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元修《遼史》一百一十六卷，記載從耶律阿保機即契丹可汗位至遼朝滅亡（公元907—1125年）的歷史，兼及遼末耶律大石所建西遼，總約三十八萬字，始撰於順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成於次年三月，是有關契丹王朝歷史最基本、最權威的文獻。本書的核心工作即在於探索這部重要典籍的文本來源與生成過程。
在傳統的斷代史格局中，遼史研究素以資料匱乏著稱。有遼一代歷二百餘年，而現存相關資料充其量不足三百萬字：遼朝文獻傳世者寥若星鳳，且幾乎全屬釋典，難爲史家所用；石刻文獻除房山石經這類幢記塔銘數量稍多外，目前公佈的世俗碑碣未逾三百方，其中還包括數十種解讀率極低的契丹文墓誌；唐、五代、宋、夏、金、元、明、清、高麗、日本歷代文獻中的遼史資料，雖有一定發掘餘地，但多失之零散細碎，蒐羅爬梳殊爲不易，所得成果往往又只能是局部細節的補充。如此窘迫的狀況，使得元修《遼史》這部惟一具有遼朝官方文獻背景的大宗史籍，在遼史研究資料體系中居於無可撼動的統攝地位，同時也導致遼史研究者對於所謂“正史”的依賴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斷代。
單一的史料結構帶來了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元修《遼史》獨自鑄成當今學界有關契丹王朝歷史的主體認知框架，也從根本上形塑了既往研究的主要學術取徑。研究者一方面批評《遼史》太過簡陋粗率，另一方面又常常在不自覺間將“《遼史》的記載”等同於“遼時的記載”，繼而循着書中的叙述脉絡去講述契丹的故事，試圖藉此“還原”出當時歷史的真相。這樣的學術取向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表現爲，訪舉世之遺文，補《遼史》之未備；在史實研究方面則表現爲，幾乎所有問題都要以《遼史》的記載作爲起點和骨架，繼而徵引各類文獻填充血肉，連綴成看似完整的歷史圖景。在此過程中，能否“補正《遼史》”也成爲衡量其他史料價值大小的首要標尺，似乎史料多一分，我們對《遼史》的理解、對遼代問題的認識就豐富、深刻一點。
然而，以上慣常研究理路的立論前提卻值得重新審視。作爲不斷累加、補充的基礎，元修《遼史》本身是否存在系統性的缺陷？該書中的記載，從具體史料到整體敘述脉絡，哪些源自遼人自身的記録，哪些出於後世史官的拼湊和創造？形形色色的權威文本與遼朝當時的歷史實態間究竟有多大距離？在我看來，這些都應是利用《遼史》之前需要首先釐清的問題，而其中關鍵正在於對該書各具體部分的文本來源和生成過程進行切實的批判性研究。因此就遼金史研究而言，追索《遼史》的史源，除了具備廓清文獻基礎、明確史料價值這樣尋常文獻學、史料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外，或許還包括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在對《遼史》做“加法”之前，先嘗試“減法”，對以往被奉爲圭臬的文本加以層層剥離，對現成的歷史敘述與研究範式加以全面反思。
關於元修《遼史》的史源問題，既有研究以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馮家昇所著《遼史源流考》最具代表性。該書從“歷代纂修遼史概況”與“今本遼史之取材”兩個方面對該書的源流作過系統梳理，明晰了諸多基本問題，其中提出的“《遼史》三源説”，即元修《遼史》的主要史源爲遼耶律儼《皇朝實録》、金陳大任《遼史》及《契丹國志》三書(1)，迄已成爲遼金史研究者的共識(2)。可以説，馮氏此書事實上奠定了學界關於《遼史》史源的認知基礎，此後的研究者涉及相關問題時多直接引據其説，零星出現的有關《遼史》具體部分史源的探討，也大都是在馮書框架内的局部修補。
作爲自覺運用史源學方法探討正史文本來源的第一部著作，《遼史源流考》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其開創性值得充分肯定。不過，以今天的眼光看來，自該書以降學界關於《遼史》史源的總體認識和研究取向至少在三方面亟待深化：
