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组织内部治理的现实困境

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当今的大学，存在诸多的问题。首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伴随着资源的紧缺，它表现为贫困生的不断增加、学者薪金的不断下降、学者社会地位的不断降低等。第二，人们对大学越来越失望，最为重要的体现是大学文凭贬值，大学毕业生不再对在未来获得高薪和高社会地位抱有信心。第三，学术职业缺乏吸引力：从事学术职业的人普遍担心被裁员，工作被压缩为短期合同制⁽¹²²⁾。第四，师生关系疏离：师生间的对话成为稀有物，由于教师被生活所形成的功利化取向——参加会议、讲座、争取课题和资源、上大量的课等的影响，导致师生之间面对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第五，大学远离其首要使命：它们通过开设“付款”参与非传统课程来增加收入，这些课程如同印钞机使大学盆满钵满。这些问题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大学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与神秘，也打破了大学的宁静，似乎人们体会不到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机构给社会所带来的福音，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烦恼：社会或用人单位认为大学没有培养出市场所需要的人；家庭和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认为在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时间后，没有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增长、阶层的流动；政府认为学校效率太低，浪费了大学的公共资源却没有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历史上，大学组织具有两项垄断权：知识的垄断和学历或学位的垄断。而如今，知识垄断已经被打破：一些培训机构已经比大学更精准地满足人们对于知识和技能的需要，同时互联网储存了大量的信息，人们只需要进入互联网，随时可以获得他们想知道的知识；一些大型企业或公司的科研机构聚集了众多科研人员，他们对于知识的生产也挑战大学知识生产的功能。可见，外部力量的挤压，大学组织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它传播知识的功能可能被其他机构所取代，或者说，它仅是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一个渠道，也就是说，其重要性已经被降低。在信息广泛存在多种媒介或其传播途径多样化时，大学有被放逐的可能。因为，大学的思维与行动充满了危险：首先，那些试图为自身寻求认证的赞助商和专业团体，可能对大学事务实行渗透；大学里的一些学系投机取巧地开发“服务于工业需求”课程的行为表明外界的渗透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其次，大学以一种“自我防卫”的方式——强化研究的实用性、人才培养要与社会对接等，将被正在兴起的“公司大学”或培训机构所取代⁽¹²³⁾；而且，大学与培训公司竞争，与为某种公司工作提供指导的中学竞争，就像在IT证书市场上一样，这时高等教育本身会被淡出⁽¹²⁴⁾。

1．学术管理权被转移

以大学特质和基因为基础生成的学术声望、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在逐渐而持续地转移：学术共同体积累起来的学术资产管理权已经移交给了出版社（学术权威的决定依赖于专著的销售量和评论界的好评），不久，这种管理权又再次转移给大众传媒（电视上镜时间和报纸版面成为学术评判标准）⁽¹²⁵⁾。学术资产管理权转移后，“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笼罩在大学组织上空：通过媒体快速制造出来的“学术明星”受到追捧，而“坐冷板凳”、承受寂寞、坚忍不拔、按部就班探求真理和正义的学者们却消失于公众视野。“我思故我在”被“我被谈论，故我在”所替换，这一替换，使得大学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从注重创造性思维和探寻新真理转移到注重对已有知识的标准化传播和保存⁽¹²⁶⁾。

2．知识垄断权被打破

传统上，制度化的大学对专业技能和能力标准具有决定权，即教师对于知识资源具有集体垄断权：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天职而且具有无可争辩的掌控权，由教师决定学习什么、怎么学习以及评价学习结果。但基于信息技术的互联网已经夺取了这一阵地，人们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他们想得到的知识和信息，这种个性化的自我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满足学习者自身知识建构的需要，而且学习本身已经变成一种自我需要，不必根据大学按固定格式设置的课程体系学习，免去了除自己需要还得强制接受大学“搭售”的课程的烦恼。大学不能保证学生“特权”知识，更不能保证把学生培养成适应不同专业分工的“专家”。这一事实也决定了大学知识垄断权的旁落。

