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翻译人生家国情深
幼年杨宪益跟随业师魏汝舟，不仅精研国学，还学到了在国家存亡之际的做人道理。魏汝舟除了讲授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之外，还通过中西方历史故事，让刚刚启蒙的杨宪益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西学”才是救国之路。到杨家担任塾师之前，魏汝舟是位饱经忧患的不幸举人，身上保留着中国读书人的良好传统：自尊、大度、不卑不亢。他不仅教授杨宪益四书、五经、汉赋、唐诗、宋词、韩柳古文等诗词歌赋知识，更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以及“众人皆醉我独醒”“哀民生之多艰”等观念灌输给杨宪益。此外，魏汝舟还向他讲授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与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的著名篇章。杨宪益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中国读书人正直、真诚、豪放、进取、忠于民族社稷的情怀，以及渴望祖国独立富强、摆脱列强控制与压迫的热切愿望。杨宪益晚年回忆说，“魏老师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观，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entleman。”(28)如何寻找到一条使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老百姓摆脱屈辱、不再受西洋列强欺凌的强国之路，一直在杨宪益的头脑里思考、盘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青年学生对外国压迫怀有强烈的反抗激情。“五卅惨案”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中国学生和平民举行活动，纪念这一举国蒙耻的日子。在天津新学书院读初中时，杨宪益曾和同学们一起组织罢课，拒绝去听英国教员的课程。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东北沈阳，沈阳城失陷，天津各校中学生被国难震醒，纷纷走上街头。杨宪益更是带头罢课，与学校当局争论辩理，在家人、同学中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为了表达把生命与鲜血献给祖国和人民，承担救国济民大任的决心，年仅十七岁的杨宪益写下一首题为《雪》（1932年初春）的长诗，诗的后半部分如下：
……
又若战士刚，百战了无畏。
去恶务尽除，素衷何用慰。
碎骨未足忧，岂惧汤鼎沸。
又若士先觉，为众作先驱。
欲以善与美，治世化愚驽。
蒙垢且不惜，岂复惜微躯。
积雪满空庭，皎皎质何洁？
安得雪为人，安得人似雪？
安得雪长存，终古光不灭？
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
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
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29)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少年杨宪益立下“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的宏愿。吴海发在《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中评述说，“这里的义士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愿为时代献上他的‘善与美’的春风，化开愚驽的混乱的坚冰，为此目的，志士不怕蒙垢，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头读此诗，翻开诗人生命的回忆目录，此诗诚然成为他毕生付之实践的宣言。”(30)“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全国各地掀起一场反日、抗日、抵制日货的浪潮，杨宪益的同窗好友廉士聪家中经营的百货商店主动将所存日货（如洋布、化妆品、胶鞋）当街焚烧，加之当时在津门横行无忌的日本浪人以“打、砸、抢”的手段搞破坏，廉家被迫宣告破产。出于正义感与义愤，杨宪益请求母亲出资三千元法币（当时已非微小数字）救助，使这位爱国同学免于失学。
当时的杨宪益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满怀热烈的爱国之情，阅读意大利改革家兼革命家朱赛贝·马志尼(31)的《人的责任》英文译本，立志以马志尼为楷模。后来到伦敦留学，杨宪益更是买来马志尼全部著作的英文译本，如饥似渴地阅读。留学期间，杨宪益兴趣广泛，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牛津的学术传统进一步滋养了他热爱正义与自由的精神。在英国，杨宪益的爱国热情高涨。1935年，他从英国给大妹妹杨敏如的未婚夫罗沛霖寄了一本照相本，在照相本扉页上用“古风”体写了一首好几百字的长诗，想象自己如同唐代小说中的义士虬髯公那样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复兴中华的强国。(32)1937年夏末，中日战争早已开始，在伦敦的中国学生都为反日宣传工作奔忙。杨宪益担任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除了上课以外，大多数时间都在伦敦热心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发表公开演讲，组织爱国集会，组织专题讲座，介绍中国文明、声讨日本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等，赢得英国公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吕叔湘、向达、王礼锡等中国学人的支持下，杨宪益买来油印机，创办《抗日时报》(33)，把英国报纸上有关中国战争的消息收集在一起，加以编排，刻制蜡版，向居住在伦敦地区的华人华侨散发。1938年春，杨宪益发起创办英文杂志《复兴》（Resurgence）(34)，撰写社论和文章，谴责日本的侵略，分析战争形势。杨宪益与中国学会全体成员笃信，中国一定会赢得最后胜利。