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国内外研究述评

1.1.1　国外研究现状

（1）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失衡机制研究

相关的国外研究文献主要研究产品内分工对国际贸易机制的影响。

第一，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改变。一些学者（Arndt，2007；Koopman，2008；Kierzkowski et al.，2010）认为，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发生巨大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碎片化”生产，因此，当前的以传统分工体系为统计背景的总量贸易统计规则已不再适应国际贸易的新面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差额和利得被“放大”。

第二，产品内分工是国际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网络中，“中国制造”承担着价值链末端的加工、组装等环节，也就是说，中国将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品组装为成品，因此，中国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其他零部件提供方所转移的贸易顺差（Lemoine et al.，2002；Gaulier et al.，2005）。UNCTAD（2005）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世界贸易中的南北贸易与南南贸易里产生的大量贸易失衡，其根本原因是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产品内分工贸易模式导致了贸易失衡。

第三，产品内分工导致的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是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的原因。产业转移是国际分工新形式的重要表现，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东亚地区的产业加速向中国转移。这使得东亚地区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失衡，转化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失衡（Lardy，1994；Rubin，1997；Feenstra et al.，1998）。

第四，产品内分工下的中美贸易失衡。中美双方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方面存在差异，这是中美双方外贸不平衡的主要原因。Balassa（1990）计算了中美贸易往来中关联产品的线性比较优势指标，充分证明了双方各自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差异加大了两国的国际贸易失衡。Wei和Feenstra（2010）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现实背景下，对中美贸易中的产业模块进行研究发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中国与美国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而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战略转移是导致双方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外部条件，而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中要素流动与分工模式的快速转变，加快了深入国际分工的产业在全球地理上的转移。Lardy（1996）的研究表明，我国对美国的贸易失衡中背负了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转移。Lemoine、Gaulier、Unal-Kesenci（2007）证明了全球产品内分工下的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转移对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战略调整，促使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Lardy（1994）指出，在东南亚地区与美国的外贸交易中，中国作为中间产品的进口国与最终品的出口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掩盖了东南亚地区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事实，是贸易顺差的转移。Rubin（1997）指出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中，亚洲一些经济体将自身产业中制造成本较高的阶段转移至中国，加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Greenspan（2005）表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产品价值链上的产业转移将中间品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至中国，中国承接了亚洲这些经济体对美国的产品出口，导致中美贸易失衡加剧，而美国在承担巨额贸易逆差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贸易收益。

（2）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利得分配机制

在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中，国际贸易的利得分配机制要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上各阶段的增值环节、价值链上各经济主体的分工承接情况，以及产业转移造成的利益重新构建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的全球贸易生产网络使得贸易利益分配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和隐秘化。在产品内分工的分工环境下，全球生产网络链条上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分工地位也不同。贸易利益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为：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垄断竞争性（Henderson，1991），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Gereffi，1994），各个分工链接上的进入壁垒、政策治理制度和系统管理效用（Kaplinsky，2000）。Kaplinsky（2001）指出，国际贸易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不同位置对应着不同的附加值利益，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自身具有垄断性的品牌、核心科技等要素占据着价值链上最具竞争优势的环节，而承接价值链上中间产品加工、装配制造等环节的相对落后国家的企业，占据着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值环节。Arndt（1997，1999）认为，产品内分工下的贸易利益分配主要是由全球价值链上各国、各地区所处的贸易分工地位和产业性质决定的。Deardorff（2001）研究了分散化生产对国际贸易中出口品定价模式的影响：若分散化生产对产品的贸易定价没有影响，则该国出口产品总产出将呈现增长态势；若对出口品的定价模式产生消极影响，则该国的出口品产出必会减少，与之对应的贸易条件和福利效应将会恶化。Enderson（2002）认为，全球贸易分工网络中复杂的贸易地位构成模式和不同的管理机制对应着价值链条上不同国家的价值增值能力，这些是造成贸易不均衡的内在因素。上述分析均从全球产品内分工贸易体系的角度，细致地分析了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利益分配的关系，体现出国际产品内分工中贸易利益分配的客观规律和价值链活动中不同地位上的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

Gomory和Baumol（2003）指出，在国际贸易的整个价值链条上，一些国际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着一些产业的整个价值创造，并实现了产能的最优化、要素配置的专业化，但正是它们导致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矛盾，甚至伤害了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利益和经济福利。Feenstra（2006）表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新型贸易分工体系会促进一国技术水平的提升、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以及贸易利益的增加等，只有正确理解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利益分配的内在机制，才能准确把握价值链中与本国贸易位置相匹配的贸易收益。Kaplinsky（2000）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一些大型国际跨国企业在产品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不容小觑，其拥有垄断性的产品设计、研发、核心精密零件生产以及品牌销售等环节的巨大竞争优势，与价值链低端的其他企业相比，该分工条件下的贸易利益分配极不合理。从以上研究也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分配不仅受到价值链上的地位分工模式的影响，还受到微观层面上主导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价格转移、利益倾斜的严重干扰，对国际贸易中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经济局势的良性循环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上述研究为探寻全球贸易网络中公正合理的要素分配与利益分配模式提供了新视角。

（3）产品内分工改变了贸易平衡账户本质

产品内分工的贸易条件与当前的国际总额贸易统计规则不再匹配，因此，从传统贸易理论所观测到的中国贸易失衡和贸易利得都被夸大了（Arndt，2007；Koopman，2008，2012；Kierzkowski et al.，2010）。全球生产网络导致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三角贸易则被Srholec（2007）称为“贸易统计幻象”。Trefler（2010）认为，各国参与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价值增值可以被分解为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实际收入，国际贸易利得由这样方式细分将会更加微观、具体和准确。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考虑，与一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相比，全球贸易发展是否能促进要素提供者福利水平的提高？相关研究（Fally，2012；Melitz和Redding，2014）表明：各经济体参与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体系后，各个投入要素的实际收入水平都将有所上升。在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各国经济福利的直接表现形式是要素报酬，但是，各经济体的福利水平仅仅用要素报酬来表示则会有失客观，全球产品内分工网络上的不同地位以及要素密集度和产业分工的差异性也是各经济体实际收入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的贸易测算规则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国际贸易分工合作关系的日益紧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然而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实际情况，扩大了以加工装配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差额。而以增加值贸易为统计原则的新型贸易统计体系，证实了中国的出口增加值远低于贸易值，新型增加值测算规则和传统总值贸易测算规则下的中美、中日双边贸易平衡差异巨大（Koopman，2012；Johnson，2012）。Timmer（2014）等的研究表明，在属权原则下的贸易测算结果中，与传统的属地原则测算标准相比较，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据着产品分工体系中的高附加值部分，而中国、印度等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此外，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网络中，不同国家、地区和部门专业化生产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以不同环节上的要素增值为指标，对各国贸易利益分配进行研究更具公正性和准确性，能客观反映各经济体在生产价值链条上的要素贡献水平、实际贸易利得和国际竞争力（Koopman，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