角头盔、长剑和盾牌证明了他们手工艺人的技术，同时也证明了他们战士的凶猛。但是直到公元前5世纪，他们才开始掌握书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作为弥补，他们在口头记忆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能力。拉丁作家们记载说，凯尔特人居住在城市中（civitates，拉丁语，表“城市”），这在君主统治下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当然他们在政治上还无法进化成一个足够统一的民族来抵抗罗马共和国的军团。公元前3世纪凯尔特人在意大利北部经历了几次不太明确的变故后，于公元前2世纪臣服罗马。高卢那不涅斯（Gallia Narbonense）为法国南部的一部分，于公元前121年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40年后，利吉里亚地区及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都并入罗马版图，称为“高卢-阿尔卑斯”行省（阿尔卑斯山靠高卢地区的一侧）。
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共和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大部分收入都不可避免地用于征服，这些收入有时靠奴隶制度，但通常都是靠税收获得。然而罗马共和国自身也为对外征服付出了代价，虽然这不会很快体现出来。罗马人喜欢颂扬他们自己遵循了所谓的“罗马传统”（mosmaiorum）——“我们祖先的习俗”。他们喜欢旧传统，喜欢继续按旧的习俗做事。罗马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古老的仪式得以持续，并以正确的方式举行。即使在做一些全新的事情时，罗马人也喜欢用古老的形式来完成。罗马共和国很多习俗的名字或形式（包括他们妄想他们的城邦是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其实已经不合时宜了，但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
罗马的公民身份就是最好的例子。罗马公民全都是男人，而且起初几乎都是农民。他们拥有投票和向法庭提出诉讼的权利，也有在军队服役的义务。几百年以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很多罗马原有领地之外的民众也渐渐获得了公民权。其次，布匿战争使意大利农民变得贫穷。征兵使罗马士兵长期脱离庄园和家庭，结果往往陷入贫困（第二次布匿战争给意大利农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等最终恢复和平的时候，很多过去的小农已经无法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从战争中获利的人开始囤积土地，将其经营成大庄园。奴隶（征服的战利品之一）有时用于庄园劳作。具有公民身份的农民逐渐流入城市，尽自己最大努力寻求生计。他们正向着罗马人所谓的“无产者”发展，这些人对城邦的唯一贡献就是生育孩子。这两大变化都影响着罗马的政治。贫困的公民越多，也就意味着政客们可以购买更多的选票，这些政客急于谋求职位，以便有机会获得对外征服所得的丰厚奖赏。政治因此开始成为元老院的任命权，他们为新的行省挑选总督，或从骑士阶层（equites）中挑选税务官。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任命权越来越值钱。
战争还促进了第三种变化：军队变得越来越职业化，成为一支专业部队，不再是一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编成军队的公民武装队伍，服役不再有财产限制。如果无产者可以服役，那就有足够的志愿兵自愿服役（他们愿意有偿服役），所以现在征兵几乎已经不必要了。有时候新兵确实还必须得是公民，但最后往往非公民也允许加入。然后作为他们服役的奖赏，他们也获得公民身份。这样，罗马军队逐渐与共和政府脱离。著名的罗马军团成为永久性的组织，军团中的士兵越来越忠诚于他们的战友或将领。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每个军团都带着“鹰旗”，鹰旗是罗马军团荣誉和团结的象征，鹰旗一部分由鹰作为宗教偶像，另一部分则由颜色代表军团所属家族。在这一背景下，军阀统治的阴影在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开始蔓延。
生活贫困的公民开始兜售选票；政客们有机会被派往新的地区担任地方长官或将领，从而获取更大规模的财富；军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或者说基本上是这样），并且越来越忠诚于军队本身及其领袖，而非元老院。这些变化虽然缓慢但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改变，而且这些现象持续了近200年，尽管很多方面看似并无二致，但在表象之下，上述现象已经开始改变这个国家，这是一种温和的变革。期间，罗马显然变得更加富有。在罗马公民中，不仅那些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的人从远征的成果中获得战利品和奴隶，连城市贫民也从中获利。当新的行省能够征税后，本国的税收就停止了。为了娱乐大众，很多昂贵的“竞赛”不断上演。一些新贵也开始着手美化罗马城和其他一些意大利城市，有时候这也反映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诸如罗马与东方和希腊城市的交流越来越普遍，后者的历史文化教育了罗马人，也逐渐得到罗马人的尊重。随着希腊化传播范围的扩大，一些新的潮流和标准也开始进入西方。