杨宪益把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报纸、杂志寄往英国的各个友好机构，甚至还寄送到伦敦的日本组织和天津的日军司令部。身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杨宪益密切关注国内局势，为战争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欢欣鼓舞，为抗日宣传创作英文剧本《平型关》《紫漠黄昏》等。他在自传中写道：“从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抗日宣传工作上。……当时我对从事学术工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35)杨宪益留学英伦期间，始终心系国内抗日，这种爱国赤子情怀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1940年，杨宪益从牛津大学毕业，辗转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回国之初，杨宪益拒绝国民党政要的邀请，积极与延安方面联系，想要为国家尽一己之力，并遵照南方局领导人的建议，进入大学任教，等待革命胜利后担当起中西文化沟通的工作。此后，杨宪益和戴乃迭接受重庆中央大学聘任，开始为期不长的教书生涯。杨、戴夫妇与学生相处融洽，与他们畅谈对时局的看法，很快引起学校当权者的不满，加之杨氏夫妇坚持订阅《新华日报》，收藏鲁迅著作，任教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学校找借口解除了合同。杨宪益于是携戴乃迭前往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就任英文系主任。贵阳期间，杨宪益加入当地的诗友社，时常聚会，相互作诗唱和，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饱含忧国忧民思想的文章和诗作。
在贵阳诗友社结识的大诗人卢冀野，将杨宪益夫妇推荐给时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的梁实秋，从此开启夫妇二人的职业翻译生涯。杨宪益晚年回忆说，国立编译馆时期是他一生最为高产的时期，不仅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诗书文献和不少的外国文学经典，还撰写了80余篇历史考证资料。此际，杨宪益还选译了几十首英国诗人的诗作，后来辑定成《近代英国诗钞》，由中华书局刊印发行。1982年，杨宪益在为该诗集新版所作序言中说，所选的英国诗歌“反映了本世纪前半这个极重要时代的西方青年的精神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这个中国青年的当时心情。过去中国和欧洲国家处境不同，但当时中国青年也同欧洲青年一样，经过迷惘失望和追求，对祖国和世界人类前途保持了美好的理想和希望。”
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编译馆任职的几年时间，成了杨宪益夫妇回国之后的短暂世外桃源式生活。抗战胜利后，杨宪益全家随国立编译馆迁往南京，“很少为国立编译馆做翻译工作，大量时间都用于兼职和从事政治工作”，地下活动成为他战后在南京那几年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36)在南京，杨宪益与中学时共同开展抗日罢课活动的老同学廉士聪一家意外重逢。廉士聪与父亲开了一家名为“绛舍”的古玩店，成为杨宪益当时负责的党和民革组织的地下工作联络处。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方作战，国内也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当时，政府号召人们捐钱买飞机大炮，听到政府的动员后，杨宪益二话没说，与夫人戴乃迭变卖家私筹集资金，捐献一架价值4万块钱的飞机。(37)而这件事情，杨宪益一生几乎从未与人提起，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此事，杨宪益说：
我总觉得我自己是——就是这个时代造成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在我这个时代，一上来就碰到了一个抗日战争。做中国人怎么能不爱国呢？怎么能对抗日战争没有感觉呢？一定要投身进去。我不能够耍枪杆子，只能够帮着摇旗呐喊，摇旗呐喊也要费时间，所以我浪费了一定的时间。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也是想参加，我也只能够作一个地下民主党派做了一点事，也浪费了一些看书的时间或者写东西的时间。不过我也不后悔这个事。
纵观杨宪益一生，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无论个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对祖国的热爱。英伦留学时，他把读书之余所有的时间拿来组织爱国活动，为抗日宣传出钱出力；牛津毕业后，他毅然谢绝哈佛大学聘请，带着他的英国爱人，越过德军封锁线和日军重重检查，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前夕，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部长共赴台湾的约请；抗美援朝时期，他倾其所有为国家买飞机，即便他与戴乃迭在“文革”期间受冤枉被当作嫌疑分子关进监狱四年，儿子受牵连精神失常自杀，他也没有因此对国家失去信心。杨宪益毕生从不把“爱国”当作口号挂在嘴边，却无时无刻不在用行动阐释着自己的爱国情怀。“翻译工作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他爱国之情的表达。”(38)一本本高质量的译作中真实流溢翻译家杨宪益的拳拳爱国之心，持续不断地向西方世界弘扬着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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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音．杨宪益传［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204页。
(2) 郭晓勇．平静若水淡如烟——缅怀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12-4。
