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在他乡做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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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岁月

我六年的小学生活,前三年是自然灾害,后三年是“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大人们因为紧张的政治气氛和艰难的生存环境而忧心忡忡,但小孩子们则因年幼而无忧无虑,当然更不知道为父母分担忧愁。所以,至今我对小学的记忆都是充满着欢乐、自由和探险的。

1966年,正值我小学临近毕业时,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间天翻地覆,好人变成了坏人,尊敬的领导和老师们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街上处处都能看到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铺天盖地满满贴的都是大字报。

我的父母白天都不在家,有时甚至晚上也不在家。他们都受到运动冲击:母亲被批、父亲被打、红卫兵抄家……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孩子理应是很害怕的,可当时似乎也就麻木了。环顾周围,每家每户均遇到类似的困境,我们这些受冲击的家庭以及被殃及的子女,都不知道父母以后会怎样,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宋彬彬”,毛觉得不好,说“要武嘛!”宋彬彬马上改名为“宋要武”。此事一见报,一夜间全国数百万年轻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带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如“志武”“红武”“卫东”“保华”,等等。我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何勇”。

经过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全民闹“文革”的一段混乱时期后,1967年10月14日,“文革”中又号召“复课闹革命”,我被分到南京第十五中学读初中。入校后虽然开课,但没人有心思学习。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老师们在讲台前讲课,学生们背对而坐,有的说话,有的做别的事儿,老师也不敢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66、67、68三届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几乎全部发往农村。我那一届初中毕业生本该留城,分配到工厂工作而不必下乡的,但因为我的父母,我也下乡了。

那是1969年,南京市发动干部“下放”到农村去。也不知道是我父母主动请求,还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下放,我和两个妹妹也就跟着父母下放了。

父亲当时的思想很单纯,想法也很幼稚。在他看来,由于他的出身不好,他的父辈曾经剥削过穷人,他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改造才能脱胎换骨,才能与家庭彻底划清界线。母亲多年后曾流露出歉意,觉得自己下放不该把我也带下去,乃至连累我吃了七年的冤枉苦。不知怎的,我后来从未向父亲提及此事,恐怕是怕让他老人家伤感吧。

我(前排右)与初中同学,南京,1975年。

当时南京干部的下放去向是两个地方:江苏北部淮阴专区的灌云和宿迁。我们家下放所在地是宿迁。

我还记得我们是坐一辆有顶棚的大卡车离开南京的。当时同行的下放车队足足有几十辆卡车。车上的人和送行的人哭成一片,直似生离死别,好不凄惨。不过我们这一车倒是没人哭,毕竟全家人在一起。

1969年在南京流传着一首《南京知青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车轮转动时,我想着的就是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