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简论兰克与兰克史学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逝世已一百余年了。在西方史学界中，有人认为他是实证主义的史学大师，有人则把他视作唯心主义史学的代表。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推崇他为近代德国的史学之父，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直至今天，许多西方史学家仍乐以批判或者借用兰克史学理论来表述自己的史学观点。对于这些史学家来说，兰克如果不是自己治史的样板，起码也是一面镜子。这本身就说明了兰克及其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来说，研究兰克及其史学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对兰克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了解与分析，可以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一、兰克其人其学

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年生于图林根地区的维尔小镇，当时该地属萨克森选侯管辖，直到1815年才归并普鲁士。兰克的孩提时代基本上是在平静、守旧的环境中度过的。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欧洲1815年以后复辟时代的白色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在兰克的思想上打下了保守主义的烙印。

兰克生长在一个路德教家庭，他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路德派教徒。他信仰万有在神论，认为上帝体现在万物之中，同时又超越整个世界之上。这一信仰为他的史学研究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兰克在一封给他弟弟的信中说，他相信“上帝居住、生活和体现在全部历史之中”[147]。

兰克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主要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在求学期间，他并没有选择历史作为主修课，但受到过历史学家尼布尔的教导和古典历史著作的熏陶，并对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做过专题研究。大学毕业后，兰克任教于法兰克福高级中学。正是在中学任教期间，兰克写下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从此开始了他的历史学家生涯。

《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是兰克的成名作。因为这本书使他赢得了柏林大学历史教师的职位。该书虽然内容琐碎，结构模糊，充满神学色彩，但也有独到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书的序言和附录部分。他曾经宣称，真实的历史要比虚构的小说有趣得多、美得多。因此，他要在他的著作中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坚持写事实。[148]所谓“事实”，他认为，必须从当时人的回忆录、日记、信件、报告和目击者的原始叙述中得到。他断定，严格选取事实，是历史学家的最高法律。根据这个观点，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历史向来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判过去，把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功用，本书未敢期望。它的目的只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在书的附录《对近代史学家的评论》里，兰克经过自己的研究，还得出了大胆的结论：文艺复兴时代的史学大师圭昔亚狄尼、马基雅维里等人徒有虚名。圭昔亚狄尼的名著《意大利史》在史料选用上错谬颇多，写作中杜撰、虚构之处也不少。兰克的结论尽管苛刻，却也不无道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一附录也表达了他写作此书的动机，表明了他选择历史研究为其终身职业的信念。

在柏林大学任教，是兰克学术生涯的关键阶段。柏林大学虽然在当时是一所新建的学校（1810年建立），但学术研究气氛浓厚，拥有不少知名的学者。比如，哲学方面有黑格尔，神学方面有F. D.施莱尔马赫，法学方面有F. K. 萨维尼和K. F. 艾希霍恩。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在这所大学的档案馆里，兰克还发现不少16、17世纪的威尼斯外交文件。依据这些材料，他写成了《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这本书在史料运用和整体结构上都比前一本书大有进步。由此，他获得了一笔奖金，从而在1827年做了一次环欧旅行。利用这次机会，他在奥地利、意大利等地，广泛地搜集各种档案材料。在维也纳档案馆里，兰克发现了威尼斯大使的外交报告，其中记载了欧洲近三百年的政治和外交的重大活动，这为他以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在维也纳逗留的一年时间里，兰克还结识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助手根茨。通过他们的特许，兰克能够使用那里的档案材料，同时，梅特涅等人极端保守的政策，也进一步影响了他原有的守旧思想。

也许是这个缘故，1831年兰克回国后，很快就卷入了他平生唯一的一次政治实践。为了抵御1830年法国民主革命对德国的冲击，普鲁士政府授意他主编一个刊物《历史政治评论》。由于兰克十分惧怕旧有的欧洲政体和社会秩序被打破，所以，他不仅没有拒绝政府的委托，相反还试图通过主编这份刊物来宣扬他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

兰克主编的《历史政治评论》典型地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双重特征。他们一方面害怕法国革命的自由思想传入德国，另一方面又对封建特权表示不满。兰克自己就承认，他主编这一刊物的目的就是要在自由主义和代表封建势力的《柏林政治周刊》中间寻求第三条道路。“这条新道路目的是开辟一个未来”，“能使人公正地对待新思想，只要这些思想中含有真理”。[149]然而，事实并不像兰克所想象的那么如意。《历史政治评论》出版后，销路很小，影响甚微，最后不得不在1836年停刊。兰克的这次政治实践就此结束。

