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础
地理
我们手头的地图总是让我们忽略了某些地理现实，即使是一些出现没多久的情况也不能幸免。轮廓的形成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大约可以从1万年前开始寻找欧洲，那时欧亚大陆西端的次大陆已经有了几分今天的形状。当时已经存在的很多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之后的历史，并将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影响数百万生命。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海角或半岛，它刚好从亚洲大陆向西边凸出，就像印度从亚洲大陆向南凸出一样。除了东部，即使是欧洲内陆地区，大部分也都离海洋不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在大陆的北部和西部有一些较大的近海岛屿（不列颠群岛），南部也有科西嘉岛（Corsica）、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岛及克里特岛。这些岛屿周围及大陆沿海地区还星罗棋布着其他很多较小的岛屿。大陆沿岸还分布着一些附属半岛，虽是附属，但面积仍然很大。其中最重要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布列塔尼、伊比利亚、意大利以及希腊半岛。几乎每一处海岸线上都交错分布着大量的峡湾、海峡以及海湾。其中一些由从内陆蜿蜒数百英里而来的河流孕育而成。
地理因素非常重要，但也有评论说历史是由掌握并发现地理真相的人创造的。海洋将成为欧洲变化和当地人生活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最初的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几千年以后，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进入海洋所带来的机遇会如此重要。他们往南面向两大几乎封闭的水域——黑海和地中海。在北部，波罗的海形成了另一个巨大的湖泊。另一方面，大西洋和北海对世界开放。当人类最终学会了如何在海上进行长途航行时，欧洲人发现他们可以顺利地绕开主要的风系和洋流，这为他们周游世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另一个重要的海洋因素就是湾流，以及由它带给欧洲西北部的温暖气候。但对温度最常规的决定因素还是纬度（其方位与太阳相关），欧洲的纬度和大量的大西洋水汽共同决定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雨水充足、气候温和。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冰原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消失，从此就再也没有重大的起伏或改变了。
这一温和气候区的北部边界线穿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北端有一半地区进入另一地形和植被区，与我们现在的俄罗斯北部有很多重合的地区，以冻土带、森林，最终以北极冰和积雪为特征。但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与中欧、东欧很多地区一样，具有一种所谓的“大陆性”气候，此处我们将首次提到区分东西欧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俄罗斯，夏天和冬天的温度非常极端。另一种独特的气候区位于欧洲大陆南部，它对欧洲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在，整个地中海沿岸的气候可能不像从前那样统一了。过去的南欧海岸要比现在绿得多，北非、地中海东部及近东地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看见的话，甚至会更醒目）。《圣经》中黎巴嫩的雪松产于一个树木繁茂的国家，比现代旅行者所见的要茂盛得多，北非也曾是一个盛产谷物的地区。尽管历史上地中海南北岸都比现在更为湿润、富饶，但干燥的气候已蔓延至北非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随之而来的沙漠如今与海的距离也比古代近了很多。我们不能把面朝北方的所谓的欧洲地中海内陆边沿简单地确定为其海岸线，但这条重要的长线是橄榄种植北部界限的标志。一位学者评论说：“去往南边的路上的第一棵橄榄树标志着地中海区域的起点。”(1)受气候和地形的限制（意大利就是沿着中央山脉两侧离海不远的地区展开的），欧洲在2 000年里几乎没怎么迁移过，其最初的城市都出现在欧洲南部。
地形和地貌比气候要稳定得多。英吉利海峡在史前时期出现或消失了不止一次，但最终再次出现是在8 000年前（尽管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时，海洋才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其后，局部地貌当然也会因为出现更多有效的技术而受到人为的改变，有些地方确切的海岸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特别是随着沼泽地排水技术的出现，即使是早期人类也能在河口附近地区定居，这也造成了对地表的人为影响。当然，自文明出现以来，欧洲大陆的基本形状变化得很少。
内陆地区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壮丽的群山以及众多的河谷。坎塔布连山（Cantabrian massif）、比利牛斯山（Pyrenees）、阿尔卑斯山（Alps）和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拔地而起，覆盖了除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大部分欧洲地区，这些山脉从南向北逐渐倾斜。比如说，以巴约讷（Bayonne）至莫斯科为线，该线以北地区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基本没有特别高的地形。这样就形成了较多的河谷，有些流经很长的距离注入大西洋、北海或波罗的海。尤其是河口地区，由于受到很多人为因素的影响，我们再也不能笼统地将其视为“自然”因素了。在伊比利亚，杜罗河（Douro）、塔霍河（Tagus）及瓜迪亚纳河（Guadiana）在离河口不远的地方就不适宜通航了，狭窄的河谷有风吹过，中央高地地势又高；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在罗马时期基本上就已经是沼泽地了；塞维利亚（Seville）经过一段时期的排水和深挖后成了一个重要的港口，但如今近海地区河道都已经淤积了，只有西班牙的埃布罗河（Ebro）流入地中海，但发源于大西洋沿岸附近地区，它为伊比利亚内陆地区提供了一道较为宽阔的河谷。
