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本书得到江苏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49年以后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比较研究”（项目号：10YJA751112）资助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的发生、变革，特别是早期几个主要文学运动都给予较多的研究，但是对两岸文学语言发展的比较却关注不够。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研究中，两岸文学语言比较研究与单独的大陆文学语言或台湾文学语言研究的差异是，比较研究可以将汉语文学语言发展的两个流向互相参照，更深入地了解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发展各自的特点，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总体特点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语言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清末民初，很多文人学者对汉语的发展曾提出了多种可能的选择，包括整体上废除汉语，使用世界语（吴稚晖等）；保留汉语，废除汉字，使用拼音字母（早期国语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保留汉语、汉字，但在书面语方面废除文言，使用白话文（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时期中国人在语言变革的几个选项中最终选择了比较保守的一个，即仅仅进行了书面语的变革。其后，即便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现代白话作为书面语以后，中国人在现代语言建设方面，仍然面临很多选择，例如在欧化语、文言和口语（包括方言）中现代语文主要吸收哪种资源？现代语文在发展中，是更多地吸收欧化语或文言，即更多地保持书面语自身的特点，还是更多地吸收口语，包括方言土语，走一条口语化、大众化的发展路线？这些都是现代文学语言在建设中必须做出的选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陆与台湾虽然同样经历了语言变革，但是两岸有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其语言选择还是显示了很大的不同。台湾自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经历了50年殖民统治；1949年，国民党战败入台后大陆与台湾又有了一个新的分离。因而，就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变革来说，大陆与台湾虽然在早期的选择上具有一致性，即都选择了变文言为白话的变革方式，但是在文学语言建设方面，却显示了较大的差异。

“五四”以后，大陆作家秉承晚清和“五四”两次白话文运动的策略，将“言文一致”作为语言建设最基本的追求；而20世纪2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崛起，文学语言建设中又加上了更多的政治诉求，左翼作家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中，突出地关注了大众化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大众语讨论中，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语言运动，这场运动“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样，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认为白话文是一种“新式文言”，它不仅没有实现言文一致，反而拉大了知识者和大众的距离，因而他提出“中国还是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1]。郭沫若对革命文艺的要求是：“通俗！通俗！通俗！我向你说五百四十二万遍通俗！”他认为革命文艺“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2]。抗战爆发后，动员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战成了中国作家的首要任务，语言大众化也成了一项事关抗战大局的问题。特别是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新生的革命政权将语言大众化视为作家的政治态度和党性原则问题，并树立了像赵树理这样的语言大众化的典范，延安文艺界领导用政治之力进一步推动了文学语言向大众化、民族化和通俗化的发展。其后，新中国文学在语言上主要是继承了延安文学的策略，1949年后大众化、民族化仍然得到了强力的推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由左翼作家发起的语言大众化运动对大陆现代文学语言建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方向，塑造了其语言形态。

而在现代文学语言建设方面，台湾与大陆显示了较大的差异。台湾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是在日据时期，这场变革有着更复杂的时代背景。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考虑语言变革，实现汉语的现代性转型，但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要的任务还是在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对抗中，抵抗日语的蚕食，因而台湾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像大陆知识分子那样仅仅考虑语言变革的利弊，他们不能仅仅关注语言的新与旧、现代与古代这样的问题，还必须从整体上考虑有利于汉语脉息的保存，因此，必须更多地容忍旧文学、旧语言的存在。与大陆相比，台湾语言的变革一开始就是包容的，不是那种二元对立式的变革。如汪毅夫所说：在台湾现代文学起步以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只是部分地得到了部分台湾作家的响应”。“部分台湾作家解决和接受了国语（白话），但罕有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放松或放弃了文言。”“作为古代汉语书面语、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写作用语，文言在日据时期始终是台湾的主要写作用语之一。”[3]日本学者横路启子也反对有人提出的“历经新旧文学论争后新文学获胜，旧文学败北而消失”的观点，她认为：“文言文并非被白话文所‘取代’”，“实际上旧文学仍以报纸和杂志等作为文学场域的新媒体继续发展”。她指出：“《三六九小报》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中算是经营较久的代表，各诗社的活动也仍在继续存在，发展的成果则以杂志或书籍的形态保存下来。”“文言文并非被白话文所‘取代’，旧文人终究无法放弃以文言文书写自己的思想和文学作品。”[4]

“五四”以后，如果说大陆是在致力于包括语言大众化在内的语言建设，台湾作家则更多地要为保留汉语的一线脉息而斗争。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日语的力度正是在台湾现代文学语言建设的关键期逐渐加强。抗战爆发后，当局强令废止台湾报刊的汉文栏，禁止《台湾新民报》使用中文，《台湾新文学》则被迫停刊。而1945年台湾光复后，很多台湾作家又必须从日文回到中文，在语言上又经历了新一轮的转换。

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陆与台湾出现了新的隔离。在大陆，文学体制由多元转向一元，它更多地成为思想宣传的工具与手段，语言政策则继承了延安文学的传统，继续推行大众化、民族化的方略。而台湾文学则有很大的不同。虽然194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文化与思想控制，这个时期台湾出现了政治意味强烈的“反共文学”“战斗文学”，但是整体上台湾的创作环境还是宽松和多元化的。另外，1949年以后，一批大陆作家，包括胡适、梁实秋、杜衡、谢冰莹、胡秋原、陈纪滢等，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这批作家让“五四”以来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台湾得到延续和发展。朱双一在比较大陆与台湾文学的差异时就突出强调了两地文学在走向上的不同。他指出：“新中国文艺某种意义上是延安解放区文艺的延续和扩展，而台湾文坛则是国统区文坛硕果仅存的延绵。这一历史造就的文坛基本态势，使得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分流。所谓台湾当代文学与新中国文学传统隔绝了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在台湾，原来左、中、右并存的国统区文坛，左翼一脉被切断、禁绝了，其余则随着国民党移转而来，成为台湾文坛的主要成分，这些非左翼的文学脉络在台湾得到延续，在大陆反倒销声匿迹了。”[5]