其一，元朝史官當時所能引據資料來源的複雜性。由於所謂“《遼史》三源”中，耶律儼、陳大任二書已佚，僅《契丹國志》原書尚存、可資比對，故研究者習慣於將此書視作《遼史》所見遼金文獻以外史料的主要甚至惟一來源，這就在事實上造成了以下弊端：首先，對《遼史》與《契丹國志》文字類似的部分，研究者往往會徑直論定二者存在直接的、前後繼承的源流關係，而忽視了兩書爲同源文獻，即源出一個共同原始文本的可能性；其次，對《遼史》中不見於《契丹國志》的部分，則會在有意無意間默認爲遼金舊史的原文，對其來源疏於考辨，從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構成元人修史依據的宋代文獻。此外，關於遼金兩部舊史的記載斷限、編排形式、具體内容，特别是其與今本《遼史》相應部分的源流關係，既有成果多失之籠統，在宏觀脉絡把握與文本細節挖掘方面皆存可議之處。
其二，元末三史同修的總體文獻背景。遼、宋、金史同時纂修，雖分局設館，各有專攻，但在實際資料使用過程中則時常互通有無、不分彼此，元代翰林院藏書實構成三史分修的共同資料來源。以往述及三史各具體部分之史源者，對此重要文獻背景關注不足，往往僅就《遼史》談《遼史》，就《金史》談《金史》，故所論時有未安之處。例如《宋史》多襲宋朝《國史》之舊已爲常識，然而人們很少關注的是，宋朝多部《國史》皆設《契丹傳》及《女真傳》，這些文獻在原始材料相對缺乏的遼、金二史纂修過程中發揮過怎樣的作用？又如遼末本朝記載闕如，而金代實録則述滅遼過程甚詳，後者與今本《遼史》所記鼎革之事存在何種關聯？反之，《遼史》的原始材料是否又會對《金史》某些具體文本的出現産生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值得系統追索。
其三，元朝史官的編纂、創作因素。紀傳體正史雖多成於易代以後，但其主要依據的史源仍是所記對象當時或臨近時代的官方記載，執筆史官的主要工作是對原有舊史加以删削、編排。然至正修史之時，上去遼亡已逾二百餘年，所可憑據之遼金舊籍其實十分有限，且多殘闕，遠不足以成一代之典；而爲求表面光鮮、形式整完，特别是須與同時纂修的金宋二史協調一致，元朝史官不得不臨時拼凑、敷衍出諸多文字以充篇帙，這也是《遼史》與其他正史的一個重要區别。研究者對此如不抱以足够的警惕，很容易將元人製造的二手文本混同於遼人自身的看法甚或歷史發展的真實，不但會在具體問題的開拓、局部史實的豐富方面被束住手脚，更會在整體的認識層面爲既有陳説所左右。
鑒於以上諸端，本書希望重新對元修《遼史》的史源問題加以全面檢討。其中的學術旨趣主要有三：其一，系統深入地考證《遼史》各部分的文本來源、生成過程、存在問題及史料價值，力圖呈現《遼史》本身的生命歷程，尤其注重對元朝史官編纂建構的敘述框架加以離析，開闢出全新的問題空間；其二，將《遼史》放置在整個中國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變的大背景下，凸顯其所具有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意義，推動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細作；其三，透過《遼史》這一典型個案，對傳統的史源學研究作方法論層面的反思，探索歷史學視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徑。始於《遼史》，而不止於《遼史》，是書中一以貫之的追求。
全書採用通論與專論相結合的形式，以通貫研究爲經，專題研究爲緯，力求點面結合、體系整完。前兩章爲通論，首先探討遼朝當時歷史敘述的衍變與特點及金朝纂修《遼史》的若干問題，繼而從總體上對元修《遼史》各部分文本來源情況作一總括；三至八章爲專論，主要選取元朝史官編纂因素較多而前人研究不够充分的若干典型個案加以深入研究，以問題爲導向，深化對《遼史》文本生成過程的認識；第九章對《遼史》中一個特殊文本“西遼事迹”的來龍去脉加以考察，從史源學的角度揭示這篇用漢字書寫的中亞史的價值。附録四篇分爲兩組，先是關於汪藻《裔夷謀夏録》、王士點《禁扁》、武珪《燕北雜録》三部重要宋元文獻的考證，皆與《遼史》的史源問題密切相關；最後一篇則是圍繞陳述《遼史補注》特别是其編纂形式展開的一點思考，文中所論研究路徑之異同正是本書的核心關切所在。
(1) 馮家昇：《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燕京學報》1933年第5期，收入氏著《遼史證誤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第1—70頁。
(2) 對於此説最新的概括和總結，參見《點校本〈遼史〉修訂前言》，《遼史》，中華書局點校本修訂本，2016年，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