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无论是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还是其大多数发展历史片断中，“经济人”都被看作考察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基础地位一直在不断强化，内在逻辑也不断丰富。“经济人”既被当作分析前提，足以推论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又是人类历史的发端之所在，是对全部经济学事实的逻辑演绎。
一、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方法论基础
（一）功利主义哲学
总体来看，功利主义哲学、康德先验论（理性监控着愿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论哲学是经济人假设的方法论基础(1)。从经济学说史角度来看，经济人假设源于功利主义哲学。功利主义把整个人类世界都归功于人具有痛苦和快乐支配的价值图式，每个人都遵循追求自身快乐这一功利原理行事。功利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最早与边沁、詹姆斯•穆勒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与感觉论心理学、伦理享乐主义等密不可分的意识形态，它兴起于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过程中，因而曾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哲学毕竟过于狭隘，由于把一切真正重要的事情都排除在外，这种理论一产生就招致批判(2)。事实上，与功利主义哲学相对抗，有人早就提出利他主义假说(3)，同时，人们还认识到有一些与享乐主义无关的快乐，如“产生于作恶的快乐、产生于获取权力的快乐、产生于宗教信仰与实践的快乐”等不应忽视的现象。
功利主义源自西方文明的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两大思想传统(4)。希伯来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伦理学强调公益，以及社会普遍幸福的重要性，强调“克己”而不是“利己”，于是即使利息是忍耐的补偿，为放债收取利息自古以来就被当作违反神性的罪恶。在这种背景下，功利主义哲学的最初出发点是从社会角度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者君主的、民族的利益），“自利”仅仅是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的手段，这样，利益最初曾经是罪恶的一种委婉说法，追求利益并不是可敬的行动。
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解除基督教伦理学对人们的思想束缚，物质利益的追求逐渐为社会舆论所接受，甚至出现了私恶（贪婪、虚荣、奢侈、野心等）即公益的流行观点。例如，曼德维尔认为，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包括自尊心在内的某种满足，“个人行恶，公众得益”（奢侈品的消费这一以往评判的私人罪恶对于一般福利也是有益的），私利又被用来作为“贪婪”的委婉说法，是一切行为的最终动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关于屠夫、酿酒者、面包师的那段为人熟知的著名论述中，与“看不见的手”相关，对于一心追求财富的行为给予合法地位，这是因为商人的行为实际上是间接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斯图尔特等古典经济学家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反对人们介入公共事务（利他），因为公共领域的行为是“自我爱怜的破坏性情绪的表现”。
作为与功利主义互为补充又有区别的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强调；人的幸福和满足感的内在属性(5)；另一方面，又认为物质福利能为人们的内心生活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事物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好”，从而较为曲折间接地为物质福利辩护。西尼尔把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看作其“纯经济理论”中四个基础命题的第一公理，这中间既暗含着理性意蕴，但越发强调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的普遍本质(6)。于是，积累财富的欲望从曾经被赞扬的“平静的感情”，演化成等同于利益概念本身，这种行为的所有形式，不管如何热情或不合理，都在私利的名下被激发和崇尚，成为涵盖人类行为全部范围的概念。
（二）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与机械论方法
在功利主义的另一思想传统中，希腊人一直关注人类生活的具体问题，如城邦这一文明生活的具体形式及其运作，以及对经济组织效率的暗喻等，隐含着尚待挖掘的理性人思想。这成为经济人假设理性人维度的基础。在边际革命前后，由于强调个人目的的最大化需要量化，而效用作为快乐的代替就成为量化的基本单位，从基数效用论到序数效用论，可度量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得以缓解，基于形式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开始盛行，进而货币化作为价值的核心大行其道，这样，通过李嘉图、约翰•穆勒等的推动，经济学更加抽象化和数学化，试图以假说与假定为基础而得出一般均衡体系。总之，尽管早期关于快乐同质且可以计算的观点是荒谬的，但形式主义及数量化倾向的发展，受益于自魁奈的《政治算术》与重农学派《经济表》起取得的学术成就，以及此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在有些方面与经济人假设互为表里，又通过马歇尔、萨缪尔森、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支配地位得以确立并不断强化。
当代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博兰评论所说，主流经济学“将人置于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的作用地位”，这是“一种颇为机械的关于决策行为的观点”(7)，因为复杂、主动的人受到不同心理状态和动态变化着的世界观的影响，且不同个体动机不同。加之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能总是用自利的术语表达，实际上在形式主义的模型中无法允许选择的存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与机械论方法忽视人的实质性选择和动机（如好奇心等），存在重大缺陷，并不能对经济问题给予本质性的科学解释。