1831至1836年间，兰克虽然被卷入维护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政治活动中，但并没有停止史学研究工作。1834年，兰克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巨著《教皇史》第一卷。《教皇史》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中具有丰富的史料，而在于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1836年，《教皇史》后两卷出版。同年，兰克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教授。

继《教皇史》之后，兰克又接连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德国宗教改革史》《普鲁士史》《法国史》《英国史》等，甚至在他85岁高龄时，还通知出版商准备出版一部《世界通史》。尽管这部著作最后没能完成，但他在1886年去世之前，仍写完了其中的七卷。兰克一生长寿多产，著作等身。仅《兰克全集》就有54卷，此外还有《世界通史》前七卷。兰克把研究历史看作是遨游于历代的文化宝库，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过昔日的种种生活，以为人生快事，莫过于此。[150]由此可见他对历史著述的兴趣。

然而，兰克的成功和巨大影响并不全在于他的那些卷帙浩繁的著作，而是在于他通过柏林大学的研究班（Seminar）所培养的一大批弟子。这些弟子大多成了19世纪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史学名家。[151]如德国的H.冯·聚贝尔、W.冯·吉泽布雷希特和G.魏茨，瑞士的J.布克哈特，美国的G.班克罗夫特等人。而再传弟子则更多，几乎遍及欧洲和美国。这些人大都忠于兰克的史学理论，讲究史料的原始性，推崇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兰克学派”。该学派后来以标榜用“科学方法”和“客观主义”研究与写作历史而著称于世，兰克也因此被戴上“近代用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大师”“历史科学之父”等桂冠。尽管在德国和美国的历史思想中确实可以明显看到兰克的巨大作用，[152]但是，兰克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无疑得到了过多的捧场。不过，到了20世纪上半期，兰克史学又受到颇为苛刻的批评。

二、“科学”乎？“神学”乎？

一般人都认为，兰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史学方法。确实，他那句“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名言至今仍为大多数西方史学家所重视。他在《教皇史》写作中所倡导和采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也被视作以客观主义研究历史的典范。然而，恰恰在这一基本点上，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甚至曲解。20世纪初期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兰克对原始史料的追求，采用客观主义的治史方法，体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精神。[153]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承认兰克重视历史学理论的问题。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中也有相似的看法。究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

首先要看到，“如实直书”这句话并非兰克首创。在他之前，18世纪的奥地利史学家米歇尔·施密特（1736—1794）就已说过类似的话。[154]至于要求对史料进行考证、分析和批判的学者，在兰克之前也有不少。17世纪的法国史学家马比雍（1632—1707）在考据史料方面贡献就很大。德国的弗里德里希·A.沃尔夫（1759—1824）和奥古斯特·伯克（1785—1867）也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古典著作进行了批判。这些人无疑对兰克产生过影响。当然，直接影响兰克的还有丹麦的B. G.尼布尔（1776—1831）。尼布尔是兰克的老师和前辈。他因博学而被聘为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讲罗马史。尼布尔在历史研究中，对所应用的史料都要作严格处理，力求从最原始的史料中找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因此，他所举办的历史讲座常吸引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他的同事。1811年，尼布尔出版了他的讲稿《罗马史》。该书问世后曾被公认为罗马史研究中最有批判能力、最善于分析的著作。[155]兰克自己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治学方法主要得之于尼布尔。更确切地说，正是尼布尔引导他走上了历史学家的道路。[156]

那么，是不是一名历史学家只要运用原始史料，便能达到“如实直书”呢？不是的。因为，历史学家的个人努力与他实际所能掌握的史料存在着差距，历史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也不能仅仅靠运用原始的文字材料而一下子得到解决。因此，要正确地理解“如实直书”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应着眼于兰克的史学论著。这里，我们先举《教皇史》一书为例。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兰克本人虽是新教徒，但他在书中基本上是用一种冷漠、平静的笔调，来叙述宗教改革的兴起和教皇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对于马丁·路德，书中没有多少溢美之词，而是指出，路德一开始只是反对个别的教会人士，当他逐步了解整个教会制度的混乱与骇人的贪污浪费之间的关系之后，便开始对原有的教会进行改革。[157]在兰克之前，信仰新教和旧教的历史学家们在撰写这段历史时，总是各执一端，甚至不惜篡改史实。17世纪的德、法等国，都出现过新旧教之间运用历史而激烈论战的情形。与之相比，兰克的写法，就显得较为客观些。但是，对于兰克来说，要真正做到“如实直书”不带偏见，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教皇史》一书的末尾，他就指责普法战争是法国侵略了普鲁士。在《教皇史》之后出版的《德国宗教改革史》中，兰克也对路德的个人作用做了热情的歌颂。