3．大学文凭被贬值

大学具有文凭授予的垄断权，“无论知识来自何处，只有那些合法的学术机构，才有资格检验学习结果，并确保知识被适当地消化、创造和被个体完全掌握。”⁽¹²⁷⁾如果没有制度化的文凭资格认证和授予机构，社会可能会产生“谁是权威”的混乱。但是，“高深学问的习得过程在大学实践中已被制度化了，因此无法轻易地跟上就业市场灵活的节奏，更不能适应毫无规范、扑朔迷离的市场变化。”⁽¹²⁸⁾市场需要导向催生出大量开展职业培训、短期课程、网络教学的机构，和大学人才培养的固定化模式相比，这些机构具有时间短、效率高、可选择性的特点，这使得大学文凭的市场价值受到削弱。

4．学术共同体被淡化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竞争加剧，大学发起了对生产力——教育生产力、学术生产力和管理生产力的狂热追求，“师生之间、学术同行之间的私人关系日益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官僚化的咨询、指导、质量保障等制度。这无疑将导致学术团体理念的销蚀。”⁽¹²⁹⁾此外，制度化、专业化和商业化背景下的大学教师也使得学术共同体关系的淡化，相反，利益关系在得到强化，其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学术团体的理想和对学院生活的归属感在不断消退，组织的凝聚力在削弱。这就给大学的管理者提供了“强管理”的机会，因为，在管理者看来，松散的大学人对传统组织观念的忽视使得大学设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在受到威胁之时，大学传统的“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还能否坚守？谁来为大学辩护？“在信息时代，大学应是智力、创新和训练的重要场所。然而，今天大学对于自己在社会巨变中的贡献表现得异常沉默，他们因卑躬屈膝地向政府‘乞讨’而遭到指责。”⁽¹³⁰⁾大学的集体失语，受到损失的是公共利益，在强市场的社会中，知识或信息商品化、学术资本主义盛行，获取知识或者创造知识都是在市场准则之下操作。当然，大学也有其无奈，如果学者们所创造的知识不通过市场交换“变现”，大学的运行就会存在较大的困难。

大学四面楚歌、危机四伏，它的明天似乎很黯淡。但是大学仍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点：首先，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次，大学的经历与体验是实现人的理想与梦想的起点；第三，大学仍然是当今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思想中心；第四，政府仍然需要大学系统培养高素质的公民，或者说大学仍然是培植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场所。大学如何才能增强自身的力量？

首先，大学力量的保持和增强需要坚守大学之道。超越工具主义、功利主义，这种超越并不是放弃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而是通过培养具有独立思想人格的人来使社会变得更好；充分发挥大学人的好奇和兴趣，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探索或无目的地思考，让寂寞成为大学的内在品质，可能更能产生重大的成果，从而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快乐。也就是说，大学自身应当关注的是长远利益、公共利益，而不是迎合当下社会的欲望。科伯认为，在对于公共利益的含义缺乏共识的时候，甚至在这个观点本身显得有些过时的时候，高等教育为什么要得到特殊的对待呢？⁽¹³¹⁾所以，非功利性原则应当牢牢地成为现代大学的基础，因为功利化已经侵蚀着大学的根基：大学的声誉在其获得金钱的同时被严重世俗化——好像大学可以通过金钱来衡量，“计件制”的教师评价机制使得他们无法安静地开展有价值的研究，学生的职业取向导致他们没有心思和兴趣去学习一门所谓的“无用”的人文课程。然而，大学的传统告诉我们，保持中立即价值无涉才会激发人们对周围现象的探索活动。与政府的亲密接触带来的后果是大学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个个实用的项目；与企业的亲近行为影响了大学的价值判断——按照它们的要求去实现产品或技术的升级；以就业为导向的学生培养，仅仅是输出了一批又一批适应生产线的会操作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什么，也就是，大学仅仅造就了“单向度的人”。

其次，大学在与社会融入的同时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的入世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应沉迷于其中，从而无法被识别，并由此陷入“看不见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和成绩”⁽¹³²⁾的陷阱。曾任普林斯顿校长的威廉·伯温（William Bowen）说：“大学不是商业，而是非同寻常的机构，有着与其他任何一种实体所不同的使命和特征，社会对它们的期望远远不只是以公平的价格出售‘产品’。如果这些庄严的机构过于受到市场的驱使，从而导致人们用过于机械的方式来看待它们，那么它们便丧失了发挥最佳功能所必需的独特的‘宇宙角度’。”⁽¹³³⁾尽管人们担忧大学与社会和市场的过度亲近，但大学离不开市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历史上大学内部治理总存在一种怪圈：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它则最不自由⁽¹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