以上这些河流没有哪条具有像罗讷河（Rhône）、莱茵河、波河或（其中最长的）多瑙河那样的历史意义。这些河流彼此挨得很近，其源头都集中在阿尔卑斯山。东流的易北河（Elbe）、奥德河（Oder）和维斯瓦河（Vistula）都发源于维也纳附近方圆百里的地区，维也纳则坐落于多瑙河之上。最终，在俄罗斯有几条欧洲大陆最长的河流：德涅斯特河（Dniester）和第聂伯河（Dnieper）流入黑海；伏尔加河（Volga）流入里海。
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海岸线背后都有狭窄的平原，然后上升成陡峭的山脉。这些山脉导致内陆长期无法形成平坦的道路。最明显的就是法国西南部加龙河（Garonne）和奥德河（Aude）上游形成的大峡谷，罗讷河河谷，以及希腊的伐尔达尔河（Vardar）河谷。要想凿通阿尔卑斯山脉（最低的伯伦纳山海拔刚好过4 500英尺）或位于亚得里亚海（Adriatic）源头地区和巴尔干地区的较为平坦的邻近山脉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多瑙河、萨沃河（Save）和德拉瓦河（Drave）开辟了通往意大利北部和环阿尔卑斯山北麓的道路，这些道路较为平坦，但路线也较长。从南部进入欧洲要比从东部或北部进入欧洲难得多，因此地中海沿岸的居民更倾向于沿海岸寻找出路，而不是翻越他们身后的山脊。但是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共同的气候环境使他们必然能够与沿海其他地区进行交流（尽管要实现沿海航行之外的或不受季风限制的航行仍需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欧洲的河谷为其提供了几条主要的内部相通的南北通道（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史前时期就是如此）。东西向的交通将在某个时候通过别的地理特征得到改善，但这要到很久以后才能表现出来。冰雪的消融为树木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冰川消融以后是所谓的“苔原”气候时期，此时欧洲肯定很快（就史前时间长度而言）就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因而很难穿越或通过。起初在森林中，后来在林中空地上，一个个小群落里的人类真正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开拓这些广阔的林地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罗马人开始在其间开通道路，但主要的拓荒工作直到公元后才慢慢步入正轨。虽然近代一些欧洲人开始重新种植树木（英国现在的林地是本世纪初的两倍），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从来不曾中断过拓荒工作。尽管只是零碎而缓慢地进行采伐森林的工作，但这是人们第一次有意识地、系统地改变环境对欧洲的决定性作用。一旦绿地变少，陆地的另一个主要地理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北方大平原不断延伸，从相对狭窄的法国和低地国家开始向外扩展，呈扇形伸展到德国、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及俄国，最后逐渐消失于乌拉尔山脉（Urals）和高加索山脉（Caucasus）的山麓地带。这条道路后来成为一条双向走廊。亚洲的移民由于受某些尚未知晓的压力的影响（权威观点认为是干旱和人口过剩）不断沿这条通道西来。后来，西欧人也通过这片平原东行，开始移民并占用潜在的农耕地。
此处我们无意中又提到了在讲气候因素时已经涉及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在全书中将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哈布斯堡帝国的大臣、莱茵兰德人伯爵——克劳斯•梅特涅伯爵（Klaus Metternich）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认为，亚洲的起点就在维也纳离他办公室窗户不远的地方。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它是基于历史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是从地理的角度出发。这条疆界很难防守，也不经常使用，直到距离史前时代很久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其实，就哪里可以作为史前欧洲边界这一问题，不管是从地理上还是从气候上来决定，都必然有些武断，从人种上来说也很难决定。欧洲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界线将其区分开，不像大陆的西部，有海岸线为其提供如此鲜明的轮廓。因此本书在处理欧洲大陆地理范围这一问题时，将包含乌拉尔山脉至高加索山脉一线以西的俄罗斯地区，关于这一点下文就不多加赘述了。
这样，整个欧洲地区就达到了950万平方公里，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总面积的两倍多，大约相当于美国的领土面积。在这片土地上，巨大的经济潜力正有待开发。人们从原始时期就开始开发这片土地，先是到处觅食，然后又进行狩猎和采集。如果说一开始只是偶然性的行为，那么从更新世（史前最后一段时期，以大冰原的消融为止）末期开始，欧洲人就已不断地致力于改变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尽管他们只能逐步地对基本资源——土壤，进行充分的利用。