博兰认为，最大化、一致性等是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形而上学的组成部分，虽有启发性，虽然不是同义反复或套套逻辑，但作为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活生生的经济现实，必然是不可证明与脱离实践的猜测。其问题不在于逻辑，而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存在忽视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片面强调抽象人性等在本质上错误的东西。于是，基于形式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开始盛行，进而货币化作为价值的核心大行其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类的一切价值特别是自身价值被极度贬低。此后，西方经济学在更加抽象与形式化中，以假说与假定为基础而得出超阶级、超历史的诸多错误结论。
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内涵
就历史源流而言，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自私人假设。早在17世纪，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就明确提出了原子论式的人性自私论，孟德维尔也把利己主义看作人类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的发展动力，斯密的经济人假定拓展了孟德维尔的思想(8)。随后，李嘉图、西尼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加以广泛借用。其次是理性人假设，在李嘉图的抽象经济分析中，经济人假设就转换为“理性人的最大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受边沁功利主义原则的影响，把经济人作为经济生活中一般人的抽象，认为经济学无关社会中人类行为和本质的所有问题，而是研究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这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正是以经济人为理论逻辑和脉络主线的。有些学派通过对传统“自私人”内涵进行拓展，把利益、效用扩展为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层面，把分析范围扩展到政治、法律、社会等非经济领域；有些学派增添了机会主义人性假定和信息成本约束（如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一样，都是受自利动机支配的），从而拓展了经济人假设的应用分析领域。有些学派如贝克尔等，把社会个体视为效用最大化者，引入歧视系数、利益较之成本的差异、非市场活动时间（闲暇）等，把犯罪、工作环境乃至养育儿女都纳入经济模型的分析中，从而拓展了“理性人”分析。
从基本内涵来看，经济人假设主要涵盖三个基本命题。
（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追求自身利益是其根本动机
狭义的经济人的自私，“仅仅只是理性地进行计算，以促进他自己的利益”（利己心）(9)。而且，就经济人中人这一主体而言。贝克尔认可并提出“血亲利他主义”这一概念（人的遗传基因会照顾与自己相同的子孙后代基因），他认为类似家庭这样的结构中存在的是以家庭血缘为基础的看似利他实则利己的行为，非家庭的更广大领域更是不必待言。但是，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赫希曼的观念史考察所言，“利己心”概念中的利益一词，一开始并不限于指人的物质利益。而是“涵盖了人类的全部欲求”或“多种利益”。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利益”一词的含义通过某种过程的话语创新，被变成公认的惯例、被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所厌恶的同义词区别开来、被实质化为包括激情等传统上对立的因素的广泛话语(10)，尽管这种利益与激情的张力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又是必要的。尤其是边沁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自觉产生的功利标准推广至伦理领域，快乐和痛苦被认为是人类欲求是否满足的后果，是可以测量、加总、排序的量。于是乎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此后，利益与功利的联系发生变化。詹姆斯•穆勒扩大了私利概念的范围，以阐明社会生活中的非经济方面，这包括开明的自身利益、长期的利益、真正的利益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自私人”假设发展出的把货币化作为价值核心的理念几乎难以动摇，可以看到存在从货币财富依附于物质财富到货币形式的社会财富强化，再到国家与国际层面的拜物教形式的利益主宰的“自私人”假设的变动轨迹。
从方法论视角来看，对于“利益”概念的意义，赫西曼曾指出，“一个受利益支配的世界”才会具有“可预见性”(11)。而熊彼特等则认为，功利主义只涉及福利经济学，在其他方面只要承认理性人假设即可，功利主义甚至有些多余或有害。这些观点忽视了经济分析中的价值判断问题而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觉！
（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在条件、能力和行为上是理性的，能依据目标、机会与约束有效决策
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又回归到理性预期，西方主流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丰富的理性界定，如最大化、一致化、节约行为等(12)。理性预期理论作为对有限理性理论的回应，认为人们不会运用产生系统误差的信息获取机制，他们通过修改获取信息的机制来消除系统误差。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有限理性论述中所说的信息问题，从而继续坚持为理性人假设辩护。
