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奔向渡口
◎韩国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渡口是个神秘的地方。本来叫攀枝花,1956年攀枝花矿得名,1965年2月5日成立攀枝花特区。后因对外保密,1965年4月22日将攀枝花特区改为渡口市。1980年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三线建设由保密逐渐解密。1987年1月,在我担任渡口市委书记期间,经请示国务院批准同意,渡口市正式更名为攀枝花市,成为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回忆往昔,历历在目;青春飞扬,激情澎湃。
1968年,我在鞍钢化工总厂任革委会主任。8月的一天,厂里通知我到北京参加抓革命促联会的会议,会议的核心是解决“文革”中各个地区生产建设的重点问题。这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我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
会议期间,原来的同事李惠田来看我,他已从鞍钢调往四川渡口市。他告诉我将被调到渡口工作。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花怒放、喜形于色,积极做了去渡口的准备。为能及时了解中央的信息,我买了一部二手半导体收音机;为便于爬山走路,我买了一双北京产的压胶登山鞋。
当时,我们在北京还有一件大喜事,就是等待毛主席的接见。1969年1月25日,我们一早就集合,进行安全保卫教育后,乘车来到首都体育馆。那天毛主席接见分两批,第一批是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第二批是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会议和国防工作会议、冶金工作会议的代表,我属第二批。下午4时许,在欢快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首都体育馆上千只碘钨灯同时照亮。首先步出的是周恩来总理,他神态谦谨祥和地为毛主席引路。毛主席一出现,顿时全场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人们挥动着手中的语录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瞪大眼睛想把毛主席看清楚点,可惜新闻记者闪烁的摄影灯照射着我们的眼睛,好像一眨眼间毛主席就回去了。48年过去了,当年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一直以来,我心中始终装着毛主席反复强调的那些话:“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而是战略问题。”“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下定决心建设好攀枝花,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
受到接见后,我回到了鞍钢,办完了调动手续等待出发。临行前,驻厂军代表和厂里的同志到家里看望了我,并把我送上了火车。与我同行的李福海、胡振宝、史方红等人已于1968年10月调到渡口,这次回鞍山办事,同路返回渡口。这年我39岁,离开了熟悉的城市和美丽的家乡,奔向了西南的大山深处。
路过北京,李福海去包头办事,我们就此分手。我继续南行,乘火车途经武汉、柳州,2月底到达昆明。从昆明到渡口不通火车,道路坑坑洼洼,我们坐的是山东车队的解放牌货车,10多个人挤在大货车车厢里,一路颠簸自不用说,风尘扑面更觉厉害。尽管如此,我们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出发那天,开起收音机,踏上了征程。开始时是绿水青山,逐渐离城市越来越远,山越来越高,满目荒凉,慢慢地收音机也听不到声音了。山高路险,道窄弯多,一路上见到多起翻车事故,我们这些从东北大平原来的人,确是有些胆战心惊。
这样在群山沟壑中穿行了3天,终于在3月初的一天下午5时左右到达渡口。过了渡口大桥,汽车便把我们抛在桥北。我随身携带的3大件(一个书箱,一个衣服箱,一个被褥麻袋)也都卸在桥头。渡口桥距我们住地密地还有10多里路,当时又没有公共汽车,怎么办呢?我们都在发愁。天慢慢黑起来了,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在万分焦急之时,一辆苏联生产的吉尔卡车飞驰过来,我一眼看出车上站着鞍钢化工总厂前期调来的余永林。我们高兴得奔跳呼喊,车子来了个急刹。余永林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我们,都感到惊喜。到了住处,先期进渡口的一些同志看到我们来了都很高兴。我的心情就更加愉快了,几天的疲劳一扫而光。
弄弄坪地处金沙江北岸,是个小山坡。金沙江在弄弄坪左边转了一个小弯,又在弄弄坪右边转了一个小弯,形成了一个半圆形。这个半圆形长3公里,高差80米,面积2.5平方公里。据攀钢的吴万柏回忆,1965年3月他从西昌来到渡口,登上弄弄坪寻找焦化厂区规划位置,可是一片荒山哪里是焦化厂呢?还好总图上标明,一棵大黄桷树下就是焦化厂区。他沿山坡西行,果真看见有一棵大黄桷树,树旁有间茅草泥巴房,一位老人坐在树下乘凉,见有人来,客气地打招呼,攀谈才知道老人姓游,当年71岁,那棵树是他父辈种的。他家祖籍福建,父亲是石达开的部下,1863年石达开兵败紫打地(今安顺场)后在此定居。
进渡口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到了焦化厂工地。那里除了一个烟囱和几间砖房外,整个还是一片荒坡。
5月的渡口骄阳似火。鞍山来的老职工子女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可以进渡口参加工作。一天,几辆大卡车拉着一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到了渡口桥南,攀钢各厂筹备组的同志已经等待在那里,我代表焦化厂来接人。那些青年人既无名册,更无档案,只是在桥头分堆到各厂。我接过来的人要到厂区登记造册,才知道姓名。我的孩子也在这批小孩中间,他被分到铸造厂。6月我妻子调到渡口,分配在攀钢运输部。我们一家3口从此工作生活在渡口,也坚定、执着地将身心奉献给了渡口。
建厂先建人才队伍,进得来、住得下、能工作,是我们集结队伍的指导思想。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能够把千军万马凝聚在一个建设目标之下,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三线建设的号召。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精神感召下,奔赴渡口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克服了许多今天难以想象的生活困难,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战天斗地,努力生产。到1970年初,仅攀钢焦化厂就接收了老技术职工269名,其中鞍山228名,武汉和其他地方41名,由鞍山代培的四川技术工人341名,随老职工进渡口参加工作的子女94名,集体复员入厂的铁道兵战士99名,总共800多人的生产建设队伍,也是个团结、温暖、战斗的大家庭。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攀钢焦化人吃“干板菜”,喝“黄泥汤”,住“席棚子”,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经过46天的日夜奋战,成功实现了焦油烘炉到1040℃,用渡口本地煤炭于1970年6月16日炼出了第一炉焦炭,为攀钢1970年7月1日出铁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坚持边建设边生产边技改,到1973年共技改260个项目,兴建4座焦炉,攀钢焦化厂大容积焦炉20年无大修,被评为“全国红旗焦炉”。我们用青春、汗水和热血铸就了一座“微雕钢城”的辉煌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