与文学的分流相对应，大陆与台湾的语言在1949年以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流；大陆文学语言建设主要是沿着由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开辟的大众化、口语化的方向前行；而台湾文学虽然也有大众化、口语化，甚至有使用方言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并未成为主流，台湾作家在避开了大众化、口语化的选择后，更多的是在欧化语和文言中寻求借鉴，他们以汉字为依托，更多地致力于挖掘汉语书面语的表现功能，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台湾作家创造了很有特点的文学语言，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大陆语言的道路。

文学语言的发展、建构，如同文学的主题、创作方法一样，从来就没有一个“自然的”“本然的”状况，它们都是在特殊的知识场域中，各种权力话语斗争、角逐的结果，而大陆、台湾文学语言的不同也清楚地反映了20世纪两岸社会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往人们单一地研究大陆文学语言的特点，往往会把中国文学语言的语言形态视为某种“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将两岸语言的发展道路放在一块儿比较时，就能清楚地看到，“五四”以后汉语书面语的发展本来可能有多种道路，每种选择都会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大陆文学语言来说，以往因为在汉语内部缺少一个参照系，很多人下意识地就把大陆文学语言的演变看作“自然天成”，认为文学语言的发展就本来应当如此，而有了台湾文学这个参照以后，才能够看到，事实上20世纪历史上很多政治、文化事件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左翼文学的崛起、抗战的爆发，以及新中国的建立都对大陆现代文学语言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陆目前文学语言的形态只是汉语书面语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它是被历史“创造”出来的，而非天然生成的。

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的差异一方面可以在历史的比较中看出来，同时它在两岸作家的语言实践中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非常有趣的是，在早期的比较中，主要是一些作家，而非专业研究者更早地关注到这个差异。

王安忆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一文中就专门讨论了两岸文学语言差异的问题。她认为：大陆与台湾小说语言最主要的区别是：“大陆小说语言口语化，这口语因带有极强的地域特征，因此也更加方言化与俗语化；台湾小说语言则是汉语技术化，即是语文化或书面化。”经过充分比较以后，她认为，大陆文学语言充分口语化，作家驾驭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更有自信，特别是人物语言方面，大陆作家总是给人物更多说话的机会，让人物在言谈中展现自己的性格，因而她认为大陆小说更有戏剧化特点；作家的干预较少，作家总是尽可能让人物有自我展现的空间。而台湾文学走的是一条依托书面语的道路，作家更多地通过挖掘汉字的表现功能激发读者的想象，通过语言的陌生化、熟词生用，刷新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台湾作家真正依托汉语汉字，通过它创造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

王安忆以自己的《小鲍庄》与台湾作家宋泽莱的《打牛湳村》为例，详细说明了两岸作家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她说《小鲍庄》中更多地让人物自己说话，也使用了大量方言土语。例如《小鲍庄》第一节有这样的叙事：“鲍彦山家里的，在床上哼呻，要生了。队长家的大狗子跑到湖里把鲍彦山喊回来。鲍彦山两只胳膊背在身后，夹了一杆锄子，不慌不忙地朝家走。‘不碍事，这是第七胎了，好比老母鸡下个蛋，不碍事，他心想。’”王安忆说，这段话中不管人物语言还是叙事语言使用的都是皖北农村的方言土语：“‘家里的’是某些农村里对妻子的称谓，‘鲍彦山家里的’即鲍彦山的妻子；‘哼呻’，是呻吟的象声性词汇，出自农民口语。农民口语有一主要特征，就是具体形象地表现某一情景，因而将抽象的‘呻吟’具体为‘哼呻’，‘要生了’，‘生’即分娩，是直接简捷的口语；‘不碍事’即没关系，不要紧，也是北方地区的口语。”

而在宋泽莱的《打牛湳村》中，人物自己表演的机会比较少，作者更倾向于把人物的经历、活动和特点用“讲述”的方式予以交代。例如小说这样介绍农民萧笙：“这个老大笙仔，有一颗大大的头，像月亮般圆圆的脸，看到人从来是和和蔼蔼，伊的身体肥硕得像牛一般，头上披一丛金色细腻的发，讲起话来也是细致的，最重要的是他很喜欢站着看他喂养的牲畜，每一次他都要用着和祥的手来抚摸着那几只肥大的蓝瑞斯。”王安忆认为在这段叙事中用“丛”和“细腻”修饰“发”，说讲起话来是“细致”的都是“熟词生用”，作者是用陌生化的方式激发读者的想象，通过词语巧妙搭配发掘其表现潜能。王安忆在比较中还发现，《打牛湳村》中的人物语言也表现出明显的叙述性，它不像是人物在说，而像是经过了作者的转述；这种语言也带有明显的书面语特点。如王安忆所说，“在台湾作者的小说中，即使是对话，也表现出强烈的叙述性”，人物语言“虽是口语，却是书面化或是语文化了的”。在对《小鲍庄》和《打牛湳村》做过比较以后，王安忆认为，“大陆作家的小说往往能越过语言直接展示画面与人物的形象，而台湾作家的小说则是真正的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小说，交给读者的是文字和语言，再由这些文字和语言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情景与什么样的故事以及什么样的人物。大陆的小说具有身临其境的画面感，而台湾的小说则具有阅读感”。

至于大陆、台湾文学语言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王安忆则试图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寻求原因。她指出：“大陆小说创作，这一整个素朴的叙述方式的形成，也许就又有更长久的历史原因了。在‘五四’民主浪潮的推动下，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相当蓬勃，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以及所引起的讨论，其中语言即‘大众语’问题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四〇年时，延安文艺界讨论十分热烈的民族形式问题，等等，都表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已接近了一个主题：文学为普通民众。”而“台湾小说的创作直接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下来，保持了‘文人白话’的面貌。这面貌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在一定的浅显程度上使用、发展字词内古文与文言的涵义；二是在句法上欧化的倾向，比如倒装，被动，漫长的从句等等”[6]。

