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辭文獻研究的學術史梳理

楚辭在古代就流傳到東亞的朝鮮、日本和越南等國，在地緣文化相近的東亞國家甚為歷代學人所寶重，因此東亞的楚辭文獻也極其豐富。

《楚辭》最遲在公元703年已經傳入日本，這在奈良時代正倉院文書《寫書雜用帳》中有明確記載。到九世紀末，藤原佐世奉召編纂《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這是日本現存最早的一部敕編漢籍目錄，著錄有關《楚辭》的著作共有六種，其中《楚辭集音》注明“新撰”，可見此時的日本學者在接受、傳播楚辭文本的同時，已經開始從事對楚辭的研究工作。據日本學者石川三佐男先生統計，江戶時期與《楚辭》相關的漢籍“重刊本”及“和刻本”達七十多種。

近代以來，日本也出現了為數頗多的譯注和論著。代表性的楚辭譯注有：橋本循《譯注楚辭》（東京岩波書店，1941），牧角悅子、福島吉彥《詩經·楚辭》（東京角川書店，1989），目加田誠《楚辭譯注》（東京龍溪書社，1983）等。相關論著有藤野岩友《巫系文學小考：楚辭を中心として》（1950）、赤塚忠《楚辭研究》（東京研文社，1986）。日本當代著名楚辭學者竹治貞夫不僅撰寫了《憂國詩人屈原》，編了《楚辭索引》，還出版了分量很重的論文集《楚辭研究》，集中闡述了他對楚辭的一系列精闢見解。

高麗王朝時期，騷體文學盛行一時。當時有很多文人模仿楚辭創作辭賦，圃隱鄭夢周《思美人辭》就是一首騷體詩歌。朝鮮王朝時期掀起了一股研讀楚辭的熱潮，當時著名詩人金時習曾模擬《離騷》寫了《擬離騷》《弔湘累》《汨羅淵》，以此來諷刺當朝的奸佞之臣。

韓國的代表性楚辭譯本有：宋贞姬《楚辞》（韩国自由敎养推进会，1969）、高银《楚辞》（：民音社，1975）等。相關論著有柳晟俊《楚辭選注》（螢雪出版社，1989）、《楚辭與巫術》（，2001）等。在論文方面，范善君博士論文《屈原研究》、宣釘奎博士論文《楚辭神話研究》、朴永煥《當代韓國楚辭學研究的狀況和展望》、朴承姬《15世紀朝鮮朝文人楚辭接受研究》影響較大。

據初步調查，東亞的越南和蒙古亦存有楚辭文獻，有待發掘與研究。

楚辭在東亞的廣泛傳播以及研究的興盛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建國後，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開始研究楚辭在東亞的傳播和研究情況。如，聞宥《屈原作品在國外》（《光明日報》，1953年6月13日）、馬茂元主編《楚辭資料海外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是對海外楚辭學術史綜合研究的著作。國內學者對日本楚辭學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崔富章論文《二十世紀以前的楚辭傳播》《大阪大學藏楚辭類稿本、稀見本經眼錄》《西村時彥對楚辭學的貢獻》，王海遠論文《論日本古代的楚辭研究》《日本近代楚辭研究述評》等。在韓國楚辭學研究方面，徐毅《楚辭在東國的傳播與接受》、鄭日男《楚辭與朝鮮文學之關聯研究》、琴知雅《歷代朝鮮士人對楚辭的接受及漢文學的展開》等都是比較有影響的學術論著。

近年來，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將研究重點轉向東亞楚辭文獻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心主任周建忠先後赴日本、韓國訪問調研，搜集到數百種楚辭文獻，並形成論文《大阪大學藏“楚辭百種”考論》《屈原的人格魅力與中國的端午情結》。中心特聘研究員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徐志嘯也數次赴日本考察，並於2003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楚辭研究論綱”，出版著作《日本楚辭研究論綱》（學苑出版社，2004），發表學術論文《中日文化交流背景與日本早期楚辭研究》《竹治貞夫對楚辭學的貢獻》《赤塚忠的楚辭研究》《星川清孝的楚辭研究》《竹治貞夫對楚辭學的貢獻》《中日現代楚辭研究之比較》等。中心特聘研究員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朴永煥現任韓國東國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期致力於韓國楚辭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專著《文化韓流與中國、日本》（韓國東國大學出版社，2008）、《宋代楚辭學研究》（北京大學1996年博士學位論文），論文《洪興祖的屈騷觀研究》《當代韓國楚辭學研究的現況和展望》《韓國端午的特徵與韓中端午申遺後的文化反思》等。中心成員徐毅博士曾任韓國國際交流財團高麗大學訪問學者，千金梅博士先後獲得韓國延世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文學博士學位，賈捷博士由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至韓國延世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們都曾長期在韓國從事東亞楚辭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心成員陳亮博士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聯合培養博士專案期間，調查了東亞楚辭文獻在歐美傳播的版本情況。

本課題組所調查的東亞楚辭文獻共包括以下五種情況：其一，中國出版，東亞國家收藏的楚辭學文獻；其二，中國出版，但在中國大陸及港臺地區均已失傳，東亞國家僅存的楚辭學珍本；其三，東亞國家的刻本、抄本；其四，東亞國家出版的該國學者楚辭研究著作；其五，中國出版的東亞國家楚辭學著作。

據初步調查統計，日本現存的楚辭學文獻共有313種，其中中國版本218種、中國版本僅存於日本者10種、日本和刻本47種、日本出版本國學者的研究著作38種；期刊論文291篇，學位論文18篇。韓國楚辭學文獻394種，其中中國版本204種、朝鮮版本166種（抄本117種、木刻版23種、木活字本19種、金屬活字本19種）、韓國—朝鮮出版楚辭學著作24種；期刊論文122篇，學位論文26篇。越南楚辭學文獻37種，蒙古楚辭學文獻12種。

總之，楚辭流傳兩千餘年，文獻研究與之相始終。兩千多年的楚辭文獻研究在文本的輯錄、校注、音義、論評、考證、圖繪、紹述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新時期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學術積澱。這都為我們在東亞文化圈內對楚辭文獻進行更深層次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學術平臺，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就東亞楚辭文獻研究而言，已有的相關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以往的研究往往側重于楚辭文獻的某一個方面，呈現出零碎、分散、粗淺的狀態，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2）對東亞楚辭文獻發掘不夠深入，對一些楚辭文獻的孤本、善本和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的發掘亦嫌不足；（3）除中國外，東亞楚辭文獻整理和研究欠缺。日本、韓國、朝鮮有所涉及，越南、蒙古等國文獻研究幾乎還是空白。由此可見，東亞楚辭文獻有著廣闊的再研究空間。如對東亞楚辭文獻進一步的調查、搜集、挖掘、整理，並精選珍本重新點校，對重要批評資料的彙集和品評，對代表性楚辭著作進行統計、標引、著錄、提要，對楚辭文獻按類別進行學術史梳理，構建東亞楚辭文獻語料庫和注釋知識庫等等。因此，對整個東亞文化圈內的楚辭文獻進行系統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有著更為重要的學術史和文化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