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研究的兴起

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史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直到20世纪中期，中外建筑史家对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建筑发展在整体上仍然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在整个近代时期对中国建筑史的考察和研究热潮中，几乎所有中外学者都被古代遗迹所吸引，而对于当时正在不断出现的“新”建筑，大多数当时的观察者认为其只是表现了“富有”而缺乏“原创性”；⁽⁶⁾梁思成在1944年定稿的《中国建筑史》中也认为：“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气沮丧，国人鄙视国粹，万事以洋式为尚，其影响遂立即反映于建筑。凡公私营造，莫不趋向洋式。”虽然“略有佳作”，但整体上并没有太多的创造。⁽⁷⁾

基于现代建筑学对“原创性”的强调而做出的上述判断是当时建筑学界的一种主流观点，因此，进行“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认识论前提，首先是要摆脱现代建筑学价值观所造成的偏见，并建立起一个较为客观中立的讨论框架。在这个方面最早做出探索的是日本学者。日本在19世纪末经历了同中国类似的“西洋化”历程，日本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对本国幕府末年（1854年）实施开国政策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期间建造的“洋风建筑”进行了极其系统而细致的调查、测绘和研究工作。1980年，日本建筑学会将这些成果汇总出版了《日本近代建筑总览》一书［图1］。⁽⁸⁾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日本学者所采用的是一种被称为“普查”的方法，要求调查人必须“走访所定调查区域的所有建筑”；另外，当时的研究采用了“文化比较”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近代建筑在建筑史中找到它们在历史框架中的位置，通过分析建筑的这些要素，找到它们与以往建筑的不同之处，确定其革新之处。”⁽⁹⁾

图1．日本建築学会編，『日本近代建築総覧：各地に遺る明治大正昭和の建物』，東京：技報堂出版，1980

通过青木信夫在《日本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一文中的回顾，我们了解到在“日本近代建筑总览”的阶段性成果出版之后，不少日本年轻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¹⁰⁾村松伸、西泽泰彦、井上直美等后来重要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者，都在这个时期相继赴中国留学和调研。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不少日本学者前往中国参加了由清华大学汪坦先生和东京大学藤森照信先生共同发起的中日学者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合作调查。以上的学术活动，标志着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开端。

与日本学者留学先行、重视调研的学术传统不同，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理论转向所驱动的。这一转向的过程，卢汉超将之描述为“从外到里、从大到小、从上到下”。⁽¹¹⁾具体而言，受到20世纪80年代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思潮的影响，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中国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外交史转向社会经济史，从重大事件和上层人物转向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从宏观层面对历史发展规律和主导因素的追索转向微观层面对个案和个体的叙述。在这个大背景下，城市的物质空间作为社会政治空间的物化与日常生活的载体和表现，也作为具体而微的历史场景，开始进入西方中国城市史研究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