台湾作家朱天文也提过与王安忆相似的看法。她认为，“1949年是一个很大的分野”，在大陆“1949年以后特别口语化，不仅是左翼文学，因为尽量要让普通大众来看，基本是一个口语的文学”。而在台湾，情况则有很大不同。“1949年的时候有这么一批人到了台湾，走的是一个书面的文字传统。中国自古以来，你的语言可以好多好多，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总有一个书面的传统。”她说，“我们是比较书面的传统长大的”。在这个问题上，朱天心则认为台湾文学比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台湾文学对于大陆来说，有着补上一些失落环节的作用，中间包括了一些古典传统的部分”[7]。

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以上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虽然左翼文学一直雄踞大陆文坛是文学语言倾向大众化、口语化的主因，也因此导致两岸语言的明显分野，然而如果做一个历史还原，能够看到，事实上台湾作家在文学史上也不是没有做过口语化的努力，台湾文学虽然主要继承了“五四”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是文坛上很多作家，特别是乡土作家还是乐于使用口语，包括方言土语，只是这个尝试和努力没有创造出类似大陆文学语言的那种口语化的效果。而台湾文学语言之所以没有做到口语化，除了上述两岸文学史走向的不同外，还与台湾复杂的方言有很大关系。

文学语言的口语化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口语和书面语大致的统一，而从这个角度说，台湾文学显然处在一个不利地位。因为汉语普通话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在大陆使用北方官话的人口占百分之七十，而在台湾，光复之前人们使用的主要是闽南话和客家话，光复以后使用北方官话的仍然只占少数。因为闽南话、客家话与普通话有非常大的距离，台湾作家就很难像大陆作家那样能够自如地将口语用到叙事和人物语言中。对很多台湾作家来说，闽南话或客家话就是他们的日常口语，他们记忆中的人物说的也是方言土语，而在作品中要让人物实现从方言土语向普通话的转换，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台湾作家其实自新文学兴起以来一直都很注重将方言口语引入小说，特别是一些乡土作家，为了表现乡风民俗，他们尝试将很多台湾方言用于作品中。赖和就大力主张“舌头和笔尖的合一”，他的小说中就比较多地使用了方言。例如在小说《辱！？》中就有很多方言词汇，例如：“起鼓”（开始敲鼓，即一场戏开演）；“椅条”（条凳）；“椅头仔”（圆凳子）；“囡仔”（小孩）；“冰枝”（冰棒）；“查浦囡仔”（男孩）；“查某囡仔”（女孩）；“小生理”（小生意）等。

台湾作家难以以方言土语入文学的原因在于，首先，闽南语、客家语与普通话差别过大，大量使用方言土语会给其他方言区读者造成很大障碍，另外，与中国南方几个主要方言区，像粤语、赣语和吴语的情况相似，这些方言区的很多话是有音无字，作家要完全做到“言文一致”，或许就要在已有汉字以外再生造一些字。这样就更增加了这些方言区作家使用方言的困难。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提到方言文学有两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8]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台湾作家。

汪毅夫在谈到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时指出“从总体上看，台湾现代文学作品采用了大量的台湾方言俚语。某些作家甚至抱持了用方言来写作小说的态度，……一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简直是一部‘台湾方言语汇’”。但是“总而观之，尝试用方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鲜有收获、亦终未形成群体”。在思考其背后的原因时，他指出：“看来，张我军所谓‘台湾方言是无法表记的’和连横所谓‘以台湾语而为小说，台湾人谅亦能知，但恐行之不远耳’，乃是尝试方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鲜有斩获，方言作品未能自成一类、自成一种气候的原因。”[9]

当然在台湾，作家的口语（闽南话、客家话）与书面语差距过大的情况也并非一直没有改变，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消除日语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曾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法令，采取多种措施在学校和社会上加强国语教育，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国语普及率已经达到90%以上。与语言的改变相对应，台湾文学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明显缩小，台湾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作品中使用口语明显增加也更趋于自然，就是说，以往言文分离的情况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然而即便在台湾当代文学在口语使用方面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其与大陆文学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即便当下的台湾作家掌握了普通话，但是因为作为其母语的闽南话、客家话与普通话有很大距离，他们仍然很难将自己的方言融入普通话中；其结果是他们的普通话很难得到方言的“滋养”，因而成为干瘪、枯涩的普通话。台湾学者吕正惠指出：“现在台湾的白话文，如果借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到处充斥着‘欧化体的新文艺的臭味’，常常令人无法卒读。”他认为在口语化方面台湾文学语言与大陆相比仍有非常大的距离。

吕正惠认为导致台湾文学语言枯涩的原因主要就是作家的方言与国语的隔膜。他认为：“普通话是一种去掉方言特殊语气与特殊语词的‘规规矩矩’的语言，把这种语言应用到最好的时候，可以写成一种既文雅、又简洁的白话文。但是，用这种语言来写小说或戏剧（这里面有许多对话），肯定不会是太好的作品。”他认为优秀的普通话，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普通话必须吸收方言，以方言为活的源泉，否则所谓普通话就永远只能是干巴巴的语言。吕正惠认为：“一个人既讲方言（家乡话），又讲普通话，但他所写的，却主要是以普通话为主的‘白话文’，而实际上，就他最熟悉的‘口语’（白话）而言，第一应该是方言，其次才是普通话。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最道地的‘白话’文，应该是以方言为主的白话文，而不是以普通话为主的白话文。”他认为“普通话和方言应该是一种‘互相交往’的辩证关系。方言是‘活水源头’，通过它们的供应与支援，普通话一直处在‘成长’与扩大之中，而不会停留在‘静止’状态”。然而就台湾的情况来说，一方面，闽南话、客家话与普通话有较大距离，融合起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台湾光复以后，当局执行的政策是强制推行国语，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压制方言。“由于国民党是以少数外省人来统治多数台湾人，而且，在治台初期，又和台湾人发生大冲突；为了防止台湾人‘本体意识’的滋长，就大力地压制台湾最重要的两种方言：闽南话和客家话，使这两种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非法’语言的性质（对闽南话尤其如此）。其结果就是：受教育程度愈高的闽南人和客家人，愈不熟悉自己的方言。”

