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我曾在微信上转发过一篇十分火热的文章，题为《怀念八十年代》。我不清楚其精确的阅读量，但估计一定不少，而作者在得到大量读者的反馈信息后，几天之内又发布了修订版。尽管有两个版本，但该文的开头不变：

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百花争艳的年代。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八十年代，这三个比较合适：年轻——真诚——单纯。

八十年代的激情、浪漫、理想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及普众心中的乌托邦。[1]

稍微比较一下《怀念八十年代》的两个版本，读者会发现修订和增补主要在诗歌的部分——修订版比原版增添了更多那个年代让人怀念的诗人、作家和歌手及他们的作品。具体而言，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等，作家有琼瑶、金庸、刘心武、张贤亮、张承志、陆文夫等，而歌手则包括了邓丽君、毛阿敏、韦唯、成方圆、蒋大为、那英、崔健和日本的山口百惠等许多位。毋庸置疑，上述这些人士及其作品在那时可谓家喻户晓。

但是，80年代还不能完全为上述这些人士所代表，因为那个年代并不仅仅生成了轻歌曼舞、辗转回肠的文化，尽管，这些柔和动人的歌声和朦胧美丽的诗篇，对于经历了“文革”的那代中国人而言富有巨大的吸引力。换言之，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文化”的热度，从街头巷尾一直扩展到大学校园，后者在影响力的方面，同样十分深远，让人怀念。那一代的年轻人，既吟唱流行的歌曲，亦钻研深奥的理论。具体而言，校园和学界的“文化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二是热衷引进西方学术文化。自那时以来，中外学术界对前者的研究已有不少，风云一时的人物如汤一介、杜维明、李泽厚、朱维铮、刘再复等，均是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相较而言，对后者的研究则相对少见。[2]而依笔者管见，若以“热度”而论，80年代对西方学术、西方文化的热衷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相比，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中国翻译史的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曾著有《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其中“新时期的译潮——1978年至1999年的上海翻译出版界”一章，用“译潮”来形容当时出版界、读书人对西方翻译小说和学术著作的空前热情。邹著引用了当时初出茅庐的作家陈丹燕的回忆，来描述那时读者对重印出版的世界名著译本的喜爱：“淮海路新华书店外面，买书的队伍一直排到思南路上，简陋的木头门里白炽灯放着淡灰色的光，灯下所有的人都面有菜色。重印的书，简朴而庄重，就像那时的人心。这情形曾把王元化感动得在街上流了泪。”邹教授写道：“这种万人空巷抢购世界文学名著的景观，至今回想仍然让人神往。”[3]

对于西方文学的喜爱，显然只是冰山之一角。但窥一斑见全豹，足以让人看到80年代“文化热”的高度和广度。邹教授在该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描述和分析那时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当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类著作，动辄印上几万册，充分显示了当时读者的理论兴趣和素养。比如田汝康、金重远编译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和张文杰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笔者躬逢其盛，也亲身经历并参与了那时学界对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和推广。譬如自1986年开始，我与上海的几位年轻学者一起，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俗称“黄皮书”丛书）的编委，主要负责历史学方面的译介。南京大学杨豫老师翻译的、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著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便是该丛书收入的第一种历史学译著，出版之后影响甚大，拥有大量读者。[4]