世界陆地的表面有一部分地区天然就适于耕种而不需要灌溉、化学药品、生物制品或重大工程方面的投入，欧洲人生活的土地就占其中很大一部分。尽管越往南可耕地的边界范围就越往山坡和山脉地带延伸，但大部分耕地海拔都相对较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通过垦荒及更好的管理，慢慢掌握了这种资源，这一过程虽然缓慢却很稳定，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大成就。尽管后来也是如此，但是欧洲人的人数增长如此迅速，以至于不得不进口食物。此时他们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希望由美洲大草原巨大的天然粮仓或由潘帕斯（Pampas）、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牧场提供食物；从这一角度而言，是历史扩大了欧洲的自然资源范围。但是欧洲从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有利条件。曾经有人推测冰河时代过后，欧洲的自然环境就一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然而欧洲和其他地区一样，农业的产生非常艰难。在欧洲出现农民之前很久，有些欧洲人就已经是渔民了，他们开始开发另一种巨大的自然资源——近海渔场的财富。
人类已经践行了很多通向文明的道路。在社会发展方面，从来没有永远不变的进程或普世的线性发展过程。同样有利的条件并非总能产生相同的社会结构或维持相同的文化发展速度。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西北部的大河谷地带，人们需要通过集体的努力来进行有效的灌溉，并控制洪水，这很可能刺激了这些地区进行迅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生活在那里的民族可能不得不把人们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作业，其目的就是为了生存。而另一方面，在早期的欧洲，由一些家庭组成的群落可以通过狩猎、捕鱼和原始农业彼此相处，维持生活，他们不需要复杂的政府或社会组织来管理他们的小群体。他们几乎不曾居住在乡村乐园中，但他们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即使那意味着他们要比其他地区晚些步入文明时期。
最早的欧洲人
人类究竟怎样来到欧洲，何时来到欧洲这些问题已经受到考古学家和史前学家的广泛讨论，但至今仍无定论。幸好这些问题对欧洲历史并没有影响，也不会妨碍我们。我们可以从以1万年前为终点的最后一个冰川期开始算起，当时全部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人种已经出现很久了。早在2万或3万年以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被鉴定为生理上具备现代人特征的人类。尤其是他们的大脑尺寸已经与现代人类接近了，在这方面，他们与其他大陆的人种成员很相似。在史前时期的最后阶段，土著的欧洲人在基因上与即将出现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类有同样的智力水平。这种智力水平给予人类一种天生的、特有的力量去改变他们的周边环境，形成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让人类表现出一种固有的心理上的二元性。这让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但也一直困扰着人类。无论是出于生理上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身上至今仍然有一种过去留下来的决定性的本能情绪遗传，同时也有一种能够放宽或限制这种遗传因素影响力的理性思考的力量。欧洲人在这些方面也不例外。
然而人类更多的其他鲜明的进化特征从1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划分出欧洲人的历史，使其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例如，早在公元前1万年，最初的欧洲人就已经注定了不会是黑皮肤的人种。在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这一时期下至最后的冰川期末期），居住在欧洲的人类就已经具备了生理上的特征，他们的肤色及皮下脂肪的特殊分布，让他们看起来与居住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类有所不同。他们与现代欧洲人的面部也有所不同。在对切咀嚼基本上消失之前，人类将经历几百年饮食的变化，一种减少将牙齿作为工具的需要的技术也将产生，随之而来的是腭骨形状间接地发生变化。按我们现阶段的知识水平，要想推断其他基因遗传的特征和性能都是徒劳的（这也正是让一些人倍感忧心的地方）。
在让人类能够成功生存并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控制这一点上，文化和技术的影响仅次于遗传的作用。早在冰河时代末期之前，世界各地的人类就已经精通很多业已发现并不断得到改进的重要技术，而且代代相传。这些技术肯定让他们在面临挑战时更易生存下来。人类很早就拥有语言能力，并知道如何生火。首次使用钻木取火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很可能是人类第一次运用旋转技术。同样的技术不久后又用来给石斧头钻镗孔，使其能配上斧柄，这是利用弓弦钻动或磨损来实现的。不久以后，欧洲人（和其他地区的人类）又将石器工艺用于制造角器和骨器，使之成为传承几十万年的技术。因此还产生了相对专业化的工具装备，包括鱼鳔、针之类的东西，他们通过这些工具来满足采集食物的需要，并以之应付寒冷的天气。他们也通过混合黏土和骨粉制造了第一种人工原料。
