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的代价

日本制造商开发出“准时制”（just-in-time）的时候，还颇为仓库成本的降低而得意，因为这样等于把货物存放在运送的货车上。但那些货车不久便拥堵在各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上，造成普通市民生活的不便，如此一来就需要更多更好的道路，而这些费用则是由市民来支付。制造商把他们进步的成本，一股脑地分摊到社会大众头上。

医院固然可以通过让病人提早出院来提高效率，但是他们回家后，仍然需要有人来照顾；企业大可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并且让他们更卖力地工作，结果工作效率是增加了，但在公司以外，却滋生了数不清的压力与人际关系受损的问题；学校可以只选择聪明的孩子来教以提升教学成效，但总得有人去教育别的孩子，或是处理没受教育的边缘人所引发的后果。任何企业都可以借助削减各项发展经费与裁员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短期利润，但却没有人考虑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究竟付出了多少成本。

理论上说，所有的成本都可以回过头来对始作俑者收费。污染正如人的压力与失业一样，可以记在公司的账上；我们可以要求医院支付社区与家中的医疗保障开支，也可以要求学校为它拒收的学生做些教育方面的贡献。虽然这些事情并没有实现过。效率的估算往往只限于一种特定的经济学单位，它是片面的，却让社会整体为其无心的结果付出代价。

有些人会说，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然而人们却没有权衡因提高效率而付出多少成本与得到多少利益。在成本确实造成伤害之前，“效率”这块令牌仍然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畅通无阻，从不顾及对他人的影响。我希望个人适当的自私终究可以造就整体的利益，但这一路走来却颠簸难行。正如亚当·斯密很早以前就指出的，自私必须和他所谓的“同情心”取得平衡，其他人才可能接受。不幸的是，同情心绝对上不了效率的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