如果说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热”有“复兴中学”（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引进西学”两个方面，那么史学界的情形则显得有点特殊。以个人的观感而言，“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史学界痛定思痛，对中国历史和史学的传统均有颇为激烈的批评。比如那时讨论比较热烈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就是一例。而世界史的学者则研究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希望借此强调批判封建主义的重要性。[5]这些讨论促使史学界的同仁认识到“史学危机”的存在，而有关“史学危机”的热烈讨论，则又有助于人们清楚地看到更新史学方法的必要性。总之，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比，80年代的史学界对开放视野、引进西学抱有更大的兴趣。为了迎应这个需要，那时受过西方教育的、我的老师辈学者如华东师大的郭圣铭、王养冲，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南开大学的杨生茂，东北师大的丁则民等先生，都应邀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撰文，介绍和评价西方近现代史学，为开展西方史学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以中国对西方史学的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性的年代。1949年之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重视始于50年代向苏联学习时期。通过苏联史家对西方史学的研究，中国学者间接接触和了解了西方史学在现代的变迁。譬如苏联史学理论家康恩所著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一书，便于1961年翻译出版。与此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也直接通过阅读西方史学的原著加以研究，并对其进行翻译。1961年，教育部在上海召集部分留洋归来的学者举办编写西方史学史教材的会议，参会者有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华东师大的郭圣铭、林举岱等先生。1962年北大的齐思和先生重译了美国史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的《新史学》（之前一版由民国时期的留美学者何炳松翻译），吴于廑先生等人则主持编译了西方史学名著的小丛书。那时中华书局有一杂志《历史译丛》，起初主要翻译苏联学者的论文，但在60年代也翻译了西方学者的著作。举例而言，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先生1962年在美国的《历史和理论》杂志刊发了《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何兆武先生立即将之译成了中文，次年刊载于《历史译丛》。

1966年“文革”的爆发，使得这一刚刚起步的教学和研究被迫中断。但上述学者并没有停止他们的研究。1975年去世的耿淡如先生翻译了西方史学史的名著，英国史家G．P．古奇1913年所著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该译本于1998年出版）。而郭圣铭先生则努力从事西方史学史大学教材的写作。1983年，郭先生所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篇幅不大，但言简意赅，概括了西方史学从古代到20世纪初年的演化历程，为中国学者写作的第一部西方史学史教科书。翌年湖南师大留美归来的孙秉莹先生出版了《欧洲近代史学史》，此书主要根据美国学者J. W.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编著而成。之后孙先生又与谢德风合译了汤普森的原作，与耿淡如所译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一同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述这些著作的出版，与这些学者在当时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一道，足以证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在80年代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笔者有幸赶在80年代初进入这一领域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人在不同程度上经历和参与了那个年代的文化热潮。1982年毕业的时候，我决定报考研究生。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即将出版，他也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记得有次在华东师大图书馆的西书阅览室巧遇郭先生，那时他还不认识我，我上前与他打招呼，表示了我的想法。他表示欢迎并问我：“请问您尊姓大名？”他对一个年轻学生的这种“敬语式”问话，让我略吃一惊，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与郭先生熟识之后，便觉得此举毫不奇怪，而是他谦逊为人的一个写照。

在跟随郭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不但系统地阅读西方史学的名著，同时也练习写作和发表习作。本书收入的一些论文，有的正是在那个年代写作和发表的。郭先生对我向外投稿、发表的做法，并不积极支持，反而告诫我需要谨慎。他曾数次对我说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教导我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落笔分量轻重之重要。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常常向我们讲述他翻译、写作时如何反复斟酌词句，有时为了是否加一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的”字而考虑再三。我在以前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写过，郭先生的译作，读来顺畅自如，让读者毫无“洋化”之感，充分显示他精通中英两种文字，至今让人深为叹服。[6]记得与郭先生谈话的时候，他也曾数次提到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中的诗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认为这些名句充分展现了写作的艰辛。郭先生的这些谆谆教诲，让我终身难忘。但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他虽然表面上似乎不支持我积极向外投稿，但事后才有机会知道，有些杂志收到我“盲投”的稿件之后，曾向他咨询，而由于他的认可，我的作品才得以顺利刊登。更为可贵的是，郭先生事前和事后都不会与我谈起，而是甘于“默默付出”。我们的师生关系，就是如此简单、质朴！其实，郭先生对我的“积极进取”，言谈中也多隐含鼓励。他曾多次对我说，韩愈的《师说》，道出了师生关系的真谛，那就是老师只是“传道、授业、解惑”，“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己”。他在弟子面前也从不以“导师”的面目自居，而是希望我们转益多师，找各种机会补充、增进我们的知识。郭先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在硕士生的阶段就让一名学生跟定一位老师的做法，并不可取，应该像美国的大学那样，让学生修习各种课程，直到确定论文题目的时候才找一位“术业有专攻”的老师来指导完成论文。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得益于郭先生的开通、豁达和鼓励，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才能与其他行内的专家、老师接触、讨教，如华东师大的王养冲先生、北京大学的张芝联先生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先生等等。1984年我硕士即将毕业那年，又因缘际会，由张芝联先生引介而结识了伊格尔斯先生。伊格尔斯先生之后鼓励我去美国留学深造一事，也得到了郭先生的积极鼓励。他不但为我的申请提供意见，还以其精湛准确的英文，亲自起草、打字，为我书写了热情、肯定的推荐信。郭先生对我在硕士期间的教育，常常用中国传统文化来举例，往往让人觉得他不像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留美学者。在跟随他学习的近三年时间中，我也从未见过他西装革履的神态，而总是看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脚踩一双素净的黑帮白底布鞋。但他亲自操刀写作英文推荐信，则让我见识了他不但能理解英文，还能将之熟练运用。我自己在留学之后才深刻地认识到，能听懂、阅读和理解英文是一个层次，而能写作流利无误的英文，则又是另一个层次，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并不是每个在西方留过学的人都能做到。三十多年过去了，郭先生已经于2006年在美国仙逝，但上述这些点点滴滴，仍然历历在目，让我记忆犹新。本书是我结集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史学研究论文集，而我的学术发表也从这一领域起始，我想将此书献给郭圣铭先生，以铭记他难忘的师恩！