因此，兰克的“如实直书”不过是相对而言。如果进一步分析一下兰克的史学方法，我们就会发现，第一，兰克在考察历史事件、寻求原始史料、写作历史著作时，并不是没有假设意图的。在《罗曼和日耳曼民族史》序言中，他向读者交代了这一意图。他说，罗曼和日耳曼各民族是统一的单位，要揭示他们之间的共同发展过程。这种揭示主要依靠对各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找出其特性又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为此，他反对用那些笼统的统一或一体的概念来编写历史。[158]

第二，在选择和运用史料时，兰克并不认为愈详愈多愈好，而是必须有所选择。他说，只有舍去一些没有意义的事件，才能更注重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情。历史著作有其内在逻辑，取决于作者的意图和论旨的性质。[159]

第三，即使在处理历史事实的时候，兰克也认为不能仅仅满足于搜集，而应该对历史事实进行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不能掺入作者的主观好恶。[160]

第四，所谓“客观”地叙述历史，依照兰克的解释，就是历史学家不能轻易表露自己的好恶，而是要站在对立双方各自的立场上加以叙述。“我们的任务是深入钻研他们的最终存在状态，然后加以完全客观的叙述”。[161]因此，兰克的“客观性”思想是服务于他研究历史的目的的。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兰克提出“如实直书”的方法，除了包括批判史料、予以“客观”的叙述外，还包括历史学家洞察问题的能力。[162]这种能力就是：历史学家要通过深入研究个体，而能够体现其中的内在的“趋向”，即“时代精神”[163]。

可见，兰克强调“如实直书”，并不等于取消历史学的认识论问题，恰恰相反，他始终有着自己的一套历史认识理论，而且这种理论是与他的宗教、政治和哲学观点密切联系的。总之，兰克的史学方法远非“如实直书”这条“金科玉律”所能概括。

19世纪后半期，德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对兰克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逐渐把兰克的史学方法与其史学理论结合起来考察。这一工作最初是由兰克的几位学生着手进行的，他们认为，兰克有意要超出单纯重复过去的做法，而力图从往事中发现更神秘、隐藏更深的东西，即发现上帝。[164]的确，兰克本人在他的历史论著中曾多次提到上帝。他说，历史清楚地表明：人类社会中的派别斗争“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唯有上帝明了世界历史。”[165]因此在他看来，要想了解历史的发展，唯有深入到每个时代之中，通过对个体的认识来认识上帝，这种认识经常是依靠“感通”（Ahnung）[166]来达到的。而他本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认识上帝。

由上可见，兰克的史学带上了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和宗教，主要是路德教教义的烙印，他的史学方法也由于蒙上了这么一层神秘、玄妙的外衣而显得高深莫测。德国现代著名史学家F.迈纳克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兰克的史学方法“在每一个场合，批判和直觉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发挥作用的”。[167]他的评论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兰克的史学方法与科学历史学方法还相差甚远。

三、兰克史学探微

对兰克史学方法的探求，不能脱离其史学理论。上面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兰克主要被视为一名历史理论家而非纯粹的历史家。[168]因此，探讨兰克的史学理论，既能够理解他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关系，又能使我们较清楚地认识他史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与谬误之处。

兰克并非像有些史学家所概括的那样，只注意事实而非难哲学思想。兰克只是着重强调了哲学与史学在方法上的不同。他认为，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只有两条，即抽象概括和感知个体，没有第三条途径。[169]于是，兰克反对黑格尔、费希特等哲学家用理念或精神概括历史发展，勾画历史进程，划分历史规律，并用历史事实填补和说明其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按照兰克的意见，哲学总是要求有一个最高理念，注重普遍性，把部分看作整体变迁的一个环节，以高级贬损低级；在性质上，哲学是为了昭示未来，而史学则不同，它着重于存在的条件，注重特殊性和个体存在的价值，史学是为了理解个体，面对过去。[170]

兰克还探讨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史学比哲学更深入一步。哲学只是从抽象概念出发，不能全部解决人类的问题。“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有一个能动的原则，它总是反对哲学的观点并不断表现它自身。”[171]因此，哲学只是在历史的发展、进步和整体上看到了无限，而史学则在每一个存在、每一个情境和每一个实体中发现了无限。这是永恒的、来自上帝的无限。在兰克看来，“上帝创造一切，上帝无处不在”，上帝体现在每一个个体之中[172]。这既是兰克思想中浓厚的宗教观点——万有在神论的体现，也是兰克抬高史学、注重个体的思想渊源。