内战
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继续扩张。公元前58年，罗马吞并塞浦路斯。此前一年，一位名为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年轻政客被选为执政官。不久后他开始统领阿尔卑斯山以北高卢地区的罗马军队，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结束了凯尔特民族的独立状态，他还带领侦察兵两次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罗马人所谓的不列颠岛上，但是没有在那儿逗留。这可以被视为帝国最后的扩张。到公元前50年，整个地中海北岸，法国和各低地国家，整个西班牙和葡萄牙，黑海南岸大部分地区，以及现代突尼斯、利比亚所在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然而随着这一状况的继续，罗马政治的混乱也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共和国最终衰落的原因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但是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个人或巧合，历史变化通常如此。公民身份实际上扩展到整个意大利，这让罗马公民大会（只在罗马召开）仍然具有最后话语权的想法成为空想。而东方更多的战争产生了更多具有本国政治野心的军阀。非洲和法国南部（罗马高卢）的紧急情况致使将军可以拥有更多的特权，他们也是罗马本国的政治家，在用军事特权对付共和国敌人的同时，他们也用特权对付政敌。罗马成为危险之地——政治阴谋和政治腐败之外，现在又加上了谋杀政敌以及暴民的暴力行为。民众开始担心会出现独裁者，尽管独裁者会从哪里出现还不太清楚。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这位独裁者最终居然是高卢的征服者。尤里乌斯•恺撒在高卢的七年经历赋予他三大有利条件：当别人因为不断升级的混乱、暴力和堕落而受到谴责时，他刚好远离罗马；他变得非常富有；并且赢得了罗马军队的忠诚，这些军队受过最好的训练，拥有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的士兵认为他会照顾他们，会确保他们能拿到军饷，受到提拔，赢得荣誉。
恺撒始终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人们既把他视为英雄，也把他视为反派，他的名声摇摆不定。他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的时间并不长，最终毁于其敌人手中，尽管很少有人质疑他的能力。他写了个人回忆录记载他对当时一些最好的拉丁地区的成功征服，这有助于创造并维持人们对其权力的信仰。他的散文是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已经把日耳曼人“虚构”成一个种族群体。他有伟大的领导才能、冷静的头脑以及坚定的毅力。尽管按罗马标准来看他不算很残忍，但至少也算冷酷。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具有哪些德行，他都不逊于当时其他大部分政治家，而且还表现得比别人更优秀。
公元前49年1月，恺撒向罗马发动进攻。他以保护共和国免受敌人伤害为名跨过其行省的边界——卢比肯河（Rubicon），这是一种违法行为，然后带领军队进军罗马。他在非洲、西班牙和埃及地区发动了为期四年的内战，驱逐那些拥有军队并有可能利用军队反对他的政敌。他用武力消灭反对者，但也以胜利后的温和政策赢得了过去敌手的支持。获得胜利后，他细心获取元老院的支持，并成为终身独裁者。但现在一些罗马人担心恺撒会重新建立一种东方集权形式的君主制度。共和主义这样的伪善之辞为其敌人所用，他们最终联合起来，于公元前44年刺杀了恺撒。
罗马共和国形式上仍然存在。但是恺撒向着集权方向改变的状态却完好无缺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些问题不是靠拨回政治时钟就可以解决的。恺撒杰出的侄子，也是其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Octavian）用两年的时间追捕刺杀恺撒的政客，那些人也死了。恺撒被奉为神灵。然后，屋大维又发动了另一场内战，他甚至远征埃及［在安东尼（Antony）和克里奥帕特拉富有传奇色彩的自杀后，埃及正式被罗马吞并，成为一个行省］。当他回到罗马时，得到了他的旧部（以及他伟大的叔叔的旧部）的支持，他用权力让元老院为他所做的一切披上共和制名义的外衣。从形式上来说，他只是“凯旋将军”（imperator），该头衔意味着他在战场上统领过士兵。但他随后又年复一年地被选为执政官，这是共和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他又在适当的时候被冠以“奥古斯都”（Augustus）的荣誉头衔，这是根据已载入史册的奥古斯都•恺撒的称谓而来的。