除此而外，吕正惠认为台湾基础教育的不当又加深了书面语与口语的隔膜。他指出：“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文课本，在很早的阶段就开始选录文言文。但是，在学生接触文言文的时候，他们的白话文根基（最基本的词汇和句型）并未打好。这个时候，新加进来的文言文教育只会扰乱了他们并不扎实的语文基础。”“由于从小没有优秀的白话文作品可以阅读，也由于中、小学国语、文教育施行的不当，一般人的普通话修养大概都不好。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再去读充满欧化句法的翻译作品以及报纸，也就没有能力去‘抵挡’这些毛病。久而久之，真正能够欣赏、能够写作优秀白话文的人就愈来愈少了。”另外，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当局对“五四”以后大陆主流作品一直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台湾作家很难有机会接触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因而很难从阅读中继承中国现代文学口语化的优秀传统。总起来说，吕正惠认为，台湾文学书面语与口语分离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方面，台湾的普通话无法从口语及方言中随时汲取养分；二方面，台湾长久以来读不到大批的、真正优秀的白话文作品。”[10]

总之，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比较研究是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演变、发展的重要视角，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互相以对方为参照，加深对各自特点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看到语言发展的选择性，避免在单一语言的研究中，把一种语言传统视为天然的、天经地义的。事实上，每一种文学语言传统都是多种传统中的一条，大陆与台湾在1949年前后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它们也不应当有优劣之分，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陆与台湾语言比较研究给研究者最大的启示应该是：汉语其实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新文学诞生以来，大陆和台湾探讨了其中两条发展路径，而在这之外，应当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方向，有待后人去开掘和拓展。

二

与本书有关的前期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两岸学者关于大陆现当代文学语言的研究；关于台湾现当代文学语言的研究，以及对两岸现当代文学语言的比较研究。其中前两个方面是两岸文学语言比较研究基础，其研究的深入程度直接影响到后者研究的深度。而已有的两岸文学语言比较研究则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下面分别做一个述评。

1.关于大陆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

在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对大陆现当代文学语言的研究最深入，这个研究主要由大陆学者承担，也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述评。

关于大陆文学语言研究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此前大陆学界受传统语言观的影响，一直视语言为工具，口头上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实际上却是把语言放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上；语言研究也基本上是作家个人语言风格研究，通常附属于作家作品的主题、叙事和文体研究；当时流行的观念是内容决定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语言也仅仅是表现主题的一种手段，因而语言研究也常常无足轻重。如黄子平所说，那时“常见的格式是：‘最后，探讨作品的语言’”[11]。其次，这类研究数量虽然不少，但多零散和随意，很多研究是随感式的，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传入中国，在西方现代“语言论转向”中出现的许多思潮、理论渐次为国人所熟悉，于是，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都出现了一个在语言观念上从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型。

现代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本体论与工具论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认为语言是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唯一的媒介，人的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人只能通过语言认识世界，世界只能在语言中显现；另外，人创造了语言，但语言并不依附于人，相反，作为个体的人生来就受到语言的影响，人的思维和意识活动都只能按某种语言指定的方式展开，人之“说”受制于语言的“说”。受到这种语言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开始高度关注文学中的语言问题，在相关研究上也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术专著，例如夏晓虹、王风的《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郜元宝的《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邓伟的《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吴晓峰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刘琴的《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张向东的《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刘东方的《“五四”时期胡适的文体理论》、张卫中的《汉语与汉语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等，另外还有很多学术论文发表。这些学术著作与论文将中国大陆文学语言研究推向了深入，大大提升了文学语言研究的水平。

当下大陆文学语言研究关注较多的是近代以来几次大的语言运动，主要有“五四”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兴起的国语运动，对这些关系中国文学语言发生与走向的语言运动都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很多论者梳理了它的发生、发展，它与晚清白话文的关系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个领域研究较明显的突破有两个方面，首先，很多研究者认识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不仅仅是一次语言形式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思想革命；语言与思想密切相关，中国人远离文言实际上也是远离了封建思想的渊薮，“五四”时期汉语书面语转型对推动中国人思想现代性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玉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既是“器”也是“道”，既是工具，也是本体。语言中很多词汇是中性的，但是也有一些涉及思想、政治、哲学、法律的词汇，则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科学、民族、自由、人权、法制等，这些词汇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从这个观点出发，高玉认为，现代汉语是现代文学发生的主要原因，现代汉语的确立即意味着现代文学的确立，它从根本上规定和保证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整体特征，现代汉语不变现代文学也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12]

晚清民初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是近现代史上兴起的一场旨在创造汉民族现代共同语的语言运动，其早期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创造拼音字母，解决汉字难认难写的问题，既实现“言文一致”，又有利于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后期在汉字拼音化遇到阻力以后，很多国语运动参与者则开始积极倡导、推进国语的统一。在中国近现代语言史上，国语运动的影响虽然小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但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人改造语言的努力，同时它在统一国语的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国语运动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国语与方言的关系，同时搞清楚中国现代语言变革的源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语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追溯国语运动发展的历史，描述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从分离到走向联合的过程。其二是辨析两个语言运动在变革目标与思路上的相似与差异。王风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早期的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都可以追溯到晚清，两个运动的根本目标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即实现“言文合一”，“让普通公众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13]。因此两个运动合流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到了1917年两个运动的合流已经成为明显趋势。至于两个运动的差异，有的研究者认为，白话文运动相对是一场比较保守的语言运动，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教育条件落后，在语言文字上任何大的变动都必然遇到巨大困难，因而胡适、陈独秀提出了一种折中的、稳妥的变革方案，即保留汉语、汉字，仅仅将主流书面语由文言变成白话。而早期国语运动改革语言的方案则是走拼音化道路，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然而中国方言众多，实现拼音化将使方言的差异在文字上反映出来，导致书面语沟通的困难，也背离了国语统一的大计。另外，“五四”白话文运动变革的对象更多的是针对文学语言，国语运动的对象则是实用语言；前者变革的途径是自下而上，通过典范的白话文作品带动白话文的普及，而后者在制定了拼音方案后，更多地还是依靠国家的教育机构，自上而下地予以推行。