基于上述观点，兰克抛弃了启蒙时代以来不断得到强化的历史进步观念。他对进步观念的反驳建立在以下的论据上：

第一，所谓进步的定义很难确定，各个民族不能归在同一条进步的道路上，而在各民族本身的历史中，各民族也不是总在进步。古代亚洲是古代世界的前锋，但在希腊罗马出现之后，它便回到野蛮中。

第二，进步不能概括全部人类知识。譬如，古代的艺术和诗歌，常常能与现代相媲美，甚至超过现在的水平。这是因为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一种因素起着主导的作用。兰克认为，17世纪中期，宗教因素便体现着历史的主线。即使物质上能够发现一种进步的趋势，道德意识和文化方面也很难见到这样的进步。

第三，最重要的是，兰克认为，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相反，“每一个时代都与上帝沟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留给后代多少东西，而是在于它的存在、它的自身”。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殊趋向和自己的理想，而在上帝面前，每一代人是平等的。历史学家能够比较他们之前的差异，从而找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但这种前后联系与其说是一线发展的，毋宁说更像一条河。[173]

以上几点，既体现了兰克对黑格尔历史循规律发展观点的摒弃，又是兰克自己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出发点。于是，兰克开始界定历史学的性质了。他指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史实等方面看，史学是科学，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但最终史学都不能与哲学和艺术等同，而是综合了两者的方法。[174]兰克认为，历史学并不单为了确定事实，更重要的是为了思索个体在普遍观念上的意义，认识个体之间的客观的联系。历史时期之间互有联系，而某些历史时期又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起着主导的作用。史学就是为了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及其影响的探讨，来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无法用哲学概念来表现，唯有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才能掌握。这就是史学最大的长处和功用。[175]

依据上述理论，兰克对历史学家提出了六条标准：

（一）对真理的热爱。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是过去的事件，如果他对历史事件没有一种尊崇、热爱的态度，那就不可能寻到真理。

（二）对文件材料的深入研究。史学家要有理解能力、勇气和忠诚，才能对历史现象自身及其条件和环境作出分析，避免偏见。

（三）广泛的兴趣。历史发展互相联系，史学家也就不能只对某一现象产生兴趣，只有对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因素作普遍考察，才能真正避免偏见。

（四）对因果联系的洞察力。研究了个别历史事件之后，还要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因为历史并不是单纯时间上的前后相接。然而，这种“洞察”并不是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去寻找某几种历史发展的动因，而是要深入、精确地揭示历史本身。

（五）不偏不倚的态度。兰克认为，一般说来，历史上常有党派斗争，这种斗争既是互相对立，又是互相联系的。为了探求真理，历史学家必须不偏不党，对任何一派都站在它自身的背景、环境及其内在性质上加以考察。在判断之前，首先要理解它们，然后站在中间立场上加以叙述，即使作者已经有了某种好恶心，也需要这样做，这才是客观态度。

（六）整体的观念。除了叙述个体、理解个体之外，还必须研究个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个体之间存在整体性。当然，整体性并非时间上的前后关系，而是在于其内在的本质。但是，整体的观念不易获得，只有上帝才知道全部历史，历史学家只能在研究个体中感通上帝的神谕。这样，历史学才与哲学的精神相一致，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界说才可得到论证。[176]

综观兰克的史学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含有一种从客观走向主观的倾向。尽管兰克强调史学的客观性、史料的原始性，然而这些并非他的最终目的。他始终没有丢弃他的揭示历史趋向，表现时代精神，阐释上帝意志的主观意图。如果说，兰克在具体历史的写作中采取的是谨慎、实证的写作方法，那么在他整个著述过程中，却是气魄宏大，不无构造体系的欲望的。这以他耄耋之年仍决定写作《世界通史》这件事可以得到验证。因此，兰克与其说是一个实证主义的史学家，毋宁说是一位与黑格尔殊途同归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他的理论特征是以特殊见普遍，以个性体验共性。他虽不同意用一种抽象的“精神”来包容历史，却不厌其烦地证明上帝的无处不在。这一理论与兰克的宗教观念联系紧密，同时也能在德国的传统史学中，特别是赫尔德的著作中，找到其理论渊源。[177]

四、兰克与德意志历史主义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分析，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兰克的史学有无体系？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兰克的史学理论，还是其方法，都是相互关联，无法分割，共同构成了从近代以来统治德国史学界的主导倾向。这一倾向与欧美其他国家的史学研究既有联系，又具有德国传统史学的特点。这就是西方现代史学家、哲学家为之讨论不休的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smus/Historism）史学体系[178]。