从时间跨度来看，本书选择收集了笔者自80年代以来发表的中文论文（其中一篇由人译成中文）。而本书的内容则从古希腊史学开始，一直到近年出现的、以展望未来为主旨的“后人类史学”。本书的时间跨度和囊括内容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那篇有关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论文，便是笔者最早发表的论文之一，而有关“后人类史学”的论文，则发表于2019年初，为最新的作品之一。用西方的术语来形容，本书收入的这些论文大都属于“专题研究”（monographic studies），以一单一的主题作为研究的对象。由此，这些论文的篇与篇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与通史或教科书类的写作不同。不过，它们之间其实还是有着许多关联的，笔者将在下面稍加交代。专题论文的写作有其明显的长处，可以让作者对一个课题做出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这又是通史类或教科书类的著作无法企及的。从史学史的发展角度而言，专题论文的写作是现代史学的产物，而之前的传统史学，则基本以通史类的体裁居多。难怪法国史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在19世纪末年出版其之后受众甚广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的时候，明确将历史论著分为“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和“专题论著”（monographie）这两类了。

本论文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西方史学的传统和转型，第二部分探讨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向。这是我多年来治西方史学史特别关注的两个方面和方向。当然，虽然关注，但研究称不上全面，而是多有侧重。为了节省篇幅，此处只做简单的说明，目的是避免读者的误解。首先，本书所指的“传统”及其“转型”，主要以近代史学为对象；我没有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将这一史学“传统”定义和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乃至更早期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时期的历史书写源头。当然，尽管是近代的“传统”，它也有其历史渊源，因此我在书中收入了对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研究。修昔底德虽然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与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仅相差二十多年，但在许多方面，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但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而且修昔底德在史学方法论上也有希求“实证”的意向。[7]同时，修昔底德有他对历史进程的哲学性的思考，也即认为人性的弱点（贪婪、野心等）会造成历史的悲剧，而不是神意的驱使或反映。（当今学界常常提及所谓“修昔底德的陷阱”，便是一例，不过许多使用者不曾读过原著，对其的解释往往不尽全面和准确。）由于以上诸种原因，修昔底德在近代常常被人提起，视其为一位具有“现代性”的史家，而近代史家对修昔底德的推崇，其实反映了他们自身对历史研究所形成的既定规范的一种共识。这些共识的主要方面就是：（1）历史研究需要以单一的主题为对象，也即写作上文所说的“专题论著”；（2）历史研究需要用怀疑和谨慎的态度，采用审定、批判过的史料；（3）历史书写需要对历史的进程有一种哲学的思考，认可和揭橥一个“宏大叙事”，以历史不断进步的信念为特征；（4）历史进步的主要表现在于民族国家的兴起，由此历史书写需要以其为视角来加以叙述。本书第一部分的首篇论文——《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主要交代了这些共识的起源及其发展，之后的几篇论文则通过不同的角度和人物，具体论述这一近代“传统”的形成及其特点。但自《历史的总体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迪》一文开始的四篇论文，我则希望指出如果这一近代史学的范式在统一前后的德国成型，以兰克学派为主要代表，那么自20世纪初年开始甚至更早，其批评者已经日益增多，使得这一“传统”开始走向“转型”。