在理性人假设的发展中，赫伯特•西蒙认为人追求满意而非追求最大化（“有限理性经济人”），他的贡献在于改进经济人假设的约束条件，把经济学分析从理想情形（理论本体）中拉回现实世界，特别是与经济活动和行为人实际遵循的程序性事实加以比较和参照，发展出过程理性思想，此后被威廉姆森转化为基于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信息成本思想，实际上大大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分析。因为，尽管从决策结果看只得到满意解，但考虑了人类推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特征，考虑了决策成本与可能性等之后，理性人仍然是追求最优解的，因而“有限理性经济人”被戏称为“经济人的堂弟”，在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基于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两方面，又提出了异质性经济人假设(13)，“人是具有多样化行为模式的自利—利他者”，这标志着理性人假设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实证性与演进性中仍在得以继续发展。
（三）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不采用强力、欺诈来实现个人利益，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能够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平等下，经济人凭着貌似绅士、形式平等的手段（如交易）来为自己谋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霍布斯说，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会存在共同的目的，但存在一种实现各种目的的方法，于是，和平、安全、道德准则的维持会使每个人得益。斯密认为，各种行为的实际后果可以与最初的期待相去甚远，大多数人并非有目的地增进公共利益，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在这样做。但是，就整体而言，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常比他有着为公共谋福利的动机时更能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进而言之，按照当代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论述，基于经济人假设和最大化行为，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得以证明，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紧密联系得以建立，这就使“看不见的手”论断得以成为备受崇拜之迷思。
即使在有限理性论式中，一方面，威廉姆森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之所以如此，除了利己动机的自然延伸外，与有限理性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也是重要因子。因此，有限理性导致市场失灵、组织失灵或资本主义制度失灵。但是，威廉姆森又认为，市场失灵、组织失灵是与理想状态对比而言的，与合理的运用纯收益认识的可选择方法相比，市场或组织又未必是运行无效的，威廉姆森进而推论，在节约交易成本上的行为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动态的适应性效率。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经济行为的嵌入性问题(14)，这实际上是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无关命题的反动。嵌入性意味着交易的社会关系进而生产关系是重要的，但并不排斥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非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的社会关系的互相制约性，使“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的行为总是在与其他“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相互制约中(15)，这种制约超越“看不见的手”能够协调的简单交换关系，涵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生产和再生产环节，而经济人利己动机仅仅能够说明其中并非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就不难理解，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在对现实经济活动过程中人的特性加以抽象时，虽然明确表达了“经济人思想”。但是在分配论中又考虑到不同阶级的“利己心”之互相对立，斯密虽然假定人的交易本性的重要性并影响到所谓形式主义立场，但在分析工资及其所反映的利益对立时，又务实地转而通过具体经济关系来进行(16)。
总体而言，“经济人”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或纯粹虚构，是作为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观念呈现。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斯密、李嘉图对“人”的“预感”先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呈现出预见性，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甚至显现出矛盾危机之后，边沁对“人”的“重复”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实际刻画的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人”或资产者本质规定性。
三、西方经济学内部对经济人假设的评价
经济人假设是逐步演化出来的，最初可以称为自利自私人假设，在受到不少人指责后，逐渐演化为理性人假设，行为人的目标可以包括利他，或者称为一种开明的自利行为（因为，经济行为人追求的效用最大化，可能源自商品等货币因素，也可能是尊严等非货币因素，后者会以间接的方式，或在未来兑换成自身利益）。于是，方法论上的理性人与伦理意义上的自利自私人互为表里。