通常认为，“历史主义”产生于18世纪。在德国以J. G.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著作所提出的观点为起始。赫尔德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存在共同的抽象的人性和理性。历史现象由历史本身的流动所造成，因而这一现象具有暂时性和个别性；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各个阶段之间，没有严格的递嬗和后代否定前代的关系；每个历史时期，都因其自身的独特价值而存在。赫尔德的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浪漫主义史学的精神。

自赫尔德之后，W.冯·洪堡在许多方面继承了赫尔德的历史观。但在历史认识论方面，洪堡有着更为突出的论点。1822年，他发表了《论历史家的任务》一文，其中指出：“认识历史真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精确地、客观地、批判地考察历史事件；第二种是联系各种事件，进行直觉的理解，而这是第一种方法达不到的”。洪堡的说法基于这样的认识：历史是流动不息的活的存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能单纯地依靠档案材料，而必须透过字面去理解隐藏在后面的“内部真相”。[179]洪堡的此番论述，在不少地方启发了后人，也体现了“历史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赫尔德和洪堡的史学观点影响下，兰克在治史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主义”史学体系，尽管他没有提出“历史主义”这一名称。[180]

首先，在历史观上，兰克具有较强的“历史主义”意识。承认历史的进步，认为历史发展具有某种规律。这是西方历史思想在近代取得的一项重大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历史哲学的诞生。在兰克之前，这种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几乎都局限在几个哲学家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却很少作此种努力，他们只是满足于收集史料，编写历史，讨厌哲学家的历史“臆说”。然而，兰克并非如此，除了其浓厚的宗教信念导致他相信上帝，并时刻把它体现在历史之中以外，兰克不断地通过写作来体现他的历史观。譬如，他的两部名著《教皇史》和《德意志宗教改革史》就展现了这样的历史观：宗教与历史无法分离，近代欧洲文明的产生，教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历史发展到他那个时代，就该是对教会的纷争及其作用进行评价的时候了。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就不能把兰克在叙述新旧教之争的过程中，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持肯定态度，仅看作历史方法论问题，而应看作一种摒弃抽象的哲学概括、展现历史沿革的理论。

其次，在兰克的眼里，世界历史并不是毫无法则的一团混乱，而是存在精神的、创造性的、道德的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它们当中，隐藏着世界历史的秘密。对于这种秘密，人们只能观察，并在感情上追随它们，而不能用抽象术语概括[181]。兰克曾具体地指出，所谓历史中的力量，在17、18世纪表现为民族或国家，这些民族和国家显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个别的、单独的”存在，具有“既现实又精神”（real-geistig）的双重性，它们的活动在精神上具有独立性。但由于此种独立来自上帝，因而它们的活动便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182]。例如，兰克在解释它写作《法国历史》的原因时说，伟大的民族和国家具有民族的和世界历史的双重意义，而法国对18世纪欧洲的巨大影响，使法国史几乎与欧洲史等同[183]。在撰写了欧洲几个国家的主要历史之后，兰克晚年（1880年）决定写一部《世界通史》，以揭示在各民族力量的冲突和斗争之背后所展示的世界历史发展态势。这就是兰克一生对其历史观的实践。

再次，兰克对于历史学的看法，尽管后人认为他是“近代科学历史学”的鼻祖，但他本人却不认为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相反，他基于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反对把历史与科学相提并论。近代以来，所谓“科学历史学”在西方主要建立在两种基础上：一是史学研究手段的“科学化”，即严格挑选、批判、处理史料；二是史学研究内容的“科学化”，即在历史学中寻求与自然科学相近似的规律。这两大基础在19世纪中后期之后，都由于实证主义哲学的风行而得到了加强。但对兰克来说，他至多是强调了批判史料的方面，而对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他的理解则带有宗教神秘化的倾向。他对上帝的作用直言不讳，他说，世界历史的发展正因为是取决于上帝的安排而难以抽象概括。因此，兰克认为历史学具有科学和艺术的双重性质。

最后，对于史学方法，兰克提出，“如实直书”。但正如上文所说，“如实直书”远不能包揽兰克的所有想法。事实上，“如实直书”是直接服务于兰克对历史学的认识的。在兰克的心目中，上帝不是随意安排历史的，俗人又怎能随意认识历史呢？因此，历史研究除了“如实直书”，并在写作中感通上帝的“设计”之外，别无他法。而他之所以要严格地考证、分析和批判史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绝妙构造。

如果说兰克的“历史主义”史学体系基本上由上述四方面的内容构成，那就可以说，这种“体系”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史学体系。

（原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原标题用的是“朗克”而非“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