随着元老院赋予他越来越多的职位和荣誉，他的权力也不断增长，尽管他不停地强调这些都属于旧有的共和体制的框架内。他是“第一公民”（princeps），而不是国王。然而，事实上奥古斯都越来越依赖于靠掌握军队而得到的权力（他组织了首支专门在首都服役的部队——禁卫军），并越来越依赖于雇佣文职人员的官僚作风。他打算让一位男性亲属来继承他的位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收养继子（他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儿），但是在他之后，五位独裁者相继成为“凯旋将军”及“第一公民”。而且，公元14年他去世后，也被奉为神灵。由相对较少的一个阶层的政治家统治罗马的状态因此结束，这种状态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最终由罗马重要家族中的其中一员成功取代。
这些独裁者并不享有无所顾忌的权势，但他们开创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罗马帝国，整个国家步入新的历史进程。将来，它将受到罗马皇帝的统治，尽管这些皇帝需要依靠军队，而且因此需要满足军队。在同样以失败告终之前，帝国（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称呼它）还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就，甚至将罗马统治扩张到更远的地方。奥古斯都去世后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以及罗马旧传统的修复者而为世人所铭记。但是继屋大维的直接继承人——提比略（Tiberius）之后，三位独裁者没有一位属于自然死亡，而且有人认为提比略也不是自然死亡。
犹太人与罗马帝国
在奥古斯都执政的最后几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如果说历史重要性是由受影响的人数来衡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古代，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这么重要的事情了。那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名为耶稣（Jesus）的一位犹太人的诞生。我们非常确定这一事件发生在拿撒勒（Nazareth）、巴勒斯坦，但不太确定何时发生，尽管公元前6年似乎是最有可能的年份。
他对基督教的特殊重要性在于，他被信奉为神灵。从（真正）更世俗的层面上来看，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说那么多来证实耶稣的重要性。在他之后的整个人类历史都体现了这一点。简而言之，那些后来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即耶稣的追随者）将改变世界。就欧洲而言，他们比其他单个的人类群体更多地影响着基督教的历史。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些影响力可与基督教相比拟的事件，那么我们不能着眼于单个的事件，只有像工业化这样宏观的历史进程，或者是像史前时期的气候这样为历史创造条件的巨大力量才能与之相匹敌。然而人们对于基督教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的一致意见并不妨碍他们激烈地争论耶稣究竟是谁以及他致力于做什么这样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他的传教比他同时代的其他圣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他的追随者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还相信他后来从死亡中获得了重生。我们之所以是现在这样，欧洲之所以是现在这样，都是因为少数几位巴勒斯坦犹太人见证了耶稣受刑并复活这些事情。
犹太人属于东方民族，但看起来又让人觉得与众不同，他们与其他居住在近东地区的民族有很大的区别。然而简单地说，要了解耶稣，我们必须考虑到犹太人独特的宗教观，这同时也是耶稣共有的宗教观。犹太人长期只信仰一神，这一天地间无处不在的神灵把他的造化都体现在其选定的人身上。人们不能为他塑像，必须遵循他的戒律。让犹太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宗教仪式也是戒律的一部分。对犹太人产生更特殊的影响的还是他们的历史经历，他们将这段经历视为神灵介入的一种启示。犹太人传统的历史是1 000年流浪、遭难和流放的历史，其中偶尔有一段繁荣而和平的时期，上帝决定让他们得到一片圣地并在那里定居。这些具有英雄气概并受神指引的头领、祖先、先知、士兵和士师成为这段史诗般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但首先占主导的便是灾难，虔诚的犹太人耐心等待弥赛亚（Messiah）的到来，那时他们的灾难将最终结束。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把这段精彩的历史作为历史经验重要性的典范与后来公元前6世纪相联系，这时巴比伦的征服者摧毁了犹太人的宗教中心——著名的耶路撒冷（Jerusalem）圣殿，并俘虏了很多犹太人，将其流放到美索不达米亚。