如同上述，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战后的“思潮”和“趋向”，这两个词如果用英文则都应该是“复数”的，意谓不只一种“思潮”或“趋向”。此部分的论文基本从理论和方法两个角度探讨现代史学的变迁，而两者之间又相辅相成、互为里外。这一部分以战后德国“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兴起为首篇，便是因为该学派的学者对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可以作为战后史学家批判近代史学传统的一个起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悲剧，让人怀疑和质疑西方文化现代性的优越，将其作为思考、反省的对象。而其思考、反省的结果，从理论的层面而言，便是自60年代以来、后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其主旨之一是批判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近代史学“传统”，譬如历史不断进步的信念和兰克史学的客观性等等。后现代主义及之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者发现，检讨这一史学的“传统”，必然要全面考察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在检讨、扬弃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走出其窠臼。该部分收入的《西方当代史学与“后学”思潮——以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讨论》和《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希望对战后史学的主要思潮及其表现，在理论的层面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梳理。另有一篇关于福柯思想的论文、一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缘起和特征的论文及一篇讨论后殖民主义的译作，三篇文章尝试集中地讨论这些理论探索如何影响和主导了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从《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开始的最后四篇论文，则希望从方法论的角度，从全球史、新文化史、情感史和“后人类史学”等方面，展现和分析当代史学的几个最新的发展趋势。

笔者在以往数次的公开讲演中已经指出，当代史学的多重趋向，可以用“愈做愈大和愈做愈小”这样通俗易懂的词语来形容。前者当然指的是21世纪初年以来世界各地的史家对全球史的高度重视，而后者则与当代史学界同仁所关注的“碎片化”现象相连。[8]换言之，当代的史学趋向出现了这样的“分叉化”（bifurcation）特征：在史家将其目光从之前的民族英雄和国家兴亡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时候，他们也尝试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而对人类历史的演化从全球的、地球的和宇宙的背景加以宏观考量和整合分析（如“大历史”的探讨）。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趋向貌似“分叉”，但其实也存在内在的联系：许多似乎以细碎的事件、平常的物品和普通的人物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其考察和研究则往往显示了跨学科的方法和全球性的意义。比如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就是一例。如其书名所示，此书考察的对象是平常不过的棉花，但作者则以此入手，探讨近代以来全球范围棉花的种植如何影响了资本主义的进程。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学者对于茶叶和饮茶的研究。如艾瑞卡·拉帕波特（Erika Rappaport）五百多页的巨著《帝国之渴：茶如何塑造了近代世界》（A Thirst of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和之前马克曼·埃利斯（Markman Ellis）、理查德·库尔顿（Richard Coulton）、马修·莫格（Matthew Mauger）合著的《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都指出，产自古代中国的茶叶如何首先征服了英帝国，然后又如何经后者在近代世界之“日不落”规模而实现全球化的生产和销售，使之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全球饮品”（global beverage）。研究茶叶历史和饮茶文化，成为了探究现代世界形成的一个崭新和重要的角度。[9]

以上主要简述了本书副题所涵括的内容。中国有句为人熟知的成语“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在美国大学任教之后，1995年第一次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18届年会时，便将此成语译成英文作为当时发表论文的题目。这里的意思相对明确，中文学界的学者（包括我自己）研究西方历史和史学，主要目的是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成果，希求改进中国的历史研究。本论文集也希望读者能通过我对西方近现代史学的探析，对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历史研究有所启发。笔者喜欢“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而不是更为常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希望借用“错”这一中文字的多重含义（“打磨玉石”和“错误”等），将过去三十多年来对西方史学史粗浅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求得到你们的“打磨”、批评和指正。最后，我想对世纪文景何晓涛先生的美意、责任编辑周官雨希的认真负责和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张一博、屠含章、修毅等）对编辑此书所提供的种种帮助，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晴佳

2019年2月17日草、2020年1月14日改

于美国费城东南郊霁光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