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伉俪携手翻译中国

杨宪益在牛津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爱情。他在自传中提到，1935年夏天当他在地中海沿线搭乘邮轮旅行时，擅长占卜的埃及导游说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正在为杨宪益憔悴，预言他们不久后就会见面，且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和冒险经历正等着他们。杨宪益虽并不十分相信，但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巧合的是，入读牛津大学后，经挚友伯纳德·梅洛介绍，杨宪益认识了一位名叫格莱迪斯·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的美丽英国姑娘。相识后他们深深相爱了，此后她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戴乃迭”。1919年，格莱迪斯出生于北京，父亲约翰·伯纳德·泰勒（John Bernard Tayler，中文名戴乐仁）是一位传教士，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伦敦传教士会社，被派到中国，曾在杨宪益的母校天津新学书院和燕京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前，戴乐仁作为工业合作化组织⁽²⁰⁾的一名教师到中国西北甘肃开展教学工作，训练贫穷孤儿学习并掌握各种实用技术，一直到抗战结束。父亲戴乐仁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贫困中国发展的关怀，无形中影响了戴乃迭后来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的无限同情与理解。

戴乃迭四五岁时被母亲带回英国，中学毕业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学位。杨宪益担任中国学会⁽²¹⁾主席时，戴乃迭担任学会秘书。杨宪益改学英国文学后，戴乃迭随之放弃主修的法国文学，改学中国文学。当时，牛津大学刚刚开始设置中国文学荣誉学位，戴乃迭是攻读该学位的第一个学生。戴乃迭的中文导师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是一位仁慈、开明，具有绅士风度的老先生，虽然中文口语水平并不十分高，但他对人文主义特别是中国儒家学说怀有浓厚兴趣，致力于向英国及西方全面系统地介绍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著名儒学家和主要儒家经典，对西方了解孔子及其思想起到一定作用⁽²²⁾。休斯的中文名字叫修中诚，原是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年到中国福建汀州传教十八年，后在上海中华基督青年会任职，1933年回国任母校牛津大学中国宗教和哲学教师。休斯先生教授戴乃迭学习儒家的“四书五经”，杨宪益推荐她读中国古典诗歌和传奇故事以及晚近的古典散文。在授业导师休斯和杨宪益的共同指导与影响下，戴乃迭在中国文学方面的进步非常迅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二等荣誉学位毕业。

1940年，杨宪益、戴乃迭从牛津大学毕业，谢绝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回到战火中的中国。此后，二人先后辗转任教于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贵阳师范学院和成都光华大学。贵阳执教期间，杨宪益对旧体诗歌的热情被再次激发起来，除帮助尹石公教授⁽²³⁾编辑《贵阳日报》副刊《小雅》之外，他开始发表一些西方诗歌的翻译。1943年秋，梁实秋聘请杨宪益、戴乃迭到位于重庆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开辟中译英领域。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当时杨宪益选择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²⁴⁾。《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多达二百九十四卷，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跨度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经十六个朝代的编年史。由于小时候的古文底子，翻译这部史书对杨宪益来说并不十分困难，他轻松自如地干着这件在旁人看来难度极高的工作，此举成为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传统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二人的汉译英合作事业正式起步。

国立编译馆时期是杨宪益一生中的高产期之一。短短三年时间，除了在内迁北碚的复旦大学（渝校）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兼职教书以外，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了差不多四十卷（从战国到西汉部分）的《资治通鉴》、《中国戏剧简史》、晚清小说《老残游记》⁽²⁵⁾；陶渊明、温庭筠和李贺的诗；唐代变文《燕子赋》《维摩诘经变文》。他们还从凡百卷的《法苑珠林》里编译梁武帝时代有关神不灭的辩论，翻译苗族创世诗《苗本事谣》、艾青和田间的诗若干首、郭沫若历史剧本《屈原》和阳翰笙剧本《天国春秋》……此外，杨宪益将多位时代不同、风格迥异的外国作家、诗人的作品译成中文，如兰姆《伊利亚随笔》中的两篇、辛格的几部独幕剧、赫里克的一些诗等。⁽²⁶⁾