一些先知于公元前538年（波斯人推翻巴比伦以后）带领一些犹太人从流放地返回，他们确保圣殿得以重建，并开始宣讲对犹太教义更严谨、更狭隘的理解，目的是使犹太人与其他民族——“非犹太人”更加明显地区分开来。然而当巴勒斯坦置于塞琉古统治之下时，一些犹太人开始希腊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属于少数上层阶级；民众通常不信任，也不喜欢他们，这些民众毫无疑问忠于自己的传统，而且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坚持传统。公元前168至前164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犹太教改革，旨在反抗我们今天所谓的希腊化。这场改革以后，塞琉古王朝的国王开始谨慎地对待犹太人。
塞琉古王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于公元前143年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近80年的独立时期，然后朱迪亚（Judaea）被罗马占领。此后要经过2000年的历史，犹太人在中东地区才再次获得独立。但是希腊化国家最初给予他们行动和贸易自由，罗马统治期间也是如此，因此犹太人散播到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在罗马本土可能就有5万犹太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也有大量犹太人。这就是犹太人的“大流散”（Dispersion, Diaspora）。到奥古斯都时期，居住在朱迪亚地区的犹太人要少于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其他地区的犹太人。还有一些犹太人背井离乡，到了更远的地方，他们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和美索不达米亚，更远的甚至定居在印度半岛西部的港口。
一些非犹太人也被犹太教的道德准则、宗教仪式所吸引（有些甚至皈依犹太教），犹太教以阅读经典为主，不需要祭坛和祭祀，特别是因为犹太教承诺拯救人类。犹太人的历史观鲜明而鼓舞人心；犹太人种将在末日审判的烈焰中得到历练，但随后将集体得以拯救。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观念激起了怨恨，然而犹太人与其邻国的关系通常很紧张。犹太人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也很容易滋生普遍的偏见。
公元26年，一位新的罗马“行省财务长官”或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被派往叙利亚，这是叙利亚历史上很混乱的一个时期。朱迪亚属于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这一地区尤其混乱。最重要的是，犹太人憎恨罗马统治者以及他们的税务官，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也相互仇恨（他们的希腊邻居和非犹太的叙利亚邻居之间也是如此）。他们中间有重要的宗教派系。有些属于奋锐党（Zealots），该党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很多犹太人期待“弥赛亚”能提前到来，他由上帝指定，是大卫家族的后裔，也是《旧约全书》中最富有魅力的英雄，他将带领犹太人走向胜利。至于他是军队首领还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现在仍然存在很多争论。
拿撒勒的耶稣
耶稣在这样的期望中成长。彼拉多上任时耶稣差不多30岁。耶稣知道自己将成为圣人，他的布道以及坊间流传的和他相关的奇闻逸事在当地引起了骚动。关于他的生活，我们有《福音书》（Gospels）的记载，这些记载是由他的追随者在他死后，以认识他的人的回忆为基础而写成的。《福音书》的撰写是为了证明他们把耶稣视为一位特殊的人——弥赛亚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尽管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存在争论。他们清楚地表明耶稣的宗教教义完全正统，并坚持犹太教的仪式，但他的布道和说教强调犹太教本身的宗教仪式过于刻板，希望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这引起了犹太教首领的敌意。