除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大陆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20世纪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延安时期对语言大众化、民族化的倡导，“十七年”的语言政策，以及新时期作家语言意识的自觉与变革都有比较多的研究。但是相对来说，学界对中国文学语言的转型、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着力较多，这类研究已经形成规模，而对“五四”以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建设则关注不够，关于作家作品语言的研究大体还是停留在个人风格的研究，未能将作家个人风格建构与时代环境联系起来，找到作家个人风格建构的某种规律。

2.关于台湾现当代文学语言的研究

台湾文学的规模较之大陆明显偏小，但是台湾文学语言演变的历史却并不比大陆简单。台湾新文学的发轫是在日据时期，受大陆“五四”文学的影响，台湾作家开始尝试白话文写作，但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差异，当时的台湾是几种语言并存，除了白话，还有文言、方言和日文，其中白话文写作并不占主流地位。特别是1937年大陆的抗战爆发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强化了日文教育，台湾作家不得不更多地使用日文写作。如果说在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写作整体经历了一次从汉文到日文的转换，那么1945年光复以后，他们又不得不再次经历从日文到汉文、特别是向白话文的转换。1945年以后，台湾当局大力推行国语，给台湾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是20世纪90年代“台独”势力抬头之后，很多作家在中国人/台湾人之间出现了身份认同的混乱，他们在使用国语还是台湾话之间出现了迷茫与困惑。台湾的文学语言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几经转换，对台湾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作家语言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作品的优劣，因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不能不特别关注其语言问题；任何一部严肃的文学史写作都不能不把语言问题当作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以往对大陆文学语言的研究主要由大陆学者承担，那么有关台湾文学语言的研究则是由两岸学者共同承担的。长期以来，两岸学界对台湾文学语言研究一直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首先就大陆方面的研究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台湾文学史、关于台湾小说、诗歌的专题研究著作和一批论文中，有不少或者在研究中涉及文学语言，或者专门研究文学语言问题，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

在文学史方面，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在讨论作家创作特点时经常涉及作家语言方面的特点：或者对一个时期某种文体语言的整体特点做出评价，或者对重点作家的语言特点做出整体评价。例如该著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小说创作时指出，有些小说家致力于美文的经营，“如李永平《吉陵春秋》将汉文字在叙事描景方面的生动、形象、丰富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另有些作家则致力于语言创新的实验，突出的如雷骧结合日语语法，以宾语前置、词性变用等扭曲惯用结构，造成语言层层卷入的绵延气势，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鲁迅的文体。陈裕盛、罗位育、羊恕等，则常采用一种状语后置的特殊句型，似更能吻合人的观物、感觉、思维的顺序。王祯和的《人生歌王》揉入方言、文言成分，并采用重复、连续或间隔的词、字，甚至改变、加大字体，将歌谱歌词移入小说等。这些语言实验的共同点在于获得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强化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14]。其后作者用较长的篇幅分析了李永平《吉陵春秋》在语言上的特点，认为他的小说“不注重心理刻画，却注重颜色、声音、动作的感性描绘，特别是眼和手的动词最为丰富灵活，充分利用了中国文学固有的美质”。“鲜活的俚俗口语的运用，更使语言异于一般的白话文习惯，而使作品与描绘传统下层社会的需要相吻合。”[15]该著在第四编第六章谈到王文兴时，对其语言的特点有一个整体的评价，认为：“王文兴对语言文字的‘认真’达到了怪癖的程度。然而，他所创造出来的，却是不文不白佶屈聱牙的怪异词句。他有时故意写错字，用别字，造新字新词，用英文字母和注音符号，在白话里混入文言，或者组构一些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句子等等，用这些手段来表现个人的风格。”[16]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对语言问题的重视更多地体现在对作家作品语言特点的介绍分析上，那么2007年李诠林出版的《台湾现代文学史稿》则按台湾现代语言变革和作家语言的类别建构文学史框架。[17]此前的文学史著作仅仅按照时间线索陈述文学的历史，往往使语言问题受到遮蔽，有时一个作家同时用几种语言书写作品，然而文学史提到的往往只是他一种语言的创作；而李诠林的文学史则将展示作家语言的特点作为首要考虑，他从语言转换出发将文学史分成几个大的板块，而板块之内则将一个时期的国语（白话）、文言、日文、方言创作共时性地排列在一起，一个作家不同语言的创作可以放在不同章节中介绍。例如赖和、杨守愚就既出现在日据时期的文言创作一章中，同时他们又出现在这个时期日语创作一章中。当然，以语言变革和语言类型结构文学史虽然能够充分显示台湾现代文学的特点，然而仅仅提到一个作家用什么语言创作还是不够的，还应当进一步分析该作家在使用这一语言时的特点，而在这方面，李诠林的著作做得还不够深入。

一些按文体讨论台湾文学的专著也比较多地涉及了台湾文学语言的问题。陈仲义的《海峡两岸：后现代诗考察与比较》、《从投射到拼贴——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章亚昕的《二十世纪台湾诗歌史》、王金城的《20世纪70年代后台湾诗歌的语言变革》在考察台湾诗歌发展流变时，都较多地讨论了诗歌语言的问题。