关于最早的欧洲人的精神活动，我们更多的只能是猜测，而不能确切地加以论述。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神秘的信仰。有人认为这些信仰表现在最早留存下来的艺术作品之中，比如从很多欧洲人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精美的陶瓶画、小雕像、刻在骨头或象牙器具上的图案，以及用几何图纹装饰的圆石等。至于早期欧洲人生活的各个部落之间是否都有这些信仰，以及他们怎样共同维持这些信仰，我们无从知晓。当这些人的早期活动拉开序幕时，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比他们的思想更模糊。冰川时代的幸存者起先还是一如既往地生活，主要居住在洞穴中，这样可以躲避严寒，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穿着用动物皮毛做成的原始的衣服，有时用骨头珠子点缀。他们的社会群体之间可能基本上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因为当时的人类数量很少。有人估计在公元前7500年冰川消融的过程中，欧洲居住的人口总数可能从25万人“增加到400万人的水平”。(2)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
史前时代的线性发展过程一般都很难追溯。其痕迹经常都堆积在从不同时代留存下来的零星遗址中，因此在对其进行一系列推理的过程中，有时有必要进行几千年的时间跳跃。本文也将适当地进行较短的跳跃。人们倾向于认为最后巨大的冰川作用给北方地区的人类带来了如此大的挫折，以至于欧洲居民在文化上相对落后，他们比其他人种的文化进步慢这一现象就体现了这一点（事实已经证明农业最早出现在别的地区）。事实可能确实如此，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一般文化加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石器革命”（这一措辞的准确性在某些方面不能完全令人满意）。19世纪最早用这个词时，它仅仅指代石器工具。这一说法至今仍然适用，因为改进后的石器，如刮皮刀、凿子和“手斧”（没有手柄的切割工具）等，为这一重大发展提供了大部分早期证据。然而，就其广度而言，“新石器”包括的范围不仅仅以石器修整和磨光时代为终点，也包括陶器、纺织和早期金属加工时代的到来，最重要的是农业的产生。但是，史前史学家在使用“新石器”一词时，并非所有这些都必须包括在内。它们也不会按时间顺序有规律地依次出现。
农业（食物的种植）确实很重要。它解除了阻碍人口增长的屏障，人口无法增长阻碍了狩猎、采集人口的增长，因为他们在进行群体活动时是一种依赖、寄生的关系。随着食物供给更加稳定，人类得到了解放，不必再过野生生活，他们可以过更为固定的生活，可以居住在有居所的村庄里。此外，食物的储藏也缓解了人类职能的专门化。其间，潜在的人口增长非常明显：到公元前2000年，欧洲可能已经有500万人口了。
农业从此成为文明的先决条件；它能够提供食物，让一部分人不必再继续寻找食物，而可以从事其他的活动。至于农业如何产生这一问题，则需要我们加以推测。有人提出农业的产生是出于对人口压力的积极回应（而不是“自然”地产生，然后成为发展的促进因素）。不管每个具体的地区发生了什么，显而易见的是大约到公元前4000年，原始农业即使还没有达到连续不断的程度，也已经遍及整个欧洲。大约2 000年以后，新的谷物出现（可能来源于近东地区），肯定让欧洲西部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人加速发展，全面进入农耕生活。可以种植、饲养、驯化什么样的动植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气候，以及当地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但技术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铁制农具的产生，古代农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铁农具的性能远比角器、骨器和木制工具的性能要好，这大大提高了土地出产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尽管这些技术先进入其他地区，之后才传入欧洲。
欧洲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公元前5600年以前，陶器都是在马其顿生产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欧亚大陆东南部地区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可能（有人至今仍然坚定地认为）向亚洲大陆更加先进的文明学习的过程也发生在爱琴海周围地区，这也是解释欧洲文明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近期考古技术的进步（最显著的就是碳同位素年代测定法），另一些观点给出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激起了很久之前的一些争论，使之死灰复燃。可能有人认为文明“起源”于何处这样的问题与本文无关，过去我们对其给予的关注过于夸张，但总的来说，关于文化交流的实质，其含义就是从文化起源问题上得出的，而且至今有些时候仍是如此。稍后我们会提到历史上一些毋庸争辩的外部文化因素对欧洲人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在看待这些易于被人所接受的因素时应尽可能地从现实的观点出发，这样可能会更有助益，那些外来的影响正是作用于这些因素之上，即便在古代也是如此。
专家们现在不再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所有史前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必须完全通过当地自发的发现或完全通过从某一发源地向外传播才能产生。最近由于碳同位素年代测定法的支持，年代学的广泛运用削弱了这些所谓的“文化传播”理论，即技术和文化的革新总是从几个重要的地区向外扩散的。这种观点本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合理；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这两种形式的变化都有其鲜明的例子。农业最先可能产生于公元前1万年的东南亚地区；大约5 000年以后农业显然又独立地出现在中美洲这个极为不同的环境中。欧洲野牛——现代牛种就起源于这种牲畜，似乎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就已经在克里特得到驯化。克里特在一个岛上，驯化技术为何会在那儿出现我们不得而知。在欧洲大陆，农业可能是当地经验革新的结果，也可能是从外面学习得来的。