(3)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年—前385年，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杨宪益译其作品时，译其名为“阿里斯多芬”或“阿理士多芬”，为保持文献忠实性，在提及杨译其作品或杨宪益个人书写文献中，均予以保留。本书其他地方提及该喜剧作家，统一采用“阿里斯托芬”译名。
(4) 此部分史实陈述主要参考《杨宪益自传》《去日苦多》《杨宪益传》（雷音）、《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和《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杨宪益卷》等。
(5)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回忆儿时［A］．杨宪益．去日苦多［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6) 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同光体的特点是，主要学宋，也学唐，趋向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非盛唐的李白、杜甫。
(7) 阿索林（Azorín，1874—1967），西班牙小说家、评论家。原名何塞·马丁内斯·鲁伊斯，在本国文学史上属印象主义派评论家，随笔体小说的创始者。
(8) 杨宪益．去日苦多［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9) 杨苡．杨宪益与翻译［J］．中国翻译，1986（5）：41。
(10) 《金枝》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代表作。这位一生未曾离开剑桥书房的剑桥大学教授，以其五十年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的研究生活，搜集传教士和旅行家的记录，综合近东和欧洲相似的神话，探求神话和宗教仪式与产生它们的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对以后文化的影响。虽是一部人类学著作，《金枝》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人类学领域，对20世纪西方科学、文学和思想史产生过难以磨灭的影响。
(11) 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年生于英国，被公认为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在云诡波谲的20世纪30年代，奥登联合多位著名作家，结成“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社区，在英国诗歌史上煊赫一时。
(12) 埃德蒙·布伦顿，英国诗人，现代英语诗选一般都选有他的诗。20世纪50年代曾在香港大学执教，香港学人多将其名译为“白伦敦”。除了写诗，布伦顿还是著名的兰姆研究学者，著有Charles Lamb and His Contemporar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1967），与董桥、蔡思果等学者交情甚笃。
(13) 林文庆（1869—1957），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童年入福建会馆附设书院，后考入官立英文学校并升入莱佛士书院学习。1887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位中国人。毕业后曾受聘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林文庆虽受英国教育，但对汉语也有较深造诣，熟谙闽、粤方言，还精通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被誉为“语言天才”。就任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期间，成立国学研究院（1926年），林文庆亲自兼任院长，自称“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他喜爱屈原的《离骚》，于1929年完成《离骚》英译，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和印度诗人泰戈尔（R．Tagore）作序出版。
(14) 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该译本1953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刊印。
(15) 孙群星．音乐美学的始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16) 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刘有元、罗选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29页。
(17) 目前，学术界对《离骚》全文共有多少句和多少字尚未有统一说法。根据《文徵明传世书法赏析》（郭豫斌主编，2012年）中记载的《离骚经》，文徵明所书《离骚》有2 476字。周先慎著的《中国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明确记载屈原的《离骚》全诗373句，2 490字。刘继才、郭爱民主编的《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汉语言文学类·艾荫范卷》（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记载《离骚》全诗有2 477字，374句。《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一卷第五章第三节中关于《离骚》句、字数量的记载仅一句，“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
(18) Yang，Xianyi．White Tiger：An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M］．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2，p.79.