除文学史和研究专著外，一批论文也较深入地探讨了台湾文学语言的发展与特点。汪毅夫的《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种解说》集中探讨了台湾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他认为“台湾现代文学”和“台湾新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台湾现代文学是一个时间概念，既包括国语（白话）作品，也包括了文言和日语作品，而新文学则不包含文言作品。以往有人混用这两个概念，在讨论现代文学时就忽视了文言作品的存在。在该文中，作者从语言角度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做了切分，讨论了这个时期台湾作家写作用语转换的几种类型，以及台湾现代作家创作、翻译语言的若干问题。在这个方面，作者比较重要的观点包括，他认为“作为古代汉语书面语、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写作用语，文言在日据时期始终是台湾作家主要的写作用语之一”。其次，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大量使用了方言土语，然而经过辨析，作者认为因为方言自身的局限，它与国语的竞争中有难以克服的劣势。[18]计璧瑞的《日据台湾的语言殖民和语言运动》也是一篇宏观讨论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文章，与汪毅夫不同的是该文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台湾现代作家在语言上面临的困境：在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台湾作家经历了从中文到日文，再从日文到中文的两次转换，在中文内部还有在文言、白话和方言之间的转换。其二是探讨了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几次语言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话文运动对语言发展的影响。[19]黎湘萍的《当代小说的语言探索——以台湾小说的变革为例》主要探讨20世纪80年代在大陆和台湾出现的、被称为“新小说”或“元小说”的作品，作者认为在元小说中，语言真正凸显了主体的地位，而为了真正说明元小说语言的这个特点，作者对台湾文学语言的发展做了一个整体回顾，谈到了在元小说出现之前，台湾文学语言的三次变革，对台湾文学语言的发展史做了很好的梳理。

其次，就台湾方面的研究来说，台湾学者对语言问题也给予了很多关注。与大陆的情况相似，很多文学史著作，关于小说、诗歌的专题研究著作，以及一批学术论文也都或者在文学研究中涉及语言问题，或者专门探讨了文学语言的问题。与大陆稍有不同的是，台湾学者置身于台湾文学的环境中，他们不是远距离观照、较客观地描述，而多了一份问题意识，讨论语言问题往往更有针对性。同时因为有近水楼台之便，他们的著述有更多第一手材料，讨论问题更具体，也往往更加深入。

当下台湾的很多学术著作，在探讨某个专题时都会专门用一些篇幅讨论台湾文学语言的发展史。例如许琇祯的《台湾当代小说纵论（解严前后[1977—1997]）》是一部探讨解严前后台湾小说的著作，作者在其中就专门梳理了台湾新文学语言的发生、发展和遇到的主要问题。作者认为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台湾的文学语言一开始就与大陆有很大不同，她拿赖和的《斗闹热》与茅盾的《赛会》做了一个比较，然后指出：台湾新文学的语言“一开始就走上了方言、汉语、日语混用的道路”。“在语法上杂用了台语、日语、汉语。”她认为“对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而言，这种语言混融的状态正是生活的现状”。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推行国语本来也无可非议，但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它过于急迫地限制日语，特别是限制方言的使用，导致了很多台湾作家语言的“断裂”，“方言被压制排抑于文学领域之外，那些日据时期的本土作家必须重新学习以国语作为文学工具，故而阻滞了文学创作发表的空间”，她谈到：杨逵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白话作品的产生，吕赫若虽然光复后就有中文作品发表，但是到了《冬夜》，他的小说才呈现出成熟的风貌。在60年代，台湾文学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多作家在语言上做了大胆的尝试，“王文兴《家变》里大量出现倒装、造字、翻译化语句，不但以心理时间取代写实主义由物理时间所统摄的整序性，也开展了文学语言更本质性而非工具性的面向”。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复兴，“在语言问题上虽然大体回归写实主义的语言模式，但是方言书写显然有着更为明显的涉入，”作者认为，“这对于打破国语作为叙事语言中心的一统局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这个时期的作家在受过现代主义洗礼以后，其语言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乡土语言，而增添了许多现代性的成分，如作者所说：“七〇年代的小说叙事，虽然仍在写实主义的美学观点下呈现出较为保守的一面，但是，经历过现代主义创新实验的新语言，终究为国语、方言之外的文学语言带来新的契机，并在八〇、九〇年代绽放出真知多元语言、多样叙事风格的文学书写。”[20]

台湾学者不仅关注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在探讨文学文体、流派、作家作品时也非常关心语言问题。例如孟樊的《当代台湾新诗理论》在考察当代台湾诗歌理论时就非常关注语言问题，经常从语言出发探讨台湾诗歌的发展，考察诗人的语言观念与语言实践。作者在考察台湾后现代主义诗歌时，一开始就是从诗人语言态度的差异判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同。他指出：“在诗的形式上，后现代诗人不仅延续了现代主义时期的实验精神，并且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所不同者，乃后现代诗人毫不留情地抨击现代诗人对语言功能的迷信，重新审视语言的本质，也即对诗之本质予以质疑。”[21]在书中作者罗列了后现代诗歌这样七个特点：“文类界限的泯灭”、“后设语言的嵌入”、“博议的拼贴与混合”、“意符的游戏”、“事件般的即兴演出”、“更新的图像诗与字体的形式实验”、“谐拟大量的被引用”，而其中每一项都与语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文类界限被取消后，后现代诗歌中就出现了“哲学诗”、“小说诗”、“报道诗”等，诗的语言也变成哲学语录、小说语言（包括对话）、新闻报道语言等，甚至出现了很多数学的、化学的符号。所谓“博议”是指“在后现代诗中异质材料的组合排列，其具体手法须经过‘引用’（citation）——从其他文字用语中摘取部分文字，然后再予以拼贴及凑合（collage and montage）等步骤”[22]。林燿德的《二二八》，全诗的语言均来自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新生报》，是在各版摘录文字的一个拼贴。《新生报》的版面包括了“广告版（影片上场广告）、北市版、财经新闻版、政治新闻版、社会版、大陆新闻版、影剧版、遗失启事栏、求职栏、医药广告栏”等，因此该诗的语言自然也是杂七杂八。台湾后现代诗歌中还有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诗歌形式是图像诗，这种诗歌利用了汉字特殊的能指形式，是一种标准的能指游戏。在关于图像诗的讨论中，孟樊首先区别了现代主义的图像诗与后现代图像诗的区别：前者“在图形的背后，文字排列组合之余，仍指向一个中心意义，亦即诗中的意义不全然被图形本身抹拭掉”。然后作者指出了台湾后现代图像诗的几种类型。其一，“诗的意义可能与其图形无涉，”例如孟樊自己的《城堡》，“图形虽做城堡状，但诗中传达的意思则和‘城堡’题名无关”。其二，“图形本身根本不再传达中心的意义，可能只是纯属游戏之作，如丘缓的《我的门联》，诗中共四副对联，没有一副可对，”所谓门联只是随意列出的句子。[23]总之，作者认为后现代诗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诗人的语言观念与实践上，因而语言也是作者介绍、分析台湾后现代诗歌的关键之点。