相反，这并不意味着重要的进步总是需要两种来源都具备。某些技术技巧很可能是从安纳托利亚、地中海东部地区及近东地区传入欧洲的。能够推论出这一观点的一个论据就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顺序貌似符合多瑙河河谷地区相关技术的缓慢发展过程，公元前5000年它们传播到低地国家的一些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又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这似乎也符合以下这种形式，即在一丘砂土（黄土）上用原始工具就能轻而易举地耕种，但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耕种。外来技术的传入变得相对容易这一点一定非常重要。法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似乎出现在南部，可能是由沿海的移民建立的；这些定居点发展的特点可以和瑞士定居点联系起来。
这些都是支持文化传播观点的参考性因素。但同时很多新技术也在逐步发展，我们很难说某项技术首先出现在哪里；我们所知的只有结果。纺织品和篮筐成品在瑞士人遗址中留存下来。公元前3000年，多瑙河沿岸的人类正在建筑大型棚屋，比其他地区更早地体现出当地革新的成果；较为暖和、干燥的地区可以用泥砖搭建房屋，但是中欧民族的“长屋”则大量使用适宜当地环境的木结构。他们甚至采用有坡度的屋顶，对北方气候而言，这比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平顶要适合得多。
欧洲的冶金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重要了。铜是最早得到广泛使用的金属。约公元前7000年，通过锤打制成的铜制品出现在近东地区，但是公元前5000年以后，巴尔干半岛也很快开始开采铜矿。这比爱琴海地区首次使用铜的记载来得更早。这么早的年代，虽有异议但还是可以确保其误差在几个世纪之内，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欧洲，一经发现就可以同时找到锡和铜（两者在制作青铜时都需要用到），欧洲的冶金技术似乎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考古资料显示欧洲的工具和武器革新比中东地区要快。无疑，这不仅因为欧洲拥有矿石，还因为它拥有大量的木材，在提炼矿石时可以用作燃料。史前欧洲民族似乎不可能仅仅靠从远东文明中心借鉴冶金技术来获得主要的技术进步。亚洲在城市化、技术、文字、宗教和科学观念等方面为欧洲的文明开化做出了基本的、必要的贡献，但是古老文明并不是开发欧洲大陆潜能的所有有效行为的发源地。其本源也不是埋在地底下的所有金属矿藏。历史上有很多矿产资源的重要性恰好都是在晚些时候才体现出来的。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有效的开采技术，例如，欧洲的位置处在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中国的北半球煤矿带上，其开采程度却远不及埋在地表和沿海地下的油田和天然气田中的其他化石燃料矿藏。欧洲大陆的能源只能有待进一步的技术开发；水首先用作直接动力资源，很久以后才用于发电，电能是另一种更便于分配的能源形式。
移民和外来者
到公元前400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已彻底进入新石器文明时期。之后无意间占领欧洲宝库的民族，现已确认属于“高加索人”血统，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早期文明出现之前，他们就从俄罗斯南部扩散，进入欧洲和伊朗。在之后的几千年中，他们和他们在西欧、中欧的后代不断面临从更远的东部迁移而来的新成员所带来的压力，尽管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时候这种压力对他们而言都不太明显。当时很难把这种压力视为一种进步的动力。在每次具体的迁移过程中，参与的人数肯定很少，而且一般而言没人知道之后会怎样，也没人能做出相应的比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移民现象都不稳定。个别林地得到开垦，但是由于原始农业要求土地在使用后不久就能恢复地力，因此林地开发也不能连续几年一直进行下去。这就意味着需要迁到另一片易于耕作的土地上去。在这种环境下，尽管小部落之间偶尔会卷入冲突，但对于那些从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其实“处于压力之下”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多大的人口威胁。随着农耕文化的建立，动植物的分布也呈现出多样性，因此狩猎和采集人员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有那么多土地可供耕种，人们很少会感觉到他们整体都面临着危险。随着群居生活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得到广泛传播，打猎文化肯定也留存了很长时间。
从东部来的大量新移民（或者可能我们应称之为“后来者”）都说同一语系的语言，即后来所谓的“印欧语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这个语言学词汇既没有遗传上的意义，也没有种族上的意义，直到近200年间人们才偶尔赋予它这些方面的意义。现在欧洲以及亚洲、美洲、南非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泛指澳洲、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所使用的多种语言（后三种情况多亏了欧洲移民）都属于这个语系。大约到公元前2000年，这些种族又进一步进行划分，考古资料充分显示，其中一些部落因为更多的一些个性特征而凸显出来。不久后一些有胆量且精力充沛的民族进入西欧，其中两个分别被称为“大口杯”和“战斧”民族（得名于他们墓葬中最易识别、最具特色的物品）。他们被视为武士-掠夺者，分别来自欧洲大陆的两端——俄国和伊比利亚，他们在北欧和中欧形成了最早的贵族和武士社会的混合文化。其中就有后来的“凯尔特”族，他们在大陆西边穿越海洋进入不列颠群岛，（很久以后）在东边又迁入安纳托利亚（从船只来看又要往后追溯一些；在丹麦发现的一条独木舟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000年）。
