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产品内分工动因研究文献梳理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国际分工深入产品内部的工序和链条”的产品内分工现象，学者们在对这种国际分工新模式进行研究时，首先关注的便是产品内分工的内在动因。

多数学者认为，较之于以往的国际分工形态，产品内分工在贸易形态上从传统意义上的“完整”产品深化到产品内部的工序或环节，也就是说产品内分工时代国家之间的“分工边界”是产品内部的工序或环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整”产品。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传统的基于要素禀赋差异或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和基于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不仅是传统分工模式的动因，还是产品内分工的动因。这部分学者通过扩展“分工边界”的思路，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应用到产品内分工动因的分析之中。这一类分析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分析框架是基于要素禀赋或比较优势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Sanyal和Jones，1982；Dixit和Grossman，1982；Arndt，1998；Findlay和Jones，2001；Kohler，2001；Jones和Kierzkowski，2001；Deardorff，2001）；第二类分析框架是基于不完全竞争或规模经济的新国际贸易理论（Jones和Kierzkowski，1990；Ishii和Yi，1997）。

除了用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产品内分工，另外一些学者则紧紧抓住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分工的边界是“企业”内部的工序或流程这一新特征，从企业异质性（firm heterogeneity）出发来研究产品内分工，由此创立了新新贸易理论这一崭新的分析框架（Antras，2003；Feenstra和Hanson，2005；Helpman，2006）。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产品内分工环境下，以企业为主体的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正在代替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博弈，因此，应当将基于企业视角的契约理论和产业组织引入产品内分工的研究。

综上所述，多数产品内分工动因研究的基础是共同的——作为更精密和深入的分工方式，产品内分工的“分工边界”深入到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工序或环节，但是对于工序或环节的“选定”所凭借的基础则有所分歧。并且，从总体上看，对产品内分工动因的研究，多数都是理论层面的探讨，相应的实证研究则较少。在对上述研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内部，不同“链节”依据其禀赋特征，而被定位于具有相应要素禀赋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状况，是影响其在产品内分工中承担的角色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在全球生产网络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目前已经成为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中国样本”对于研究产品内分工的动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章将“分工边界”放松到工序环节，将产品内分工的动因研究纳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框架之中，构建了产品内分工动因分析的要素禀赋模型，并通过基于中国机电产业和纺织产业的省际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产品内分工的要素禀赋动因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