(19) 雷音．杨宪益传［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20) 工业合作化组织，又叫工业合作化协会（CIC），在中国以“工合”的名字著称，系戴乐仁以及几位属于“费边社”的英国年轻理想主义者创建。
(21) 牛津大学各种社会组织琳琅满目，保守党、社会党、工党、共产党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学会。中国学会的创建者是下文提到的戴乃迭的中文导师休斯牧师，早年曾在牛津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休斯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有相通之处，为了沟通东西方文化创建中国学会。杨宪益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学会的秘书，1937年当选学会主席，一直担任到1940年离开牛津时。
(22) 休斯著有《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侵略》（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1937）、《东方和西方的个人》（The Individual in East and West，1937）、《中国，躯体和灵魂》（China，Body and Soul，1938）、《中国古代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1942）、《大学与中庸》（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 in Action，1943）等。
(23) 尹石公，又名尹文，江苏丹徒人，毕业于中国公学。曾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贵阳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历任江苏省通志馆编纂、中国国史馆编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24) 据雷音女士采访晚年杨宪益得知，从1944年初到1946年，夫妇二人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三十五卷。遗憾的是，后因时局动荡之故，没能继续下去。1949年后，接受外文局的工作安排，杨宪益忙于翻译《史记》《红楼梦》、鲁迅作品等各类古今文学经典，加之随后的历次运动以及蒙冤入狱，这份一尺多高的手稿静静地躺在杨宪益的书柜里三十多年。20世纪80年代，得知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有位教授翻译了东汉王莽的两卷，对《资治通鉴》英文手稿有兴趣，杨宪益将全部手稿赠送给对方。参见雷音．杨宪益传［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25) 据英国学者比尔·詹纳研究说，夫妇二人在完成牛津大学的学业返回中国前就完成了“20世纪早期的一部巧合丛生、场景鲜明的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并于归国之际带回。（参见比尔·詹纳．戴乃迭［A］．李晶译．杨宪益．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26) 杨宪益著．杨宪益自传［M］．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54—155页。
(27) 杨宪益著．杨宪益自传［M］．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28) 邹霆．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29) 杨宪益．银翘集——杨宪益诗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30) 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932页。
(31) 又译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作家、政治家，民主共和派左翼领导人和思想家，在争取建立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斗争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32) 雷音．杨宪益传［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33) 杨宪益接受李辉专访，谈及此事时，确认该报由他与李烈钧长子李赣鹏联合创办。具体分工为：杨宪益从英国报纸、外国报纸上收集并翻译相关消息，向达润色，组编稿件，吕叔湘刻印蜡纸，李赣鹏与爱国华侨王礼锡的夫人陆晶清负责发行。1937—1938年，《抗日时报》发行了一年多时间，在伦敦华侨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参见：李辉．杨宪益：这些浪漫、伤感、悲哀与得意的往事［A］．绝响谁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98—199页。）
(34) 该英文杂志仅发行三期，名称系由杨宪益英文自传White Tiger中的陈述Resurgence翻译而来，薛鸿时译《杨宪益自传》和《漏船载酒忆当年》中翻译为《再生》，结合1935年杨宪益在寄送给罗沛霖照相本扉页上的“古风”体长诗，表达想要复兴中华的意愿，本书借鉴雷音、李辉等人著作中的表述，使用《复兴》译名。
(35) 杨宪益．杨宪益自传［M］．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79—80页。
(36) 杨宪益．杨宪益自传［M］．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75—177页。
(37) 此部分介绍参见韩三洲．忆杨宪益先生．http://www.youth.cn，2010-03-01 13:48:00，中国青年网。
(38) 李燕．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主要关注杨宪益译本［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