在关于古代欧洲的记叙中，凯尔特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有文化的观察者最早写到的北方民族就是他们（尽管差不多在公元前500年以后才提到）。他们在古典时代早期还统治着欧洲很多地区。由于技术的进步（他们拥有轮式运输工具，而且在罗马人到来以前就发明了他们自己的耕犁），他们也成为娴熟的金属制造者，能生产出精美的工艺品，同时也是非常令人畏惧的武士。战斧是关于欧洲人互相争斗最早的确凿证据。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村庄没有防御性建筑的痕迹，当时的欧洲似乎是个和平的地区，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欧洲还很空旷。
但是凯尔特人带领我们走在历史的最前端。公元前2世纪，在欧洲东部和北部已经存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明显的就是后来的斯拉夫人的祖先，以及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的日耳曼人的祖先。欧洲更北部的仍是芬兰人的祖先，他们进入不列颠西部时说的不是印欧语言；伊比利亚和布里多尼半岛是“最早”的欧洲人的幸存者。要想改进这一粗略的图景还有很多有待我们去发觉，但它显示了未来欧洲表面的各个组成部分。
思想意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民族都不太关注外面的世界，外人也很难接触到他们。我们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指确实符合欧洲情况的文献资料，尽管可能不是来自欧洲本土，而是来自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就跟很久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来推测文明开化前欧洲人的思想。长久以来，他们的思想似乎都没有引起东方先进民族太多的兴趣。与欧洲地区相关的记载，也就是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部地区）和爱琴海地区的城市中被人视若珍宝的一些商品可以从欧洲买到，例如金属、琥珀及精美的宝石。但是这些商品已足够重要，它们刺激交换，从而产生了贸易（如果这样表述确切的话）和专门的制造业。有时候这比简单的双方物物交换要包含更多的内容。人们发现琥珀起源于波罗的海，从这里流入不列颠，加工成新的形状后继续转卖，最终进入希腊本土。这对解释欧洲文明开化前的发展状况来说很重要，而且多少生产了一些东西，人们乐于将其描述为最早的“欧洲”文化。
至公元前2000年，金属制造业在欧洲广为传播；采矿和冶金业在希腊和西班牙南部传播，同时也在巴尔干地区流传。青铜得到广泛使用，铜和锡的合金比纯铜更适宜制造工具和武器，近东地区与欧洲一样，青铜也逐渐取代铜。当时，矿石和熔炼金属又辗转进入欧洲原始的设菲尔德（Sheffields）和埃森（Essens）地区，这些地区肯定很不起眼。铜和锡开始形成运输路线，外来者正是通过这些路线进入次大陆，同时金属运输也对海运和河运产生影响。
除了金属制造工艺的发展（和多样化），还有大量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在文字到来之前，古代欧洲确实已经存在独立的文明了。数千块我们称之为“史前巨石”（该词源自古希腊语，意为“巨石”）的石头形成了一条宏伟的弧线，它从马耳他、撒丁岛和科西嘉向西延伸至伊比利亚半岛，又到达布列塔尼、不列颠群岛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不是只有欧洲才在建筑中布置和使用巨石，但是我们目前的知识表明欧洲运用此类技术要早于其他任何一片大陆。最早的例证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当时西班牙和布列塔尼地区的墓室比最古老的埃及金字塔早1 000多年。马耳他神庙的大型雕花石板似乎也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存在了，比近东地区发现的类似的建筑要早得多。巨石除了用于屋顶、道路或简单的墓室装置以外，还会成排地铺在主要的道路上，有时在乡村绵延数英里，或者组合成形，有时又像树林一样。最大的巨石确实很壮观，尤其是经过长途跋涉被运到史前巨石阵的重达50吨的巨型石块，其详细位置在英格兰南部，我们现在鉴定其建成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
巨石阵遗址如何建成，在哪里建成，为什么他们要建成这种形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已经吸引了很多人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可能还有更多的猜测和幻想）。很多巨石（尤其是墓室）出现在海岸附近，一度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可以用它们来解释单一的传播；这些巨石被视为欧洲原始人类的劳动成果，这些欧洲原始人类受到来自古老文明中心的石匠和工程师的指导，后者手艺灵巧，到处巡游。在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大型建筑管理和建筑发展都已很普遍，这就像16世纪的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激励并组织墨西哥印第安人建立欧洲风格的教堂和传教团机构的房舍一样。但是最近的年代测定逐渐削弱了这个一度貌似正确的观点。史前巨石阵并不能表明其建造者以近东或爱琴海地区为基础。
