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通识：大航海之前的世界图景

历史是一种通识，使人明智。回首往昔，要理解19世纪世界多元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来由，呈现大航海之前世界图景的蒙元历史无疑极有帮助。

1206年，成吉思汗在欧亚大陆上建立起草原帝国，和古代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汉唐开通西域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连通欧亚的四大汗国，建立了各种文化交流的渠道。其伟大的文化遗产，包括欧洲流行的马可·波罗对东方的认识，意外开启了哥伦布1492年对新大陆的发现。认识人类发展的巨大代价，就像读大航海之后的拉美历史，土著印第安文明在欧洲殖民文化的征服下浴火重生。⁽¹³⁾

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体会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¹⁴⁾在世界史构架中认识蒙古和元代历史，就可以弥补长期被忽视的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日本史学家冈田英弘和杉山正明的欧亚史观，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¹⁵⁾冈田英弘以蒙语和满文研究为专长，曾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修，师承研究阿尔泰语系的俄裔大学者尼古拉斯·鲍培（N. N. Poppe）。从《冈田英弘著作集》八卷的目次来看，从历史学概论到世界史、中国史、日本史，从宏观到微观，十分周密。其中部分著作如《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已有中译。⁽¹⁶⁾和日本蒙元史开山人物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箭内亘等大家相比，冈田的着眼点是从世界史的宏观叙述，在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两大史学传统之外，认识蒙元史的独特价值。对照日本史学大家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理论，冈田的视野更为宽广。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精通欧亚十多种语言，同样享誉国际学界。他建立了更加融会贯通的史源学，提出独到的世界史和亚洲史观，堪称通儒。以《蒙古帝国和大元兀鲁思》一书为例，⁽¹⁷⁾其框架的涵盖面，可从导论“世界史的断代和研究展望”与第四编“蒙古时代通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圣旨、碑刻、谱系、刊本、写本”两端，显示其史识和史源的关系。此书清楚地界定其立论的侧重面，即从波斯史家的历史观重构大航海之前的世界图景，同时使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多元文化并存的元代社会特点。如后文将会提到的龟兹人盛熙明，就说明色目人华化的过程，并非单向的文化流动。⁽¹⁸⁾

从学术积累来看，蒙元研究不仅在国际汉学中有骄人的建树，产生了一批旷世之才，而且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业师《黄时鉴文集》（三卷本）之一《大漠孤烟》，点出这种境界，气象宏阔壮美。他解读汉语中如“狮子”“唢呐”等伊朗语汇的中土化事例，概括出中国文化心理的“唢呐现象”，即“把已经汉化的外来文化认作中国的固有文化”，独具慧识。⁽¹⁹⁾刘迎胜分析了在中国史研究中近现代元史学者观念方法的前卫性：相较欧美史家近年来采用满文、藏文、蒙文等文献来重写清史的状况，蒙元史家们从一开始就通过多语种的浩瀚史籍叙写大历史。⁽²⁰⁾以他在南京大学开设波斯语课程为例，现身说法，因为波斯语曾为元代三种官方语言之一，通用于欧亚大陆。⁽²¹⁾

语言和历史是人文学科最古老的门类，相互依存，记录文明发展的轨迹。艺术史的加盟，从图像和语词两端，极大地丰富了人文学科的演进。艺术史这种跨学科的特色，体现出多学科研究交叉渗透的自然趋势。例如，1992年春，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修，和韩国首尔大学安辉濬教授等学者通函，接触到高丽和元代画家交流的史料，收益甚丰。⁽²²⁾在撰写《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第一卷“东北、内蒙古地区卷”各章节的过程中，⁽²³⁾笔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包括请教八思巴文及印章专家照那斯图教授，⁽²⁴⁾对元代各族艺术文物的史源价值有了直观的体验。可以这样说，离开蒙元史研究为我们描述的大航海之前的世界史图景，我们对图像文献资料的普世价值，不会认识得像现在这么真切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