抗战胜利后，杨、戴夫妇随编译馆搬迁到南京，由于时局动荡，他们较少有精力进行翻译，期间的零星译稿大多散失。夫妇二人合译的《老残游记》（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和杨宪益独自翻译的《近代英国诗钞》（中华书局，1948）在这一时期相继刊印。1952年，杨、戴夫妇应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刘尊棋邀请，调往外文出版社任职，重新回到专职翻译岗位。当时外文出版社创办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开始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刘尊棋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打算把从《诗经》《楚辞》到清末的一百五十种古典文学作品和鲁迅以降的一百种当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世界。把中国独有的文学、文化介绍到西方，促动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流和融合，正是杨宪益愿意付出毕生精力的事业。因此，调任北京后，夫妇二人夜以继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翻译出不少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这一时期也因此成为杨、戴合作翻译历史上又一个高产期。

1953—1956年，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离骚》《唐代传奇选》《儒林外史》《长生殿》《古代寓言》《宋明评话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关汉卿杂剧选》等古典文学，以及《王贵与李香香》《阿Q正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鲁迅短篇小说选》《阿诗玛》《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青春之歌》《暴风骤雨》（与他人合译）《原动力》《朱自清散文》《下一次开船港》《红旗谱》《百合花》《荷花淀》《鲁迅选集》（1—3卷）《风云初记》《中国小说史略》等译作陆续出版。这段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还与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一起承担了英文杂志《中国文学》几乎全部的翻译任务。在浩繁的中译外之余，杨宪益还从拉丁文翻译了维吉尔的《牧歌》，从希腊文翻译了《阿里斯多芬喜剧二种》（与罗念生合作），从拉丁文翻译了普劳图斯的罗马喜剧《凶宅》（Mostellaria）。此外，他还翻译了萧伯纳的戏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和《匹克梅梁》（Pygmalion）（收入《萧伯纳戏剧集》），从法文翻译了《地心游记》（与闻时清合译）等，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一阶段堪称杨宪益与戴乃迭毕生翻译事业最辉煌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期，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给杨、戴的翻译事业带来重创，他们没有太大权利选择所译文本，“成了受雇的翻译匠”⁽²⁷⁾。1960年，得知杨宪益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过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杨宪益借调过去承担荷马史诗的翻译。《奥德修纪》翻译完成后，杨宪益回到外文社就接到《红楼梦》英译的工作安排。虽然杨宪益自幼就不十分喜欢《红楼梦》这部著作，夫妇俩还是完全服从工作安排，全力投入对这部文化巨著的翻译工作。但是，在完成全书前一百回初译稿时，夫妇二人蒙冤入狱四年，令他们的翻译事业一度中断。1972年出狱恢复名誉后，杨宪益与戴乃迭无怨无悔地继续《红楼梦》英译工作，终于在1974年译成全书。他们早期的一些译作也在此期陆续出版，包括从中世纪法文译出的《罗兰之歌》、从拉丁文译出的《凶宅》，以及鲁迅《野草》和《朝花夕拾》的英译本等。

1981年，杨宪益担任《中国文学》主编，受英国“企鹅丛书”启发，主持发起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重新打开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此后，杨宪益忙于主持《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加上多次出访、讲学等，翻译作品少了许多，但在《中国文学》上仍不时有译作，如《龚自珍诗文选》、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弢的《西方文学与民族风格》等。20世纪80年代末期，戴乃迭因病搁笔，杨宪益辞去《中国文学》主编和顾问后，也基本停止了翻译。

从合作翻译《离骚》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珠联璧合，造就一代译坛风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从鲁迅、郭沫若，到丁玲、赵树理、王蒙、张洁；从现代歌剧到样板戏，数量达百余种、字数逾千万，成为中外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壮举。他们翻译介绍的中国古代及当代文学名著有一些被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大学选作教材，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1999年，戴乃迭因病辞世，失去戴乃迭的杨宪益，生命仿佛凝固了，从此搁笔停译。为寄托对夫人戴乃迭的哀思，杨宪益赋悼亡诗，成为夫妇二人毕生影像的定格：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宪益晚年忆起中学时所创旧体诗“珊瑚岛”的大致内容时说：“一个珊瑚岛原来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虫的遗骸所组成，经过许多小虫的集体劳动，每一个小虫留下一点痕迹，逐渐也可以造成一座岛屿。”这一段描述也可以作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毕生翻译工作的镜像，两位翻译家用经年累月、字字推敲的坚持，为世人树立起一座翻译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