3.两岸现当代文学语言的比较研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涉及两岸文学比较的研究都会涉及两岸文学语言的比较。在大陆学界，新时期以来出版的文学史、各类专题研究著作中很多都有对两岸文学语言的比较，但其中涉及这个问题比较多的还是几部专门做两岸文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如杨匡汉主编的《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海峡两岸文学比较》、丁帆等著《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赵朕著《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

前两部专著都是多人参与完成的学术著作，可能因为各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和兴趣的差异，或许也由于讨论的对象、时段等不同，书中各章涉及语言的程度有很大差异，有的章节会用很多篇幅讨论两岸语言的差异，也有的章节基本不涉及语言问题。《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一书的第九章讨论的对象是大陆台湾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在这一章中作者就对这个时期两岸的文学语言做了较多的比较。

作者在谈到这个时期两岸文学语言的差异时指出，大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主要是继承了延安文学的传统，强调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其利在于：“‘五四’时期那种洋腔洋调少了，劳动人民质朴、风趣、厚实的语言滋养了众多的作家，作家们不仅在人物的对话中运用鲜活、生动的群众口语，避免了20、30年代文学作品中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的，语言却是小资产阶级的别扭写法，而且在叙述语言和描写手段上也力求用新鲜、生动的群众语言。”[24]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官方一再强调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导致大陆文学愈来愈注重思想性和战斗性，语言丧失了其独立性，成为思想、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些小说人物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张口就是一套一套的政治术语，作者的叙述语言、描写语言中充斥着流行的政治概念和口号，”[25]于是出现人物刻画的漫画化，语气夸张、语调生硬，语言受到政治的严重扭曲。而1949年以后，台湾文学虽然也出现了火药味浓厚的“反共文学”、“战斗文学”，但是时间短暂，影响有限；也是为了纠正台湾文学过分政治化倾向，一些作家很快就转向，专心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派。这个时期居于主流的现代派文学开始较多地使用现代派手法，例如在小说中使用意识流、象征、变形等手法和技巧。而这个变革“要求小说语言同传统的再现性、表述性的语言有所不同。大量的新名词创造出来了，新的词组组合、新的词性搭配出现了。由于人的意识的不确定性，表现这种意识的文字也呈现灵活多变的风貌，那种一成不变的文法，那种传统的‘文从字顺’的标准被冲破了，现代派为台湾文坛带来了新的语言范式，它不但要用文字的意义，更要用文字的引申义、联想、歧义，和它本身在视觉上和听觉上构成的一种‘感性的存在’，语言的效果化和感性化，成了它的一大特色”[26]。作者在这一章中对两岸乡土文学语言也做了较深入地比较研究。

在语言意识方面，《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也同样存在一个不平衡的情况。该书在第四编第三章的第二节专门比较了六十年代两岸乡土小说语言的特点。作者首先指出“文学的最终指向必然是大众的，中国新文学向中国民间文学、向现实生活语言汲取养料，使新文学发展更走向大众化、生活化是非常有必要的，赵树理作为一个作家或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代表，都是有价值的，应该得到肯定的”。但作者也指出“文学的韵味正在于它的多样化、个性化，千篇一律的民间化、大众化显然背离了这一点”。随后作者说“更何况赵树理的创作本身亦非完美，它有其优点，亦不无缺陷，如他的语言生活化十足，但在含蓄、韵味上则有所不足，这种语言表现直接客观的生活很好，但表现抽象的、心理的生活则未必合适”[27]。在谈到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时，作者认为这个时期乡土作家的语言受过现代派的洗礼，其“文学语言有了新的发展”。作者认为：“以李乔、郑清文、王祯和为代表的这些作家的创作语言，比较他们50年代前辈们的‘日化’影响，固然早已是自然流畅，完全的生活化、民族化了，较之更老一辈的现实主义乡土作家的质朴平白，他们也显示出语言表现得更为丰富多彩，他们借鉴了现代主义们的语言创新，但基本脱离了现代主义作家们的晦涩西化的缺点。他们也吸取了白先勇等现代主义中的乡土作家们的向传统文学语言借鉴的优长，显示出自己的融合特征。而且，在他们的文学语言探求中，个性化、风格化特征也已初步展露，像王祯和、李乔等人的语言，都是各具特色，异彩纷呈。”[28]