耶稣在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以及随后的瞬间，很有说服力地向他的追随者证明了他的特殊性。耶稣被犹太教首领判有渎神罪，并被带到罗马总督跟前。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城市中，彼拉多急于避免进一步的社会冲突，所以他歪曲了部分法律的字面意思并允许将耶稣治罪。所以，耶稣可能于公元33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久以后，他的门徒相信他已获得重生，在那之后他们见过耶稣并与之交谈，他们知道他已升入天堂，虽然离开了他们但很快又会回来，那时他将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在世界末日那天对所有人进行审判。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确实不能认为这些记载是由完全不相信这些事的人写成的，也不能认为他们没有记录那些相信自己亲眼看到了其中一些事实的人们告诉他们的内容。同时也很显然的是，耶稣的人生并没有那么成功，他的教义之所以能留存下来，只是因为其在道德启示方面的影响。确实，他尤其吸引了很多贫民和被排挤的人，也吸引了那些认为他们固守的传统或行为方式已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犹太人。但是如果他的门徒不相信他已经战胜死亡，不相信那些受过洗礼而得救的人会像他的追随者一样征服死亡并在上帝审判后获得永生，那么这些成就也就随他一起覆灭了。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这些启示就在整个文明世界宣传开来，它们与罗马帝国联合并受到帝国的庇佑。
圣•保罗
这样，一支新的犹太教派（就是耶稣最早的追随者）得到传播，其最初是在帝国的犹太人群体中传播的，基督教（该词源于不久后给予耶稣的希腊语名字，意为“救世主”或“上帝选定的人”）因此形成了最早的地理分布。然而不久以后，耶稣也得以在非犹太人当中传播。这是公元49年基督徒（此后，Christians一词开始用来指代耶稣的追随者）在耶路撒冷宗教会议上所做的决定。除了那些亲身接触过耶稣的人［其中包括耶稣的兄弟雅各（James）以及他的门徒彼得（Peter）］，当时可能还有一位来自塔尔苏斯（Tarsus）的希腊化的犹太人——扫罗（Saul）。除了耶稣本人，他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被人铭记为圣•保罗（St Paul）。很多非犹太人已经对这种新教义非常感兴趣，但这是保罗在地中海东部大部分地区经过一系列航行和旅行进行传教后产生的结果，耶路撒冷宗教会议的主张是不应该要求非犹太人遵循犹太教义。遵循犹太教义意味着要接受犹太教的所有苛刻条件，主要表现在要接受割礼，并且经常要做斋戒，这两项教义解释了为什么从犹太教发祥的宗教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宗教，因为他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施加保护。
基督教绝对不是简单地由某个伟大的犹太布道者创立的，它是慢慢演变而成的，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靠自身演变而来的。它是一份历史的产物。现在，它开始脱离犹太社会，通过保罗逐渐与犹太教思想区分开来。据我们所知，耶稣本身的教义宣讲从来没有越出戒律和先知书的知识范围。保罗说希腊语，并受过教育，他把他对耶稣启示的理解用希腊语表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也用希腊人知识领域内的语言和思想来表达这些启示。希腊人对精神和肉体之间相区别的看法，对可见的物质世界与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之间相联系的看法，都流入他的传教过程中。他把耶稣视为上帝的化身，这激怒了传统的犹太人；这种观念在犹太教教义中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将成为基督教会向全世界宣讲的教义。我们可以认为保罗才是真正有意识地创造基督教的第一人。基督教会的大部分神学理论都根植于保罗对耶稣教义的阐释。《圣经•新约•使徒行传》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其可能引发的怨愤。
保罗抓住了机会。此时世界正处于和平状态，受到罗马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人们可以轻易地在各地安全地旅行，除非遇到自然灾害（比如保罗自己就曾遇到过海难）。与此同时，希腊语的广泛传播也让思想交流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基督教在耶稣遇难后的半个世纪里开始了对外传播的伟大事业。为了让教义得到传播，基督教徒很快开始相信罗马帝国本身就是由上帝创造的，这也不足为奇。一些人开始相信这是上帝对未来基督教的指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其他阴险的观念也开始扎根：就是不管怎样，真正杀害耶稣的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
我们所知的关于保罗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以煽动叛乱和亵渎神殿罪受到耶路撒冷的犹太首领指控时，他运用罗马公民的权利于公元60年就恺撒里亚地方长官的判决对罗马皇帝提出申诉。他来到罗马首都，等待审判。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尽管据基督教早期传统所言，他于公元67年在罗马殉教。不管他殉教与否，从那时起，他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独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