在成为基本理论前提的同时，上述经济人假设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非议和责难。早在利己假设的顶峰时期，就出现了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的反动。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以把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而出名的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等认为，私利导致的并不是朝气蓬勃的商业和工业，而是对传统价值和社会性秩序的破坏性力量的复活。具有法国古典经济学家与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言人双重身份的西斯蒙第，主张超越自利研究人的精神幸福，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仅仅是物质福利。尽管这具有小资产者的理想情怀与局限性，但强调“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的观点，却有着比狭隘的经济人假设高明之处。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人物李斯特认为，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排除了道德的力量、情感的因素，仅重视人的利己主义经济动机，根本未顾及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绝非“真实的人”。历史学派的主要人物如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等认为，人与物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伴随历史、地理及教育等的改变而改变，而斯密的“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显然过于狭隘。马克斯•韦伯等德国新新历史学派批评说，当理性人假设占据主要地位后，一切事物都逐渐理性化了。当所有的行为都变得完全理性时，它常常会失去意义或基本含义，因为事物与人本身对于理性范式而言变得次要了。马克斯•韦伯区分了四类“有意义行动”类型：①目的性行为。人可能由外部世界或和他人所指引，由行为者本人理性地考虑和追求目的，用于实现目的的“条件”或“手段”本身的价值并不重要，其效率功能优先，这与经济人假设相一致。②价值性行为，由某种超现实的社会价值、伦理、审美、宗教信念或信仰所指引，无须考虑其后果的行为类型（“价值合乎理性的行动总是一种根据行动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戒律’或‘要求’而发生的行动。”）。③感情的，或者是情绪的，生理的或者纯粹的心理因素所催发的行为类型，喜怒哀乐事实上有时也是人们行为的依据。④传统的，或者习俗指引的行为类型(17)，作为历史习惯的延续而有意与功利成分隔离。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文明体系造就了不同的价值观、历史情感等，人们行动的目的就必然是多元的。于是，个体从自身视角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一种文明体系中的个体很可能被其他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是“非理性”(18)。总之，由于从不现实的前提进行推导，经济人假设变成了对人类行为进行歪曲性分析的基础，忽视诸多理性概念的历史文化异质性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缺陷所在。
与实用主义哲学互相影响的美国制度学派，批评了功利主义的快乐与痛苦的计算，特别是新古典假设对于有用努力的厌恶及劳动无效用的观念，指出快乐与痛苦的所谓理性计算没有主动的精神过程，把人看作同质的被动反映的机器，因而是错误的，制度学派认为，人的劳作本能有可能在进化中被选择而并非总是被看作折磨（基督教关于劳动一个原初理念），而不是如同新古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获取另外目标的方式。同时，本能和习惯先于理性，功利计算的基础是主观评价，理性计算必然受到文化、制度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新古典之理性人使“人性被排除了，人成了不变的中介，所有的制度特征也被排除了”(19)，这样的理性计算必然是虚幻的。理性人假设必然包含目的论与功利主义两方面，由于自然秩序是人类行为的方向，而且这一方向被认为是最好的、最有利的，于是自然秩序作为目的，其实现便规定了“看不见的手”之经济学理性范式。对此，制度主义认为，“看不见的手”范式是虚幻的，重要的是进化的过程或可能的转变，主流经济学仅仅在口头上强调选择，但缺乏对于人的自我反省、智能、意图或者意愿等概念的深入分析，自然秩序作为目的何以与人的自我选择加以关联恰恰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
从古典道德哲学（一般社会科学当时之别称）这一范畴看，斯密的思想的确存在经济与道德的悖论，《国富论》中对经济层面自私自利行为的确认虽然被德国历史学派不正当地歪曲为“唯物主义”，却也不是空穴来风；《道德情操论》中对同情心、怜悯和利他行为的认可，又折射出人性之另一侧面，二者存在冲突与张力。那么如何协调“自私人”“道德人”或“利他人”的行为呢？如前所述，尽管私利概念的范围一直在扩大，但与此同时，一些难以用利己倾向来解释的善行、无私也吸引了经济伦理学者的注意。
主流经济学内部的观点是，经济人的目标限定在利益这一富于弹性的概念及其最大化上，其内涵从重农学派对人类营养物质的强调、斯密对金钱所得与物质手段的强调起，经过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对财富的强调、对快乐与痛苦的强调，不断演化而充满张力。无论是利益、快乐或者抽象的某种目的，或者各种各样更具体的表现形态，新古典经济学都将利己或自利看作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因素，认为这既符合常识，又有着生物遗传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证据。而且，作为对制度主义强调演化的批评的回应，一些人甚至认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由于人们必须选择一定程度的欺骗，利他行为可以看作这种欺骗的高级隐蔽形式，真正的利他基因逐渐被淘汰，只有自利基因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这种辩护很难成立。以研究经济学史著称的当代美国学者大卫•柯兰德总结评述说，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经济现象的解释，显然是无力的，或者说是牵强的。当代行为经济学更是在引入生理学与心理学方法后认为，现实观察不仅表明存在大量利他行为，利他基因的发现还表明人的道德品质也有源于先天本能的依据，人的本性中确有利他的一面，而且并不是从利己中派生的。
主流经济学内部对于异端学派批评的另一种回应主要是在自私人假设的掩饰中，吸收演化的观点为自己辩护。例如，阿尔钦等则坚持把放弃“利他性假设”看作经济学工具理性的进步，并一直排除纯粹利他的行为，用所谓选择行为为利己人百般辩护。由于把利己的内容理解为趋乐避苦，与心理学相互交织的行为经济学主张回到边沁(20)。借助于好的效用偏好序列，再加上约束条件这一对理性人目标实现的规定性条件的描述限制（如行为者自身资源与外部资源限制等），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到“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满意行为、节约行为等，经济人行为框架的理性人意义与局限性均得以凸显，自利与理他的争辩则交给伦理学家与哲学家。