有人认为其中一些排列较为精巧的巨石阵（特别是史前巨石阵）就是一些巨型时钟、日历或天文台，它们是根据天文历年上太阳、月亮和星星升落的重要时刻排列的。其中一些巨石阵的排列很可能意味着在它们建立以前欧洲人就已经开始仔细观察天文现象了，尽管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很难让人相信其在细节和精确度上已经达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家的水平。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文明相似（例如中美洲），人们也开始相信其中一些巨石阵在某些方面与宗教仪式场所或超自然力的控制相关；可能史前巨石柱的建造者们认为这些石阵可以调节气候，从而获得丰收。但我们并不知道实情。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思想（如果存在的话）是广为人们所接受，还是仅仅被小部分中坚分子所关注，他们可以威胁、强制、贿赂或说服其他人为建造巨石阵而付出劳动。显然，由于没有适用的轮式推车（因为没有什么用车轴组成的推车结实到足以承受搬运巨型石块所需要的拉力），当时的北欧和西欧肯定拥有可以组织劳动的社会力量，至少应接近近东地区巨型建筑的规模（即使完成得不是那么出色）。然而建造者们无法记录他们为何要做这些工作，我们也只能猜测当时可能存在能够建成这些工程的社会机构。
对此我们最好谨慎一些。这些遗迹并不一定要成为统一的计划、单一的社会进程或持续的活动浪潮的一部分。马耳他神庙并不一定与法国西部和布列塔尼的墓室有关，即使后者在时间上要早于前者。所有的巨石遗迹可能分属于完全分开、完全孤立的文明成果，只是在源头上相似，都起源于有些许关联的小规模且简单的农业社会，其中有些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他们的行动均出于不同的动机和时机，相互之间完全独立。在有些地方，这也可以跟偶然的外来影响或偶尔的模仿相关联。毋庸置疑的是，欧洲的很多农业、工程和建筑（如果这个词确实合适的话）都和中美洲一样，其兴起与外部世界无关。有证据强有力地表明，欧洲很多由几百人组成的社会群体都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准则和社会制度来确保长期计划的实施（他们可能从农业需求方面分出很多精力来快速完成这些长期计划），从而得以克服主要的技术难题。
不管最终的解释是什么，也不管巨石建造者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他们所在的社会未来发展的潜力却因此受到了限制。在公元前，北欧民族大部分的精力和创造力似乎都是为了生存或应付环境。人们需要以此来充分开发技术资源，这一目标在很长一段时期都难以达到。除此之外，可能由于其冶金方面的潜力，史前时代末期的北欧与后来的非洲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些地区因其自身原因而引起学者的兴趣，但最终又依赖于，并且需要外来影响或动力对其加以刺激或改变，这些地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到目前为止，欧洲对世界发展而言都只是个消极的贡献者，它为其他地区提供它们所需的物质资源。更先进的文明中所蕴含的贪婪的品性及其不断发展的知识总是能使有利害关系的探究者和创业者沉醉于其中，但学习这些东西却是一项漫长的工作。例如，北欧和西欧的人们从公元前不久才开始与这样的外来者进行定期的习惯性接触。如果说当时住在那里的人们在遇见来自更先进文明地区的使者时，感觉到的是不安、犹豫、没有把握或者完全不了解，那么几百年后在世界上别的地区也会引起类似或相似的情景。那时，“真正的”文明已经在欧洲其他地区，即欧洲南部沿海及其周围地区扎根。
早期爱琴文明
公元前1000年是一个虽然专制但很容易让人铭记且令人满意的时代，是一个很有助益的标志性时代；当时欧洲进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显然已经结束，它有效地独立于其他文明之外，但也偶尔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公元前2世纪末，欧洲地中海地区、亚洲和埃及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有时甚至非常密切。随后，欧洲开始向着文明开化的未来突破，在橄榄种植线以南地区、地中海沿岸及地中海各岛屿上，未来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
关于地中海的一种著名的描述就是称之为“海的集合”。(3)其中之一就是爱琴海，它作为多种文化的交汇点显得尤为重要。爱琴海中的很多岛屿以及狭窄的海峡使得这一地区的交流比北部内陆地区更为便捷。爱琴海是文化的汇集地和传播地，流入其中的文化影响很快就能广为传播。不久以后这些影响又会渗透到地中海西部和黑海地区。海运只有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才非常困难。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下，商业繁荣、语言广泛传播也就不足为奇了。确实，爱琴海周围几乎所有居住地都能出产充足的食物来满足自身需要，几个世纪以来只有几种特殊商品需要交换。其实，同样的文明生活的基础也开始出现在地中海周围地区，文明开化以小麦、大麦、橄榄和酒的增长为基础，小城镇也开始成形，这是欧洲首次转向城市化。
其中有两种特别重要的长期影响尤为突出。首先就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几乎可以解释所有重要问题并将继续如此的一个影响因素：2世纪早期就已经很鲜明的近东和埃及文明的影响。克里特岛是最接近埃及的爱琴海岛屿。早在公元前2000年，这里就已经有了用石头和砖块建成的城镇，金属制造者和宝石制造者在这里为可能赋闲的中坚阶层工作。这些特殊的、发展良好的社会群体可能是自然产生的（尽管他们不得不从外部获得金属矿石）。我们不知道外来影响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克里特。然而不久以后，那里出现了一个文明，一位英国建筑师以该岛一位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米诺斯”。它具备一般公认的一个真正的文明所应具备的主要特征：巨型的建筑、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文字的出现。在之后几个世纪中它影响着整个爱琴海地区，并促进当时明显是从海外引进的克里特的技术和风格向更远的地方传播。这个社会幸存了约600年，我们通过它拥有了欧洲最早的文字，这些文字出现在用作管理或记账的石板上。泥板在亚洲大陆早已用作管理存档。克里特人可能就是从那里找到的灵感，正如他们也可能从埃及获得建筑上的灵感一样。
