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的难处
如果你独自生活在一个沙漠或孤岛上，你就不需要钱，也不需要市场，更不会想念它们。但你可能因为找不到人和自己比较而难以过活，这就是竞争存在的必要性。它提供了比较的基准，如此我们才知道“聪明”“值得信赖”“做一手好菜”或“跑得快”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谁也不认识，那就难以知道这些事情的意义，因此竞争是任何体制的根本，不过倒不一定需要以金钱来加以衡量。竞争自会设定标准。
竞争产生能量，回报赢家，惩罚输家，因此它是经济的“燃料”。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承诺，竞争性的经济将会带来“好薪水的好工作”。从此以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剧增，出口迅速提升，利润暴增。美国再一次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庞大经济实体，夺回过去拱手让给日本的地位。美国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数量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不幸的是，无论怎么定义，新工作中只有一半可以称之为“好”。竞争表示美国变得越来越有钱，但却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生产力提高不见得对每个人都好。
欧洲并没有像美国一样积极追求竞争力，因此也未能创造工作机会。1975年还存在于欧洲的工作，如今每100个中只剩下96个。美国则是从1975年的100个，增加到今天的156个。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最穷的10%与最富的10%的人之间的差距是欧洲的两倍；可以这么说，今天美国最穷的10%的人，只赚到欧洲经济强国中最穷的人一半的钱。看来兼顾两头是很难的。
更严重的是，竞争的果实（经济增长与财富）非但并不明显，也未必带来满足。日本人与美国人走路比别人都快，走得最慢的是印度尼西亚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自杀率较高，走在路上也较容易生气。我记得我第一位经济学老师来自中欧，目前在美国工作，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就曾经向往地说，自己向来喜欢住在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因为这样吃午餐的时间就长得多了，艺术演出与剧院表演也比较优秀。问题是这样的国家实在没有让他发挥专才的市场。
我们把自己怎么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一家大企业担任高级经理的55岁的迈克，正与他的妻子和女儿吃早餐。“你妈妈告诉我，”他说着转向23岁的女儿，“你一直在蜡烛两头烧——白天工作，晚上玩。到时你可有的受了。”他柔声责备着她。
“你呢，爸爸？”女儿反问，“我们最近也常常见不到你，你又什么时候才会放慢脚步呢？”
“干我这一行啊，”迈克说，“就好像骑自行车，如果不继续踩踏板，就会跌下来！”迈克叹了口气又说：“我打算60岁退休，到时我们就可以做些你妈和我一直梦想要一起去做的事。现在等我把书桌清理好，我要去打一场网球！”
3小时之后，迈克家的电话铃响了，是医院打来的。迈克在网球场上突发严重的心脏病，还来不及送医院就去世了。他最后一次的体检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是疲劳，胆固醇高了一点罢了。他的妻子很确定的是，那天早上让他丢掉性命的，正是他的工作。
我们到底把自己怎么了？请想想这些数字：
● 42%的工作者觉得一天结束时已被“掏空”。
● 69%的人希望过更放松的生活。
● 今天的父母比30年前少花40%的时间陪伴子女。
● 过去20年来，每个人的消费增加了45%，但是经过社会健康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测量，生活品质则是降低了51%。
● 现今只有21%的年轻人认为他们获得美好生活的机会很大，而20年前却高达41%。
英国人已经工作较长的时间，效果却不见得优于欧洲其他国家。36%的非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竟超过48小时，实在令人惊讶，而且这些加班者几乎都是经理人或是专业人士。这些人拼命加班都是出于自愿，所以欧洲其他国家禁止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他们。
英国人也和美国人一样，并非全都那么乐在工作。管理学会（Institute of Management）在一项针对经理人所做的调查中指出，有77%的经理人觉得工作紧张，77%的经理人担心工作对家庭的影响，74%的经理人担心他们与伴侣的关系受到工作的影响。英国人每年因为工作紧张导致生病而耗掉4000万个工作日，以及70亿英镑的医疗费用。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则计算出，工作所造成的抑郁在一年中耗损了美国470亿美元，跟治疗心脏病的花费差不多。
企业达尔文主义
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工作下去呢？不可能是为了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是否有些人真的觉得工作比生活中其他部分来得有趣？或许迈克的想法是对的，只要你一放松下来，或是一旦失手，你就永远输了？换句话说，我们是否用“终身职业保障”这个过于舒适的靠垫，交换了一种企业市场哲学？在这个市场里，难道你的价值不过是像某个商品，只有最优秀的可以兴盛繁荣，次品都将遭到退货？
我们是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这个让最优秀的人得到成长，而必须忽略掉其他人的市场法则——创造性破坏呢？竞争一路延伸至各个社会组织与教育机构，一种“企业达尔文主义”于是应运而生，适者生存，其他人死光光也在所不惜，不但组织中如此，整个社会亦然。
如果情形真是这样，后果就值得忧心。我们暂且撇下如影随形的压力不谈（虽然也有人认为只要别紧张过度，压力往往会激发出我们最优秀的一面），公司内部的竞争哲学除了会激励人们效忠于所属的公司之外，头一个就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一时之间，他们醉心于个人的表现，极力争取肯定，不过长久来看，竞争将粉碎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导致不同部门、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合作变得越发不可能。
更叫人难以察觉的是，人们将失去对时间的客观感知，因为他们越来越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不再接触外面的世界，不关心焦点以外的市场，也不知道一般人在想些什么，或是有什么感觉。感觉迟钝对企业与人际关系来说都不是好事。一群朋友以“愚笨、顽固又乏味”的形容词，来批评他们公司里步步高升的一名同事，这虽然可能是出于嫉妒，但更可能预示着他在工作上以及工作之外即将遭遇的困难，因为有谁愿意跟一个乏味、愚笨又顽固的人在一起生活或是工作呢？
亚当·斯密的警告
这一切又使人回想起亚当·斯密，是他创造出了革命性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说，劳动分工驱动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导致许多人“不仅无法加入任何理性的交谈，而且也难以产生任何雍容大度、高贵或温柔的品质，因此就连对私人生活中许多最普通的责任，也无法形成任何公正的判断。至于对大规模且影响深远的国家利益，更是完全没有能力加以论断”。
然而，当时甚至现在，我们却把国家的未来交付到这样的人手里，因为他们通常是最成功的人。
这些困境正是竞争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可靠的社会里，就必须找到一个面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都需要面包，也需要分到适当的分量。可是光有面包不成，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我们是否可能两者兼得，或者面包会妨碍梦想的实现？我们才刚以为自己终于了解了如何掌控经济，人们似乎就要得更多，而且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