除了文学史和学术专著外，还有一批学术论文也涉及了两岸文学语言的比较研究，与文学史和学术专著的情况类似，多数论文也都是谈到台湾文学语言时，以大陆文学作为参照，或者部分涉及大陆文学；专门进行语言比较的论文相对较少。其中较有价值的主要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王安忆的《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王文主要观点就是大陆小说语言是口语化的，较多地吸收了方言和民间俗语，台湾语言则是书面化的，较多学习、借鉴了欧化语和文言的成分。两岸作家在语言上各有优长，他们在叙事方式上也显示了较大差异。在文章中，王安忆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她认为“语言是叙述方式最基本的元素，它推导与制造叙述方式”。例如一个作家选择“展示”（作家退出小说，让人物自己出来表演）就要求作家能够熟练运用人物的口语，“必须要求一种具体的语言，就是‘什么人物说什么话’”，而如果选择“讲述”（小说中情节介绍、人物刻画都由叙事人完成），就要求作家的语言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它是“一种具备塑造功能的抽象性语言”。王安忆认为因为语言的差异，大陆小说常常使用“展示”的手法，像戏剧一样，让人物自己出来表演，而台湾作家因为与口语的隔膜，他们更多地用叙事直接讲述情节和人物的活动，包括人物的对话都具有书面语的特点。至于两地文学语言形成不同传统的原因，王安忆认为大陆文学语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大众化、口语化已经深入文学的骨髓，在新时期，大陆作家仍然不自觉地保留了这个传统，而台湾文学则继承了“五四”以后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在语言上走的是精英化和书面化的路子。王安忆作为一个作家在文章中谈的当然主要是一种感性印象，要对这种观点提出反证当然是很容易，例如，台湾很多乡土小说还是比较多地使用了方言口语，像黄春明《青蕃公的故事》、《甘庚伯的黄昏》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另外，大陆、台湾文学语言特色的形成也并非继承传统这么简单，这与两岸复杂的方言情况也有很大关系。[29]但总起来说，王文还是指出了大陆、台湾在语言上主要的差异，虽然这个差异还需要进一步做科学的、严密的论证。

台湾也有一些涉及两岸文学语言比较的文学史、专著和学术论文，这类研究大都是在研究大陆和台湾文学时以另一方作为参照，直接探讨两岸文学语言差异的研究不是很多。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吕正惠《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方言和普通话的辩证关系》。该文主要内容是探讨当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但是作者不是仅就台湾文学语言谈论这个问题，而是从“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整体发展的视野出发，因而其中自然就包含了两岸语言比较的成分。

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当代台湾文学很大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他认为方言是作家的母语，方言中储存着作家的生存经验和情感记忆，离开方言一个作家不可能把生活写得有声有色。然而在台湾的情况是：“一个人既讲方言（家乡话），又讲普通话，但他所写的，却主要是以普通话为主的‘白话文’，而实际上，就他最熟悉的‘口语’（白话）而言，第一应该是方言，其次才是普通话。”吕正惠认为对台湾作家来说，最好的方法既不是单纯提倡方言，也不是单纯提倡普通话，而是要把方言与普通话结合起来，就是将方言作为“活水”，灌注到普通话中。作者认为当代台湾文学语言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学语言过分书面化，书面语与口语有太大的距离，即所谓普通话苍白失血，缺少来自口语的活力。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既对光复以后台湾当局压制方言提出批评，也对“解严”以后，一些人提倡“方言文学”提出批评。作者认为与台湾文学语言言文分离形成对照的是，大陆文学自20世纪30年代受左翼文学的影响，走的一直是口语化的道路，大陆文学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很多作家能够将口语与书面语、方言与白话结合起来，从而让书面语能够不断吸收来自生活的活水。文章指出：“新文学革命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使用‘活语言’。在后来的发展中，最能够发扬这一理想的，无疑要数左翼文学。左翼文学至少在理论上都认为，最活泼的语言就是人民的语言。”在左翼作家中，吕正惠认为做得最好的是赵树理，“赵树理的小说读起来通篇的‘口语腔调’，如闻其声，非常的生动活泼”。他认为，“当赵树理的语言风格的影响扩大开来以后，就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贡献：让各地的方言‘腔调’和普通话结合起来，在不同地区的小说家作品里，产生了各具特质的普通话”。作者因此建议，台湾作家应当学习大陆文学的语言，而他认为“最佳入门书是四十年代以后，大陆那些优秀的、非常口语化的白话小说，即第四节所论到的、深受赵树理影响的那个小说传统”[30]。吕正惠的文章虽然并非正式对两岸文学语言做出比较，台湾文学选择书面化也并非没有优点，但是他在分析台湾文学语言时的确指出了它的主要不足之处，而他就这一点拿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语言进行比较时，又敏锐地看到了大陆文学语言在20世纪发展的轨迹。

三

本书有三个主要部分：1949年以后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比较研究、台湾文学语言专题研究和大陆文学语言专题研究。本书在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比较研究外，再设立两个专门研究的原因是：比较研究的基础是关于大陆、台湾文学语言各自的研究，没有基础研究的深入，也不会有比较的深入，而目前两项研究都既有一定成果，又有明显不足。目前大陆文学语言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近现代这一段，有关新时期语言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而台湾文学语言研究中对不同文体语言的研究比较薄弱，因而本书将大陆、台湾文学语言的专题研究也列入了研究中。与这个研究内容相对应，本书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比较论”；中篇为“台湾文学语言问题专论”；下篇为“大陆文学语言问题专论”。

文学语言在不同体裁中会有很大差异，文学的几个主要体裁：小说、诗歌、散文的语言会有很大不同，因而本书将其语言分别加以研究。上篇四章分别比较了大陆、台湾的小说、诗歌、散文在语言上的差异，以及两岸学者在语言观念和理论上的不同。因为小说的重要，也有较多内容，上篇比较了大陆、台湾乡土小说与新生代小说在语言上的不同。中篇四章是鉴于此前台湾文学语言在不同体裁方面研究的相对不足，在小说方面选择了对台湾当代小说语言流变的整体描述，以及对台湾小说语言“杂语”现象的讨论；在诗歌方面，则选择了描述台湾当代诗歌语言的流变，以及对台湾新世代诗歌的语言做了一个探讨。下篇五章主要探讨了大陆新时期文学语言的特点，包括新时期作家语言观念的变革、在创作实践中文学语言的变革，新时期小说中诗性语言创造，以及新世纪小说中的语言问题。在“附录”中收入了《语言本体论的限度——关于新时期小说语言探索的思考》和《张悦然小说语言论——兼谈新世纪小说中的“新诗性”语言》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对新时期大陆文学语言特点的辨析、概括，收入书中，意在对正文所谈问题做一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