在经济上，米诺斯长期繁荣，农业发达；约公元前6000年，小麦就已经在克诺索斯遗址附近种植，现在牛的祖先也已经在岛上得到驯养。欧洲人很可能就是从那里开始种植橄榄和葡萄，并逐渐繁荣的。克里特人也饲养绵羊，以供给羊毛出口。甚至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克里特岛就已经成为贸易帝国的中心，他们与国外政权进行复杂的外交活动，并行使一些制海权。米诺斯文明这一伟大的时代虽然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结束了，但它至少与爱琴海周边的重要文明都建立了联系。很可能在锡拉——爱琴海上的另一个岛屿上发生了严重的地震和火山喷发，然后导致位于克诺索斯中心的王宫被毁。有证据显示，不久以后来自希腊的入侵者到达了克里特，证据同时还显示了一个显著的新史实：他们引进了欧洲大陆最早的语言。这显示在管理用的石板文书上；公元前1450年左右，他们开始用不同的字体书写，根据学术性解读，现已表明其为希腊语的一种。新来的统治者显然接管了米诺斯的管理技巧，但是他们所有的文件（跟过去一样）都用自己的语言写成。这样的存档文件也出现在希腊南部和伯罗奔尼撒这样的大陆聚居地，尤其是一个叫迈锡尼的地区。其间，克里特王宫建筑群得以重建，以克诺索斯为中心的一些社会机构也保存了下来。米诺斯文明最后似乎是在公元前14世纪，衰落于来自希腊本土或其他爱琴海岛屿的入侵者手里。
这表明了公元前2世纪，长期影响着爱琴海地区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悠久的因素；虽然有大量证据显示这一地区的技术向北、向西流出，但也有使用铁器的印欧语系民族从北部和东北部迁入爱琴海地区，这一迁徙运动虽然断断续续，但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之一就是赫梯，公元前2000年它压进色萨利，然后又穿过安纳托利亚，在那里建立了帝国。其他民族紧随其后，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他们又从色萨利继续向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迁移。其中就有最早的说希腊语的民族。
这些善战的民族后来被称为亚该亚人，他们已经掌握了用双轮马车作战的技术，并居住在坚固的要塞上，其中有些要塞后来成为希腊城邦。雅典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最宏伟的还是迈锡尼，那里保存下来的巨型建筑如此雄伟，以至于20世纪的一些建筑师认为西方巨石阵建造的技术肯定源于迈锡尼。迈锡尼似乎从公元前1650年就开始发展了。当时的石碑扩充了政府用于文献记载的范围。亚该亚人一直处于繁荣状态，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百年，才轮到他们被来自北方的征服者打败。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就部落战争而言，首领们无须理会欧洲对于官僚主义的首次探索性尝试。经过这次混乱，最终产生了另一个爱琴文明，那就是希腊自身的文明开化。在迈锡尼的殖民地（通常都是取代了米诺斯的贸易点）已经发现了关于文字书写、复杂的建筑、壮丽的艺术品（如琢磨过的宝石、装在轮子上的陶器等）等方面的证据，这些技术显然都绝对起源于大陆。根据官方碑铭证据显示，米诺斯的威望或者说米诺斯作为榜样（我们只能对其中确切的关系加以猜测）刺激着亚该亚人社群继续采用原有的技术。迈锡尼自身有足够的影响力，以致远在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在外交记录中对其加以关注。因此到公元前1400年，如果它能在新的外族入侵中幸存下来，那么那里就奠定了新的文明成果的基础。
一次能够展示亚该亚人精力的劫掠行为逐渐演变成《特洛伊战争》这一传说，该传说还涉及很多城市和岛屿的军队。该传说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200年。它似乎成为爱琴文明最后的伟大成就之一。不久以后，主要的爱琴文明中心都被摧毁了。文化上的衰退显而易见。经过这次衰退，最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希腊，根据大部分新近来到这里的人们的血缘关系分成了几个社会单元，但是首先到来的是被学者们称为“黑暗时代”的一段模糊时期，对此我们很难加以断言。
在黑暗时代前夕，我们会发现人类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再次出现，这种差距总是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之间，甚至在毗邻的地区之间也是如此。这类差距只有在本世纪才开始消失，尽管这种变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体现，但巨大的文化障碍甚至在现代交流中也仍然存在。欧洲自身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消失。这可以从古典时代晚期的古迹，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甚至可以从中世纪的古迹中体现出来。然而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爱琴文明黑暗时代，我们知道很多即将构成欧洲的因素已经开始形成。在越来越多的地区，民族之间截然不同，但却拥有相同起源的语言。在那些地区我们会发现，冶金和农耕技术能够维持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口大幅增长（也能支持技术人员和统治阶层的生存），甚至在大陆北部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对外交流的顺畅也足以支持一些远程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很大一片地区现在都与爱琴海地区建立了联系，这对未来而言极其重要。地理上，欧洲大陆现在与其他地区成熟的文明之间也建立了较多的联系。这样的潜力将会创造出怎样的未来，现在就取决于当地的各民族了。
(1) F.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London, 1972), I, p.168．
(2) C. McEvedy and R. Jones,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London, 1978), pp. 14, 19．
(3) Braudel, I.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